管理百年

• 懒残僧

  2024-01-14
  伊戈尔·安索夫可不赞成这么做。他采用的方法更侧重于分析和规范。安索夫认为战略性管理是“管理职责的一部分，它确保公司在市场上的业务能帮助组织实现目标，提供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具备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开发公司未来的利润潜力”。他把这与所谓的“经营性管理”区分开来。“经营性管理也是管理职责的一部分，利用利润潜力，通过高效生产、流通分配和营销战略性管理计划出的产品和服务，让公司的利润达到最优”。分析是战略管理的基石。最早认同安索夫战略规划的人发现，“过度分析造成行动瘫疾”对组织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回想起来，出现战略规划失败的事情不足为奇。毕竟，战略是企业员工为了解决一个当时尚未理解的问题而设计出来的东西，设计时没有理论的指引。”安索夫反省说。不考虑战略管理的实际成绩，光从辩论的激烈程度，我们也能看出这是一场苦成：争论持续了整整25年，终于有人从根本上反驳了安素夫的方法。在《做略规划的兴衰》一书中，明茨伯格把“规划”定义为：对公司已有做略进行编撰、阐述和实施的形式化系统。相比之下，真正的战略要么是突然产生的，要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明茨伯格认为，战略是无法规划的。规划与分析有关，制定战略却侧重于统筹。规划师并非多余，但他们的任务应当是发现战略和分析战略，充当战略的催化剂。他们是一线管理人员的辅助者，要提出质疑，而不是给出答案。他们最有意义的作用是“从组织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出新生战略，并考虑是否推广之”。明茨伯格认为，当今的战略规划实践存在三大缺陷。第一点缺陷在于，它假设不连续性可以预测。预测技术一般建立在“未来与过去类似”的基础上，这一假设正好也是预测技术的局限性所在。它带来了人为的可信色彩，一旦发生突然事件，基于这一假设建立的战略很容易就会被推翻。明茨伯格指出，人对规划的热情大多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稳定时期。若面临全新的世界秩序，规划者就只能努力重建...
• 懒残僧

  2024-01-14
  福莱特或许可以被忽视，但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与罢工并存的大环境下，企业中人的问题却带来了持久的冲击。人，才决定未来。此时，罗斯福新政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把“工业民主”这个说法放到了企业日程的最前面一当然，企业在实践中却不见得把它摆在首位。1933年，美国政府以惊人的速度对相关法令做了改进，改善工人劳动条件。7月，棉纺工业法规出台一一它规定美国工人每周工作40个小时，最低周薪为12美元，禁止使用童工。当月月底，罗斯福又向企业下发了500万份“再就业协议”，其中300万家企业签署了这份协议。8月，美国国家劳动委员会成立，旨在平息工会复兴造成的罢工浪潮。约翰逊将军（General Johnson）呼吁：“放下私念，弘扬爱国之心。”“不管‘工业民主’的含义是什么，它都是总统复兴计划的核心。美国全国工业复兴总署就是这个词的具体表达，‘工业民主’不再让美国商人胆战心惊了。”《时代周刊》评选罗斯福为当年年度风云人物时这样评论。变化的气息扑面而来。通用汽车公司执行副总裁威廉·S。克努森（WiamS。Knudsen）宣布“毫无保留”地支持新政。《时代周刊》宣布：“你死我活式竞争和自由放任的时代结束了。没有几个企业家希望那个时代回来。许多商人都对美国全国工业复兴总署部门负责人、邓白氏公司总裁、实践经验最为丰富的企业家阿瑟·戴尔·怀特塞德（Arthur Dare Whiteside）的观点表示赞同。怀特塞德上周说：‘回想起来，4年前的这个月，束缚了几代人的旧有工业秩序彻底破灭了。今天，我们建立起了一套新秩序，虽说它日后必然需要不断修改，但我坚定地认为，时间将证明，这套新秩序的立足基础是坚不可摧的。’”
• 懒残僧

