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的发明

• 闻夕felicity

  2025-04-03
  因此，美国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提出了一个意识形态图灵测试：你能否将对手的政治观点和建议表述得让对手接受？如果你不能——而且有很多证据表明大多数人都很难通过这一测试——那么你很可能已经成为自己意识形态偏见的受害者。你的政治信仰已经与你的身份和价值观融为一体，以至于你只能将与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视为愚蠢或卑鄙的表现。
• 闻夕felicity

  2025-04-03
  女性主义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在她引人入胜的文章《爱说教的男人》(Men Explain Things to Me)中，描述了她在阿斯彭别墅的一次聚会上遭遇的奇怪情况：一个男人锲而不舍、一丝不苟地向她讲解一本她自己写的书的内容。一旦你熟悉了男性说教(mansplaining)这个由男人(man)和喋喋不休的说教(explain)混合构成的词，你就能在任何地方看到这一现象。男性说教只是英国哲学家米兰达·弗里克所谓的认知不公正(Epistemische Ungerechtigkeiten)的一种表现。认知不公正是指一个人作为知识主体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一个人一旦被剥夺了充分理解特定经验的概念手段，就会遭受解释学上的不公正。一个从未听说过“性骚扰”的秘书可能不会认为上司对她的挑逗是一种可以诉诸司法的攻击，而是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日常现象，她只能咬紧牙关、忍气吞声地接受。如果她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经历，就能更恰当地对其进行分类，并觉得有理由提出申诉。证言不公正在于女性没有被恰当地视为知识的来源，即没有被视为线人或证人、权威或专家。年轻的女教授往往被当作博士生，而女博士生则被当作大学生；强奸受害者被怀疑是歇斯底里的蛇蝎美人(femmes fatales)；外国同事被打断、忽视，最终沉默。男性说教是一种认知上的傲慢，在这种傲慢态度中，个体男性权威的地位被置于经过验证的女性专家的低级权威之上。反过来，女性所遭受的这些证言不公正可能只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病理症状：父权制和厌女症这一两面怪物。澳大利亚社会哲学家凯特·曼恩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不只是厌女》(Down Girl)中指出，厌女症是性别歧视这一立法机构的执法部门。性别歧视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将父权制中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对女性的压迫合法化，以维护男性霸权的利益；厌女症不是一种厌女的感觉，而是一种社会结构，是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的执行机构，...
• 闻夕felicity

  2025-04-03
  当然，大多数宣称自己受到压迫的人并不是谎话精、骗子或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人。但每一种新的社会实践都会产生新的激励结构和新的社会环境，而这些结构和环境有时会被滥用。这种激励结构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道德词汇会受到语义变化的影响，从而逐渐丧失了准确性。像“暴力”“创伤”或“虐待”这样的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一个声称受到创伤或遭受暴力的人提出了强烈的道德谴责，并要求别人倾听他的声音，认真对待他受到的伤害。这种诱惑是巨大的（无论这种诱惑是多么无意识地发生的），即使是在边缘情况下，也要从这些词语的惊人力量中获益。在心理学中，这被称为概念蠕变(concept creep)，即某些概念的含义逐渐发生转变。那些想把自己描绘成特别敏感、在道德上绝不妥协的人很快就会声称，自己的“创伤”是被奥维德《变形记》中的性侵场景“触发”的。这种暴露自己脆弱性的倾向并不是一种好的发展；创伤应该被克服和处理，而不是被培养和放大。
• 闻夕felicity

  2025-04-03
  觉醒文化将继续存在，但只是以一种弱化和驯服的形式存在；它将在某一时刻成为某种地方特色，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其形态。最终的结局将是这样的：首先，“觉醒”文化将被资本主义和精英统治稀释和吸收——正如1968年的一代人曾经呼吁终结“猪猡制度”，最终却成为其更具另类思想的帮凶一样。“觉醒”也将进入董事会、出版社、电影厂和议会的密室，在那里，它将继续存在，但也将被中和，被剥夺其最激进的表现形式。因此，人们所担心/所渴望的西方的终结不会发生。相反，我们将有更多的女性担任领导职务，亚洲人和跨性别者将扮演更多的领导角色。这些都是早就应当取得的良好进展。其次，“觉醒”运动是西方文化的重要输出。在这方面，政治正确性的影响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益的。归根结底，在耶鲁大学、剑桥大学和洪堡大学的理论研讨会上倡导哪些激进思想并不那么重要。但是，如果觉醒运动有助于人们了解比利时的殖民历史，有助于加强阿拉伯国家妇女的权利，那么它就已经远远超越了自己的目的。
• 闻夕felicity

