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十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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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4-02
  到，此后几百年的时间里，再没有一个欧洲人来到景教碑身前。景教碑出土于明末，很快清朝取代了明朝。清朝对传教士的容忍程度远远低于明朝，如晚明那样传教士在全国乱窜的场景，在清朝早、中期简直不可想象。清初传教士不但数量上大大低于明朝，活动范围也很狭窄。而由于清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由广州一口通商，少数来华的西洋商人也只会到远离景教碑的广东。此时欧洲景教碑的所有材料均掌握在天主教会手里更精确地说，都掌握在耶稣会手里。耶稣会似乎从诞生开始名声就不大好：它于1540年成立，1550年就开始有关于耶稣会的阴谋论出炉。而到了景教碑被发现的17世纪20年代，耶稣会已经称得上是臭名昭著。这得归功于1614年在波兰出版的《耶稣会秘密指南》（Monita Secreta）。光听名字就可以知道这当然不会是正常的指南。这本指南的作者号称是耶稣会第五任会长，全书一共17章，里面的内容可以说骇人听闻。从在新的地方如何立稳脚跟，如何博得世俗贵族的好感并且通过他们的权力牟利，到怎样对付同类竞争，如何表现得视金钱如粪土—一整个指南就是阐明耶稣会以获得权力和影响力为宗旨，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尽管《耶稣会秘密指南》非常可能是部专门用来抹黑耶稣会的伪作，但其极其功利和露骨而详尽的条文还是在欧洲导致奥论哗然。尤其是一些新教人士认为，《耶稣会秘密指南》就算并不是真的耶稣会行动指南，也可称得上是对耶稣会种种行径的归纳总结。
• 麒麟

  2025-04-01
  有意思的是，景教碑的叙利亚文部分对中国的称呼相当奇特。碑文中把中国称作”心。”，直接逐字母对译就是mysn（敏利亚语的s是个咽化的s，即发s的同时唱部放紧，声音比普通的s更加浑厚，听上去有些像s。这可能就是阿罗本在来中国之前听到的名字。毫无疑问，这个名字正是一个China系的变体。景教长期以波斯为发展中心，许多景教徒的日常用语是波斯语，加上非常明显的波斯语后缀-stan（斯坦），可以看出叙利亚语中“中国”之名就是由波斯语传入的。非但如此，东方教会还把这个名字传到了希腊语里。亚历山大港为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修建的一系列城市中最成功的一座，当时给这座新城带来了大量的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去世后，部将托勒密分到了帝国的非洲部分，以亚历山大港为都控制了埃及及周边地区，建立了托勒密王朝。托勒密王朝的官方语言一直是希腊语。被罗马征服后，罗马帝国东半部仍然广泛以希腊语为共通语，这一习惯后来又被帝国分裂后的东罗马帝国所继承。尽管后来埃及通用语被阿拉伯第取代，但是直到20世纪，亚历山大港都仍然生活着不少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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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4-01
  对耶稣会传教士来说，景教就是聂斯脱利派可算是一个糟糕的发现。因为早在一千多年前，正是耶稣会所属的罗马天主教亲自把聂斯脱利派打成了需要消灭的异端邪说。基督教起源于罗马帝国，本是罗马帝国内备受打压的一门宗教。到了4世纪后期，罗马帝国开始以基督教为国教，自此基督教在欧洲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罗马帝国分裂后，西罗马帝国很快灭亡，东罗马帝国则延续到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灭亡，在此期间东罗马帝国国教一直是基督教。不过随着基督教成为国教，原本在外部压追下的团结也逐渐瓦解，基督教开始分裂出形形色色的派别。其中一个在罗马帝国东部省份尤其流行的派别就是聂斯脱利派。倘若细究聂斯脱利派的起源，这个后来经常被视为异端的教派其实可说是“根红苗正”。顾名思义，聂斯脱利派得名自聂斯脱利（Nestorius）本人。他曾于428一431年担任君土坦丁堡牧首，可以说是东罗马基督教的最高领袖之一。此时教会出现强烈崇拜圣母玛利亚的趋势。聂斯脱利对此相当不满，他认为耶稣的人性和神性应该分开，玛利亚只是作为人的耶稣的母亲。431年，在以弗所公会议上，聂斯脱利的主张被确定为异端，聂斯脱利本人被革职。由于在罗马帝国核心区域失势，聂斯脱利派转而向东方发展。