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力量

• 闻夕felicity

  2025-03-14
  这些裂痕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今年轻人面临的挑战的一部分。应对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够困难的了，但最重要的是，年轻人必须应对给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的新冠疫情。年轻人和无技能人员的工作机会受到冲击，同时他们还面临着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资金的短缺。再加上他们对政治制度、教育、科学、公民社会，甚至邻居缺乏信任，种种现象造成了一个分裂、不信任和破碎的社会，这使得年轻人规划前进的道路变得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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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3-14
  凯尔西·奥康纳和我发现，随着性别和公民权利的改善，美国黑人和女性的乐观水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所上升。受教育水平低于高中的白人男性（其受教育程度相当于当下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的乐观水平开始下降。白人的绝望——以及白人工人阶级的衰落——一直是许多书的主题，包括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Hosthchild）的《故土的 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J.D.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和詹妮弗·席尔瓦（Jennifer Silva）的《我们还在这里：内 心的痛苦与政治》（We＇re Still Here:Pain and Politics in the Heartof America）。在同一个社区，当工作和机会消失了，支持白人的家庭和其他协会消失了，过去的整个生活方式也消失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低收入白人的结婚率下降幅度超过其他任何群体，现在与低收入少数族裔的结婚率相同。美国的结婚率现在与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分布不均，无论种族如何，富裕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更有可能结婚，而穷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则不然。事实上，虽然富裕的双职工夫妇的结婚率略有上升，但低收入群体中的单亲家庭却有所增加，这也是过去二十年来不平等现象显著增加的部分原因。除此之外，阿片类药物的流行对白人的影响最严重，部分原因是他们比少数族裔更有可能报告疼痛并服用阿片类药物。美国阿片类药物的使用量和报告的疼痛自2000年急剧增加，①部分原因是供给增加，部分原因是由疼痛增加而产生的需求。很难说清楚在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年白人中报告的疼痛增加的背后是什么，这是对实际疼痛增加的反应，还是对生活叙事②（the narrative of one＇s life）受到挑战时心理疼痛的反应？它是由阿片类药物引起的吗?还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少数族裔在疼痛治疗中所遭受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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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3-14
  我们的研究结果充满希望，因为低收入美国黑人受访者将教育视为改善生活的一种方式，并相信最终会得到回报。另外，白人受访者的低教育意愿——以及父母对高中以上的教育缺乏支持——可能会导致下一代低收入白人陷入绝望，因为高中教育是不足以帮助下一代透应当下（甚至未来）的劳动力市场的。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也很突出，导师/父母的支持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缺乏一些支持和对现有机会的了解，在不利的情况下人们很难对未来保持希望。我们的调查清楚地表明，青少年缺乏关于现有机会以及他们需要利用哪些技能的信息。虽然父母掌握的信息可能也有限，但他们对孩子对未来成功的希望和意愿的不支持也令人惊讶。第五章回顾了我们对旨在支持希望的干预措施的了解以及指导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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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3-14
  我们对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低收入青少年进行了类似的调查，重点关注希望和对高等教育的信念的种族差异。我们的研究结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种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只有三名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青少年表示自己的意愿基本无法达成，也没有父母支持；而只有两名白人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意愿有希望达成，父母也支持他们的意愿。这些差异并不是由收入或其他物质层面的差异（白人受访者平均而言更富有，至少在自我报告的收入方面）、健康和获得医疗保险方面的巨大差异（黑人青少年不太可能有医疗保险）造成的。虽然与白人青少年相比，黑人青少年的父母中更有可能至少有一位受过大学教育，但他们中有一方不再住在家里或已去世的可能性更大。巨大的文化差异似乎正在发挥作用。白人受访者更有可能拥有强大的自控力和相信个人努力的信念，他们不太可能信任他人和邻居。白人家庭与少数族裔家庭相比，更有可能拥有自己的住房，但少数族裔仍然更有希望，更有可能想要继续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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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3-14