  2025-04-03
  有时，一个社会会因人口结构原因而经历精英生产过剩的时期。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智力全副武装的年轻人被父母的殷切期望压垮，他们满怀希望，带着耀眼的大学文凭进入成人世界，却发现隧道尽头的曙光来自迎面驶来的火车，而非爆裂的宝箱。在这个必须证明自己的仓鼠轮上，残酷的竞争从未停止过，因为其他人都受过同样良好的教育，而“显赫的大学学位可以顺利转化为六位数的薪水”这一隐含的保证已被事实证明是一种严重的夸张。附带高声望的好工作数量是有限的，大多数人难免空手而归。在某种程度上，这会让人觉得这个社会从根本上出了问题；但“尽管有最好的先决条件，我却未能取得我所希望的成功，因此我被嫉妒和怨恨吞噬”并不特别适合作为唤起团结和同情的政治口号。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宣布自己是受压迫者的代言人，代替他们——当然绝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喊出要求彻底重组社会的颠覆性口号。如果作为附带收益，编辑部或律师事务所那个令人垂涎的职位的竞争者因为没有及时在自己的推特简历中添加所需的代词而让自己被淘汰，那就更好了。在富裕的白人中，这种情况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心理剧，那些对现有的社会不公无法感到足够多的愧疚的人，那些宁愿少关注这些不公而希望继续不受干扰地生活的人，与一小部分支持这种或那种说法的黑人知识分子相互对立。与此同时，社会弱势群体的物质状况却并没有任何改变。从保守派的角度来看，这些现象都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万事通的症状，人们不得不将其斥为左翼势力潜在的极权主义道德控制的表现。虽然这是一种巧妙的公关策略，但它与现实无关。保守派主流一直有其自己的政治正确形式，从美国的“支持我们的军队”，到英国的“国殇罂粟花”，再到德国必须承认民主德国是一个“不公正国家”的口号。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形式的身份政治与建制派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相一致，因此被视为正常的、健康的、理所应当的。身份政治的概念最早是由康比河公社(Combahee River C...
• 闻夕felicity

  2025-04-03
  创新的财产和继承规则为这一模式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成功地将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西方教会手中。在基督教伦理中，个人财富一直被视为道德上的可疑之处。《新约》中多次明确指出，富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更困难。对于富人来说，这最初是一个凄凉的消息，将尘世幸福的希望与永恒诅咒的前景联系在了一起，也使得教会的道德准则极度缺乏吸引力。教会很快就提供了摆脱这一困境的巧妙办法，那就是向富人承诺，即使他们在此时此地保留并享受财富，只要他们愿意在死后将财富遗赠给教会，就也能进入天堂。这种财富结构巩固了教会在现世的权力，同时从道德上阻碍了财富在家庭内部的传承，以此进一步削弱了既有的家庭结构。
• 闻夕felicity

  2025-04-03
  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教会对谁可以与谁结婚的规定越来越严格，甚至越界管控。禁止堂表兄弟姐妹通婚在西方教会的婚姻与家庭计划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也成为区分西方教会和东正教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婚姻和家庭方案的核心内容如下：• 禁止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结婚（六代堂表兄弟姐妹以内）；• 禁止一夫多妻制；• 引入精神亲属关系（教父教母身份）；• 为防止包办婚姻，新人须在结婚仪式上公开口头同意婚事；• 新居所（新婚夫妇必须搬进自己的公寓）；• 个人财产和遗物的继承遵循个人遗嘱。在这一发展的末期，原资产阶级小家庭出现了，它取代了人人之间都有亲属关系的大家族宗法结构，代之以由基本独立的家庭组成的松散联合体。这一趋势也反映在各种亲属关系和法律关系的词汇中，家庭成员的特定名称（许多社会将母系兄弟与父系兄弟区分开来）被强调性关系乱伦性质的概念取代。因此，妻子的母亲成了岳母，兄弟的妻子成了嫂子——或者用英语更直白地称为“法律上的姐妹”(sister-in-law)。没有任何生理障碍能够阻止遗传学上的亲属之间发生性关系，所以大多数社会都必须找到铲除乱伦繁衍这一事实的可能性的办法。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可以从生物学角度解决：从小在一起长大的非常亲近的孩子，成年后彼此之间会自动发现很难产生性吸引力，无论他们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血缘关系（这就是所谓的韦斯特马克效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对兄弟姐妹之间的性行为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直觉性厌恶；如前所述，这是出于生理原因，而不是文化原因。此外，准则规范的文化演变必须阐明乱伦禁忌的微妙之处。有关这一点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早期欧洲教会采取的措施是其中的一个极端。亨里奇总结了这些措施的意义：“教会的婚姻和家庭计划重塑了欧洲家庭，这一过程在500年前基本完成。但这真的会影响到今天的心理学吗？当我们在不太密集的亲属结构中成长时，它真的会以明显的方式影响我...
• 闻夕felicity

