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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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之岚2025-01-23类似的情况还有交子。今人谈到交子，第一反应往往是交子诞生于中国的北宋年间，乃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对今人而言，交子是老祖宗留下的民族骄傲，是极值得自豪的事情。可对两宋年间那些正在使用交子的老百姓而言，交子在很多时候可能意味着灾难。当朝廷发现印制纸币来支付军政开支远比铸造铜钱更划算后，交子很快就成了政府敛财的手段。宋神宗曾公开承认其之所以大量发行交子，目的便是为了空手套白狼以汲取民财：“行交子诚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不须此。”①官府滥发引发贬值，是交子、会子等纸币被两宋百姓厌恶的主因。宋哲宗时期的交子发行量是宋仁宗时期的三倍，于是每贯交子的市场价从高于面值的1100文跌到了低于面值的900文⑦。宋徽宗时期交子的发行量相当于宋仁宗时期的数十倍，于是旧交子的市场价跌至仅剩新交子市场价的四分之一③。宋徽宗君臣靠着频繁开动“印钞机”增加了许多财政收入，普通百姓则深陷在通货膨胀的泥潭里，拥有交子即等同于遭遇财富缩水。南宋的纸币会子也是大体相似的情形。辛弃疾曾上奏说，会子之所以大幅贬值，一个重要原因是朝廷喜欢印刷会子，然后拿会子去民间采购物资，去偿付财政开支，但在征收税赋时，官府却不肯收纸币，只愿意收铜钱①。所以会子在民间是人见人怕、人见人憎。即便后来南宋朝廷出台政策，允许百姓用会子缴纳一半乃至十分之七的税赋，情况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因为地方州郡的官吏知道会子必定贬值，仍想方设法刁难百姓，强迫他们用铜钱纳税。®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诞生于北宋时代的中国，是一种立足于宏大叙事的历史记忆。两宋百姓因官府滥发纸币而深陷通货膨胀的泥潭，对交子与会子深恶痛绝，是一种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记忆。两种历史记忆可以共存，但其中的骄傲与苦难并不相通。正因为骄傲与苦难并不相通，所以骄傲值得被记住，苦难同样也不能被遮蔽，更不能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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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之岚2025-01-23好在无论皇权如何将服饰与政治自信捆绑在一起，无论他们如何出台禁令，皆无法消灭两宋百姓的穿衣自由，无法阻止民众站在实用性角度，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服饰。无论皇权如何将《五礼新仪》与德比尧舜、政比三代捆绑在一起，无论他们如何发起举报运动，也皆无法让百姓对荒唐的新礼制产生真正的认同感。当宋徽宗被金军俘虏北去，所谓的《五礼新仪》很快便被宋民们弃之不顾。到了南宋孝宗淳熙年间，杭州城内更是“一切衣冠服制习外国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①，惹得一位叫作袁说友的官员痛心疾首，上奏怒骂南宋民众“恬不知耻”，呼吁朝廷针对百姓衣着来一场全面深入的大整肃。在袁说友看来，只有“见一异服如恶恶臭”，看到有人穿戴外国服饰就生出如闻恶臭般的生理反应，才算是合格的南宋百姓。只是赵宋皇权受时代限制，思想改造能力有限，直到南宋灭亡，也未能大规模造出此类理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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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之岚2025-01-23对所有秦制政权而言，职业兵又有一个天然的缺陷，那就是它无法与“家天下”兼容。职业兵部队必须是国家的部队，而非一家一姓之私兵，其存在才不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是职业兵能够形成的制度前提。而秦制政权恰是“一家一姓之政权”，这决定了它们虽然想搞职业兵，但搞出来的必定不会是真正的职业兵一政治头目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获得真正的职业兵，那就是他自己是部队的直接领导者，比如曹操直接统领青州兵，比如安禄山直接指挥范阳的武装集团。只有成为直接的带兵者，政治领袖才有可能真正掌握有战斗力的职业兵部队，也才会有动力去建设职业兵部队。而在多数情况下，秦制政权的君王未经战阵，是无力亲自统帅部队的，其对部队的掌控必须依赖代理人。如曹魏政权后期依赖曹真、司马懿等重臣，唐玄宗依赖安禄山等藩镇头目。而一旦依赖代理人，不要说职业兵部队，即便是由义务兵组成的军队，也常常会脱离君王的掌控，渐渐变成代理人的私产。这是“家天下”时代无法解决的死结，亦即“职业兵困境”。在这种困境下，秦制君王没有两全之法：不能既要职业兵部队具备战斗力，又要职业兵部队保持对君王“家天下”的向心力。北宋禁军有职业兵之名而战斗力奇弱，便是赵宋皇权刻意选择后的产物。毕竟，赵宋皇权组建规模百万的禁军部队，其定位上本就主要用于维持内部的统治稳定，而非对外御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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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之岚2025-01-23今人谈及宋代的城市化时，常赞誉宋代商业繁荣，认为商业繁荣仅是宋代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实则除了经济发展，宋代的商业繁荣还存在其他缘故。第一个缘故是宋代养活着规模远超前代的统治阶层。统治阶层的消费支撑起了开封、洛阳、杭州这类城市的商业繁荣。