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街区

• 无明

  2017-03-26
  地球上生命形式的形态多种多样，城市和细菌就是这些生命形态的两种极端形式。除了大气层，城市就是生命最大的足迹。而微生物就是生命最小的足迹。
• 无明

  2017-03-26
  如果没有把煤炭和公地农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能源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就不会有工业革命。工业时代城市扩张，人口增加，还有另一个原因——茶。19世纪上半叶，人口增加和茶称为全民饮料的时间正好吻合。茶水具有几个重要的抗菌性能，帮助预防水源性的疾病：在泡制过程中释放出来的鞣酸能杀死煮水过程中幸存下来的细菌。18世纪末，茶大行其道，在细菌看来，简直就是微生物大屠杀。在这一时期，医师们发现得痢疾的人和儿童死亡率都大大下降了。（杀菌物质能够通过母乳传给婴儿。）
• 无明

  2017-03-26
  然而，在100年的时间里，一个城市的人口从不足100万增加到300万，需要的就不仅仅是能量的输入了。还需要大量人口愿意从乡村进入城市。
• 无明

  2017-03-26
  物质从一种相转为另一种相的过程叫做相变。伊伯罗尔认为，人类社会似乎也有类似的相变过程，随着人类驾驭下的能量逐渐增加，人类从采集狩猎者这种四处飘荡的气态相走了出来，进入到农业社会更为安稳的状态，接着又进入了城墙包围中城市的晶体密集状态。
• 无明

  2017-03-26
  不能把当时的大城市理解为人类选择下的人工制品。大城市的产生更接近于一个自然的有机过程——大城市不像是一个精心打造的建筑，更像是一个顺应春天来到，突然繁花似锦的花园——这是一种既有人类安排，也有自然发展的混合模式，伴随着更多的能量供给。
• 无明

  2017-03-26
  几千年来，大多数城市都受到自己城墙外面自然生态系统无情的限制：田野和森林中流动的能量设定了城市人口的上限。1854年的伦敦突破了这些上限，原因就是：一，土地得到了更为高效的耕作；二，发现了新的能源；三，船运和铁路网大大提高了运输能源的能力。
• 无明

  2017-03-26
  必须把群体行为看待为不同于个人选择的东西。
• 无明

  2017-03-26
  人们觉得最好把伦敦理解为一种有清晰的自我意识的生物，它大于各部分的总和：它是一个怪物，一个病体——或者，用华兹华斯的话说它是“原野上巨大的蚁穴”，这最有先见之明。（复杂的蚁穴没有规划，和人类的城市有好些相似之处。）
• 无明

  2017-03-26
  伦敦的大发展就像曼彻斯特和利兹双双人口激增一样，是一个谜，并不是把许多单个个体的人做出的决定累加就可以解答这个谜。这就是伦敦让那么多旁观者感到迷惑恐惧的原因：他们觉得这个城市有了自己的生命。当然，这是人类选择的结果，但是人类集体选择做出了集体的决定，这种决定不符合个体成员的需求和愿望。如果能够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人做一个民意调查，问他们30英里的范围内挤了200万人是不是好事，得到的答案会是响亮的“不是”。
• 无明

  2017-03-26
  通常来说，城市都起源于对外界威胁的抵御——城墙加固、士兵守卫——但是随着城市越来越大，逐渐有了来自内部的危险：疾病、犯罪、火灾，还有道德沦丧带来的“软性”危险
• 落叶村

  2017-03-26
  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通济思想家（consilient thinker），这一概念最初是19世纪40年代牛津哲学家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构想出来的[最近哈佛的生物学家E. O. 威尔逊（E. O. Wilson）对该词进行了普及]。“归纳的通济，”休厄尔写道，“是在归纳种出现的，从一类事实种归纳出来的东西和另一类事实的归纳不谋而合。”斯诺利用在一个层面上的调查对另外的另外的层面做出推测，他不断地在不同学科中搭起桥梁，有写还是他那个时代根本就不存在的功能学。
• 沙漠十三忠