  2025-04-03
  在所有社会中，亲属关系和家庭都提供了社会共存的基本结构。这并不是要求“家庭”应该扮演这一角色的规范性表述，而是事实就是如此的描述性表述。在大多数社会中，尤其是在基督教统治之前的欧洲，传统亲属关系的基本特征如下：• 人类生活主要是在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群体中进行的，而这些群体又嵌入更大的群体或关系网络（氏族、部落、宗族等）之中。• 家庭以“父系”方式组织：父系亲属决定继承权、财富和居住地。（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某些社会中，并不是妻子搬到丈夫家，而是丈夫在婚后搬到女方家。）• 这些亲属单位集体掌控土地和财产。• 个人的身份取决于他们在各自亲属网络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依据亲属社区内各自的习俗处理冲突以及责任或义务问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调停解决。• 亲属关系发挥着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保护人们免受疾病、贫困或厄运的打击。• 包办婚姻非常普遍。在决定谁与谁结婚时，往往会考虑到整个家族及其财产的因素。• 多配偶制婚姻，更准确地说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虽然存在，但极为罕见），即一个男人有多个妻子，至少对于有权势和/或富有的男人来说，这种婚姻相当普遍。在传统的非“罕见”社会中，亲属关系主导着个人的全部生活，个人的居住地、配偶、职业和人生道路都是由家庭网络中的社会角色决定的。西方教会的婚姻和家庭计划是如何逐步软化这些结构的呢？上文提到的在300年前后的埃尔维拉宗教会议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在西班牙举行的这次教会大会上，教会成员起草了一些决议，这些决议如今已成为天主教会最古老的书面证词的一部分。其核心是道德生活方式的转变、婚姻和其他需要以基督教为导向的日常问题。这些决议不仅描绘了当时欧洲教会的历史状况，还显示了当时以家庭为组织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新凯撒利亚和尼西亚大公会议上，夫兄弟婚（无子女的寡妇嫁给丈夫的兄弟）被禁止；506年9月，在法国南部召开的阿格德宗教会议宣布...
• 闻夕felicity

  2025-04-03
  从全球来看，富裕的西方工业国家的成员在认知和道德方面都是特例。“罕见的人”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个人主义情结”是如何产生的？约瑟夫·亨里奇及其研究团队虽然确定了有一些人具有“罕见”的心理特征，但没有解释这些最终导致现代性诞生的认知和道德模式从何而来。此外，我们也不清楚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转变就恰恰发生在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那些地方。在这些如今已成为传奇的研究成果发表几年后，有迹象表明，现已成为哈佛大学教授的亨里奇开始与他的团队着手研究关于“罕见”价值观和思维模式起源的一般理论。2020年，他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世界上最奇怪的人》，对现代“奇怪”现象的出现做出了全面又令人极为惊愕的解释。亨里奇认为，“罕见”人群的普遍主义道德观和分析性思维方式是历经1 000多年发展的结果，在此期间，天主教会摧毁了欧洲的传统家庭结构。作为经济、政治、法律、宗教和私人生活的核心组织原则的亲属关系网络被摧毁，人类社会从而启动了文化进化进程，约在500年前进入现代。天主教会的家庭政策塑造了西方道德和认知的特征，这一论点乍听之下让人瞠目结舌。但亨里奇走火入魔一般的数据细节支持了这一论点，令人难以反驳，叹为观止。《世界上最奇怪的人》或许是21世纪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出版物。亨里奇的理论的一个核心要素是“西方教会的婚姻与家庭计划”（缩写为EFP）概念。从300年前后在西班牙格拉纳达举办的埃尔维拉宗教会议到1215年11月在罗马召开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的近千年间，罗马天主教会对欧洲的婚姻和继承结构进行了彻底改革，逐渐瓦解了在此之前西方社会普遍存在且占据主导的亲属和家庭关系。
• 闻夕felicity