  2024-01-14
  韦伯说，官僚体制的特点是：层级分明、非人格化、有书面行为规范以成绩为晋升基础、芳动专业分工、讲究效率。韦伯并不主张实行官像体制，只是简单地对其进行了描述。身为社会学家，他对自己看到的实际情况感兴趣，他并不想喊口号、发宜宣言。如果韦伯观察到的趋势继续发展，这种官僚体制就是工业发展的极端结果。韦伯所描述的官僚世界，在很多方面和奥威尔在《1984》中所写的一样一它们都是噩梦般的景象，并非对现实的预测。不幸的是，噩梦降临了。很多企业按照类似韦伯想象的方式加以组织，不只福特。建立在毋庸置疑的忠诚、服从和臃肿的层级体制之上的官僚体制，竞成了组织效法的榜样。由韦伯这个德国人对官僚体制提出了明确的定义，此事并非巧合。福特的控制管理系统，其灵感来源或许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普鲁士官僚制度。・坦（Heinrich von Stein）、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奥古斯特·冯·格奈泽瑙（August von Gneisenau）和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统治下的普鲁士体制，一定会让福特欣喜万分。这是控制的胜利。普鲁士体制有中央集权的详尽物资要求和后勤规划，有无尽烦琐的规则，有严格标准化的操作程序，有对职能管理设计的忠贞不贰，还把任务分拆成最简单的步骤。普合士体制最美妙的一点是，它跟大型组织完全契合。小企业无法采用有能力投入海量资源，收集和处理海量数据，供最高管理层协调组织活动，分配组织资源。逻辑很简单，结论很明确：组织越大越好。小也许美，但小企业生产力不强，盈利能力较弱。企业扩张是自然而然的，是无限制的，对企业也有好处——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如果有人让你证明“扩张”的益处，你就可以拿福特汽车公司举例，它的扩张野心勃勃。德国人带来的另一点灵感与军事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
• 懒残僧

  2024-01-13
  然而，当代管理学思想家认为，这些美好的愿景并未成为现实。“大公司的管理成本并未减少。”管理咨询师查尔斯·鲁瑟（Charles Lucier）和珍妮特·托西列里（Janet Torsilieri）指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是知识工人的兴起。彼得·德鲁克曾打趣说：“知识工人完全没什么生产效率。”鲁瑟和托西列里建议，泰勒思想的基本原则一强调创造流程以细化体力劳动者的分工，如今应该改为强化脑力劳动者的分工才对。实施这一举措需要采取多个步骤。第一，80%的日常工作有待标准化。这意味着赋予每个人更多的责任，减少中间人。第二，鲁瑟和托西列里说，公司“要把最复杂（通常也最关键）的决策外包给真正的专家”。他们说，“将最复杂的决策外包出去，能显著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服务的水平”，并且最终降低管理成本（虽然只能降低少许）一“公司能消除对专家的管理成本，转而更好地管理知识工人的生产力”。这些论点认为，科学管理或许已经走完了它的历程。或许最有说服力的是，彼得·德鲁克曾指出，这100年来，管理学最大的成就是把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提高了50倍。体力劳动者的重要性固然不可低估，但这已不再是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了。按照德鲁克的说法，21世纪最大的挑战是提高知识工人的生产力。而可怕的是，据德鲁克估计，部分知识工人的生产力在过去70年里不升反降。
• Aaron

  2020-06-27
  精益生产建立在三条简单的原则上。第一是实时生产（just-in-time, JIT）。凭借对顾客购买欲望的盲目预期来生产汽车（或者其他任何东西）是毫无意义的。浪费很不好。生产必须和市场需求紧密联系起来。第二，每一个人都要对质量负起责任，凡有质量缺陷，一经确定便要立刻予以纠正。第三，是“价值流”（这一概念比较难以把握）。不能把公司看成一系列无关的产品和生产流程，而应当看成连续的统一体，一个包括了供应商和客户的流。
• Aaron