流人这些城市的商品与服务，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阶层的需求。《东京梦华录》与《梦粱录》等资料对此有相当充分的记载。宋代统治阶层的规模与城市繁华程度的关系，详见本书的第一章，这里不再赘述。第二大缘故是宋代的赋税货币化程度加深。所谓赋税货币化，指的是朝廷以政策强迫百姓用货币来缴纳赋税。如此，百姓便不得不将生产出来的实物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以换回钱币来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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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之岚2025-01-23方苞的建议不被采纳，主因并非清廷中枢不懂得让市场调节资源的原理与好处，而是秦制政权素来以“君父话语”为统治术一朱元璋在《大诰》中即以拯救、养育明帝国百姓的君父自居，认为自己是明帝国百姓最大的恩人，没了自己明帝国百姓就过不上太平日子一如果承认没有了帝王及其代理人的“折腾”，市场也可以有效调配资源，甚至会调配得更好，且可以帮助民众走出灾荒，那么致力于让百姓感恩的“君父话语”就会丧失根基。从这个角度而言，秦制政权天然要反对市场，也天然不会喜欢无为的红利。不立田制这场基于无为的大红利，对宋朝政府而言只是个意外，并非皇权主动追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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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之岚2025-01-23换言之，不立田制让土地的利用率变得更高，让整个社会变得更有弹性。但这不是皇权制度设计的初衷，只是皇权无心插柳的结果。放眼中国历史，大部分的时代进步皆是如此。我们常有一种思维误区，在解释某个时代的繁荣或进步时会条件反射式地沿着“统治者当时做了什么”去思考，实则若将思维路径替换为“统治者当时没有做什么”，得到的答案有可能更接近事情的真相。一味沿着“统治者当时做了什么”去思考，其实是于无意识中接受了统治者的自我标榜一唐太宗必定会将“贞观之治”宣传为自己的成就，朱元璋也曾公然在《大诰》里说明帝国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全是自己的功劳。而在历史的真实逻辑里，站在民生立场，统治者没有做什么，往往要远比做了什么更加重要。宋代的不立田制，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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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之岚2025-01-23在秦制时代，一个个原子化的百姓，没有任何与朝廷讨价还价的能力。所以即便进人田亩税时代，某些人头税也仍会时常被某些孜孜于汲取的政权翻出来，重新施加在百姓身上。当这种事情发生时，杀子之风也会随之复苏。南宋曾出现这种情况。朱熹曾评价两宋的财政汲取力度，称“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两宋政权是历代汲取手段的集大成者。其中，南宋的汲取力度又远大于北宋。漆侠先生依据《宋史》《宋会要辑稿》以及宋人留下的奏章、笔记资料，计算过两宋300余年间的赋税汲取强度。南宋的统治面积约为北宋的四分之三（可能还不到），宋孝宗时代距离靖康之变也不过短短数十年，经济与人口皆尚未恢复到巨变前的水平。其财政汲取总额却已直追依靠王安石变法高强度敛财的宋神宗时期。南宋百姓所要承担的赋税压力远大于北宋百姓，便可想而知了。这也是为什么清代史学家赵翼在评价南宋时，要说它是一个“取民无艺”的政权，批评它只知道无止境地搜刮民脂民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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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之岚2025-01-23综上可知，两宋的繁华是一种汲取型繁华，而非发展型繁华。这种繁华的源头是人口大爆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红利一唐代的人口峰值是天宝十四年（755）的7000余万人，北宋的人口峰值是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的1.04亿人，如果加上周边的辽、西夏与大理，总人口将达到空前的1.4亿规模，已是唐朝人口峰值的两倍。劳动力激增又助推精耕细作，带来粮食亩产的提升。两宋政权由此有了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可以汲取。可汲取总量的增长与“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的汲取手段相结合，使两宋的财政“蛋糕”较之前代有了大规模扩张。财政“蛋糕”的扩张与“富养统治基础”的治国策略相结合，支撑起了两宋空前规模的食税群体。这个庞大的食税群体是两宋最具消费力之人，构成了两宋繁华的主体。而供养千万高消费食税群体的代价，是剩下的八九千万人承担着高税负，挣扎在贫困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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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ng2024-07-27第四章两宋人口盛世的真实历史此前两章解释了宋代人口大爆炸的发生逻辑。扼要言之，唐中后期两税法改革之前，自秦议至隋唐的千余年是以人头税为主体的时代。人头税是压制民众生育意愿的限制因素，所以这千余年里人口峰值始终无法突破六七千万这个上限，且经常出现「生子辄杀」「生子不举」的社会现象。两税法之后，财政「蛋糕」的主体变为田亩税，滋生人丁不再直接等同于滋生税负，人口峰值上限被解除，随之在北宋出现了大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