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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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19从先秦而来塑造中国人性格的儒、墨、道等各家学派阐释的生死学说，对后世自杀产生了不小影响。儒家中孔子倡导“杀身成仁”，孟子强调“舍生取义”，他们认为死亡虽是生理生命的终点，却是道德生命的起点，在关键时刻主动结束生理生命以“成仁取义”，才能“死得其所”，才能彰显道德精神的不朽，这正是儒者追求的“立德”，乃是第一等功。墨家重“侠”，更强调“慷慨赴死”，鼓励忠勇的自杀行为；墨者即将“受辱”时，可以毫不犹豫地自杀，《淮南子·泰族训》有载，墨者“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道家对生死的态度较为超然，老子讲“死而不亡””，庄子说“死生存亡之一体”，强调生死统一，生即死，死亦生，让人们不以生喜，不以死悲，生死有命。三家学说的生死观相互融合，在漫长的历史中让很多人面对死亡时可以从容应对，尤其是儒家思想。因此，当面临“不义”时，上至王公贵胄，下至贩夫走卒，都有人可以做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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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19对比太平军的檄文和曾国藩的《讨粤匪檄》，太平军“满汉之别”“华夷之辨”的论调确实具有杀伤力和号召力，曾国藩对此避而不谈，转而强调“护纲常”“卫名教”。他不再把“华夷之辨”局限在民族角度，而是升格到文化层面，能够尊崇礼教，接续中华道统者就是“华”，而破坏孔孟之道和纲常人伦者便是“夷”。曾国藩没有明言“华夷”，却把它隐藏在了“卫道护统”的话语中，是在暗讽破坏礼义人伦诗书典则的太平军才是“夷”。他在辩论中巧妙且无形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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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19曾国藩把整个湘军的水陆军队当作了一个大社会，船在江中又是一个大仓库。这样，银钱在水陆两军流转即可，解决了军粮物资的问题。虽不免有些理想主义，但是他确实把很多事情想在前面，计划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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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19曾国藩异常愤恨和委屈，自己一心为国，专心做事，却被这污浊的官场排挤和刁难。他自认为这是人生一大耻辱，像是被人扇了一记耳光，甚至打落牙齿一般。有人建议曾国藩应立即给皇帝上折子，参劾这污浊的长沙官场。如果曾国藩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也会和其他人一样陷入毫无意义的人际关系的内耗中，更不可能做出任何成就。对于这个建议，曾国藩稍后写信对友人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弥乱，反而用这些琐事来烦扰皇帝，我于心未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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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19由于招募形式、组织架构以及乡土色彩，湘军又具有极强的私军属性。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一营队伍只能由营官指挥，与国家那种临阵凑军选将极为不同。湘军将帅不依附于国家规定的标、协、营、汛的系统，其联系和协作全建立在将领的私人关系之上。如果把湘军比作一棵大树，勇丁、营官、统带等各阶层人员通过招募形式和组织架构连为一体，统领为根，营官为干，哨弁、勇丁即为枝、叶，而乡土、师生等私人关系和儒家思想则为水分、养料、阳光，让湘军这棵大树上下贯通，生机勃勃。由此来看，湘军既非团练，也非绿营，但是吸纳了两者因素，融合一体，进而脱胎换骨，成为新式军队。因此，才有人说曾国藩“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时人和后世史家称这种模式的军队为“勇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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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19为了提高司法审判效率，曾国藩在湖南省原有的司法系统之外，设立了审案局，专门审判捉来的匪徒。这些匪徒要受到的惩罚则是曾国藩定下来的重典“三板斧”一“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尽管分三级来对付匪徒，但是这三级的手段却都足以致人死命。重则立决不用说了，即是斩立决或绞立决，当下要了犯人的性命；轻则杖之，但也要杖毙的，一个“毙”字还是要死人；而鞭之千百也是很重的刑罚，一鞭下去皮开肉绽，鞭之千百的后果极有可能就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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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19曾国藩之所以主张纯用重典，是因为他认为太平军和各地匪贼相通相连，甚至相伴而生。各地匪徒有不同的类型，首先是会匪。