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四百年：为冒险而生的移民之城

• 闻夕felicity

  2025-05-01
  除了服装修整，最普遍的家庭就业方式是制作人造花。在鲜花全年可得之前的年代，人们对人造花的需求巨大，当鲜花不可得时，中上层阶级的美国人可以在家中摆放人造花。这些花大多是由意大利移民和他们的孩子们组装的。移民们从制造商或批发商那里取得机器制造的茎、叶和花瓣，带回自己的住处，然后把孩子们招集在厨房的桌子旁协助组装。该家庭每完成一罗（即144朵花），多时会赚8美分，少时才赚3.5美分。尽管工资微薄，“但该区（曼哈顿14街以下的意大利人聚居地）非常盛行接活在家干，以至于登上任何一栋房屋的楼梯，都会发现每层楼甚至几乎每套公寓都有正在制作手工花的家庭”。
• 闻夕felicity

  2025-05-01
  难以确定到底有多少意大利女性移民“在家里干活”。1892年，纽约州规定：如果没有许可证，在廉租公寓楼内打工是非法的。或是担心自己被拒绝，或是不想接受随之而来的检查，很少有在家干活的意大利人申请许可证。1902年，据纽约人口动态统计局的估计，在家干活的纽约人大约在2.5万至3万人之间。当时意大利移民只占纽约移民的11%，却做了60%可以在家做的活。可以在家里做的活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意大利裔妇女会折盒子，给坚果去壳，制作和包装巧克力香烟，编草帽，往纸板上别纽扣，制作儿童玩具，卷纸（以后填上烟草制成香烟），缝制钱包和手袋。他们甚至会将鸵鸟羽毛整理成下垂“柳枝”的样子，该术语指用线将每根尾羽上的数百片绒毛绑成三组，使得鸵鸟羽毛更加蓬松和吸引人。尽管如此，纽约大约80%的意大利裔居家打工者只做两件事中的一件：服装修整或制作人造花。在家做的活也因住宅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百老汇以东的曼哈顿下城区，制衣业占主导地位，因为这块聚居地里的意大利移民住在服装厂的附近。而在西村，人造花制作更为常见。在哈林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10年里，在家做的最普遍的活是羽毛梳理，那里，鸵鸟羽毛风靡一时。当地一位移民说：“所有人都在将华丽的尾羽修整成下垂柳枝的样子。”人口动态统计局估计，纽约七分之六的居家工作涉及服装修整。即使血汗工厂用机器缝制后的外套或裤子，通常也需要“精加工”，要么扯掉松线，要么缝扣子，或是小的修补，甚至包括在女性服装上添加丝带、刺绣或花边，在鞋子或拖鞋上缝珠子，或修理吊袜带。在家做活是有争议的，因为从事这一工作的移民几乎总要他们孩子的协助。白天上了一天学的孩子们可能会干到晚上8点、9点甚至10点，以帮助他们的母亲按时完成任务。如果最后期限特别紧，就像在快速变化和季节性强的时尚界里经常发生的那样，孩子们可能会被留在家里，不去上学，这样他们就可以干一整天。比如，小女孩乔凡娜每天早上5点起...
• 闻夕felicity

