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之民：治乱之间的小民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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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4-12-05乾隆帝说，听说百姓素来知道朕对他们体恤备至，便生出了骄傲、放纵之心，这就是自己招来罪戾，不能享受朕的恩惠了。殊不知，朕平日里安抚、爱护的，乃是良善平民。如果是强悍之徒，竟敢纠集众人对抗官府，一定严厉惩治，不会有半点轻纵。地方官果真有科派累民的行为，固然应严厉究办。但是，奸民要是胆敢找借口对抗官府，也一定会遭遇重刑。所以，朕从前就降下谕旨：凡有这类官员不法、奸民借端抗官的案件，不宜同时审理，以免助长了民间的刁风。只是应当确切查明，等奸民案件办理完结之后，再将酿成事端的地方官另外参奏。像梁进文等人纠众拒捕，便不能因为冲突源于贪劣官员，就对刁民委曲顺从而从轻论罪。在乾隆帝的认识里，典史虽小，那也是朝廷命官，差役虽贱，那也是官府命令的执行人。梁进文等人敢于对抗搜缉，那就必须死。至于所谓梁进文儿媳妇的尊严、名节，在维护权力的暴力机器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讽刺的是，民众对于男女大防、妇女名节的重视，正是统治者们不断地“教化”而塑造出的。复盘整个事件，梁进文、梁绿野等人如想要避免这场灾祸，恐怕在一开始就不能出头，必须默默接受知县周尚亲的低价盘剥。这是因为，导致他们被处极刑的直接原因，固然是在村里那场与官差的冲突，但是自李望春、梁绿野他们不满知县低价收粮起，就已经成了周尚亲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曾经按照程序，向上级正定知府控告过。但是官官相护，非但没有告成，反而自己被追究。他们曾经找过恰巧在正定的朝廷大员、工部侍郎刘浩，可对方以事不关己根本不予理会。当金柱村冲突爆发，父亲梁进文被抓后，被通缉的梁绿野只身来到京城。他还有最后一点希望，他觉得直隶的地方官都是官官相护，百姓没有说理的地方，自己到京城告御状，说不定冤情能够得到昭雪。他们都太天真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所期望的那种“王法”，从来都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当中。当朝廷为“使阖属人民共知儆戒”，将梁进文的头颅在金柱村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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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4-12-05贾汉复详细陈述了钱粮不能完纳的原因，可谓晓之以理。又说此种情况，如若继续催科，则“茕茕小民，有泪堪洒，无肉可割，鬻妻卖子，流离载道，势所必至”。可谓动之以情。在奏疏之末，又说前述州县逋赋如得豁免，“在九重不过豁纸上之虚数，在百姓则可受无穷之实惠，将见万姓欢呼于下，和气征应于上矣。”言辞恳切，几近乞求。然而，这封乞求豁免岐山等县拖欠钱粮的奏疏，并无 下文。赋税得以大规模豁免，需要全国大环境的改变。而整个大环境发生改变，恰恰就发生在茹仪凤在岐山知县的任上。 康熙二十年（1681），清廷彻底平定了三藩之乱。至此，历经多年战乱，中原地区终获安定。于是，次年，康熙帝决定大规模减免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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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4-12-05在《岐山茹明府生祠碑》中，李因笃对于茹仪凤在岐山知县任上的表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于茹仪凤能够成功呈请朝廷豁免岐山县的部分赋税，李因笃认为是茹仪凤的“忧勤忠爱之诚，通于神明，贯于金石，有非常情之所得 料者”。这当然是站不住脚的。此前三十余年中，岐山县那么多任知县，岂能是个个都没有诚心的？若是靠“至诚”便能解决困扰岐山如此之久的逋赋问题，那么问题早就解决了。对于逋赋问题，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够看得出，解决的关键，乃是在于使得朝廷减免部分赋税。至于当下已然荒芜的土地，就不应该征收赋税。对于人丁税，则应该按照目前现存人丁。如此，才能保证现有百姓能够安居，而流亡在外的百姓知道可以安居时，谁又喜欢流亡呢？但是，在清初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赋税征收一直执行得相当严苛。蠲免赋税，只是零散地针对受灾地区小幅度实施。如果之前有申请朝廷减免的可能，哪一位官员又不愿意申请减免而被民众尊为青天大老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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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4-12-05这里说在郑耀然任岐山知县之前，先后有“十辈”知县因为不能完缴逋赋而被罢职。