湖南的会匪非常多，如添弟会（天地会入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等，他们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林，尤其在湖南东南、西南的山区中，打家劫舍，异常活跃。曾国藩认为会匪和太平军有天然联系，会匪匪徒随时可以成群结队入伙太平军，是他们取之不尽的有生力量；而太平军的兴起也助长了各地会匪的活动，造成地方不稳定，不利于地方抵抗太平军的进攻。其次是游匪，游匪有三种来源：第一种是逃兵逃勇，当这些人无钱回家，无营可投的时候，就会沿途逗留，随处抢掠；第二种是当战乱发生后，有些人家破财尽，弱者就近乞讨，强者则逃奔他处，聚众抢劫；第三种则是有人跟随军营，假冒长夫或者兵勇，沿途流落，伺机找事。最后一类匪徒是痞匪，也就是地方街面不安分守己的人，比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无论哪种匪徒都是地方上的不稳定因素，都能随时在太平军卷土重来时成为巨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会匪、游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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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19中国传统基层地方性的行政组织称为“保甲制度”。乡村之中以户为基本单位，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分别设有牌长、甲长、保长。民众编组保甲，必须向州县政府登记造册。保甲的领导者都是地方土著，与州县流官不同，他们十分熟悉地方事务，责任持久，权力自由。保甲制度在地方治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催缴赋税、征发徭役、赈灾济贫、兴办义学、睦族恤邻等等都归保甲的领导者负责，其中缉捕盗贼、防御抢掠更是重要事务，尤其在战乱年间。于是，依据保甲的编组自然发展成了地方基层武装，“团练”就产生了。精研晚清军制的王尔敏先生指出，“团练与保甲不但并非两歧两物，而实是一体之两种转化，可谓平时之保甲，即为战时之团练”。因此，团练就是地方基层武装组织，其成员被称为乡勇。其实“团练乡勇”每个字都有特定含义，可以清楚说明这一武装组织的性质和内涵。“团”是指“声势气谊皆宜团结”，“练”是指“进退击刺皆宜讲求”，“乡”是指“取土著之人而客籍流氓不得与”，“勇”是指“取壮健之士而老弱疲病不得充”。四个字都得兼顾，不能偏废，否则，如果“练而不团”，队伍就没有凝聚力；如果“团而不练”，战斗就没有章法；如果“乡而不勇”，队伍胆小而无战斗力；如果“勇而不乡”，队伍则又成了容纳游勇客匪的地方。由此来看，团练就是由强健的土著乡民组成的，受过简单军事训练的地方基层武装力量，目的就是保障乡村安全。他们在地方士绅的领导下，以村寨为基点，筑墙设防，坚壁清野，在官军应付不来的战乱时代，为保卫地方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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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19曾国藩这一次的夺情出山，是有所牺牲的，他牺牲了为母丁忧守制的孝心，也牺牲了严格律己的孝之大节。因此，他倍加珍惜这一机会，想不遗余力地把事情做好。他默默下定决心，凡事苟利于国，苟利于民，即使遇到再大阻力和困难，他都将竭力推进。对于犯上作乱的“贼匪”，曾国藩要大张挞伐；而对于挡在途中的障碍，他也要大张挞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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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19“除暴杀贼”本是自己的职责，也是为国尽“忠”的要求。但为母守孝、丁忧终制，更是大节，也是自己的道德坚守。当忠孝相冲突的时候，曾国藩第一时间把“孝”放在了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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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19看似必需的“丁忧”也会有例外出现，那就是“夺情”，即夺取孝亲之情。当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急需用人时，尤其是在战乱时期，皇帝可以破例不让官员回乡守孝，令其继续担任官职或者带兵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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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19所谓“丁忧”，即在父母任意一方去世后都必须辞官归乡，结庐守孝。这在汉代就已开始，经历代发展逐渐形成固定制度，名义上以三年为期，实则二十七个月。在这期间，不得婚娶，不得寻欢作乐，也不能外出做官莅事。有些人怕耽误做官前程，便隐瞒父母去世，逃避丁忧，不过一经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不但仕途全无，名声也就此败坏。况且，古代的丁忧不仅是制度的规定，更是道德的要求，自幼深受儒家忠孝礼教思想熏陶的读书人，都很自觉地遵守丁忧守制，认为这是天然应为父母尽到的义务和孝心，也是自己品德的体现，视其为人生的“大节”。此节若亏，则终身不为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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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19曾国藩崇信程朱理学，以义理之学为一切学问的根本，而他在实践中则以“礼”代“理”，理是内在道德修养，礼是外在秩序规范。