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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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2024-09-30对于外卖骑手而言，这种区隔感一方面包含静态的宏观制度“区隔”，如户口、教育、保障等机制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动态的、微观的日常劳作中，与骑手的劳动紧密捆绑，包括他们如何在流动的时空下体验一些固有的城乡差异，以及藉由资本扩张所带来的劳动与消费者的差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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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2024-09-30在2018年，劳动时间超过10小时的骑手有36.5%，到了2021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62.6%。这意味着，骑手在平台上的劳动“黏性”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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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2024-09-30以细化分工为特点的平台的资本生产政体在无形中构筑了工人群体劳动过程的差异，从而构建了基于劳动特征的“鄙视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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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2024-09-302014年，网页设计顾问兼作家埃里克·迈耶（Eric Meyer）创造了“无意的算法残酷”一词，用来描述计算机设计中的一个缺陷——缺乏共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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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2024-09-30“算法想象”一直是算法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它旨在研究人们如何知晓、认识算法体系本身。拥有专业技能的人可能通过算法的内里机制向外延伸想象算法的应用，而更多的、无从知晓算法“黑箱”的人，则通过算法体系的外在表现关注算法的系统设置。在这一理论探索中，“算法想象”并不仅仅是一种“想象”而已。相反，它是一个实践过程，一个生成性过程。个体对于算法的想象会直接影响到其个人生活以及其与算法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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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2024-09-30哲学家詹姆斯·卡斯（James Carse）在《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世界的新视角。他将世界上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比喻为一个游戏，而游戏分为两种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游戏游戏以胜利为目的，而无限游戏以延续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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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2024-09-30卡罗琳·马文（Carolyn Marvin）在讨论技术的历史逻辑时曾说道，技术和媒介在社会发展中出现时大多源自工具化的需求，但他们却在嵌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演变为围绕“权力、权威、代表和知识的博弈与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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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2024-09-30这种感觉很像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所展现的劳动意义的改变，“劳动已经失去了它在一大批与固态的现代性和沉重的资本主义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价值中的中心地位。劳动不在能够提供可资环绕和可资自我鉴定、确立自我身份和生活计划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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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2024-09-30参与外卖骑手的田野观察时常让我困惑，为什么技术的进步没有让“劳动变得轻松愉快，反而让劳动变得更加繁重艰辛”？为什么平台经济如此精细的组织和管理没有减少参与者的劳动时间，反而让他们“黏在平台上”？为什么看上去相当不错的收入无法留住骑手，反而加速了他们的职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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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2024-09-30平台企业在设计按需经济时，其背后的逻辑依然是将它看作一种消耗性而非成长性工作。如果单单依靠这样的消耗是运营模式，平台经济的发展又能够持续多久？从某种程度上讲，平台市场变成了一种“熔炼技术”，它逐步将劳动者固化、稳定的生活打碎、融化，并使之保持一种“被熔炼”的形态，“有待下一步通知”成为个体劳动者的社会常态。人的意义和劳动的意义，由此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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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2024-09-30这也就是贝克所说的制度化的个人主义。这种制度化的个人主义，绝不是一种「成功的解放」，因为个体变得个人化，他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组织和机构，因而又变得组织化和标准化起来。平台經濟下的靈活自由背後其實是個人對於社會組織更強烈和更深層的依賴這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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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2024-09-30對於「送外賣」這樣的工作，劳动场景与生活场景越来越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劳动日常即生活日常， 使人难以分清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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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2024-09-30在平台經濟的語境下，资本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它的控制对象由「劳动者」本身变成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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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失与迷迭2024-09-26在访谈中，外卖骑手会用“我们这样的人”“不好好上学”这样的话来形容自己。在对工作时间的描述中，他们传递了因自己处于社会底层而不得不选择这样的工作的自卑和无奈。社会分工的不同使人们对于时间的使用带有鲜明的秩序和等级。作为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没有太多社会资本的真正“打工人”，他们对于时间的建构如他们的工作一般，是一种“底层的时间”或“非正规时间”，这种时间被排除在“朝九晚五”“带薪加班”等正规社会工作时间之外。