  在秘鲁，教育水平很高，足以让人们相信高等教育相对于中等教育的回报更高，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激励因素。然而，我们的数据还表明，乐观、自我效能感和内部控制点等特质与此无关。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受访者的意愿是持久的，在两年内，大多数受访者的意愿保持在高水平。虽然两年时间并不长，但对于十几岁和二十岁出头的人来说，这通常是一个发生许多变化的时段，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人的意愿是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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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3-14
  个人和家庭特征社会经济地位。我们使用家庭资产指数来衡量受访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其中包括有关住房质量、获得服务的机会和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几个问题。我们创建了一个加权平均值，其中财富指数越高，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我们还收集了六种负面冲击的数据：被抢劫；他/她是否遭遇事故（定义为严重伤害，导致受访者无法进行正常活动和/或需要医疗护理）；自己或家庭成员生病或家庭成员死亡；父母一方或双方是否离开家庭；失业冲击；自然灾害。最后，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教育、健康、家庭支持和就业的问题。人力资本成果人力资本成果包括学校成绩，这是根据受访者获得的最高教育水平以及他们是否为全日制学生来评估的。我们还询问了受访者完成与学校相关的任务所分配的时间，以及他们是否参加了追求职业发展活动，例如语言课程。在一个单独的、自我管理的部分，我们询问受访者在与父母和同龄人互动时的自尊感；他们吸烟和饮酒的情况；他们对不安全性行为和犯罪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倾向。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可选的，受访者将答案装在密封的信封中再提供给采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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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3-14
  意愿我们询问了三个领域的意愿：教育（我们感兴趣的主要变量）、职业和迁移。受访者在这两波调查中被直接询问他们的意愿（例如以自我报告所需最低收入）。与使用其他衡量标准的间接方法相比，这种方法已被证实可以对个人意愿进行更可靠的衡量。③我们首先询问受访者希望完成什么层次的教育。该变量按四分制编码，其中0代表低意愿，3代表非常高的意愿（研究生教育）。然后我们询问受访者他们希望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或职业。我们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08）对受访者的职业意愿进行排名。分数范围为0（初级职业）到8（管理职业）。最后，我们询问青少年是否愿意迁移到某个地方，如果愿意，又会迁移到哪里。该变量按八分制编码，以分数表示受访者渴望迁移的程度（0=不想迁移，7=渴望迁移国外）。人格特质情绪症状。使用优势和困难问卷（SDQ）的五项子量表进行测量，SDQ是使用最广泛的筛查工具之一，用来衡量年轻人内化问题（internalizing problems）。①该量表评估头痛和胃痛等症状，以及担心、不高兴/伤心、紧张和恐惧这些维度。控制点。我们从利文森（Levenson＇s，1974）的原始量表中选择了四个关于控制点的项目。其中两个项目测量内部控制点，而其他项目测量外部（其他强者和机会）控制点。所有上述项目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从强烈不同意（分数=0）到强烈同意（分数=3）。该量表评估个人认为决定其生活的力量。自我效能感。我们使用了施瓦泽和耶路撒冷（Schwarzer andJerusalem＇s）广义自我效能感量表中的五个项目（1995）。对于每个项目，受访者可以从“完全不正确”（分数=0）到“完全正确”（分数=3）中进行选择。将五个项目的分数相加得出总分。这个量表衡量的是个人应对不可预见的情况或困境时的总体 信心。生活满意度。基于对坎特里尔生活阶梯问题的回答，衡量受访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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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3-14
  赫克曼和考茨依赖于所谓的“五大人格特质”，即责任心、随和性、对经验的开放性、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虽然这些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基本上是稳定的，但它们可能会受到经历和养育方式等的影响。我们在调查中使用的特质——例如乐观、自尊、努力工作的信念、精神状态、不耐烦和交友能力——具有这五个特质的许多要素。我们根据希望及其能动性作为意愿的核心特质来选择具体措施。我们对人格特质的选择也考虑它们是否已经在青少年心理研究中被测量。因此，我们以已有的关于人格特质的研究为基础，根据我们的关键问题和所研究的人群调整指标。鉴于我们关注的是青少年，他们与父母和/或同龄人的关系可能对形成偏好和激励至关重要。
• 闻夕felicity