  2017-09-01
  报纸上满是江湖医生的药品广告，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副产 品：广告修辞学应运而生；还为报纸和杂志创造出一种商业模式，这 种模式持续继续了一个多世纪。到了19世纪末，在报纸上打广告 最多的就是专利药品生产商，正如历史学家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指出的那样，这些生产商是“[40]最早认识到商标、广告、 口号、标志……重要性的一批人，既然制造药品几乎不花什么钱， 那就该把钱花在营销上 ”。在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里，人们更看重 形象而不是实质，虚幻的市场信息不断地抚慰着我们的欲望，这样 的话已经是陈词滥调。事实上，这种局面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 那时报纸上的医药广告现在读起来可谓古香古色，无止境地吹嘘着 各种瓶装的灵丹妙药。
• 无明

  2017-05-02
  维多利亚早期人们全力以赴要解决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在今天仍然困扰着我们。翻开任何一本教科书，只要有对那个时期的记录，你都会看到这些标准的社会学问题：如何以人道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工业化？在过度的自由市场下，政府如何施政？劳动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判协商的限度在哪里？……没错，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正在同功利主义和阶级意识这样的问题做着斗争，但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头脑也致力于解决另一个同样紧迫的问题：这么多的大粪，我们该怎么办？
• 无明

  2017-03-26
  最大的生命形式和最小的生命形式之间紧密联系，互相依存。像维多利亚时期伦敦这样的城市，没有军事威胁，各种新的资本和能量形式蓬勃迸发，这时微生物就是驾驭伦敦增长失控的主要力量，要知道，伦敦不仅为股票经纪人、咖啡店老板和阴沟人，也给霍乱弧菌（更不用说其他数不尽的细菌了）提供了新的生活方式。把城市环境看作一个系统、一个群体现象，这种对城市的整体观念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突破性进展，这一因素和其他因素一样，对宽街霍乱爆发的最终结果至关重要。
• 无明

  2017-03-24
  中世纪的城市客没有公路和集装箱船给它们带来食物供给，于是城市周边土地的肥沃程度就决定了人口的上限。
• 沙漠十三忠

  2017-09-01
  无论是哪种解释，在霍乱爆发的最初一两天，就仿佛是微生物在 抽奖：在一小潭水中聚集了一群霍乱弧菌，等着被水泵抽上来，抽上 来就有无尽的辉煌的繁殖机会等着它们。那些进入水泵的霍乱弧菌在 受害者的小肠里繁殖万亿兆的后代，那些留在井底的就只有死亡。
• 无明

  2017-03-24
  这样一个流动的底层社会，没有统筹者来协调他们的行动，他们也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而两百万人产生的垃圾全靠他们来分拣处理。
• 沙漠十三忠

  2017-09-01
  16世纪晚期，约翰·哈灵顿爵士（Sir John Harington）发明了冲水装置，他为自己的教母伊丽莎白一世女 王，在里士满宫（Richmond Palace）安装了一个。但是直到18世纪 晚期，钟表匠亚历山大·卡明斯（Alexander Cummings）和家具木工 约瑟夫·布拉马（Joseph Bramah）将两个专利合二为一，改进了哈灵 顿的设计，抽水马桶才得到广泛的认可。布拉马为有钱人家里安装 抽水马桶，建立起一个利润丰厚的行当。根据一份调查，1824年到 1844年期间，抽水马桶的安装数量增加了10倍。1851年万国工业博 览会，制造商乔治·詹宁斯（George Jennings）在海德公园给公共厕 所安上了抽水马桶，之后抽水马桶的数量又达到了一个顶峰。据估 计，有82.7万参观者使用了抽水马桶。[14]毫无疑问，博览会上所展 示的世界文化和现代工程让人惊叹不已，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最 惊奇的经历就是第一次坐在抽水马桶上。 原来抽水马桶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