因为地域相近，位于罗马东面的萨珊波斯的西部省份本就有不少基督徒，但是基督教是敌国罗马帝国的国教，萨珊波斯的基督徒处境相当尷尬。大概是为了和罗马帝国在政治上撇清关系，424年被斯教会宜布独立。被罗马方面宜布为异端的聂斯脱利派一方面自身有另觅他处的需求，许多聂斯脱利派教徒直接东逃被斯，另一方面对于被斯的基督徒来说，信仰一个和罗马方面已经御底分道扬镶的教派可以降低自身的政治风险。在这些有利条件的综合作用下，聂斯脱利派在罗马的敌国萨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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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4-01
  很可能是外国人或者具有外国血统。此时他灵光一现，这种文字似平和他在南印度见过的文字有点儿像。会不会是同一种？曾德昭仔细誊抄了这种神秘的文字。数年后，在他返间欧洲的途中，他在南印度格朗格努尔请教了当地精通东方文字的耶稣会传教士费尔南德斯（Antonio Fernandes），对方正确判断出石碑上的“外国文字”就是南印度基督徒使用的文字一叙利亚文。景教碑中明确写到，景教遵奉的神是“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河”，这里面“三一妙身无元真主”显然是汉语意译，翻译的风格大概还参考了佛教，因此这个神的实际名字就是“阿罗诃”。我们可以用现代的语言学研究唐朝时的发音，譬如今天普通话读e/uo的字的韵母大多是a，佛教所说的“阿修罗”梵语中的本音是Asura，可以推测唐朝时“阿罗河”发音差不多是alaha。明朝时的传教士自然没有我们今天对古代汉语的语音了解得那么透彻，他们对“阿罗诃”的读音一般直接转写为oloho，基本符合这三个字在明朝官话里的读音。问题是，无论是alaha还是oloho，从早期基督教传入罗马帝国开始，欧洲的绝大部分基督教就从来没用过类似的词来称呼基督教里的上帝。在今天的欧洲各种语言中，只有地中海马耳他岛的马耳他语把上帝称为Ala。但是马耳他语在欧洲的诸多语言中极为特殊，它与欧洲大陆乃至地中海其他岛屿的语言并无亲属关系，而是由古代的阿拉伯五显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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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4-01
  根据基督教的传统说法，圣多马在公元52年前往印度传循福音，后与印度当地人发生冲突，于之年在印度南部位雨金东附近的麦拉坡（首德昭记为Meliapor）酒害，并在当地下弹。232年使徒圣多马的大部分遗酸被某个印度国王送到了埃德萨（叙利亚语基督徒的中心，13世纪初年又被移动到了爱琴海上的希俄斯岛。1258年，来自意大利奥托纳的将军率兵洗劫了希俄斯岛，在教堂祈祷时据说看到了神迹，因此将军决定偷走遗骸，将大部分遗骸迁移到了奥托纳。不过使徒圣多马仍有一部分遗骸留在了麦拉坡，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欧洲时就曾在麦拉坡朝圣。圣多马墓十字架的一大鲜明特点是，每一端都有三个骨朵状凸起。景教碑的十字架也是如此。耶稣会曾经专门派人前往麦拉坡寻访使徒圣多马的坟墓并加以修缮。曾德昭来华前曾经在印度果阿传教，果阿和麦拉坡同样位于南印度，因此曾德昭可能从去过麦拉坡的同僚那边了解到使徒圣多马坟墓的情况，甚至或许他自己去过麦拉坡。早在耶稣会的传教土抵达印度之前，当地就有基督徒群体。这些基督徒在宗教书籍和仪式中采用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字，这种文字或许曾经给曾德昭留下了一定的印象。景教碑底部的“外国字母”，中国人当然看不懂，之前来考察的金尼阁也并未做出判断。曾德昭本人对古代基督教事言较为熟悉，对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有一定了解，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些字母并非早期基督教常用的这两种文字。他推测区些神秘文字应该和它们上方的中文人名相对应，而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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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4-01