据县志卷五《官师》所载，在郑耀然之前，清代岐山县正好一共有过十位知县。其中，李茂阳、王之佐、边永三位，县志明载“罢去”。其他七位，虽未明确去职与逋赋有关，但总体而言，任期都偏短，七人中除王毂和张维鼎，任期都没超过两年。清代前期，是否能够足额完成赋税征缴，是考核州县官的一项根本原则。用现在的话来说，征缴赋税，是州县官的最核心的绩效考核标准。所谓“功令课吏甚严”，即谓此。如果不能完成征缴，就要视欠征情况对官员做一定的处罚。赋税欠征在一成以内的，停止升转程序，并且罚掉俸禄一年；欠征在一成的，降职一级；欠征在二成的，降职三级；欠征在四成的，降职四级。以上欠征在五成以下的，在接受处罚后，还能够“戴罪征收”。而欠征超过五成的，直接革职。①那些赋税欠征部分未超过五成得以暂时保住职位的，接下来又要在严格的“限满”制度中，限期完成补征。州县官有拖欠赋税的，限期一年补征。如果所欠不到一成，一年期限内未完征的，降一级留任，再给一年期限催征，如果仍未完征，按照降级后调用；欠征一成，一年未完征的，降三级调用，如果催征后接近完征，降三级留任，再给一年期限催征，如果仍未完征，降三级调用；欠征二成，一年未完征的，降四级调用；欠征三成，一年未完征的，降五级调用。而欠征四成，一年期限内未完征的，也是革职。①上级对于州县征收赋税督促得非常严格，但以当时岐山县的情况，足额征收当年况且难以完成，更何况催收之前历年所拖欠的？没有一任岐山知县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因此岐山知县这个位置也就如走马灯一般频繁换人。这样一个情况下，官员以赴任岐山为畏途，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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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4-12-05清初扶风县的丁额，为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社会较为安定、户口繁盛时所定，历经战乱后，实际丁数已经远远低于丁额。岐山县亦然。人口大幅度下降，而赋税却基本依照原有标准。如此一来，清代初年，平均到每位民众身上的赋税，反倒是比之前明显增加了。清初的赋税，对岐山县来说，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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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4-12-05前面说过，方志资料中的所谓“丁”，只是一个人丁税的征收单位，所谓丁数，只是核定的人丁税额，与当地实际人口数并无明确对应关系。所以顺治《岐山县志》卷一《赋役志》虽然记载了丁数“共下下丁三万六千六百一十九丁”，但并无法依此推算当时岐山县的人口。另外，《赋役志》还有一个“三千二百五十一户”的所谓“户数”记载。乍看之下，似乎这个户数和人口数量联系紧密。但其实这种“户数”的性质，仍然更接近纳税基数。即使把它视作实际居民户数，平均每户的人口数也难以确定。虽然清初岐山县的人口数量没有准确记载，但不代表我们就完全无法了解。前引王毂县志《序》中说“见西岐古治，尽委瓦砾荆棘”，“市廛冷落，民社萧条”。康熙四年（1665）任岐山知县的李昌期也说“及至城，见荆棘载途，所在瓦砾”。可见，当时岐山县城内的破败和萧条。另外，康熙九年（1670），随新任岐山知县郑耀然到岐山的王嗣槐，则说“村墟榛莽，阒如无人”。城内已然皆是瓦砾和荆棘，而乡村也安静得如同无人一般。不论城乡，都衰败如此，可知当时岐山县人口数量是相当低。如此，又怎么可能冒出来三万六千多个“丁口”呢？清初县志《赋役志》中的所谓“丁数”，完全只是沿袭旧有的赋役额数，而并非当时实际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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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4-12-03中国传统政治的真实运作逻辑，通常被总结为“儒表法里”。儒家提倡民本，主张仁义，法家玩的则是针对普通民众的控制术与汲取术。所谓儒表法里，表面上爱民如子，广施仁政，实际却是残忍狠毒。理解儒表法里，乃是廓清传统中国被统治者真实命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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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zhu2025-03-28以前上学时读《红楼梦》，都是把自己代入贾宝玉，考虑的是黛玉、宝钗、湘云，评判的是袭人、晴雯。一朝自己谋生，才发现自己是个连名字都不配出现的小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