  2025-03-14
  如果目标无法实现，高意愿也可能会导致沮丧。一项基于 印度“年轻人”（Young Lives）面板研究发现，（父母和青少年的）意愿与教育成果之间的关系呈倒U形曲线，过高或过低的意愿都会使教育成果最终落在“钟形”曲线的两侧（Ross，2019）。与这一结果一致的是，另一项研究发现，未来的意愿——但不是太远（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为关键投资提供了最佳激励。同时，机会的可获得性以及塑造意愿的社会和环境因素可能会削弱弱势群体的意愿。④这项研究还重点关注了未被充分研究且明显处于弱势的人群。大多数探索青少年意愿与人力资本成果之间关系的证据都来自高收入国家的研究。①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证据仍然很少，而世界上90％的青少年生活在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可获得的资源和可用的支持系统非常少，这项研究有助于缩小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差距。
• 闻夕felicity

  2025-03-14
  我们探讨了意愿与个人未来投资倾向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四个相关目标。首先，我们的目的是探索参与者的教育意愿（以及与职业和迁移意愿的比较），并了解意愿如何随着人格特质、童年经历以及家庭的情况而变化。其次，这项研究的纵向性质使我们能够研究个人的意愿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确定青少年是否实现了他们的意愿，或者他们是否错误地预测了自己的未来。再次，我们研究了意愿与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和控制点等广泛人格特质之间的联系。最后，我们探讨了高意愿是否与更好的人力资本成果相关。我们通过观察个人对于投资自己未来的倾向来调查这一点，通过教育成果和时间投入，以及违法等危险行为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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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3-14
  更广泛地说，大量证据表明长期失业会给个人心理健康带来持续的影响。事实上，这是人们无法接受的少数生活事件之一，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会恢复到事件发生前的幸福水平，即使他们接受了许多其他事件，如离婚或收入变化。长期失业者的配偶也会受到溢出效应的影响，这可能导致夫妻关系破裂和父母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反过来，后者，特别是对于母亲来说，会对儿童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并持续到成年以后。美国高昂的医疗费用以及就业状况与医疗保险之间的关系使得“失败”的成本特别高。缺乏希望——这里定义为生存意愿和对未来的渴望——是一个关键因素。绝望描述了许多对自己的生死感到矛盾的人的困境。绝望会影响冒险行为，例如危害健康和寿命的行为。整个社区都会经历这种无助，尤其是在面临艰难的选择和变革时。他们常常陷入两个世界，一个是具有某种意义的旧方式正在消失，另一个则是在缺乏支持的情况下，适应新世界的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死亡（缓慢或快速的）成为止痛的最简单选择。吸毒和自杀是这种现象的内部表现，而痛苦、沮丧和愤怒——当这些情绪广泛存在时会影响社会安定——则是外部表现。另一个绝望的迹象在过去十年越发显著，似乎与我们的心理健康危机有关，那就是美国关于疼痛的报告不断增多。报告前一天经历疼痛的美国人比其他30个国家的受访者要多，其中许多国家不太富裕。①据报道，在美国，中年人报告的疼痛数量最多，而不是老年人，这与大多数其他国家和过往模式不同，考虑到弱势群体的幸福感较低，且可能是队列效应②，如当今美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年白人的幸福感较低。其他种族的受访者，尤其是美国黑人报告疼痛的频率比白人低得多。③因此，疼痛的增加似乎反映了绝望危机的趋势，或者是其中的一部分。富裕国家特有的一个相关趋势是，失业人员（而非就业人员）报告疼痛的频率最高。④这可能反映了蓝领工作的稀缺性以及工作待遇的下降，尤其是在美国。虽然绝望显然是当今美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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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3-14
  低收入白人面临两种不同类型的衰退。第一，由于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加剧和代际流动性的下降，低收入白人和富裕白人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方式的绝对差异扩大，缩小这些差距并让他们的孩子生活得更好的机会也减少了；第二，他们和传统上比他们处境更糟糕的少数族裔在收入、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差距相对缩小。①虽然美国黑人也受到制造业衰退的负面影响——失业、贫困和家庭稳定等方面的严重打击②——但他们更习惯于应对负面冲击。因此，这似乎并没有破坏他们的整体叙事和目的感。此外，正是由于有过应对逆境的历史，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如拉丁裔，建立了一些被我称为“同理心社区”的东西，这是基于社区支持系统的非正式安全网——将家庭扩大到教堂——有助于支持那些落后的人，这与白人工人阶级对贫困的污名化形成鲜明对比。白人工人阶级叙事的另一部分——与稳定工作相伴的稳定家 庭——也和工作一起瓦解了。当然，白人希望破灭的背后还有许多其他原因：阿片类药物的流行、肥胖和其他可能加剧身体和心理痛苦的因素的增加，以及种族之间日益加剧的分歧，最终是文化裂痕。一方面，美国和其他大都市地区经济呈现多样化且充满活力；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心地带的经济活动减少和人口密度不断下降。还有无数其他相关解释，例如公民活动的减少和受教育程度下降，宗教活动以及狮子会①这样的组织成员的减少，以及曾经作为一种规范的低收入白人的婚姻的瓦解（而对于富有和受过教育的人来说，结婚率有所上升）。最后，社交媒体和假新闻的兴起破坏了公正的非政治性新闻媒体的声誉和经济基础，这些媒体代表了对真相的共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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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3-14
  我在第四章中描述了调查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黑人与白人在希望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并且与不同水平的教育意愿相关。绝大多数黑人受访者的目标是接受大学或研究生教育，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比白人受访者要困难得多，但通常至少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一位支持他们实现这些目标，这与秘鲁的调查结果相呼应。相比之下，白人受访者已经或希望完成高中学业，最多可能再接受一年的技术教育。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表示父母不支持他们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这反映出个人努力作为白人工人阶级成功关键的叙事的衰落，并且没有新的叙事可以取代它。因此，人们对高等教育和“沿海精英（coastal elites）”①抱怀疑态度。这种衰落和希望的缺失可能会让他们的孩子成为陷入绝望的下一代。如果缺少希望和追求更多教育的意愿（除了大学之外，还有多种形式的技能获取途径），这些年轻人不太可能适应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并具备取 得成功的技能［包括社会情感技能（socioemotional skills）②和认知技能（cognitive skills）③］。这不仅预示着这些学生的悲惨未来，而且绝望人群是导致美国社会和政体日益分裂的一股力量。
• 闻夕felicity