  2025-05-01
  家庭内部的意见之争不仅涉及衣服、朋友和约会这类话题，还有一些是移民家庭所独有的。一位名叫伦纳德·科韦洛的高中生回忆道：“小学的午餐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一周又一周，年复一年，纽约公立学校的老师们告诉意大利学生：他们父母给他们做的食物是不健康的，反映了落后的饮食习惯。结果，跟其他成千上万的学生一样，这名学生不想再吃母亲为他准备的尴尬午餐。“我妈妈每天给我一个意大利三明治，那是半条法式面包，里面塞满了炸辣椒和洋葱，或者将面包的一半沾油，再撒上一些蒜末。这样的三明治肯定会毁了我的名声，我不能把它带到学校去。”为了逃避这种命运，这名学生“要么从家里偷一些钱”，要么动用他在周六和周日擦鞋赚来的钱，“有了这些钱，我就可以买非意大利男孩吃的东西了”。这样的争执最终也蔓延到了意大利移民的家中。那些在学校拒绝吃传统意大利食品的年轻意裔美国人很快就鼓起勇气要求早餐和晚餐也吃“美国”食品。他们也可能拒绝说意大利语，或试图以其他方式寻求同化，这让他们的父母感到愤怒。当父母反对时，孩子们反驳说父母根本不理解。科韦洛回忆说，在他十几岁时，他的母亲发现这样的顶嘴很让人恼火：“我不理解。我不理解。有什么好理解的？既然你已经美国化了，你什么都懂，我什么都不懂。”在任何情况下，养育青少年都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对移民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的孩子可以引用他们更为理解的美国规范和价值观，以及老师的权威，来证明自己的叛逆是对的。在无数次因这些问题与孩子争吵之后，很多移民父母想必希望他们从未移民美国。
• 闻夕felicity

  2025-04-30
  对于在德国出生的六分之一的女性来说，大多数还是要为了生活而工作的，而最受她们欢迎的职业是做家佣。1849年，在给符腾堡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信中，安娜·玛丽亚·克林格尔写道：“到达纽约的当天，我就开始为一个德国家庭服务。”然而，跟大多数爱尔兰人相比，德裔家佣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正如克林格尔解释的那样：“如果你不会说英语，或听不懂英语，你就不能要求很多的报酬。”只有德裔美国家庭才会雇用这些妇女，因此，她们的收入有时甚至比爱尔兰出生的女佣还要少。克林格尔的第一份工作是家佣，东家是一位德裔美国药剂师，每月的薪水只有4美元，包食宿。但是，她说：“与在德国时相比，我现在对自己的工资很满意……我希望会好起来，因为事情总是这样的，一开始没有人真正喜欢它，如果你跟我一样，在异国他乡感到孤独无助，没有朋友或亲人在身边时更是如此。”在移民之前做过佣人的德国人发现美国的家佣服务比其家乡的好很多。在德国，限制性的法律条款使得用人几乎不可能辞去一份令人不快的工作，甚至会受到体罚。相比之下，一位在纽约的德国用人写道：“在这里，人被当人一样尊重。”移民可以极大地改善婚姻的前景，这是促使德国女性移民的另一个因素。在德国，佣人的薪水不足以积攒嫁妆。在美国，不仅当用人挣得多，也完全没有必要置办嫁妆。“这里的女孩子不需要任何东西，”一个用人在谈到嫁妆时写道，“如果男孩子送个小礼物，他们就会相处。”此外，爱干预儿女婚事的父母不能像在德意志邦联那样阻止美国的婚姻。例如，来自不伦瑞克的埃米尔·迪普雷，他想娶一个女孩为妻，但她父亲不同意这门婚事。迪普雷的母亲还生活在不伦瑞克，在给母亲回信时，迪普雷写道：“如果我们生活在欧洲，他也许能阻止我娶他的女儿，但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父母不能阻止儿女的婚姻。”一本德国移民指南保证说：到了美国，“勤劳、身材标致且稳定下来的女孩在第一年就会有人求婚”。
• 闻夕felicity

