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幸存者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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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别走老霸王2024-11-01虽然母亲家族的男孩都被赋予了上高中和大学的特权,但她很早就知道,女孩的任务是服务男人、为家庭做贡献。而她确实做出了服务和贡献,但她也想要更多。如果她自己没能得到更多,那么她就想确保我能得到。我用了一生才弄懂:我的成功可能证明了她的价值,我接受教育等于她的第二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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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l e n o r e2024-09-10因为他的死亡已经笼罩了我整个一生,我对这件事的感受早已麻木,这种麻木也有可能源于我们多年的冲突和疏离、他对我母亲的忽视、我对社会不公的意识不断增强,以及他的存在象征着我母亲所不具备的权力这个事实。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我应该表现出怎样的悲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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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l e n o r e2024-09-09我曾经写过,不管一个人的选择面多么有限,都总有抵抗的可能性。或许有些女性已经接受了她们作为“坏女孩”的角色一对父权制思想中有关妻子与母亲的期望说一句“去你妈的”一或者有些女性抓住了接近美国的机会。20世纪60年代,在军营工作是韩国年轻女性最有可能找到的出路。即便是纯粹为了生存才接受的性工作,也是一种反抗权力结构的方式,如若不然,那种权力结构可能会让你去死。生存就是一种抵抗行为,但在帝国主义的秩序下,进行反抗与“出于自愿而当妓女”却并非一码事。“被迫和自愿”是一种错误的两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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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4-09-04世界始于餐桌旁。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吃才能活下去。世界的礼物已备好,放在餐桌上。自创世以来即如此,并且将继续如此。我们的梦与我们一起喝咖啡,伸手拥抱我们的孩子。我们在桌旁重新振作时,它们同我们一起嘲笑那跌倒后可怜的自己。这张桌子一直是雨中之屋,烈日下的伞。许多战争在这张餐桌旁开始并结束。它是恐怖阴影中的藏身之处。是悲壮胜利的欢庆之所。我们在这张餐桌上分娩,亦在这里为父母安排葬礼。在这张餐桌旁,我们歌唱,以欢喜,以悲哀。带着痛苦与悔恨祈祷。表达感激。或许世界将在这张餐桌旁终结,在我们欢笑和哭泣,咬下最后一口甜蜜之时。——乔伊·哈乔`,《或许世界将在这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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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4-09-04我研究了女性主义者的性别之战,它将商业性质的性行为置于辩论的中心。一开始,我更多地站在激进女性主义者那一边,认为卖淫和色情制品本质上就具有压迫性,不过,我对非商业性质的性行为的看法则轻松得多。一个自身就是性工作者的女同学介绍我认识了一群性工作者活动家,此后我的观点开始向性激进派靠拢。他们表示,性工作是一种选择,以后也应当继续维持。它是一种行动者独立选择的行为,甚至是授权行为。性产业中需要改变的是工作环境和尊重的缺失。我同情这些观点,也认同女性能够从性行为中找到力量,利用它来赢利或者谋生应该是合法行为。但之后我开始注意到,在赞颂拥有选择成为性工作者自由的人群中,最显著的声音来自白人女性,而且通常都受过高等教育。当然,如果你拥有一个高等学位,那么这个选择就并不那么令人担忧了。可那些因为自己所做的选择而被噤声的女性呢?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温菲律宾性工作者活动家阿杜尔·德莱昂的发言:“(美国女性主义者)把所有时间都花费在争论卖淫是否能成为一种自由选择上。我们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真的厌烦他们的争吵了。我们对于卖淫的争论点是不同的。”1拥有“不做妓女的权利”更为迫切。2讽刺的是,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数年后,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批评我将军营里的韩国女人描绘成是“出于自愿选择”成为妓女的。来信人之所以会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没有直白地将她们描绘成“被迫害”的对象。我在回信中反驳,我永远不会使用那个词——“出于自愿选择”——因为在我书中所写的背景下,“选择”这个概念太过混乱。当性工作由国家资助去服务一支外国军队(世界最强大的军队)时,当两国间的关系极度不平等时,那么工作条件就已经扎根在被强迫的土壤之中。的确,许多为美军提供服务的性工作者没有被骗和被贩卖,但她们也不具备好的选择。我曾经写过,不管一个人的选择面多么有限,都总有抵抗的可能性。