  从实用目的来说，耶稣会传教士们早已经发现中国人是个极端尊崇历史和传统的民族。在传教过程中他们发现，中国人虽然经常对传教士带来的新思想与科技表示感谢，但是会质问为什么这种宗教在古代没有传人中国。景教碑的出现不但让李之藻之类的华人教徒颇感自豪，也让耶稣会觉得抓到了传教的法门。总体而言，耶稣会的传教走的是上层精英路线，通过与各类官员士绅甚至皇帝打交道来从上到下传教。耶酥会的传教活动并不总是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在华传教士时常被驱赶离境，景教碑的出现证明了基督教在中国早已有之，正可用来说服对耶稣会持负面态度的官员。因此，耶稣会传教士们对景教碑的兴奋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人。这几乎像是他们的上帝精心安排的。在耶稣会传教士入华活动仅几十年后，深藏地底八百年、证明基督教早在近千年之前就早已传入中国并且受到唐朝皇帝礼遇的石碑奇迹般从陕西的地底冒了出来，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像是上帝的神迹呢？耶稣会的传教士大概过于兴奋，以至他们都对一个重要问题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一景教和天主教到底是什么关系？景教碑的热度持续了一阵后逐渐散去，本来人来人往的金胜寺重新回归了平静。尽管这是一块珍贵的唐碑，但是在碑刻遍地的关中地区，唐碑实在算不得多么稀奇。景教碑撰文和书丹也并非出自唐时的书法名家，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它在诸多唐碑中也算不得出类拔萃的那类。短暂的轰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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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4-01
  马可·波罗本人来过中国，自然知道这两处其实只是中国的南北方而已，但是后来的西方人长期只靠《马可·波罗游记》了解中国，因此他们很长时间都以为Mangi和Cathay是两个国家，甚至明朝来华的传教士还在想自己到的到底是Mangi还是Cathay。这不能全怪欧洲人学问不精。马可·波罗本人不会汉语，基本上只要中国的地名有波斯语名，他就会采用波斯语名。这些波斯语名到了明朝已经退出了日常用语，哪怕是中国人也未必猜得出到底指的是哪里。试问，又有谁会想到Zaitun是泉州、Carachoco是吐鲁番、Cambaluc是北京呢？就算地名来源于汉语，马可·波罗的记录许多也是早已废止的古名（只有熟读历史的人才能猜出Quinsay是杭州，这个名字来自南宋故称“行在”），又可能经过了蒙古语或波斯语的转手。再加上不同抄本积累的传抄讹误，威尼斯人的Cathay国已经像是某个不存在于真实世界的国度了。明朝末期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早年一度以为Cathay是在长城以北的国度，后来转而认为他所到的大明就是马可·波罗所谓的Cathay国，可惜的是他的同僚并不认同他的观点。利玛窦后来更是费尽心力试图在中国找到基督教留下的遗迹。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计，《马可·波罗游记》里汗八里繁盛的基督教社区此时已经完全消亡，仿佛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利玛窦找到的另一些线索则基本限于道听途说，譬如1605年一个来自河南的犹太人对利玛窦说开封有祖先来自外国的一些居民在饮食前会画十字，还有一口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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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4-01
  颇为有意思的是，卡特万大战很可能在西方孵化出了祭司王约翰的传说。当时突厥人步步紧逼，东罗马帝国根本无法阻挡不断涌入的突厥部落。卡特万之战发生时，正是中东战事穆斯林占据优势的阶段，埃德萨伯国于1144年被攻占，耶路撒冷王国岌岌可危，为此教廷号召欧洲人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很快，基督教世界就有了这样的传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位公正的基督教国王祭司王约翰，统领着一个在异教徒国家包围中的基督教王国。可能让期盼与祭司王约翰结盟的西方人意想不到的是，耶律大石自始至终都是个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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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4-01