也正因为他们对于自我时间的“非正规化”认知，骑手才会心甘情愿地黏在平台上，并愿意忍受变得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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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恩2024-11-25除了结交朋友、相互关照之外，孟天河表示这些群也是为了“给骑手说话”。很快，这样的事情便出现了。2019年10月，主要的几家外卖平台降低了骑手配送奖金，这引发了骑手的不满。孟天河所在的几个微信群里骂声一片，骑手纷纷表示抗议。孟天河深以为然。他觉得既然有了一帮兄弟，当然应该反击平台的不公平做法。于是，他在微信群里号召大家集体不跑单，以示抗议。我问孟天河他是不是想要领导罢工，他非常明确地否认了：也不是罢工，罢工是违法的。不能干。我就说，那大家在10月21号这一天，都不跑单。集体不接单，让平台尝尝滋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那几天，我们就做了这个倡议，贴在箱子上。很多人都看见了。“不接单”的消息经由微信群和餐箱公告迅速传开。根据孟天河的说法，这一消息也传到了平台的耳朵里。很快，有人报了警，孟天河以煽动他人为由被警察带走并拘留。孟天河告诉我，按照这一罪名，他应该被拘留更长时间，但是由于他的“煽动”并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后果，所以他被取保候审，拘留23天后放了出来。公安对他建立诸多微信群等事情进行了非常详细的问话，他一一照实回答。最终因为没有其他更加严重的事情发生，他被放了出来。“不接单”的行动尚未开展就被终止。这一倡议后来也不了了之。从寻找更多的朋友到号召骑手抵制平台的低价，孟天河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在接受审讯时，孟天河变得老老实实。“（公安）原本以为我们很有组织，是个大团体。没想到钓上来是一个小虾米。”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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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能无怪哉2024-10-16作为结果的“过渡劳动”，阐释的是零工经济在工作伦理、职业选择、劳动想象层面带给整个社会的影响。“过渡”正在成为一种永久且常态的存在，且这种过渡带有深深的依附性。借由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平台劳动一方面使个体从传统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一方面又使他们更加依赖社会系统和机构，因为个体无法在没有组织的灵活中生存。这也就是贝克所说的制度化的个人主义。此种制度化的个人主义，绝不是一种“成功的解放”，因为个体变得个人化，他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组织和机构，因而又变得组织化和标准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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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能无怪哉2024-10-16这种以自由为名的、创业式的劳动结果是，劳动者被抛入一种竞争的、加速的、高效的劳动状态中，无时无刻不在全力发挥自我的能动性，无时无刻不在燃烧自己、消耗自己。他们将越来越多的能动性发挥出来，并注入给资本，让资本发展的火苗越烧越旺。如韩炳哲所言，“个体自由赋予资本一种主动增殖的‘自动’主体化能力”。当个体无法继续之时，他们就会想办法退出。正是这样一种过度消耗最终促成了零工劳动的“过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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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失与迷迭2024-09-26对于骑手来说，流动既是多元的，又是单一的。他们换工作非常频繁，可以从一个站点跳到另外一个站点，从一个平台跳到另外一个平台。但不变的是，他们的流动似乎被固定在零工经济的领域之内。他们的工作选择看起来非常多，来去也此较自由，看上去能够非常轻松地掌握工作的节奏。但这些零工跨越到稳定的、有保障的工作则十分困难。这在侧面印证了学者邱林川所论述的数字劳动者“微观赋权，宏观减权”的社会现实。平台化的零工经济包装了一种普通人可以掌握美好生活的假象，可以拥有自主的选择权，自己决定要在什么样的平台工作以及工作多久。很少有人看到这样的“美好平台话语”背后其实是日渐固化的阶层流动以及被限制的职业发展。骑手积极主动形塑的流动性背后其实是普通人日益困难的阶层跃升，这正是韦伯探讨阶层问题的核心意旨一个体所处的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个人的“生命机会”（life chances）。对于骑手来说，他们阶层内的流动非常频繁，但阶层的跃升却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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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失与迷迭2024-09-26正如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警示的那样，要提防史学家对于工人文化与政治生活过于积极的描述。他这样说道：“但是，我从这类著作中有时确实得出了一种印象，即他们的作者高估了政治活动在工人群体生活中的地位，他们并非总能恰当地理解那种生活的草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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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吴六月霜2024-11-05外卖骑手在中国的大规模出现，主要归于四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市场经济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提升了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和灵活性。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国企改制和市场竞争迅速影响到了社会人口就业。在这一语境下，市场弹性的增加表现为国企改革和“铁饭碗”的终结。20世纪末出现了工人“下岗潮”，也有不少人放弃稳定工作主动“下海”。恰在此时，我国正在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大量农民工群体进城务工。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17.92%，2020年已达到63.89%。Ф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也催生了弹性劳动力市场机制，使大量劳动者成为“朝不保夕者”第二个因素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量化宽松政策的持续。这一危机使全球经济陷人衰退。为了拯救市场、提振经济，全球开启了量化宽松政策，通过购买国家担保的金融资产来重建金融信誉，并向信贷市场注入流动性。如此一来，一大批“热钱”游走于世界各地寻找投资标的，而此时的互联网成为金融资本一个重要的去处。千禧之年前后的互联网已历经十余年的飞速发展风投资本的注人更是为诸多互联网创业公司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促成了包括外卖产业在内的平台经济商业模式的大发展。第三个因素是过去十年间制造业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千禧年前后，中国是著名的“世界工厂”，拥有大量的就业人口和低成本劳动力@，但近些年，我国产业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动，主要表现在服务业所在的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增加，制造业所在的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下降。截至2020年，第三产业占GDP总量超过一半，而第二产业为 37.8%。③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冲击了传统制造业，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大量的工厂工人开始谋求就业的转型，这为零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第四个因素是媒介技术的发展。零工经济的发展以移动终端为基础。在中国，智能手机经历了普及化，广大的农民工群体也在过去的十年间统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