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修订版）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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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3-01-24在前面兩章中已大致敘述廖平、康有為爲了尊孔及托古改制，對古代經典及歷史所作的種種獨特的解釋。此舉有三個吊詭性的結果：第一是否定了所有上古信史，第二十將兩千年來的儒學視爲“僞學”，反而使人覺得孔子思想與中國歷史發展完全無關。第三是將整個儒學傳統孤立到孔子這一個點上，故只要有人朝孔子攻擊，整個儒學傳統的尊嚴便會立時跌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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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3-01-23由於何休把“所見世”定為“太平世”，而孔子所見的時代其實是個大亂世，故經他這一配擬，春秋時代真正的歷史與春秋經所變現的理想發展史觀應該分爲兩層，完全不可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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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3-01-22從歐陽修到崔述的例子都使我們了解到：疑古活動背後的精神是很複雜的。像他們便是深信“道”的源頭（聖人），但懷疑“道”的後繼者——也就是說因信古（聖人）而疑古（後繼者）。而且正因爲“信之深”，故“疑之勇”。這六個字正好用來説明學術思想史中常見的始為衛道，竟致疑僞的吊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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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3-01-21顧頡剛很明白地表示他堅持西漢末年的“一段騙案”是造成層累僞古史的一個重要源頭。而正如我們前面所説的，把無意的積累與有意造僞等同，正是《古史辨》中一個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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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嫁少女獨孤冰2020-05-24何休引用了這些纖緯之說來註解公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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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嫁少女獨孤冰2020-05-24纖緯中的古聖王也和孔子一樣有前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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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梧2017-12-10这也就是顾颉刚后来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第二学期讲义序目》中提到的：“他（钱玄同）以为今文家与古文家的说话都是一半对，一半不对。不对的是他们自己的创造，对的是他们对于敌方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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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4-10-04（一）断定汉代或战国是古史放大的时期，宛如那些古史过去没有传说过，自汉代以后制造伪史的工程似乎也停止了（以后有些学者则是因整齐百家语而造伪），仅在战国至汉这一段时间内传说出一部古史来。（二）把古书的真伪与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之真伪视为一体，认为伪古书上必不可能有真史，他认为一旦书伪，史事便伪，不必再做任何的鉴别。顾氏的观念里面实有一个“阴谋理论”，作为基础，认为伪书是某些人为了特定目的刻意伪造的，所以其中史事必属全伪，几乎完全排除假史书也可能根据部分真史事写成的可能性。（三）传说与伪造之间似乎并无分别，好似“传说”即是“伪造”。只要是有传说变迁的痕迹即表示这件史事是“有意作伪”的成果。（四）史家只能知上古史事变迁之迹，而无法知道何事为真，何事为伪？也不知这些史事最后的真相是什么。这主要是因为他把上古史事当作造史家们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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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3-01-25古史辨運動不是在史料上有了什麽重大發現所引發的，而是處理史料的方法與心理有了重大的不同才導出的，所以用“舊史料新心理”來形容是大致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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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3-01-23“復古”與“解放”怎麽可能產生關聯呢？這是因爲從某一角度說，中國近三百年學術發展的歷程，正是揚棄早先各種注疏的過程。許多經師由於“信古”——也就是相信只有接近孔子年代的古文獻才能傳聖人之本意，遂對晚出之說的可信性施以强烈的懷疑。在這一個點上，復古不正是對當前認可的傳統之解放嗎！清儒為求六經本義，先則揚棄宋儒注疏，繼則揚棄魏晉注疏，今文家興起又揚棄東漢注疏，再則是清季諸子學之大興。所以，不管是今文學的興起或諸子學的興起，在某種程度上都與“回向原典”的潮流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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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3-01-20彼時批判胡適集團的運動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而顧頡剛正是被當作胡適集團的一員要將來看待的，所以即使是顧氏從檢字廠工人一手識拔栽培、又親身參與古史辨第七冊編輯工作的童書業，也對顧氏爲主乾的古史辨派作了極爲嚴厲地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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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4-10-05康有为等人宣称古文经是刘歆集团伪造或改窜来佐王莽之篡的，这使后来的人对诸经性质、真伪、年代的厘清有了迫切感。古史辨集中讨论了《诗》《易》《春秋》三书。