  63然“蛮子”了。元朝蒙古人不只是把契丹人称为aq，还把他们称为Qad。早期的蒙古文献就有用Q1ad表示金朝或女真人的情况，而蒙古语用Qitad来指代汉人则要晚许多，文献记录最早出现在1338年（实际上这个用法可能出现得要早得多，此时已经到了元朝末年。明朝《华夷译语》中对蒙古语Qa的注音为“乞塔”，释义为“汉人”。可见“契丹”本来的m很有可能并不是词根的一部分，这就解释了契丹文的天为什么是表示Qita，因为Qita才是这个词的词根。早在1221年，拉丁语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Chata的写法，文献来源于当时在今天以色列阿卡担任主教的法国人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于1221年4月18日向西方发去的信件。此时的阿卡是十字军第三次东征后重建的耶路撒冷王国的首都。十字军正在进行第五次东征，德维特里正随军政打埃及。关于东方出现了新的征服者的传闻正在伊斯兰世界疯狂传精。德维特里声称他从安条克公爵博希蒙德五世那里获取了间谍送来的阿拉伯语报告并翻译为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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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4-01
  当然，辽朝自己是分得清汉人和契丹人的。宋辽对峙时期，契丹人对“中国”，或者更准确地说，对长期与辽朝并存的宋朝有着自己独特的称呼一Jauqu。这个略显奇怪的称呼的来源至今不明，有可能是“中国”的某种方言读音。也有说Jau可能是宋朝皇帝的姓氏赵，Jauqu就是赵国的意思。更大的可能是，这个词本出自“赵官”，蒙古语系的语言中有一部分词的词尾的-n不稳定，只在有些场合才出现，Jauqu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词。在辽朝时，这个称呼基本上只用来称呼宋朝的南方人。但是可能连契丹人自己也没想到的是，随着时代推移，Jauqu居然也被用来指契丹人。元朝蒙古人就使用过这个名称，华北地区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都被称为Jauqut。。蒙古人甚至还把这个名字传到了波斯。拉施特的《史集》就提到：蒙古人称“中国”（原文实为“契丹”）为ssb（Jauqut）；汉语称北方人则用s心（Khanzi），即“汉子”；至于称呼原南宋地区的南方人，则用so（Manzi，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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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4-01
  对这场决定了中亚命运的大战，《辽史》有相对简略的记载：至寻思干，西域诸国举兵十万，号忽儿珊，来拒战。两军相望二里许。谕将士日：“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则首尾不救，我师必胜。”遣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刺、招讨副使耶律松山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枢密副使萧刺阿不、招讨使耶律术薛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众攻其中。三军俱进，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驻军寻思千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所谓忽儿珊就是波斯语心wl》（Khorasan/呼罗珊），是波斯人对于东方的称呼。桑贾尔本来是东部呼罗珊地区的苏丹，因此直接就用地名代指了。卡特万之战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影响相对有限，却是中西亚甚至欧洲的一桩大事。可能是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以能征善战闻名的桑贾尔的十万大军居然会败给西辽，阿拉伯史料中记载西辽拥有三十万大军，对桑贾尔形成了数量上的碾压。但是根据《辽史》记载，显然卡特万战役是一次以少胜多之战。此战之后，耶律大石可说扬名立万了。
• 麒麟

  2025-04-01