  2025-03-14
  相比之下，享乐幸福反映的是瞬间情绪和日常经历，而不是认知评估。它代表从满足和微笑到压力，以及焦虑、愤怒和沮丧等各种情绪。与生活满意度不同，它不能用从零到十的一维尺度来衡量。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必须分开衡量，例如，满足感并不等同于压力。虽然积极的情绪和行为（例如微笑和满足）与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但消极情绪（尤其是愤怒）却不然。①享乐幸福与收入的相关性远不及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在到达某一点之后，更多的钱不会让你的心情更好，也不会让你更享受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光，而更多的钱可以让人们在生活中做出更多的选择，而不仅仅是满足基本的需求。此外，由于享乐幸福反映的是瞬间情绪而不是生活的机会和选择，它的因果特性较少（尽管高压与更糟糕的长期健康结果相关）。②心盛幸福（Eudaimonic well-being）③明确地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概念化，即拥有有目标感和意义感的生活，它与评价性幸福有类似的决定性因素，包括收入、健康和就业。所有这些因素都赋予人们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的能力，是关键变量。然而，国家间的差异是心盛幸福与评价性幸福有所不同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者认为有意义感和有目标感的生活似乎更受特定文化特征的影响，而不是生活满意度的影响。①
• 闻夕felicity

  2025-03-14
  我们最了解的主观幸福维度是评价性幸福。它通常通过生活满意度问题来获取，受访者从一般意义上评估他们的生活。世界各地的人们、国家和文化关于生活满意度的决定因素非常相似。收入很重要，不仅是因为那些赤贫者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的能力要差得多，而且收入水平较高的人通常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也有一些异常值）。健康与收入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而自由、创造力、就业和社会关系（后者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因为快乐的人更有可能交朋友和结婚）也是重要因素。在世界上大多数人中，在控制收入和健康变量的前提下，个人年龄与生活满意度呈U形关系，在中年时达到最低点，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直到大约75岁。这个结果存在是由于选择偏差，因为快乐的人往往比不快乐的人活得更久。关于更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会带来什么影响的研究不断增加。除了寿命更长之外，幸福的人工作效率更高，不太可能做出危险行为，例如吸烟和不系安全带，并且更有可能无私地信任他人，并更有可能寻找能带来目标感和自主权，而不仅仅是收入的工作。②
• 闻夕felicity

  2025-03-13
  这项希望研究的框架是幸福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l-being），这是我很早就投身研究的领域。它已经从对个人和社会幸福决定因素的研究发展成为一门更复杂的科学，它融合了包括生物科学在内的多个学科的方法，并重在探索先天特质和环境与幸福（well-being）的相互作用。我们现在衡量幸福的几个不同维度，从经验/享乐幸福（瞬间）到评价性幸福（整个生命历程），再到幸福（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越来越多的研究除了关注什么促使人们获得幸福之外，还探讨了幸福感的影响。我们衡量希望的经验较少。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依赖于大样本调查中的可用数据，例如盖洛普数据（Gallup data）。②在盖洛普数据中，有一项是坎特里尔生活阶梯（Cantril Ladder of Life ）③ 问题，该问题要求受访者将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可能的最佳生活进行比较。该问题让受访者将生活状态划分为一个十一级的阶梯（评估他们当前的生活状态在这个梯子上的位置）。然后，受访者被要求将他们预期五年后的生活状态置于同一阶梯上评估。虽然这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问题，但它似乎抓住了希望的两个要素：相信事情在未来会变好，以及有能力为未来做点什么。第一个要素是问题的一部分，第二要素就像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未来阶梯上得分较高的人往往在受访后的几年里表现得更好。虽然这可能是出于现实的期望，但这并不能解释低收入美国黑人等贫困人口（在未来阶梯上）的高分。
• 闻夕felicity

