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真谛

• 小新

  2019-11-25
  终极版庇古税则是对公司游说征收累进税。游说本身不是坏事，游 说力量失衡才是。大公司花了太多资源用于游说，也获得了更加超出比例的收益。对游说施以重税，并将收入用来扶持更为分散的利益群体， 将有助于保证竞争环境的公平。征税还能削弱游说的动力，一方面游说 激励将因为征税而受损，另一方面各家公司将知道其部分支出会被用来 扶持反对势力。最后，对游说的重税还会削弱股东们要求经理人开展游 说的激励。
• 小新

  2019-11-25
  有一种从未实施过的庇古税建议是，对金融机构持有的短期债务征 税。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金融机构的短期债务融资如果过 多，将很容易把小规模的损失演变成重大危机。在2007~2008年次贷损 失冲击金融中介机构时，担心破产的短期贷款人拒绝续签贷款，资金回 撤迫使中介机构出售资产，进一步压低资产价格。这个过程类似于传统 的银行挤兑，只不过是由短期贷款人所发起。 那么为什么本来可以预见到此种风险的金融中介机构还是会借入如 此多短期债务呢？原因在于，这样的操作可以使它们获得更多更廉价的 借款，提升自己的利润。短期贷款人则认为，这种操作能够使他们及时 把资金撤出遇到麻烦的公司。尽管对每个贷款人个人而言撤离的选项是 可行的，但他们对整个经济来说则不然。在所有的短期贷款人都希望撤 出资金时，危机随之爆发。换句话说，从社会利益的视角来看，借入短 期债务的激励超出了最优水平。 有人反驳说，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途径是取消债务支出的税收抵 扣。不过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全部债务，而是仅限于短期债务。在利率 趋近于零的环境中，取消债务支出的税收抵扣反而会造成人们舍弃长期 债务，而追求短期债务（税收抵扣取消几乎不会带来什么影响），产生 更糟糕的激励。 因此更好的办法是对短期债务征税，特别是针对金融机构持有的部 分。对短期（例如1年期以内的）债务征税，可以同时削减过高的杠杆 率和短期的杠杆率，防范危机因素。此外对现有的短期债务征收1%的 税收，仅从前9大金融机构就能获得每年215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目前 从年收入不足3万美元的6500万个家庭征收的税收总额。也就是说这笔 收入能够让6500万个家庭免税，同时有助于稳定金融体系和预防新的危 机。
• 小新

  2019-11-23
  人们对税收的看法与他们对收入来源的认识有 极大关系。如果他们感到收入差距主要是运气的因素，他们就更容易接 受再分配措施。从这个角度看，反对裙带资本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缓解要 求加强再分配的政治压力。
• 小新

  2019-11-23
  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我的一位同事陪他9岁大的儿子共同观看民 主党代表大会。孩子在开头支持奥巴马关于对富人征税、以帮助穷人的 观点，然后他父亲问，他自己是属于哪个人群？在意识到自己身处“富 人”行列后，这个小孩对民主党候选人的追捧就立刻消失了。这件趣事 表明，我们对最优的再分配规模的看法，往往反映着自己在收入分配阶 梯中所处的位置。许多人赞成对富人加税，但只是针对收入比他们更多 的富人。
• 小新

  2019-11-23
  税收的第三个功能——再分配——存在巨大争议。尽管大多数人能 接受最低水平的再分配（或者说很少人赞成所有人缴纳同样多的税 收），但对于再分配的程度应该达到多少却难以取得共识。我们需要把 两种再分配区别开来，第一种是不以再分配为目标的支出项目，其财政 费用在不同人群中的负担有所不同，例如，富人在治安和国防开支中所 负担的比例自然比较大。亚当·斯密显然也支持这类温和的再分配形 式，他说，“富人不但应该按照收入比例负担公共支出的费用，而且应 该多贡献一些，这并非全无道理”。1第二种形式我称之为“罗宾汉式再 分配”，其根本目的就是把钱从富人手里转移给穷人。
• 小新