在对这三部经书的辩论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声明它们都被汉儒严重扭曲了，而现在是要把被扭曲的恢复原状的时候了。这可以分成三层来说：（一）汉儒把《诗》《易》这些古代史料说成是圣人有意编排而成的道德教化之书。所以像《诗经》中原本是没有什么深意的诗篇前后秩序，也被渲染成有深刻的用意寄寓其中，也就是把诗篇彻底伦理化了。为了迁就伦理化的要求，同时把诗篇的历史性彻底扭曲了。（二）汉儒为了宣扬圣人构作人文世界之说，所以出现“观象制器”的说法，认为如果没伏羲的画卦，整个中国的人文发展便成了不可能。（三）在顾颉刚看来：经书经历过了汉朝的大“合”，把许多不相干的文献附到“经”，又把“经”全部归给孔子，并强调孔子寄深刻的意旨于其间。现在是到了大“分”的时候了所以要把《诗序》与《诗经》分开，使它变成一部生活史料，而不是圣道王化之书。对于《易经》，则是要去除《易传》来看《易经》，完全剥落它的道统色彩，使它从圣经回复到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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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4-10-04若想振兴中国，决不能拘于传统宗法社会的格局了，唯有超越血缘结构，以普遍爱取代有差等的爱才能奏功。若欲达此目的，只有“变祠堂族长之制”，尽破宗法社会，将个人从其束缚中解放出来，亦即是把中国的团结建立在打破血缘结构上。这一思想在晚清相当普遍，与章氏同时代的柳亚子也有类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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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3-01-21康有爲及顧頡剛二人一代表舊，一代表新，明明是正相對立的，所以未能從客觀上看出顧頡剛在整個疑古工作的結構上依附康氏。康氏爲了尊孔及“托古改制”而對上古信史所從事的消解工作，幾無保留地被顧氏所繼承，並被用作重新檢討整個古代信史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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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轩2024-08-29礼教的束缚更是被攻击的重点之一，1903年刊在《直说》中的《权利篇》就说：“吾痛吾中国之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也，胥一国之人以沦陷于卑屈，而卒无一人少知其非，且自夸谓有礼之邦，真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礼者非人固有之物也，此野蛮时代圣人作之以权一时，后而大奸巨恶，欲夺天下之公权而私为己有，而又恐人之不我从也，于是借圣人制礼之名而推波助澜。”这一段话，充分点出对礼教及对制礼的所谓“野蛮时代圣人”的不满。不管是反名教也好，反礼教也好，箭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古代制礼作乐的圣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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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3-01-24“西學源出中國說”也是晚清一派很有力量的思潮。這派人的論調看起來極爲保守，其實卻潛在兩種可能：它可以成爲抗拒西學的有力武器，同時也可以成爲要求吸收西學的有力護符。我們可以説在這一軀殼中事實上擁有兩個靈魂，一個極保守，一個極激進。從保守的一面來說，“西學源出中國說”的説法，正可以使他們更進一步相信人民只要能重新掌握古學的真諦，即可以剋服西人的挑戰。從激進的一面來說，此無異於承認當今的西洋文明與中國的古學不相違背，或甚至是密相關聯的，故吸收西學等於是重光舊學；深一層去看，此說無異是間接承認了西學的正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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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3-01-20在愛國救國這個共同的目標之下所出現的無數手段中，有兩種最值得注意。第一便是以激烈破壞、激烈個人主義來達成愛國救國的目標，以致把大規模的毀棄傳統作爲正面價值來信奉。這樣的行動對有些人的情感來説可能是痛苦的，可是爲了國家民族更高的利益，許多知識分子卻願意犧牲在情感上相當依賴的某些傳統的質素，同時也要求別人作同樣悲壯的犧牲。所以我們經常可以在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身上同時看到全盤反傳統與在某些層面上戀執傳統的情形，從表面看來這是一種矛盾，其實是在“救國”這一個最終極的目標下目的與手段間的緊張和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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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轩2024-08-31乾隆之所以看重《公羊》，可能是因为这时天下的局势正符合《公羊》所描述的“大一统”理想吧！乾隆要求大权独揽，庄存与的《春秋正辞》中也一再强调“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全至尊而主人纪”，他的学说正好适合乾隆的需求，故庄氏在当时会“以经学受主知”？，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庄存与思想的核心是如何为“尊王”思想注入活力，他的几种经说反复推明的便是这一点。如《八卦观象解》一书，便是以卦象为根据来申明人世间上下尊卑的严格秩序。诚如近人孙海波（1911一1972）所说的，全书便是由卦象以“明君臣之道，笃父子之恩，敦宗族亲疏之诣，正妃匹嫡庶之嫌，内而甸采所以享王，外而蛮夷所以宾服，以及用人设教，理财治狱，行师命将，皆本诸先天勿违后天奉若之心”。孙氏很正确地指出他是要把尊王及维护一统秩序的思想当作天经地义之事来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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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轩2024-08-31更何况《春秋经》有相当宽广的解释可能性，譬如“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这句经文，至少可做三方面的解释。一方面可作为扩张民族势力的张本，同时也可被入侵的敌国顺顺当当地援用，更可能表现为尊王攘夷，严格抵抗异族侵略的理论。譬如说在庄存与手上《春秋》是鼓吹大一统理论的，可是在孔广森手上却将它解释成鼓倡分治的理论（详后）。正因经典解释有这么复杂的可能性，所以清今文家的变法思想呈现如此的多样性倒是不难理解的。我们不可单纯地把清代今文家之兴起视为是对时代危机的反应。以庄存与这位清今文学的开山学者来说，终其一生大清国势仍属承平，西方的力量也尚未叩关，虽然有几个零星的变乱，但大体来说是处在大一统局面的。乾隆曾下过明谕，反对“政权旁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