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与自我

• お願いバッハ

  2023-08-01
  如果语言真的有能力以上文所述的方式行事，那么它必然也有伤害人的力量。巴特勒在其著作《仇恨说》（HaB spricht，2006）中写道：“如果语言可以维持身体，那么它同时也可以威胁到身体的存在。”如今，我们可以根据这句话来衡量这种威胁有多严重一如今语言对人的伤害可以触及一个人的根基。因为，倘若如前文所述，身份（Identi）是语言行事的一种效果，那么按照此逻辑，语言也可以破坏身份，或者，语言也能够从一开始就否认某些人的身份，并在实际上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对性别平等的语言的呼吁，似乎也直接地隙目后结构王义哲学。如果语言在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中是根本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语言（无论是用表示性别平等的下画线还是星号），从而让各群体（例如女性、跨性别者）被人们看到，让各群体得到认可。然而，是否存在其他的不认同这种“‘政治正确’的语言新规”的看法？与前文所述的思想脉络相反，几乎所有要求如此严格的“政治正确”的人，都不引述德里达和巴特勒的解构哲学。根据德里达和巴特勒的理论，语言是有强大影响的，语言是一种创造行为，因此语言问题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问题。但正因为语言结构的意义维度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通过具体的语用来改变的，所以从解构的角度来看，有许多事物（即使不是所有事物）能用来反对僵化的、与语境无关的规范。我们要预见到关键的一点：“政治正确”用规则取代了解构游戏，从而掩盖了巴特勒和德里达在其思想中阐述的抵抗的基本可能性。
• お願いバッハ

  2023-08-01
  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Das Unbehagender Geschlechter）一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以下观点：“男人”和“女人”，只要始终作为对举概念出现，并被作为规范，就会显现为“自然地”确定的、不可动摇的概念的存在规定（Seinsbestimmungen）。换句话说，始终对举“男人”和“女人”的语言行为，让人觉得本来就只有两种固定的、异性恋的性别认同。在现实中，根据巴特勒的说法，这些性别认同是某种特定语用的后遗症，而这种语用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其他性别认同存在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性别不是“自然的”，而是“行事的”（performativ）。
• お願いバッハ

  2023-08-01
  在当今社会，人们避免各种痛苦状况，留给可能导致痛苦的纠纷的冲突与争议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人们对于痛苦的恐惧越大，在这个世界过得越是舒适和安全，人们的感知就越集中于每一件可能引起不适的小到不能再小的事上。哲学家诺贝特·博尔茨也持这种看法，他说： 在当今社会，人们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危险的。然而恰恰相反，通常这种对恐惧的预期（Angstbereitschaft），并不对应任何真正的危险。我们正在处理一个自相矛盾的情况，即人们生活得越安全，他们对剩下的风险的反应就越恐惧。因此，大众媒体过度强调微小的风险，以至哲学家奥多·马夸德一度称其为“豌豆公主综合征”：危险越少，恐惧反而越多。
• お願いバッハ

  2023-07-28
  现在，让我们离开敏感性的世纪，回到当下。本章关注的核心，是揭露现代的敏感性的阴暗面。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以下问题的原因和程度：在我们的时代被再次重视的共情，尽管有各种进步性，但也带有潜在的问题。与受害者共情，并体会他们的痛苦，是正确而重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承认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实现正义。但纯粹的感觉并不是道德。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从判断的必要性和随之而来的疏远中解脱，因为不是所有能引起共情的东西都值得声援和承认。作为一种感情，共情本身就有阴暗面，即可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得快乐。当人真的被绑缚在受害者的位置上时，这一阴暗面就会体现出来。例如，让你作为“族长”为某个群体说话，庇护他们，并从他们的角度讨论那些针对他们的歧视性概念。或者，通过自降为一个“无助的生物”，来想象女性的处境。此外，共情的阴暗面还体现在它能够释放的暴力之中。感情的传染，无论感情的好坏，都会挑动群众。
• お願いバッハ

  2023-07-28
  成问题的绝对化从以上虚构的尼采派和列维纳斯派的小辩论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列维纳斯派的代表指出了将韧性绝对化的危险。对他人脆弱性的认识是人性的核心，是社会转型的动力。相反地，那些宣布个人韧性是最高的和唯一的原则的人，忽视他人的痛苦，并巩固着歧视性的社会结构。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既要看说话的语境，也要看说话者自己是不是被边缘化、被歧视的群体的一员。简单地期待受害者保持冷静的客观性和疏离感，就是无视他们的处境。那些受害者，本身就处于交叉火力之中，他们敏锐地体验到了暴力，他们不会置身事外地看自己，而总是身处其中，对冒犯行为做出敏感的反应。缺乏共情地无视这种敏感性，甚至故意挑衅，或许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因而尚不违反任何法律，然而这样的行为是从根本上忽视了与列维纳斯所说的“（他人的）面孔”1相关联的东西。列维纳斯所说的“面孔”即禁止杀戮（此处也指禁止在精神方面扼杀他人），与之相伴的是对人的脆弱性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尼采派代表认识到了“把脆弱性作为范式论证的薄弱之处一把敏感性绝对化的危险。事实上，列维纳斯没有回答如何公正地对待每个人的脆弱性的问题。同样没有回答的是，哪种痛苦可以要求一个“回答”，哪种痛苦可以要求承担责任？表达痛苦就足够了吗？几乎不可能，因为任何一种呼声都可能是工具性的或夸大的。哲学家布克哈德·利布施2问列维纳斯：“谁或者什么事物才能解除我们的任务呢？”利布施说：“具体地感知和判断一个人的处境是困难的。尤其是在有三个人的情况下，我们总是要在第三方在场时与对方打交道，而对方和第三方的要求常常是冲突的，这种冲突让我们陷人斗争。仅仅由于这种常规情况之外的敏感性，我们就看不到任何解决办法？一方面，我们要证明自己在面对他人（任何人都可以是他人）时是极端‘思想开放’的，甚至是脆弱的；但另一方面，又要具体地考虑此人的情况。”按照尼采的说法，把敏感的人性...
• 安弦