  2019-11-23
  经常被忽略的税收的第二个功能是协调激励，往往是第一个功能的 不需要的副产品。例如刚才提到，对收入征税会打击人们的工作积极 性。但在某些时候，税收是把调整激励作为目标，而筹集收入只是副产 品。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反对此类税收，认为那是种粗糙的政府强制措 施。像在历史上，有些伊斯兰国家规定，只要非穆斯林缴纳一定贡品， 就可以继续信仰自己的宗教。不过这种强制规定还是比某些基督教国家 曾采取的把异教徒处死的做法温和得多。我的观点是，如果舍此之外只 有采取限制或禁止等更糟糕的强制办法，那么用税收来协调激励还是合 理的。
• 小新

  2019-11-23
  第一个功能是所有人都接受的，自由主义者也承认政府必须完成最 基本的功能，如国防、治安和维持法院体系等。为应付这些支出，政府 就需要税收收入。
• 小新

  2019-11-20
  再看看专利与版权法律，对这二者来说，都需要在合理保护创新者 与过度保护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保护对刺激创新是必要的，但保护给 创新者带来的暂时垄断权会造成效率损失，这同普通的垄断一样。还 有，对创新者的过度保护会强化超级明星效应，并使普通国民承受代 价，因为他们不能获得更廉价的产品。 尽管美国在传统上较好地维持了专利和版权法律的平衡性，近来的 情形却发生了变化。新出现的失衡的最典型案例是1998年的《版权期限 延长法》（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CTEA），将美国的版权有效 期延长了20年。在过去的版权保护中，作品的保护期截至在作者去世后 50年，如今延长到了70年。延期既有成本，也有好处，但对于新的法案 通过之前就已完成创作的作品肯定不会有激励作用，只会因为限制传播 而造成效率损失。因此，把这项规定的效力扩展到已经创作出来的作品 是没有经济合理性的，然而新法案的确覆盖了原有的作品，充分展示了 公司游说的力量。 事实上，《版权期限延长法》又被人戏称为“米老鼠保护法”，因为 它给迪士尼公司对其著名卡通形象的垄断权又延长了20年期限。这相当 于对米老鼠的爱好者们征了一笔税，然后转交给迪士尼公司的股东，以 及该公司的CEO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他在执掌迪士尼王 国21年后，拿走了6.12亿美元的报酬。
• 小新

  2019-11-25
  从理论上讲，政府干预应该着眼于调整价格，以实现某种社会收 益。7干预的目标是改变激励，收入再分配则只是一种副作用，至少在 理论上说这种副作用是可以消除的。例如我们当前的住房政策使得自住 比租住更为合算，其理论基础是自住房有利于加强社会稳定。联邦学生 贷款减轻了大学学费负担，其理论根据则是社会更需要高素质的劳动 力。在促使人们改变行为方面，重要的是相对价格而非绝对价格。对食 糖征税相当于给玉米糖浆提供补贴，都具有增加后者的消费量而减少前 者消费量的效果。可是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两件事并不相同。例如之前提 到的补贴，如果我们打算用税收来取代它们，在政治上会遇到怎样的反 应？广受支持的购房补贴将变成遭人怨恨的对住房租金的税收，累进性 质的大学补贴将变成对没有上大学的人征收的累退性质的税收。 任何精明的读者都能很快注意到，购房补贴与租房税收之间存在重 大区别，前一种情况是政府把钱支付给民众，后一种情况则恰好相反。 不过政府其实是我们自己，它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只是进行再分配，过 程中还会发生损耗。所以，要对这两种政策选项进行合理的对比，应该 保持政府总体预算不变。如果采用补贴政策，应同时假设政府利用了其 他某种税收来获得必要的财政收入。不过在现实的政治讨论中，人们从来不做这样完整的比较。他们只 是看到，乙醇补贴喂肥了乙醇厂商，而汽油税剥夺了汽油消费者的财 富。结果导致，收入再分配不只是副作用，而是变成了政策干预的目 的。改变激励却成了遮羞布，为那些不受欢迎的再分配提供冠冕堂皇的 借口。在乙醇厂商为补贴进行游说时，它们是在争取对自身有利的收入 再分配，对环境的好处只是漂亮的说辞，但它们借助这一社会效应使其 充满号召力。创意是游说中极其强大的武器，当最具有感召力的创意出 现时，游说往往会造成最大的破坏效果。
• 小新