或许有些女性已经接受了她们作为“坏女孩”的角色——对父权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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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4-09-03我父亲是一名生于1919年的美国白人男性,而就在年之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还在白宫放映了电影《一个家的诞生》,用以警示允许黑人获得自由的危险性。父亲三岁时,三K党在奇黑利斯举办了一场最大规模的“超级集会”。3毫无疑问,那可能是他见识过的最大盛事,镇上会集了七万穿戴披风和兜帽的三K党人,人数是奇黑利斯居民总数的十几倍。或许对他来说,那次活动之于他,就相当于两百周年国庆日之于我,早年生活的那个重要时刻将塑造他对世界的自我意识。他成年时,大英帝国的太阳从不沉落;而我成年时,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们正涌入大学校园,修改对历史的主流论述,以将自己纳入其中。正如当时的后殖民学者所辩称:帝国在“回写”历史。女性、被殖民者、被压迫者的经历就像一块棱镜,而透过这一新的媒介,我开始看见母亲曾经面对的不公。我自己就目睹了许多事例,但对她在韩国的过往依然不甚了解。我能确定的是,她从战争中幸存下来,从事过某种服务业工作,而且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我当时的推断是,由于外祖父的死亡、舅舅的失踪,母亲在某个时间点成了养家之人。在一堂关于双语教育的课上,我了解到约翰·奥格布的非自愿少数族裔理论——一些群体之所以会处于所有少数族群中从属地位末端,是因为他们是被迫成为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的,比如美国的墨西哥裔、美洲原住民、非裔,或者在日本的朝鲜人。然后,真相得到揭露。我意识到,我母亲之所以会出生在日本,以及每当我问起这个问题时她都闭口不谈,是因为她的家人,或者说至少她的母亲,曾是被强迫劳动的劳工。我将这一顿悟告诉了桑德拉,她轻笑着说,她认为这是一种武断的区分。“强迫劳动和奴隶制有什么区别?”我就她的问题展开了思考。“强迫劳动”是一种委婉语,或者只是一个囊括多种形式的奴隶制的更广义的术语?无论母亲诞生在任何奴隶制形式下,我都感到非常恐慌。在布朗大学念书的时间越长,我离童年就越发遥远,将父母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的次数也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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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4-09-03在和父亲争论这些问题时,我逐渐意识到,我也是他所鄙视的他者之一。在友谊和爱情方面吸引我的,都是与“第三世界”有联系的男男女女——不过,即便是我们,也对这个术语是否恰当有过争论。“发展中国家”取代“第三世界国家”,成了一个政治正确的术语,但“第三世界”这个词却更加有力地提醒着人们,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个词也涵盖了那些可能来自欧洲殖民国家,但在社会和经济力量层面依然落后的移民群体。在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市,这个术语就囊括葡萄牙语社区的居民:这是一个以语言区分的大型少数族裔社区,虽然社区的后院就有一座常春藤盟校,但除了做看门人和食堂员工,他们在校园里并不常见。我开始觉醒,开始理解自己也是一个被殖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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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4-09-01作为开场白,我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任何地方食物都不只与进食内容有关,而进食(至少对人类而言)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生物学过程。2“好,在我们开始讨论前,先将这句话记在心里。今晚我们要讨论的文章是安妮·艾利森的《日本母亲与便当: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午餐盒》。3艾利森从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那里借用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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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4-08-30得知自己有两个失踪的表兄时,我刚研究过自己的家族历史与跨国领养历史之间的关系。跨国领养是韩国于1954年作为一项救援任务开展的,以期为朝鲜战争的孤儿寻找美国领养家庭,但很快它就沦为社会福利的替代品,以及政府为摆脱不想要的人口所制定的一项政策。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以“一民主义”为座右铭,公开谴责“嫁给美国佬的女性及混血儿”是一项“社会危机”。他签署了一道总统令,将这些孩子都安置在跨国收养机构,以解决“美国大兵婴儿问题”。美国的宣传将被社会排斥的贫穷混血儿描述为最容易落入敌对阵营魔爪的人,因此美国人将通过拯救他们来履行自身的爱国职责。