  2025-04-03
  “罕见的人”有一种非典型的道德心理：他们是道德普遍主义者，与陌生人合作（相对而言）不受个人关系的影响。他们将个人视为核心道德单位，愿意与他人建立合作关系，并根据他人的意图来评判其行为。他们将一个人的身份与其个人成就和性格特征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家庭、氏族或部落的归属联系在一起，并且在延迟回报方面更有耐心。尽管看起来这些特征的组合我们很熟悉，客观上却绝非寻常，在全球范围内是特殊的，在历史上也是最近才出现的。“罕见的人”的文化进化所带来的最重大变化可能是经济政治方面的：首先，通过分散的价格信号组织起来的广泛的贸易和交换网络，也就是市场，使向现代大型社会的过渡成为可能；其次，越来越多的公民对保障自由和参与的个人权利的要求日益强烈，也就是民主。可是这种转变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上才能蓬勃发展，因为在这一基础上，迄今为止作为社会核心组织框架的亲属关系和统治结构正在被逐渐削弱。
• 闻夕felicity

  2025-04-03
  不过即使是亨里奇和他的团队，似乎也没有预料到他们的实验对象会多么“奇怪”。如果我们系统地调查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类“奇怪的人”几乎总是统计学上的特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出现在视觉感知领域：“奇怪的人”看到奇怪的东西。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通过探索人们的错误认知，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人们如何通过视觉接触世界的知识。视错觉揭示了视觉感知在正常情况下是如何工作的。在所有感官错觉中，最著名的可能要数“缪勒——莱尔错觉”：客观上长度相同的两条线，当它们的末端变成向内或向外的箭头形状时，就会让人产生长度不同的主观错觉。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种错觉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错误，与我们的感知器官的工作方式有关。事实上，在世界上的许多文化中，缪勒——莱尔错觉根本就不存在。例如，在卡拉哈里桑人看来，线条是一样长的，对于尼日利亚的伊爵人或刚果的桑耶人来说也是如此。北美学生的数值——表明他们受幻觉影响的程度——明显高于所有其他群体。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有些人从童年发育的最初阶段起就在“囿于室内”的环境中长大，因此他们的视觉信息处理适应了经常出现的直角。几乎所有其他心理特征都出现了类似的模式，无论是在发达国家与结构较为简单的社会的比较中，还是在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比较中，甚至是在西方社会内部，（具有某些认知能力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大学生与社会平均水平相差很大）这种模式都会显现出来。那些来自西方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奇怪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感觉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价值观不同，一直是统计学上的另类。如果你让他们说出物体的名称，他们会说“树”和“鸟”，而不会说“桦树”和“知更鸟”——先提到一般类别，然后再过渡到列举具体例子。如果你问他们是谁，他们会说出自己的职业、个人成就、年龄和特征，后面才会提到自己是谁的女儿或儿子，以及他们认为自己属于哪个群体。这些“奇怪的人”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什么时...
• 闻夕felicity

  2025-04-03
  心理学研究的黄金标准是随机实验：通过从全体人群中随机抽取研究参与者，然后同样随机地将他们分配到对照组或实验组，以求证实验操作是否有效果；如果有，效果有多强。然而，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即为了节省成本和时间，心理学家几乎总是让自己的学生作为参与者来进行此类研究，而且常以课业成绩作为交换。因此，关于人类心理普遍天性的一般论述，都是根据从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中提取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而得出的：几乎所有心理学研究的参与者都来自富裕的西方工业化民主地区，受过高等教育。对于这个群体，亨里奇和他的同事们创造了一个可能是史上最好的缩写词：“奇怪的人”(WEIRD people)，其首字母分别代表“西方”(western)、“受过教育”(educated)、“工业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和“民主”(democratic)。假如这个群体的人能够代表其他人，假如“奇怪的人”与其他人之间不存在系统性的巨大差异，那么问题就不大了。但是显而易见，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倘若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挑选一批高智商的青少年，让他们在少数几所极端挑剔的精英大学中学习，他们的认知直觉、感知模式、偏好和行为倾向还与从其他群体中随机选出的个体相同，那将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 闻夕felicity