  2025-04-29
  然而，正是在载着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前往美国的船只的货舱里，埋下了一场灾难的种子，使得这波移民潮显得微不足道。运载新移民到美国的那些船只在返回欧洲时装满了美国的出口产品。1844年末，这些货物中有一袋袋美国生长的马铃薯种薯，它们被切成小块茎，每个种块至少要有一个“芽眼”，埋在地下就会长出一株马铃薯。这些种薯会销往英国各地，尤其是爱尔兰，因为那里最贫穷的居民每顿饭都吃马铃薯，单调地过着一天又一天。1845年春天，无数爱尔兰人种植了这些种薯，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种子感染了一种真菌，这种真菌源自秘鲁的海鸟粪，而美国曾经用这些海鸟粪给土地施肥。这种真菌之所以没有引起美国人的注意，是因为它在美洲大陆炎热干燥的夏季无法迅速生长。而爱尔兰终年凉爽潮湿，为它提供了完美的繁殖土壤。通过空气传播的孢子，这种真菌传遍了爱尔兰，并漂洋过海传播到了苏格兰、英格兰和德意志邦联各国，所到之处，彻底摧毁了马铃薯作物。爱尔兰在1845年、1846年、1847年、1848年和1849年的马铃薯歉收，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人口逃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突然的人口外流之一。枯萎病也侵袭了欧洲大陆，但并没有造成如此毁灭性的影响，因为那里的居民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马铃薯了。粮食短缺确实发生了，由此导致的商品价格上涨在1848年由德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丹麦人、瑞士人和法国人领导的革命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专制政权的独裁统治下，这些革命者经常从美国革命和美国的民主制政府中汲取灵感。然而，每次反抗都被暴力镇压，在随后几年的反革命镇压中，欧洲士兵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同胞。又有数十万人逃离家园，这意味着在爱尔兰饥荒受害者抵达纽约的同一年，欧洲大陆移民也开始抵达纽约，而且数量空前。1855年，纽约的移民人数超过了本土出生的人。该市三分之二的成年人是在国外出生的。1860年，拥有81.3万人的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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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4-29
  在1812年战争之后的几年里，除民族报纸外，移民们还创建了独特的民族社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工人经常和其雇主住在一起，所以，纽约早期的社区比人们想象的要多样化得多。例如，一位纽约出生的鞋匠的两层半住宅可能会这样安排：一楼的前面是零售区，家人则在商店的后面，他的加工间和储藏室在二楼，他的学徒和熟练制鞋工（可能部分或全部是移民）在顶楼。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及来自其他州的移居者涌入纽约，阿斯特这样的房东发现他们不必把两层半的房子整栋租给一个人，分成五套或更多的公寓，反而赚得更多。一些土地所有者拆除了这些小房子，建起四层、五层甚至六层的砖楼，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尽可能多的租客塞进纽约一块25×100英尺的标准地块。然而，大多数业主只是将其现有的框架建筑改造成多户住宅。因为两层半的框架房屋和更高的砖楼都容纳了很多互不相关的租户，所以它们被称为出租屋，19世纪40年代改称廉租公寓楼。以此类住房为主的地区成为纽约第一种独特的住宅区，其中一些成为这个城市第一批移民社区。
• 闻夕felicity

  2025-04-29
  12月17日，星期天早上，当纽约人离开家去教堂时，他们显然很不开心。小镇四周的栅栏和墙壁上张贴着大幅传单，上写“致纽约市和殖民地遭受背叛的居民”，以令人震惊的直白言辞抗议众议院资助英国士兵的决定。作者知道他的长篇大论可能会让他锒铛入狱，甚至上绞刑架，所以，只在他的作品上署名“自由之子”。意识到即使是雇来张贴这封公开信的人也容易被抓，传单的作者于是想到了用欧洲激进分子的古老把戏来散布它，这种把戏需要一个壮汉、一个男孩和一个大板条箱。在夜色的掩护下，壮汉搬着箱子，在城市的街道上走来走去，箱子里装着小男孩、印好的抨击文章、一些胶水和一把刷子。壮汉时不时地将箱子靠在墙上或篱笆上，好像要休息一样。此时，男孩会滑开里侧的面板，将传单粘贴到面向他的墙壁上，贴完后再关闭面板。他们会在全城重复这个过程，直至张贴完成。
• 闻夕felicity