  可以合理地推测，在契丹语的祖先那里，契丹一词的结尾也是，这个韵尾在辽朝的契丹语中已经趋于消失。这个音在汉族人和藏族人听来都是鼻音，后来在契丹语中也变成了-n，因此汉语用了“丹”来对应，藏文则tan和tang两种翻译都有。然而在新疆和中亚的语言中，不同的音变促使“契丹”在这些语言里变成了Qtay，波斯人又是从中亚人那听到“契丹”一词，最终形成了“契丹”在亚欧大陆东半部和西半部的不同形式
• 麒麟

  2025-04-01
  契丹给Cathay的来源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波斯和西方史料里的Cathay都出现在辽朝建立之后，辽朝一度统治过华北北部，极盛时其西部疆界可以一直到中亚地区。国号“辽”其实主要是模仿中原王朝制度，供汉语人群使用，其间辽朝也曾恢复国号为“契丹”。所以Cathay和契丹有关系是最有可能的解释。不过要想把Cathay和契丹挂钩也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契丹”的读法。
• 麒麟

  2025-04-01
  然而波斯人怎么会在Chin之外又把中国人称为Cathay呢？这个亚得里亚海滨威尼斯商人口中的Cathay，其源头则在万里之外的辽宁。
• 麒麟

  2025-04-01
  对于欧洲大陆大部分主要语言来说，加不加的读音是一样的，只是拼写不同，但是英语加了h则会改变读音。由于英语借入Cathay时直接从书面借入，按照自身的读音规律读，因此这个强加的h反倒对Cathay的读音产生了影响。和汤姆森的诗歌一样，今天西欧语言的Cathay带有一点儿旧时代东方的怀旧调调，西人听来大概就会想起遥远、富有、神秘的东方。但是在东欧，中国的正常名称则普遍为一个和Cathay很像的词，如俄语把中国称为Kurai（Kitaj）。中亚诸语言则稍有区别，如乌兹别克语称中国为Xtoy，蒙古国的蒙古语把中国称为Xrau（Xjatad）（内蒙古的蒙古语称/Dumdadu Ulus ）
• 麒麟

  2025-04-01
  这个词中国人应该不会特别陌生，著名的老牌香港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其英文名为Cathay Pacific。Cathay在英语中是中国的古称，和《游记》里的Catay是一个来源，或者不如说，英语的Cathay正是来自英文版的《游记》。英语中Cathay第一次出现是在1744年英国诗人詹姆斯·汤姆森的著名诗歌《四季》的《冬》篇，这个篇章于1726年写成，后来经过修改扩写，原句为“Bends to thegolden coast of rich Cathay”（行至富庶的Cathay的金色海岸）。詹姆斯·汤姆森是苏格兰人，他一生最远的行程是1730一1731年间前往欧洲大陆的“大旅行”。这是当时英国贵族子弟的传统，即在青年时期，以欧洲大陆尤其是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为目的地进行长途游学。他从没有到过中国，但一定会知道马可·波罗，Cathay的金色海岸纯粹出自诗人的想象。
• 麒麟

  2025-04-01
  马可·波罗像波斯人那样用Chin来指代中国，几平可以青定马可·波罗会波斯语。波斯语此时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商业用语。由于其相对简单易学，又和欧洲许多语言属于同一个语系（尽管此时这个事实尚未被发现），在东方经商的西方人几乎都会学习波斯语。不过《游记》中chin只出现了一回，即mer de Cin（中国海），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再出现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常见的词是Mangi，不同的《游记》抄本里有Mangi、Mangy、Mancy、Mangino、Manci、Magi等多种写法。马可·波罗来华时正值元朝，中国历史上本就有南蛮一说（现代有些方言还把更南方的外地人称作“蛮子”），元朝时蒙古人吸收了“蛮子”一词作为对南方人的贬称，用于指原南宋地界的居民，后来也指中国南方。虽然这个词在中国人听来相当刺耳，不过欧洲人甚至马可·波罗本人知不知道这个词的真实含义和贬义色彩值得商榷。虽然马可·波罗在描述“中国海”的时候明确指出Cin和Mangi是一回事，Cin是南洋人对Mangi的称呼。不过在指述中国北方时，他却坚持用另一个词Catai（ChataiCatay）
• 麒麟

  2025-04-01
