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系统的人

• 追寻记忆的痕迹

  2025-04-16
  系统代表了一种上帝思维、一种整体规划思维，但是现实是丰富的、动态的，总有系统始料未及的突发情况出现。不仅是快递员，现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系统，这些系统或简单、或复杂，或提升了工作效率，或增加了工作负担，每个人都是“追系统的人”。无论如何，作为个体，我们很难回头指责系统，因为生活还要向前。但是我们又不会是那个呆呆地被困在系统里的人，我们总要找到与系统共生、共存的办法，这才是真实的劳动者，这才是真实的生活世界。
• 楹川

  2025-03-08
  这个“漏洞”背后还有更为深层的用意：引导快递员与收件人处好关系”，把外部性的交易关系拉入内部性的朋友关系网络中，使得收件人在遇到快递员工作失误的时候不“照章办事”，而是会碍于“情面”，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 如果将公司的各种规章制度比喻为悬挂在快递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与收件人的这种“朋友”关系就是系住这根宝剑的绳索。虽然头顶上的这把宝剑一直存在，但是公司的规则制度同样给快递员指了一条“明路”：和你的客户好好相处，只要你和他们相处好了，即使你违反了规章制度，悬挂在头顶的宝剑也不会落下。这条“明路”就是申诉撤销制度。初看之下，申诉撤销制度是公司制度管理中的一个“漏洞”，削弱了公司对快递员劳动过程的控制。但是这项制度能引导快递员更加主动地嵌入社区的社会关系网络，用活泛的“人情法则”而不是死板的“规章制度”来处理已经出现的问题。看似是对流程化与标准化的调整，实际上是把弹性的行为标准化，把分散的、个体的行为纳入一种规则化的解决机制。
• 楹川

  2025-03-08
  快递员对快递信息监管系统的适应过程是其再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快递员的再社会化过程是指在进入快递行业之前，或者是进入行业之后，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其认同快递员的工作价值和工作方式。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既包括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组成的强关系，也包括一般性的弱关系。系统适应的过程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互动中实现的，适应的内容包括系统操作、时效观念和服务意识等。 从熟悉系统到熟悉派送区域和派送流程一般不需要超过一个星期，但老杨和小磊等经验丰富的快递员都坚持认为带徒弟的时间不能少于半个月。这是因为除了适应系统的操作流程和要求外，快递员还要适应系统所要求的时效观念和服务理念。与传统的工厂劳动不同，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出现，资本对工人的控制进入了情感领域。服务行业需要使自己的情感也商品化，为消费者营造良好的消费体验。快递作为一种新兴的、个性化的服务行业，对快递员也提出了较高的服务要求。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在适应服务行业的工作、对自己进行情绪管理的过程中，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血缘关系、义缘关系）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 楹川

  2025-03-08
  雇佣关系是劳动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分析劳资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重要维度。调查发现，加盟商与快递员之间的雇佣关系并非是原子化的市场性交换关系，而是嵌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一部分是原生的，快递员通过这种原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进入快递行业；还有一部分社会关系网络是次生的，是快递员在进入快递公司之后,与公司内的其他劳动者、管理者形成的社会关系。李静君在《性别与华南奇迹》中提到，老乡关系网能为外出打工人员提供经济支持与社会支持，而工厂会利用女工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来实行对她们的管控。周潇对建筑工地的研究发现，包工头等管理者通过生产忠诚、拿捏分寸以及软约束等关系运作策略，一方面在工人中间生产了支持、认同乃至忠诚，另一方面又对不满意进行了约束，即虽然很多时候工人会认识到自己受到了不合理的待遇，心存不满，却因为社会关系网络的束缚只能忍受或者以温和的方式加以反抗。这样社会关系网络就成了一种有力的控制资源，保证了建筑工地的基本生产秩序，甚至促使工人积极投入对自身的剥削。 ……格兰诺维特发现，通过次生性关系得到信息的人往往会流动到一个地位较高、收入较丰的职位，而通过亲属和朋友得到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则大大减少了。格兰诺维特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弱关系的强度”，提出了著名的“弱关系假设”。 格兰诺维特的解释是：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由此获得的信息重复性高；而弱关系是群体之间的纽带，它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充当着信息桥的角色。使用弱关系谋求职业流动的人，正是由于了解到了非重复的更有价值的信息，才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但依据1988年在天津所做的调查研究，边燕杰指出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不是传播和收集职业信息，而是待分配的择业者通过人际关系，得到工作分配主管部门和分配决策人的照顾。换言之，社会关系网络不再是信息桥，而是人情网。人情关系的强...
• 楹川

  2025-03-08
  这些研究大多将分析的落脚点放在了信息技术上——平台是以数字技术为底层和支撑，以数据为驱动力的，形成了产品和服务闭环生态的崭新形制;平台技术以赋予不同类型机会的方式吸纳个体行动者进入平台，创生了一种新的社会情境，规避了过去技术需要与组织适配的局面。围绕平台算法，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司机需要让渡自身控制权以服从技术的安排，平台掌握着由算法形成的剩余控制权，获得了远高于平台内其他行动者的权力。平台通过技术手段收集劳动者的劳动信息、管理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聚焦于平台企业如何通过算法精细化管控平台劳动者的行为，又称为“数字泰勒主义”。“数字泰勒主义”凭借虚拟的软件和数据得以实现，平台系统通过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将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算法借助日益增强的精准性和标准化管理，将劳动过程置于细致入微的监管之下。
• 楹川