  2025-04-29
  最后，纽约人把大部分惩罚都施加到了奴隶身上，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了13人，绞死17人，还有大约80人被流放到加勒比海。白人嫌疑人要么公开承认是天主教徒的人，要么被人怀疑是天主教徒的人，其中有4人被处以绞刑，7人被赦免，条件是他们必须离开此地。被处决的其中一人是英国出生的约翰·休森，他似乎与核心的几个黑人同谋者有关系，但他如检察官所坚持的那样是与他们共谋，还是仅仅是为他们销赃，尚不清楚。休森的妻子和女儿也被处以绞刑，她们的罪行似乎更令人怀疑。第四个被绞死的是拉丁语教师约翰·尤里，他之所以被定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错误地怀疑他是一位神父，是天主教徒把他非法偷运到这座城市来传播“他们的骗术和血腥宗教”的。由于没有哪位奴隶牵连尤里参与了纵火阴谋，在发表审判尤里的结案陈词时，大部分内容都是史密斯在描述天主教“野蛮”“残暴”和“可怕”的特点。在这些火灾中并没有人丧生，却造成34人被执行可怕的死刑，到1741年7月，一些旁观者开始担心纽约人做得太过头了，确实是有几个奴隶纵火，但并不是一个广泛到涉及100人或更多人的跨种族阴谋。法庭过于信赖证人，有时这些证人已经站到了绞刑台或火刑用的柴堆上，但被告知只要他们说出更多人的名字就可以得到赦免。一位马萨诸塞来的匿名评论家写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可怕的处决让我想起了1692年的新英格兰巫术案，纽约人理所当然会因我们如此轻信而指责和嘲笑我们。”如果说纽约人对1741年的大火反应过度，那可能是因为他们想让行动比言语更有震慑力。正是这些人敦促岑格的陪审团没有理会法律的约束，宣判德国印刷商无罪释放，使纽约人能够享受“自由”，而不是“奴隶生活”，他们试图让该市的奴隶们明白，除了当奴隶，他们没有别的生活。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许多纽约人开始强烈要求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刚刚来到这座城市的数千人，因为他们开始质疑自己在大英帝国中的从属地位。其他的移民...
• 闻夕felicity

  2025-04-29
  年以后，在纽约其他少数族裔遭遇的更严重的司法不公中，史密斯律师也发挥了核心作用。1741年3月和4月初，该市发生了几起可疑的火灾。第一次火灾彻底摧毁了副总督乔治·克拉克在乔治堡内的住所（乔治堡是英国人给曼哈顿南端的城垒重新起的名字）。一周接一周，纽约人发现了更多不同寻常的火灾，只不过后面的火灾造成的破坏都不如第一次的大。4月6日，一天之内发生了4起大火，将事件推向了高潮。目击者看到一个奴隶从其中一个火灾现场逃走，突然间，一切似乎都说得通了。“黑人正在造反！”全城的人都在议论。当局很快发现了一小群奴隶密谋想要烧毁这座城市以获得自由。有些奴隶的不满比较特殊。其中一人放火烧了克拉克的家，因为副总督不让这位奴隶与其妻子偶尔在那里过夜，而他的妻子也是克拉克的奴隶。另一个不满涉及市政府在1712年挫败了一场疑似奴隶起义后实施的限制措施，其中包括禁止非裔美国人三人以上的集会。这种限制显然激怒了奴隶本，他跟一位同胞抱怨说：他们“甚至在离开教堂后不能散步，警察会把他们带走；因此，为了获得自由，他们必须放火烧房子，杀死白人”。随着第一批人被捕的消息传遍全城，检察官们开始相信这一“邪恶的杰作”不可能是少数无知的奴隶干的。该市天主教徒的嫌疑立即上升。英格兰在1741年再次与西班牙交战，所以，纽约人想象可能是他们的数十位说西班牙语的奴隶，在白人天主教徒的帮助下，制造混乱，以利西班牙入侵。作为这一冲突的一部分，西班牙在一年后入侵佐治亚，虽然没有美国天主教徒提供内援，但说明这种想法并非完全牵强附会。在审判中，这些非裔美国人纵火犯一再指出自己的所作所为源于对奴隶地位的不满，但检察官史密斯坚称“这座城市最近发生的火灾，以及谋杀居民的企图，都是西班牙和天主教的阴谋”。在公诉人看来，纽约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尤其可疑。在因协助和教唆黑人同谋而被捕的白人中，绝大多数有爱尔兰姓氏，如康诺利、科克、费根、凯利、克里、墨菲...
• 闻夕felicity