曾国藩是公认的“礼学经世”的代表人物。这个“礼”是指一切法则制度，包括了古代的政治、法律、军事、宗教、教育、家族等各种典章制度和行为方式。曾国藩自己明确提出：“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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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19像海瑞这样“至刚至纯”，做事动机略显直接的官员是少数，更多的人在抉择时都会基于现实情形和自身处境，顾虑各种因素。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有顾虑，甚至是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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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17在宏大的历史下，个体的生死大多被忽略，但关键人物面临的生死局却与历史走向密切相连。曾国藩的生死瞬间，或许也正是清朝的存亡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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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17谁也不知道，表面上端坐的曾国藩的内心在经历着什么。也许在这三刻的时间里，他大脑放空，什么都没有想。他早就清楚如何面对死亡，因为他已经用半生的时间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了；也许他大脑飞转，重游宦海，再上戎马，回忆了生命中那几次生死攸关之刻，然后泯然一笑，静待生命的流逝；也许他确实就在惶恐，一生静心养性的功夫修炼也难以抵御死神降临时的恐慌，他还有遗憾，还有想做的事情，还有未了的心愿，比如隐居山林，比如提升古文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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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1719世纪五六十年代风云动荡，两江地区就是彼时的暴风眼，清军与太平军，绿营与湘勇，朝廷与督抚…一种势力挤压着另一种势力，一个派系排挤着另一个派系，它们相互缠绕、斗争，挤出一道道夹缝，把两江总督夹在其中，为中年曾国藩制造出险象环生的生死局。其实这不是曾国藩第一次应对生死局，也不是他最后一次。此前有两次：四十四岁，兵败靖港，跳河自裁；九江又败，二度投湖；此后还有两次：五十岁时，兵困祁门，生机渺茫，悬剑帐中，随时自裁；五十六岁，北上剿捻，河遇风暴，险些身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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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花2025-01-24当政治派别出现时，政治斗争也就随之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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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茨堡君2024-11-20曾国藩这样描述湘军中的疫情：“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殕于途。”在军营里，哥哥一得病，马上就传染给弟弟；早上还有说有笑，晚上就撒手人寰。十个营帐中有五个都没有办法生火做饭。一个人突然病逝，其他人前往送葬，返回时有一半人也都倒在路上。也许曾国藩的描述有些文学的夸张，但是霍乱、疟疾、天花、百日咳等混合起来的多种疫病让湘军兵勇不是上吐下泻，就是高烧不止，或者咳嗽泣血，却也是事实。大批大批的士兵倒下了。曾国藩络绎不绝收到各处湘军将领发来的疫情报告。在宁国附近的鲍超军中疾疫大作，勇夫感染生病达一万多人，每日病死者多达几十人。在婺源一带防守徽州后路的张运兰、朱品隆、唐义训各军中的感染率为百分之六七十，连张运兰的弟弟张运桂都已经病死。在金陵雨花台曾国荃的部队中也有上万人感染生病。浙江的左宗棠部超过一半的人也在生病，每次出队不满五成。到了深秋之时，各军将领也或病或亡，李续宜病得身体虚弱，只能拄杖出入；鲍超染病甚重，被送往芜湖养病；张运兰护送弟弟灵柩到祁门，也一病不起；水师大将杨载福也抱重病；自己的季弟曾贞干在金陵城外染病，上吐下泻，卧床不起。更有甚者如猛将黄庆、伍华瀚等都已经病逝。曾国藩十分忧虑和焦急，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写道：“天降大戾，近世罕闻。噩耗频来，心胆俱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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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茨堡君2024-11-20从腊月二十四至二十九日，陈玉成的环攻已达六天之久，鲍超所部柴米已断，他写信给多隆阿，请求换出左营。此时再也不能不救了。多隆阿先派出一营精选兵替换出鲍超的左营，让饱受战火轰击的士兵移至中营进行休息。随后又组织百名敢死队，绕到山后，奇袭山上的太平军炮手，摧毁炮台。终于，处于重炮环击下的霆军可以喘一口气了。 接着多隆阿又派出营官王可陞率一营兵力驻守霆军左营之旁，进行支援。太平军一时之间也难以得逞，两军遂相持。除夕当天，鼓鼙沸野，多隆阿统率的全营将士“目不交睫，束甲佩戈”，而多隆阿自己则“坐胡床传契箭，雪风裂肌骨，危立达旦不少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