  2020-06-27
  需求层次理论为激励建起了合理的框架，但它的缺陷也很明显，那就是它对人类本性的认识。人总是想要更多，欲望没有止境。赫茨伯格把工作中的激励元素分成了两类，这就是著名的双因素理论：一类满足人的本能需求（保健因素），一类满足人类的独有需求（激励因素）。真正的动力来自成就、个人成长、工作满意和获得认可。换言之，是要用工作本身来激励人们，而不是依靠奖励或施压。赫茨伯格进而拓宽了研究的基础。这进一步证实他的结论：保健因素是造成工作不快的主要原因，激励因素则是通往工作满意的康庄大道。
• Aaron

  2020-06-27
  斯隆研究组织的成果，便在于确立了分权经营和集中政策控制相结合的组织模式。斯隆的组织模式赋予了事业单元前所未有的责任。这一方法的中心就是明确每个人的责任。通用汽车公司确定了各事业部的职责之后，斯隆认为，企业最高层的管理者对事业部经营的细节有太多的了解，既不适宜，也无必要。绩效不佳就换掉事业部的管理层好了。就这么简单。出于这个原因，斯隆在选拔人才方面投入了大量时间。尽管钱德勒和德鲁克都把斯隆的模式奉为管理典范，但其不足之处日渐明显。斯隆设计的分权结构是围绕着汇报和委员会的底层机制而建立起来的，这个机制最终变得尾大不掉。随着时间的推移，委员会越来越多。严格的目标和狭隘的成功标准扼杀了企业的主动创新意识。
• Aaron

  2020-06-27
  巴纳德的很多观点跟现代管理思想不谋而合。他第一个把理性决策提升到管理职业核心的地位。此外，他强调沟通的必要性：他认为，企业的每一个员工都需要知道沟通渠道是什么、在哪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跟组织目标捆绑在一起。对巴纳德而言，首席执行官并非只着眼于简单短期成果的独裁式人物。相反，培养价值观、定义组织的目标，也是其职责的一部分。巴纳德认为，价值观和目标需要转化成行动，而不是毫无意义的激励口号。
• Aaron

  2020-06-27
  读过韦伯的人应该不会为他所得结论感到愉快，人道主义者尤其难以接受。他在《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理论》提出了自己的预见，暗示工业发展不可避免要使人丧失“人性”。卡尔·马克思认为工业化践踏了劳力所有者的权利，韦伯的观点却更为务实——个人屈服于组织是现实，而非通往无产阶级乌托邦的阶梯。
• Aaron

  2020-06-27
  松下幸之助甚至提出理论：成功的产品就是比竞争对手的质量好上三成，价格便宜三成。松下幸之助和亨利·福特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松下看出了商业中强大的道德伦理元素——公司不是单纯的生产工具，还是社会和个人福祉的载体。光有利润还不够。“制造商的使命，应该是克服贫困，把社会整个地从贫困中拯救出来，为它带去财富。”
• Aaron

  2020-06-27
  泰勒思想的第一个缺点是，它把效率放在了伦理道德之前。企业再造与泰勒思想的相似点再次出现：更认同裁员，而非改善工作生活和企业绩效。
• Aaron

  2020-06-27
  泰勒哲学最突出的假设在于“多就是好”，后为亨利·福特所最终实践。以高效方式更大量地生产成为最高原则。从管理的角度看，泰勒最重要的贡献是发明了“管理”这门科学。泰勒把分析的力量带到了职场。泰勒之前，没有人科学地分析过工作的本质。泰勒又把精确和纪律带到了职场，用全新的眼光观察工作。企业再造”背后的基本理念是，组织需要确认关键流程，让它们尽量精益而高效。外围流程（以及外围员工）都得果断抛弃之。这轮管理运动的首席理论家詹姆斯·钱皮（James Champy）和迈克尔·哈默（Michael Hammer），即畅销书《企业再造》（Reengineering the Corporation）的两位作者，对它的定义便是“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业务流程，彻底重新设计，以实现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绩效关键指标的大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