  2025-04-02
  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暂时还不可能存在。此外，在纵容不平等和激进地实现平等之间二选一是有误导性的，因为即使完全的社会经济平等也既不可能亦不可取，但一个相对更平等的社会仍可能对所有人都有利。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带来的最大弊端之一是，非平等主义结构会破坏社会的社会资本，即破坏由普遍接受的社会规范组成的非正式网络，它使社会所有成员之间的顺利合作成为可能。首先是社会信任的资源，因为只有人们从根本上相互信任，才能维持社会结构，为成功和平共处奠定基础。社会不平等造成的信任缺失的症状包括：基本社区形式受到侵蚀、公共卫生状况恶化、心理健康问题增加、暴力和听天由命的倾向上升，因为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理所当然地怀疑他们没有获得公平合理的成功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自杀或吸毒走向“绝望之死”的人数可能会增加。
• 闻夕felicity

  2025-04-02
  随机化也有助于解决人际冲突。生活在中非北部的阿赞德人的文化特征是对巫术的强烈信仰。同时，巫术在那里被视为一种平常之事，与欧洲人过去在所谓的与撒旦的契约中看到的可耻的形而上学侮辱毫无关系。对阿赞德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不幸都可以追溯到坏邻居的巫术影响，而这些可能是无心之失，甚至是在无意识状态或睡梦中行使的巫术。为了判定被怀疑施行巫术的邻居是否真的有罪，要请示一个名为“本吉”(benge)的毒药神谕。在仪式上，混合出一种毒药，然后给一只鸡服用。原告向神谕请求，如果被告有罪，就杀死这只鸡；如果他是无辜的，就饶恕它。本格的特殊性在于，必须进行两次仪式才能做出终审判决。毒药会喂给另一只鸡，问它同样的问题，但征兆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如果在第一轮中，毒药应该在邻人有罪的情况下杀死鸡，那么现在这只可怜的动物应该在第二轮仪式中幸存下来。一桩罪行只有经过这毒药的相反效果证明后，才被排除嫌疑。在“定罪”后，嫌疑人的仪式化道歉通常足以恢复社区的和平。为什么要进行这第二轮仪式？答案是：它保证了随机性，使得有罪判决的概率各为50%，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获胜概率。为了使一只普通的鸡在一种情况下能从仪式中存活下来，而在相反的情况下则被杀，毒药必须既不能太强——这将杀死两只鸡——也不能太弱。毒药神谕的关键也可能在于参与者看不透仪式的实际生效方式。当人们期待神灵的智慧建议时，谁会愿意听从偶然性的摆布呢？
• 闻夕felicity

  2025-04-02
  我们对于从文化上继承下来的生活环境的依赖，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我们的因果知识的“肤浅性”就表明了这一点。我们都能使用马桶和操作电话。但是，除了一些可能与管道和数据信号有关的极其模糊的想法之外，你是否对这些日常用品的工作原理有一丝了解？你会修理你的电话机吗？能复制一个吗？如果让你坐着时光机穿越到一百年前，你能向你的曾祖父母解释它是如何运作的吗？你的电磁炉呢？你的汽车发动机呢？你的圆珠笔呢？也许你对这个或那个设备有所了解，但对于你每天理所当然地使用的绝大多数人工制品，你并不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产品的因果不透明性仅仅是其复杂性的一个副作用。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不透明性是使其发挥作用的关键部分。加拿大拉布拉多省的纳斯卡皮人是优秀的猎手。不幸的是，他们猎杀的北美驯鹿在躲避猎杀方面同样出色。由于这些驯鹿会避开以前遇到过猎人的地方，因此纳斯卡皮人必须尽可能预判出动物的行踪，以便选择相应的狩猎地点。他们的做法是把死去驯鹿的肩骨放在火上烧，直到出现裂开、断折和烧伤的痕迹，形成一张地图，据此来推测动物的行踪。这当然是行不通的——或者至少达不到预期。该仪式的实际作用是使纳斯卡皮人的狩猎行为无法被动物预测。驯鹿骨头上的烙印图案的意义就是它们没有实际意义，只是允许人们随机选择狩猎场。对于纳斯卡皮人来说，这种占卜仪式可能具有更深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很容易被关于仪式的真相侵蚀。
• 闻夕felicity