  2025-03-08
  加盟分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二次转包的现象，血缘、地缘关系网络对于成为二级承包商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对浙江“桐庐系”的民营快递企业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在这些民营快递企业的起步阶段，血缘、地缘关系与加盟模式的有效结合促进了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 虽然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民营快递企业在选择加盟分公司的过程中逐步趋于市场化，但是在加盟分公司内部，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加盟模式被许多分公司的老板有意无意地执行着。分公司与二级加盟公司之间并不是纯粹的市场关系。相反，分公司和二级加盟公司之间必须先有某种社会关系的存在，或者是血缘、地缘关系，或者是由业缘引发的朋友关系。 血缘、地缘关系与加盟模式的有效结合对企业管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这种熟人关系降低了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不仅承包商对分公司的投入情况、经营情况有了更好的了解，而且分公司老板也更多地掌握了承包商的情况。 第二，这种熟人关系网络能稳固双方的信任关系，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分公司可以将自己的片区划成小块片区进行二次转包，这样的优势有以下两点：（1）减轻资金和人员投入。分公司网点的很大一部分成本均由自己承担，包括仓库、店面、员工、运输车辆等。通过二次转包，分公司可以收取一定的承包费用，将一部分的保证金（向总公司缴纳的保证金）分摊到二级加盟公司身上。另外，二级加盟公司需要自行雇佣员工，自行置办店面、仓库、运输车辆。（2）分散风险。二级加盟公司在自己所承包的区域内自负盈亏，即总公司因快递丢件、破损而对分公司做的处罚（包括赔偿和罚款），分公司会转至二级加盟公司身上。 虽然分公司将一部分区域再转包出去可以减少资金投入，降低风险，但同时也面临着较高的监督成本。比如二级加盟公司存在“转件”的可能性。（转件就是以A公司名义收的快递转由B公司进行配送。）
• 楹川

  2025-03-08
  由于法规与资金等方面的条件不同，外资快递企业与民营快递企业在扩张过程中也采取了不同的战略。首先，外资快递企业主要采取一体化的战略，通过收购、合资扩大市场占有率，创造新的业品或服务增长点。 其次，在公司的经营管理模式上采取直营模式。直营是指公司总部直接经营各个分支机构，即由总公司直接经营、管理投资各个网点。总部采取纵深式的管理方式，直接向所掌管的网点下达命令，各个网点也必须完全接受总部指挥。这种模式通常被用于零售业、餐饮业和服务业等领域，以提高品牌统一性、管理效率和客户体验。同时也能够实现品牌统一和市场覆盖面的扩展。 直营模式什么都好，但就是一个字——贵。所以，中国的民营快递企业通常采用加盟模式，即招募有意在一些地区开展民营快递业务的客户加盟，共用一个品牌。总公司与加盟商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根据契约关系，加盟商必须使用总公司的统一商标，服从总公司的一些基本的规章制度。除了需要定期向总公司缴纳包费、参加公司组织的培训，加盟商在人事、采购、计划、广告、会计和经营方针策略上都享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 加盟需要的资金更少。加盟模式相比直营模式而言，可以以较少的成本快速占领较大的市场。
• 楹川

  2025-03-08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底层服务业劳动力大军的主体，他们出生便获得的“制度性身份”是一种被动取得的社会类别和分层标准，基于社会成员的户籍属性而来，并因此享有与其他社会成员不同的公民权益和福利待遇。受中国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影响，国家不负担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城市资本实际只支付农民工恢复本人体力和脑力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的价值，而把劳动力再生产的其他部分留给农村承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分裂导致了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城市资本从中获益。这支庞大、价格低廉的劳动力队伍也是中国快递行业飞速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
• 楹川

  2025-03-08
  《劳动与垄断资本》是一本在劳动过程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作者为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man）。从1987年11月份袁先生借书给我，到1990年袁先生说把书留给我，再到2013年我带着我的研究生们阅读，以及我和卢晖临教授一起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设“劳工阅读”课程，这本书已经至少被我读了五遍。这本书的研究主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的转型以及20世纪美国劳工阶级结构的变化，重点关注资本如何成功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既然资本家购买的只是工人的劳动潜力，而非劳动本身，那么如何避免工人偷懒、如何保证剩余价值从布雷弗曼所谓的“不情愿的劳动人口”中生产出来呢？布雷弗曼以《资本论》第一卷的基本观点为依据重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劳动过程的理论，指出资本家通过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剥离了工人对生产规划的掌握，造成了工人的“去技术化”，从而使工人如同机器一样机械地运作。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个别分工、泰勒的科学管理、机械化和自动化技术的采用，将会导致工作的碎片化和专业化，这破坏了工人的完整技艺，削弱了工人控制劳动过程的能力，迫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听命于资本家及管理者的安排。也就是说，随着工人技艺的丧失，劳动过程的管理发生了从“技术工人控制”（craft control)向“管理者控制”（management control）的转变。美国社会学家薇琪·史密斯（Vicki Smith）总结了布雷弗曼劳动过程研究所激发的三个研究领域：（1）能动性和主观体验的理论——阶级斗争、同意和反抗；（2）性别视角——劳动过程变革的性别化结果和原因;（3）结构理论——技能水平和控制策略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