与此同时,韩国的社会工作者也发起了激进的运动,以说服在军营工作的母亲:国家不能为她们的孩子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帮助,那些孩子就应该待在他们父亲所属的国家。的确,法律也正是如此规定的。韩国母亲与外国父亲所生的孩子将不被允许入读公立学校,也不可能登记成为韩国公民。早在我出生很久以前,李承晚的政策就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流亡命运。韩国的领养计划,美国从敌对阵营及“亚洲人对人类生命的漠视”中拯救韩国儿童的运动都很成功,到60年代时,韩国的社会工作者不得不将招募范围扩大到其他边缘人群。2“纯种”韩国人后代中的单身母亲和贫困家庭成为新的目标。领养机构不再为有需要的儿童寻找接收家庭,而是开始寻找可供安置的儿童,以便源源不断地向西方提供韩国待领养儿童。一位韩国社工曾公开谈论这种行为:我误解了自己的工作,以为我应该强迫亲生母亲放弃她们的孩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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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4-08-30多年来,关于外祖父,母亲唯一能讲的事是,“他死于朝鲜战争时期”。我最终得知,外祖父并非死于炸弹或子弹,而是死于胃癌。让外祖父病情复杂化的原因是,战争发生的前六个月里,所有医院都被烧毁了,这是美国摧毁民间机构政策的一部分,他们在官方文件中称之为“军事目标”。外祖父得知自己罹患癌症时,已经没有能够治病的地方了。基础设施的匮乏,食物的不安全,幸存者在战后所受的折磨将贯穿整个50年代,并将延续到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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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4-08-29我为与博士论文做的研究,后来成了我的第一本书,也为本书奠定了基础。我将重点放在“洋公主”这一人物形象上,字面意思即“西方公主”,但经常被译为“美国佬的妓女”,这群人成了萦绕在散居海外的韩国人心头的幽灵。这个形象在韩国可谓过分可见”,但由于性工作所关联的羞耻感,或者由于其存在有损韩国和美国为自身及对方构建的叙事,她被一次又一次地抹除,或者被推入阴影中。无论是讨论朝鲜战争及其影响的地缘政治话语,还是与移民及美国韩裔相关的社会学论述,都抹除了她的存在,尽管她在其中意义重大。她往往是家人移民美国的第一环,因此也是美国韩裔的中坚力量。可即便是在这些没有她就不可能存在的社区中,她也是人们躲避的对象。美国韩裔家庭通常将这些女性称为“可耻的家庭秘密”。事实上,家庭正是抹除这些女性的最大力量之一。我认为,这个人物形象会被阴影笼罩,是由层层叠叠的集体幻想导致,但她所代表的,是1945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美国军队提供性服务的约一百万真实存在的韩国女性,还有嫁给美国男人并且移居美国的十万万韩国女性。作为这一系列抹除动作的对象,“洋公主”的形象,以及和我母亲一样的女性被压制的历史,留下的幽灵般的踪迹将会潜伏于下一代心中。我的第一本书用了亚伯拉罕与托洛克”作品中的一个概念,即跨代困扰,作为理论框架。这两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精神分析学家曾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成年子女进行研究,此概念指出,一代人无法言说的创伤,会变成幽灵留存在下一代的潜意识中。困扰人们的并非创伤本身,而是人们对创伤所秉持的沉默。“统治整个家族历史的话语”禁忌,给养了幽灵。忌搬上舞台”。说出这些禁忌话语,并将其从能对一个家庭的潜意识造成严重破坏的秘密地窖,搬到公共舞台上进行表演,由此秘密的重量就会被分散给所有观众,这样一来,不管是经历过初始创伤的父母一辈的意识,还是继承了这些无法言说的秘密的子女一辈的潜意识,都能够卸下重担。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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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2024-07-08从个人层面来说,我欠她的,我知道,一直以来,她唯一的动力就是给孩子们创造一种有选择机会的生活;但还有社会层面的债一美国社会欠他们的,移民为他们创造食物、清洗厕所、养育子女;大批年轻女性将身体和性劳动投入到国家安全的前线,却从没有人向她们表达过“谢谢你们的贡献”,韩国社会欠她们的。这两个社会都没有人向债权人表达过感激。相反,欠债者却将他们当成社会弊病的肇因、需要铲除的对象。这种无法逃避的感觉驱使着我,社会欠我母亲的债正在将我压垮,唯一能减轻负担的方法是,我自己来做出一些偿还。通过成为她梦想着我能成为的“伟大学者”,我或许能帮她找到些许救赎。通过研究并试着理解她的人生,我或许也能找到些许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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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2024-08-06我从包里拿块鱼饼,对承办人说:“我知道这个要求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能请您将这个和她一起火化吗?是一件祭品。”“当然可以。您想和她单独待一会儿吗?”我点点头,将鱼饼放在她旁边,然后又哭了起来。“我没忘,妈妈。我给你带煎鱼饼来了。”我抑制住自已的恐惧,强迫自己抚摸她冰冷的灰色额头,“我很抱歉,我很抱歉。我抽噎着说。我像念咒一般重复着这句话,却不知道她是否理解我在为何而道歉,也不知道我自己能否表达清楚。