  2019-11-25
  不过与监管措施相比，税收的决策过程是否更不容易被俘获？这个 猜想有一定道理，因为税收的制定过程不像监管决策那样需要太多信 息。对信息的需求越少，游说的作用就越弱。讨论过程越简单，民主的 控制力就越强。国会中对污染征税的投票被俘获的概率明显小于监管机 构的不透明决策。即使国会批准的税率太低，我们最多也只需要继续承 担污染的成本，而不用在污染成本之外，再加上纳税人花在政府监管机 构上的成本，以及此类机构为既得利益团体给产业引入的各种扭曲造成 的成本。此类税收因其发明人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Arthur Pigou）之名 而称为庇古税，目的不是增加财政收入，而是调整被扭曲的激励。但如 果确实带来了财政收入，我们可以获得双重利益：既改进了效率，又不 需要依靠扭曲性的税收来负担政府开支。如果把医疗保险计划和医疗救 助计划的支出视为社会其他人群所负担的成本，那么烟草税就是典型的 庇古税。
• 小新

  2019-11-18
  另外的原因是平民主义运动在经济上有着极其糟糕的历史记录， 拉美国家尤甚。 在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 关注经济再分配的平民主义运动对穷人的私人消费可能有短期的正面促进作用， 这些人收入中的消费占比通常高于富裕人群。 可是与大规模政府支出结合后， 此类再分配措施往往导致巨额财政赤字， 最终迫使政府削减支出和增税。 于是在遭遇经济困难后， 平民主义者的主要支持者的境遇也相应恶化。 收入再分配还会打击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继而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水平。
• 小新

  2019-11-18
  随着劳动分工专业化增加， 有专业训练的技术精英群体形成了不同于其他人群的特殊利益。 本章指出， 这种利益分化的原因多种多样， 但结果总是趋同： 专家们的利益越来越倾向于权势阶层， 与其他民众逐渐脱离。 所有的专家群体都面临此类情形， 包括学院派经济学家， 他们具有受自己研究的企业代理人影响的激励。 这种利益分化非但会导致决策偏差， 为维护企业的既得利益而牺牲自由市场， 而且会危害公众对专家和精英体制的信任。 我们不能忘记， 公平与信任是美式资本主义的立身之本。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分化， 还很容易催生最危险的民粹主义， 特别是在腐败感受度及其引发的对华盛顿的愤怒情绪高涨之际。 如果知识精英不再能够被信任， 反智主义就会盛行， 政治辩论就会走向低劣。 这种低劣倾向反过来会让知识精英们更具有优越感， 继续鼓励群体思维，引发更多的民粹主义反应。解决办法不能是抛弃专家， 那样的治疗会比疾病本身更为糟糕。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弄清楚潜在偏向性的原因， 然后建立制衡机制。 一个精英体制社会， 只有得到广泛的民众拥护， 才能避免向寡头体制堕落。 这样的解决方案还要求， 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与企业界有广泛联系的专家们， 需要认识到有关的风险和挑战。 被利益俘获的危险意味着数据应该向所有人公开， 学术讨论和竞争应该像大多数美国大学中那样长期保持新鲜活力。 后文还将回到这些议题。
• 小新

  2019-11-16
  首先， 大交易商之间开展交易时通常不会坚持要求足额抵押， 而是信任交易对家的一般信用水平（以及政府向大企业提供的隐性担保） 。这种扭曲不但会严重损害小企业的竞争力， 还可能导致我们在2008年经历的那种系统性不稳定， 增加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救助的概率。 同时衍生产品在分散风险方面的好处会减少， 因为大部分风险是集中在少数几家交易商头上。柜台交易还削弱了衍生产品市场的透明度。 在有组织的交易所中，所有交易都在交易所登记， 可以追踪任何风险过大的参与人， 帮助控制系统性风险。 此外， 有组织的交易所把成交价格向所有参与人公开， 提高了透明度和竞争性。 相反在柜台交易中， 双方的成交价格不必向其他人透露， 这削弱了竞争。 此类衍生产品市场上的主要交易商的年收入达到600亿美元， 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最后， 柜台交易主要通过少数几家超大银行进行， 增加了系统的不稳定性。 经常乘飞机旅行的人很清楚， 芝加哥那样的大型航空运输枢纽如果遭遇大雪会给全国交通造成混乱。 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柜台交易市场： 一旦像雷曼兄弟那样的大型交易商遭遇破产， 整个系统将受到严重冲击。 37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只会增强大银行的话语权， 政府对此也心知肚明。 即使从资金的角度去看， 它们还没有大到不能倒， 但从市场稳定的需要来讲， 也肯定不允许它们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