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只是身体的病

• 闻夕felicity

  2025-06-15
  在闭路电视上，你会看到各种情况，从拳击骨折、牙疼（医学院从来没教过）、撕裂伤、醉酒、精神崩溃、跌跤、哮喘、心脏病发作到胸部感染、站不稳的老年人，中风，想取暖的流浪汉，浓烟吸入，等等，实在是五花八门，而我的最爱则是周日早餐百吉饼急诊。急诊科设在伦敦北部社区，那里居住着大量犹太人，百吉饼是他们周日早午餐的主食。每到周日，就是“百吉饼特色急诊”的时间，来就医的都是一手拿百吉饼，一手握刀切饼时割伤手掌的患者。
• 闻夕felicity

  2025-06-14
  随着肾移植的普及，人们的态度也逐渐变得平和，不再告诉捐献者，捐肾给亲戚是在给自己挖坑，因为这里面有亲情的胁迫。相反，焦点投到了问题的另一头：拒绝一个人捐肾的愿望，让他眼睁睁看着所爱之人深受透析之苦，同样会引发心理上的反应。有时候，我不得不去想这个问题：捐，还是不捐？哪一个选择会给捐献者的心理健康带去更大风险？回顾我整个职业生涯，社会价值观无疑发生了转变，同时也影响着上述问题的决策过程。如今，这个决定权已稳稳地落在了捐献者的意愿上，他们的想法才是全部考量中最重要的一环。“一切问医生”的年代已被弃如敝屣；同时，人们能想到的最糟糕的临床实践，一言以蔽之，大概就是医疗中的家长式作风。我定期参与评估曾有精神科就诊史的捐献者。捐肾带给他们的压力，尤其在事情进展不顺利的情况下，是否会再次引发他们的精神问题，把一切搞得更糟？这得打一个问号。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病人对风险的理解和态度如何。这不一定是精神病学的领域，但也并非毫无关联。丹尼尔·卡尼曼的著作《思考，快与慢》写得很精妙，阐述了人们如何看待风险，情感和直觉如何取代理性影响个体的行为，这对不同教育程度的人都适用。卡尼曼向我们展示，人们对风险的直观感受往往和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举个例子，一个人对风险的感知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取决于他对这件事情值得与否的看法。如果此人觉得肾移植毫无意义，对接受者的生活质量没有多少改善，他就更有可能觉得手术风险巨大。反之，如果肾移植对他而言是一个帮助所爱之人的绝佳机会，那么在他眼里，手术风险就低了很多。
• 闻夕felicity

  2025-06-14
  我收到过很多“滑稽”的生日贺卡，上面描绘着这样一幅场景：病人躺在精神科办公室的躺椅上，留着络腮胡的精神科大夫正襟危坐着。但可能让你惊讶的是，医学院几乎再也不提弗洛伊德了，更不用说教他的理论。弗洛伊德生于1856年，卒于1939年，尽管他富有见地，但也已随着那个时代的远去而隐没。当然了，他讲的很多东西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弗洛伊德提出一个概念，那就是每个人的心灵都有一个“本我”，沸腾着滚烫的种种欲望，驱动着人们向前，好比一辆车的引擎。可这辆车要是只有引擎没有刹车，离闯祸就不远了。他因而做了一个假设，认为还存在一个相反的力量，即“超我”来充当刹车的作用。在他看来，“超我”由一套拘束严苛的道德规则构成，一般来源于父母或其他权威人士，是人们要求自己去遵循的标准。平衡“本我”和“超我”的是“自我”，是我们有觉知、有意识的部分。“自我”指挥行为，确保我们以社会认可的方式行事；同时，它也在本能欲望与道德良知的冰火交融间为我们保驾护航。弗洛伊德的想法是，如果我们能把无意识的部分（本我和超我）带入意识层面，就能逐渐认识自己、理解自己。他认为，更好的自我觉察是疗愈种种心灵苦难的一剂良药。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一种口误，也就是所谓的“弗洛伊德式失言”。比如，一个人想说“等票子到了，我一定记得给他”，却不小心说成“等票子到了，我一定得嫁给他”。弗洛伊德觉得这类口误揭示出我们心底的欲望，就像这个例子中，说话人泄露了想“嫁给他”的秘密。弗洛伊德还很重视梦，在他看来，形成梦境的正是我们在睡眠中畅通无阻的潜意识，于是释梦便成为通向潜意识的捷径。凭借诸如此类的技术，他相信自己可以窥探到隐匿于潜意识最深处的想法和欲望。他提出的假设是，要想克服心理障碍，我们就需要自我觉察，在理解自己的基础上，最终摆脱神经症。以这种方式进行精神分析是个漫长的过程。个人分析可能需要每周一次，甚至很多情况下是一周五次。要深挖那些潜意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