  2025-04-02
  原住民对食物的烹制，特别是他们消除食物毒性的做法，深刻地展示了文化进化的机制如何催生出远远超过其人类承载者洞察力的知识和技能。“那度”(Nardoo)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东部的蕨类植物。其株形类似三叶草，其子实体产生的孢子被一些原住民［如扬杜旺德拉(Yanduwhandra)人］加工成可食用的面粉。未经加工的“那度”是有毒的，会使人因缺乏硫胺素而患上脚气病。为了安全食用“那度”，原住民开发了一套多工序的加工技术：采集之后将其磨碎并清洗；在烘烤过程中，必须向糕体里添加灰分，以降低其pH值；通过形成非常特殊的外壳完成解毒过程。参与者并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步骤中的每一步都是必要的。所以罗伯特·伯克和威廉·威尔斯于1860年组织的探险队也不会知道。他们在粮食耗尽后向“那度”伸出手，但只是粗略地复制了那度糕的制作方法，几周后，尽管吃得足够多，他们还是饿死了。木薯根的制备更加棘手。木薯看起来像黑婆罗门参和土豆的杂交品种，营养丰富，分布广泛，在南美洲尤其常见。哥伦比亚的图卡诺人开发了一套复杂得令人窒息的程序，使木薯成为可食用的食物——把它们刮削、压碎、清洗和熬煮，之后将植物纤维原封不动地放置两天。这种加工方式可以避免氢氰酸中毒，该毒的毒性十分隐蔽，只有在食用多年后才会表现出来，这使得在没有相应的医学知识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准确地将这种疾病归咎于木薯。每个步骤都是必要的，但负责加工木薯的妇女无法解释原因。文化比承载和传递它的个人更聪明。再举最后一个例子：制作用于狩猎的毒箭的过程往往非常复杂，甚至连植物学家都难以破译各个工作步骤的确切含义。像亚瓜族这样的亚马孙部落经常需要几十种成分来制作他们的箭。毒药（通常是箭毒）必须与其他物质混合，经过加热和冷却后才能用于狩猎。在这里，必要的专业知识也是通过数代人的文化进化获得并传承下来的。文化产品的不透明性也体现在社会机构中。例如，民主社会的运...
• 闻夕felicity

  2025-04-02
  你和你的49位伙伴跳伞进入热带雨林。飞机上同行的还有50只卷尾猴，你必须与之竞争以求生存。除了给人穿的衣服外，禁止使用任何设备。两年后统计幸存者，坚持时间最长的生物获胜。约瑟夫·亨里奇问道：你的赌注下给哪一方，猴子还是你和你的伙伴？那么，你知道如何制作箭、网或盖小茅屋吗？你知道哪些植物和昆虫是有毒的（很多都是有毒的），或者如何解毒吗？你能不用火柴点火或不用锅子做饭吗？你会制作鱼钩吗？你知道如何制作天然黏合剂吗？哪些蛇是有毒的？你将如何在夜间保护自己不受捕食者伤害？你从哪里取水？你对追踪了解多少？猴子会处理好的——至少不会比它们本来会做的差。反观我们人类，我们对文化“上瘾”。如果让我们完全依靠自己，不再有工具的支持，不再凭借关于某地区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来驾驭熟悉的环境，那么对于更有能力的掠食者来说，我们不过是一道美味佳肴而已。像这样的场景并非单纯的虚构。“幽冥号”(HMS Erebus)和“恐怖号”(HMS Terror)是两艘英国战舰，在约翰·富兰克林船长的带领下，于1845年出发，船队开始探索通往太平洋的西北航道。第二年冬天，船只再次被冰层困住。这些人再也没有出现过。2014年，这两艘船在相隔不远的海底被重新发现。发生了什么？一个大问题是船员越来越严重的铅中毒，因为作为口粮的罐头——数量本应足够维持5年——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包装封存。而在北极地区获取食物似乎毫无希望。或者并非如此？事实上，内茨利克(Netsilik)因纽特人在3万年前就已经在威廉王岛周围地区居住，他们在那里繁衍生息。这里环境恶劣，但资源丰富。问题绝不是两艘船上的105名船员缺乏食物，而是这些训练有素的船员不知不觉地走上了注定失败的道路，因为他们无法从土著居民因纽特人数千年的文化进化中受益，因纽特人则能从中学会如何建造安全的住所，并使用由驯鹿和北极熊骨头制成的鱼叉捕杀海豹。要发现海豹的洞穴，及时...
• 闻夕felicity

  2025-04-02
  此外，色素缺失现象也出现在我们的白眼球中：它明亮的颜色能让我们快速、准确地辨认别人注视的方向和焦点，使我们的意图和想法对他人来说更透明。与此相对，类人猿的眼珠则近乎黑色，因此我们很难猜测它们在注意什么。
• 元非

  2025-06-09
  亚当·斯密认为，在公共场合唱歌是不应该得到报酬的——他将其比作一种“公开卖淫”。……在西方哲学中，也有反对有偿借贷的悠久传统，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都将其斥为“高利贷”。当保险公司开始提供第一批死亡保单时，面对人的生命被商品化，人们发出了愤怒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