  2025-04-29
  岑格案是美国法制史上的里程碑之一，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开创了什么先例，也不是因为有什么后来的法学家可以引用的司法意见。相反，岑格的受审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汉密尔顿为岑格辩护的观点被广泛视为新闻自由观念的思想先例，50年以后，美国人将新闻自由写入了《人权法案》。其次，这起案件使美国人对其卑屈的殖民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专制统治日益不满的情绪明确化。《宪法》签署者刘易斯·莫里斯的孙子古弗尼尔·莫里斯说：“1735年对岑格的审判是美国自由的萌芽，是自由的启明星，在那之后美国发生了革命。”几代学者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纽约人珍视他们的“自由”，但他们不认为所有人都应平等地分享它。例如，1737年9月，替岑格辩护的那个律师威廉·史密斯再次出现在纽约法官面前，这一次是为了支持剥夺该市犹太人的选举权。史密斯成功地论证了允许犹太人行使“公民权利”是对“基督教荣誉”的侮辱，据他的儿子所述，他“把发生在加略山上那一幕血腥悲剧描述得非常悲惨”，以至于正在聆听该案的陪审团成员“大声痛哭，泪流满面，恳求他不要再说了……很多人哭了；而那些不幸的以色列人，只要能活命，即使失去选票，也心甘情愿；某些人……被这番演说激怒了，若不是他们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出面干涉……那群人……会在那天被屠杀”。
• 闻夕felicity

  2025-04-30
  奥运会期间正是美国人最为关注爱尔兰鲸成绩的时候。来自梅奥郡的马丁·谢里登在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上获得铁饼金牌，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获得三枚奖牌（包括两枚金牌），《纽约时报》恰如其分地称他为“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来自利默里克郡的约翰·弗拉纳根在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为美国赢得了链球比赛的金牌，1904年和1908年的奥运会上也取得同样的成绩。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来自蒂珀雷里的马特·麦格拉斯赢得了链球金牌。1912年，来自克莱尔郡的帕特·麦克唐纳在铅球项目中夺金，1920年，在安特卫普奥运会上，他又在56磅链球项目中夺金，这是一项罕见保留的赛事，爱尔兰人尤其擅长。另一位“鲸鱼”帕特·瑞安获得银牌。大多数爱尔兰鲸参加了爱尔兰裔美国人体育俱乐部的比赛，该俱乐部位于皇后区的阳光城(Sunnyside)，拥有最先进的训练设施。该俱乐部之所以能将爱尔兰出生的运动员吸引到美国，部分原因是确保他们有机会进入警局工作，给他们时间训练，以及灵活的工作时间，这样他们就可以前往很远的地方参加比赛。爱尔兰鲸都是纽约的警察，而且通常被分配到交通支队，这样他们就不会在逮捕该市全副武装的罪犯时有受伤的危险。即使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典型爱尔兰移民的就业选择也非常有限。1860年，纽约46%的成年爱尔兰男性移民从事低薪、非技术性的工作，比如散工。1880年，这个数字为47%，基本没有变化，而到1900年，它上升到了51%。在过去40年里，拥有自己企业的爱尔兰移民比例也基本保持不变，从5%上升到6%。但以其他衡量标准看，爱尔兰移民的工作前景已经开始有所好转了。1860年和1880年，只有1‰的爱尔兰男性移民从事各种专业性职业，比如医生、律师、教士等。但到1900年，这一比例已增至7‰。爱尔兰移民从事的地位较低的“白领”工作主要是职员，但也有教师、推销员、售票员、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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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4-30
  即使在纽约选出了第一位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市长后，画报社仍不时将爱尔兰人描绘成猿猴，这深深冒犯了纽约的爱尔兰移民。确切地说，爱尔兰鲸的名字并非来自他们的腰围，而是来自它们在比赛前后的食量大得惊人。在一艘载着爱尔兰运动员横渡大西洋去参加比赛的船上，一名服务生因为要给他们端上一盘又一盘的食物而疲惫不堪。“他们不是人，”他向记者抱怨道，“他们是鲸鱼。”自那以后，媒体便称他们为爱尔兰鲸。虽然他们也表明蛋白质与肌肉的关联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他们的训练餐确实让人难以置信。早餐时，扔链球的西蒙·吉利斯吃了1打煮鸡蛋，包括蛋壳，他称之为“带毛的鸡蛋”。他和另外两名“鲸鱼”选手估计在巴尔的摩的一场比赛结束后会很饿，于是提前下单，要求一家餐厅在下午5点准备好27打牡蛎和6块T骨牛排。当三位运动员到达时，他们被带到一张可供33人就餐的桌子旁，并问他们是否要等剩下的客人。然后，工作人员惊奇地看着这三个人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整桌的食物。
• 闻夕felicity