  先知。古代中国绘画在波斯负有盛名，驰名世界的波斯细密画就受到中国绘画的很大影响。由于中国人善画，摩尼也善画，《列王纪》里就把摩尼当成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画家。真实历史中，摩尼本人和中国可说是毫无关系，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更别提是中国人了。然而，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摩尼教从世界其他地方消失后，却在中国不绝如缕。这门来自伊朗的神秘宗教，在古代中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当下全世界保存下来的《图经》和其他关于摩尼教的绘画，基本出自中国。总而言之，chin作为东方国家的代表，是古代波斯人眼中的一个神秘的远方大国，充满着神秘色彩。历史上波斯人对Chin有过源源不断的想象，少数确实抵达中国的波斯人提供了这些想象的原始材料。到了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又从波斯人那学到了Chin这个称呼，最终演变为现代西方对中国最普遍的称呼China（以及其变体）。至于波斯人为什么会把中国称作Chin，则得再探寻更加遥远的时代。我们在此暂停对China的溯源，而把注意力转向哥伦布之前西方最伟大的旅行家一马可·波罗身上。
• 麒麟

  2025-04-01
  自古以来，Chin就在波斯文化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古代波斯的世界观中，波斯位于世界之中，波斯之外的世界则分成诸多方位，其中排行第一的就是位于东方的中国方位。Chin不光覆盖现代中国，从伊朗东北部、中亚到中国均可以落入Chin的范围。古代用波斯语创作的大诗人，如大名鼎鼎的鲁米、菲尔多西、哈菲兹，他们的作品中无一不提到过中国。波斯诗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中国美人。中国人之美丽在波斯作品中可谓赫赫有名，与罗马人（应指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的美貌齐名，甚至稍高一筹。中国人有着纤长的眉毛、白皙的皮肤，住在美轮美奂的中国房子里。可能是爱屋及乌，波斯文学中还有诸如“中国画廊”“中国佛殿”的隐喻，如果一个地方被这样形容，就是指这里有很多美人。中国也生产各种波斯人竞相追捧的名物，如著名的香料肉桂在波斯语称心b（darchin），直译就是“中国树”的意思。中国生产的麝香令无数人沉醉，波斯诗歌里一个反复出现的比喻是某位美人的头发比中国麝香还香。当然，波斯文学里的Chin和现在的中国并不是完全等价的。阿拉伯统治波斯帝国后的第一部重要的波斯作品，介于神话和史书之间的《列王纪》（Shahnameh）里，Chin就是-个“出镜率”很高的词。依照《列王纪》的世界观，古代圣王费里顿统治世界500年，去世前将世界的统治权分给了三个儿子。最受宠的小儿子分到了居于世界之中的伊朗，大儿子、二儿子则分到了西、东两翼。二儿子图尔（Tur）拿到的东翼包括图兰（Turan）和中国（Chin）。由于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伊朗，图尔和大哥一起谋杀了小弟，自此掀起了伊朗与图兰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按照古代波斯对周围人群的认知，波斯东北方向的居民被称为图兰人。中古时代以前图兰地区的居民多说伊朗语，他们算是波斯人的亲戚。至于更远的Chin则和图兰有很大的重叠部分，如中亚地区既属于图兰又属于Chin。中...
• 麒麟

  2025-04-01
  此时“中国”概念的外延尚没有今天这么广，更多指位于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周人本是位于西部的部落，灭掉本来位于中原地区的商时，自然应该建都中原，在此居住，也就是“宅兹中国”。准确地说，何尊上的原文是“中或”。这是因为汉字形声字字形的确定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很多我们今天熟悉的汉字写法在西周初年尚未出现或者还不稳定。“国”繁体字写作“國”。“国”和“域”在上古时期的读音和意思都较为接近，可能是来自同样的词根一一个相当古老的词根。今天“或”字组成的词则另有来源。早期的“或”表示“域/国”，后来由于其和“域/国”读音接近，就借来表示“或者”。鸠占鹊巢后，为了区分“或”和“域/国”两个意思相差较远的概念，才给“域/国”添上了表意的形旁。何尊在记录“中国”之名方面可以说是超越时代的先行者，何尊之后的西周文献和文物都并未再出现“中国”。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开始大量出现。此时除了少数表示中等国家或京师的用例外，大部分情况下“中国”已经指政治文化上较为统一的各诸侯国所在的区域，即我们今天的中国的前身。秦汉之后，“中国”之名更为普及，譬如在新疆发现的汉朝“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说明在西域的汉朝人已经在用“中国”这个称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