我很抱歉她的人生充满了挣扎,她生和死都是孤独的,我们将她的遗体送入火中,却只有一块冷掉的鱼饼带领她前往下一个世界。然而,我的遗憾比所有这些还要强烈许多。我不停地道歉,直至语声自己停顿下来,像一面耗尽动力不再转动的发条时钟。“我很抱歉。我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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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2024-07-2220世纪60年代晚期,人们对精神分裂症的定义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它原本只是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和白人男性知识分子的痛苦,现在成了一种“抗议性精神病”,落到了愤怒的黑人男性和其他有“反白人妄想症”的人身上。3氟哌啶醇被用作化学约束药物,用以控制反抗行为,通常会开给与黑人平权运动相关的被拘留的精神病患者。氟哌啶醇最早的广告之一就描绘了一个紧握拳头的黑人男性形象,标题写的是:好斗?好战?合作往往始于氟哌啶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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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别走老霸王2024-10-31耻辱本身就是一种用于迫使受压迫者闭嘴的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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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2024-07-23我研究了女性主义者的性别之战,它将商业性质性行为置于辩论的中心。一开始,我更多地站在激进女性主义者那一边,认为卖淫和色情制品本质上就具有压迫性,不过,我对非商业性质的性行为的看法则轻松得多。一个自身就是性工作者的女同学介绍我认识了一群性工作者活动家,此后我的观点开始向性激进派靠拢。他们表示,性工作是一种选择,以后也应当继续维持。它是一种行动者独立选择的行为,甚至是授权行为。性产业中需要改变的是工作环境和尊重的缺失。我同情这些观点,也认同女性能够从性行为中找到力量,利用它来赢利或者谋生应该是合法行为。但之后我开始注意到,在赞颂拥有选择成为性工作者自由的人群中,最显著的声音来自白人女性,而且通常都受过高等教育。当然,如果你拥有一个高等学位,那么这个选择就并不那么令人担忧了。可那些因为自己所做的选择而被噤声的女性呢?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温菲律宾性工作者活动家阿杜尔·德菜昂的发言:“(美国女性主义者)把所有时间都花费在争论卖淫是否能成为一种自由选择上。我们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真的厌烦他们的争吵了。我们对于卖淫的争论点是不同的。”拥有“不做妓女的权利”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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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2025-02-26她的抗议中有一些真实的成分,不只是疯子的胡言乱语。有多少次,讲真话的女性却被贴上了疯子的标签?到纽约读研究生后,我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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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2024-07-23到这时候,她已经取代我父亲,成了男性化的家长形象。一年前,父亲心脏病发作,他在我心中成了一个脆弱的老人。当时我发现他毫无反应地躺在卧室的地板上,母亲疯狂地摇晃他,大喊着让我打电话叫救护车。在拨打911的过程中,我听到一个可能成为寡妇的脆弱女人的绝望哭喊,与此同时,我想我也听到了她的愤怒之音。别!别!别离开我,你这狗娘养的!如果存在任何他会将她遗弃在这个险恶小镇上的可能性,那她最好开始在这里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或许正是母亲对父亲死亡的恐惧促使她变成无所畏惧、随身带枪的黑莓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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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2024-07-23那个夏天改变了我母亲。她不再依赖自己的女性气质来赢取关注或赚取利润。在森林里劳作意味着,她必须脱掉褶饰长裙和高跟鞋,而要开始穿得像个伐木工。就像她曾经代表着我理想中的女性之美,此时她也开始展示出男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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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2024-07-23工业正在慢慢取代大自然,成为我们的食物制造者。虽然许多人依然离不开农场,但他们似乎也已经忘了,荒野也能养活我们。母亲即将改变所有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