  2025-04-30
  这些爱尔兰移民政治家之所以能够赢得如此多的选举，原因之一是19世纪50年代大饥荒平息后，爱尔兰人并没有停止移民。在19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成千上万爱尔兰出生的男性和女性继续在纽约定居。大多数移民来到纽约是希望在建筑业或家政服务业找到工作，但到19世纪末，一些移居纽约的爱尔兰人开始从事运动员这种职业。内战时期，爱尔兰最好的祼拳拳击手会移民到美国，因为美国的职业拳击赛收入要比英国的高得多。20世纪初，爱尔兰仍然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拳击手，但当时移居美国的最杰出的爱尔兰运动员是田径明星，尤其是一群身材魁梧的爱尔兰移民，被称为“爱尔兰鲸”，他们在国际田径的举重项目上占尽优势，时间长达整整一代人。
• 闻夕felicity

  2025-04-30
  在美国历史书中，南北战争通常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内战使美国从奴隶制国家转变为自由国度，而这正是经济从农业向工业化转变的催化剂。战前，这个国家的人口集中于东部；而战后，人口增长最具活力的地方将是西部。战前，众多美国人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政治实体集合体的一部分，他们称之为“这些联邦国家”；但战后，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是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他们称之为“美国”。就移民史而言，无论是纽约移民，还是整个美国的移民，南北战争并不是一个转折点。在战争前夕抵达纽约港的移民中，81%来自爱尔兰和德意志邦联这两个地方。在战争结束的1865年，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变化。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一个虽然缓慢但稳定的转变发生了。在抵达纽约的移民中，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的比例在1875年降至53%，1885年降至43%，1895年降至22%。爱尔兰移民的降幅尤其大，从1850年占纽约移民总数的55%降至1870年的30%，1880年降至20%，1890年仅为12%。相反，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移民数量开始超过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和东欧犹太人。中国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也开始在纽约定居。1892年，埃利斯岛成为纽约港的移民检查站，该岛处理的第一艘移民船是内华达号，它运来的移民就是这种演变的例证。内华达号上最著名的乘客是爱尔兰出生的安妮·摩尔，作为在新检查站注册的第一个移民，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她的新闻。除另外7个爱尔兰移民外，摩尔的同船乘客还有12个英格兰人，14个瑞典人，以及14个西欧其他地区的人。但在内华达号上，南欧和东欧移民主要是意大利人和俄罗斯犹太人，他们的数量是西欧移民的两倍。内华达号上的西北欧移民打算分散到美国各地，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和意大利人都告诉埃利斯岛的移民官员，他们打算把新家安在纽约。以内华达号的乘客为代表，纽约的移民社区、这座城市和整个国家正在发生变化，虽然缓慢，但确定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