  2025-03-13
  当下美国的绝望情绪是振兴劳动力市场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它危及我们的幸福、寿命、家庭和社区，甚至国家安全。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冲击，但它只是加剧了本已日益严重的绝望问题。这种绝望部分源于白人工人阶级的衰落。它导致美国的地理流动性下降，并产生政治溢出效应，例如最近极右翼激进主义的滋长。与此同时，其他人群也由于不同原因而遭受苦难。例如，在过去几年中，少数族裔青年的自杀率有所上升，2019—2020 年，生活在城市的黑人男性过量吸毒率有所提高（起点低于白人，但增速更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引入了芬太尼①（一种致命的阿片类衍生物），但也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受新冠疫情冲击，人们的焦虑率上升。存在许多潜在的长期问题：失业和/或劳动力流失；吸毒成瘾；健康状况不佳；缺乏足够的安全网和人们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针对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教育资源不足。所有这些都是政策问题，都有可行的解决方案，但在我看来，没有希望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未能解决的绝望情绪体现在因绝望而死亡的人数不断上升，劳动力流失率高企，以及分裂和激进的政治。令人绝望的原因之一是在美国“失败”的代价是如此之高。令人望而却步的医疗保健费用，以及失业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这些都是人们在面对失败时希望破灭的关键因素。受访者对于绝望的感受中描述了许多对自己的生或死的矛盾感。这种困境会增加个体的冒险行为，例如危及健康和寿命的行为。②在面临艰难的选择和变革时，整个社区的人都感觉到无助。他们常常陷入两个世界：一个是曾经有意义的旧方式正在消失，另一个是在缺乏支持的情况下，成功所需的变革似乎是不可能的。死亡（缓慢或快速的）成为止痛的最简单选择。吸毒和自杀是这种现象的内在表现，而痛苦、沮丧和愤怒——这些现象普遍存在时会影响社会安定——是外在表现。
• 闻夕felicity

  2025-03-13
  希望是精神障碍康复概念的核心。卡尔·门宁格（KarlMenninger，1995）认为希望是精神病学专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触发治疗性变化、增强学习和改善个人幸福的意愿非常重要。精神病学文献至少提供了三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希望是心理健康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变量。首先，它既是恢复过程的触发因素，也是维持因素；其次，它是韧性概念的核心；最后，它是人类适应环境和心理治疗中促进患者改变的核心，患者和治疗师一致认为它是心理治疗的关键因素。①然而，这个概念本身及其临床和研究意义在精神病学领域很少受到关注，在这个领域，希望存在与否可能会产生特别深远的影响。②
• 闻夕felicity

  2025-03-13
  希望是经济学中一个很少被研究的概念，但它很重要。正如上面这首诗歌所指出的，它比关注可预见的未来的乐观主义更加开放。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情感，与先天的人格特质相互作用。尽管如此，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是一种持久的特质，它能够抵抗负面冲击吗？我想起了上面的“奋斗带来的喜悦”这句话。或者，就像五大人格特质一样，它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更强的可塑性？希望与意愿相关，而意愿与具体目标联系在一起。希望是更崇高的概念，是比具体意愿所追求的更广泛、更不明确的目标。当意愿没有得到满足时，希望会被削弱吗？
• 闻夕felicity

  2025-03-13
  我们的使命是站在希望之门前，而不是谨慎的乐观之门前，乐观之门稍微狭窄一些。希望之门不是人们以为的坚固的常识之门；不是因人们愤怒地摩擦铰链而发出刺耳声音的大门（人们在那里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因为他们无法通过这扇门）；也不是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这种让人愉悦但（实际上是）脆弱的信念的花园大门。希望之门是一个孤独但可以真实地讲述你的灵魂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世界真实和充满可能性的一面，又可以看到未来；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奋斗，还能看到奋斗带来的喜悦。我们站在希望之门前，告诉人们我们看到的，并询问他们看到了什么。——维多利亚·萨福德（ Victoria Safford）①，《走向黎明》（ Walking Toward Morning）和《有蜡烛与否》（With or Without Candlelight）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