  2023-07-08
  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立场理论的逻辑认为，受影响者的观点应当明确地被优先看待。例如，女性主义者一再要求男性完全不应在堕胎等问题上发表意见。毕竟，根据立场理论，受影响的不是男性的身体。如果那些未受影响者尚且属于苦难的制造者，那么我们几乎不可能让他们参与到讨论之中，或者说，未受影响者的参与从一开始就应被限定为共情的参与。
• 安弦

  2023-07-08
  主观经验不能被客观地传达出来。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的感受，没有人能够知道或感受到。即便通过语言，他的体验仍然无法翻译，而只能被封闭在他自身之内。
• 安弦

  2023-07-08
  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写道：“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通常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一切都取决于此人是否和以何种方式处理令人厌恶的一面，取决于此人是否和以何种方式约束、转化、吸收自身的冲动秉性。在弗洛伊德看来，更致命的是，“文明社会要求有道德的行动，而不关心其背后的本能”，甚至追求“尽可能地把道德要求张紧，拉高”。这个说法不仅解释了众多的神经性病症，而且（让我们回到战争的话题）解释了教育让人们纯粹地服从于文明。但这种服从是极其脆弱的，弗洛伊德认为，战争是一个合适的机会，可以让那些被费力地压抑着的本能释放出来。
• 安弦

  2023-07-08
  与受害者共情，并体会他们的痛苦，是正确而重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承认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实现正义。但纯粹的感觉并不是道德。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从判断的必要性和随之而来的疏远中解脱，因为不是所有能引起共情的东西都值得声援和承认。作为一种感情，共情本身就有阴暗面，即可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得快乐。当人真的被绑缚在受害者的位置上时，这一阴暗面就会体现出来。
• 安弦

  2023-07-07
  “从伤口中产生力量”意味着人要保持可触摸性和脆弱性。伤口必须永不闭合，才有可能产生力量。
• 安弦

  2023-07-07
  韧性产生于现实生活中所经历的伤痛，韧性使人的意识对人在生存危机中的脆弱性变得敏感。危机的冲击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人不能阻止危机的到来，只能挺过危机。
• 安弦

  2023-07-08
  在文明中，我们感到不得不与他人竞争，博取尊重和认可。卢梭写道一旦自爱退化为私爱，成为比较性的东西，就会引发消极的敏感性，因为一旦我们养成用他人来衡量自己的习惯，就不可能不厌恶一切超越我们的东西、一切贬低我们的东西、一切束缚我们的东西、一切由于是某种东西而使我们不能成为一切的东西。文明的私爱，与自然的同情相反，也与健康的、适度的自爱相反，私爱是文明异化的缩影。
• 特别丧

  2024-07-20
  最聪明的解答。罗尔斯的解答，简单来说就是，只有当不平等有利于整个社会时才是公正的。用效益主义（Utilitarismus）的话来说，最高原则是让尽可能多的人过得幸福。具体而言，这意味着致富不得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而那些收入高于他人的人，必须对社会公益做出更多贡献。
• 特别丧

  2024-07-20
  另一方面，休谟所描述的同情与强烈意义上的共情有什么关系一些休谟谈到同情时，指的是相似的生命之间的感情传染、為身上认识到自己，因此当看到他人悲伤时，自已戴经悲伤。而强烈意义上的共情更多地意味着，我通过另一个眼睛看世界。那么，不同人群之间的共情到底是否可行呢？
• 特别丧

  2024-07-20
  戈尔特曼认为，长期以来，社会一直或多或少地将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部分地归咎于受害者自身。按照这种逻辑，那些无法克服某些创伤经历的人，会被认为是过于软弱，甚至可能被认为是由于自身的错误而陷入了不幸的境地。
• 特别丧

  2024-07-20
  重点在于，我们要意识到，将女性美化为在道德上天然地更优越的人，并把女性的生存束缚在对善的固守上，也是受到父权制思维模式的影响。
• bookbug

  2023-05-16
  如果把敏感性绝对化，人类的形象就会出现问题。如果广泛地审查有冒犯性风险的词语（不考虑上下文就剔除这些词语），如果题材令人产生负面联想的展览无法举行，如果人们因发表了所谓的“冒犯性言论”而丢了工作，那么人的自由和自主性就处于危险之中。说得夸张一些，人或许会成为一个开放的伤口，这样的话，社会就不能让它暴露在任何感染的危险之中，要求机构和国家控制的呼声也相应地变得更高。这会导致另一个极端，我称之为“不合理的极端”。在这种极端中，一边是无知、反动的“政治正确”论战；另一边是敏感的自我，它期待着来自世界的各种保护，却不期待自主地去做什么。
• bookbug

  2023-05-15
  对他人脆弱性的认识是人性的核心，是社会转型的动力。相反地，那些宣布个人韧性是最高的和唯一的原则的人，忽视他人的痛苦，并巩固着歧视性的社会结构。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既要看说话的语境，也要看说话者自己是不是被边缘化、被歧视的群体的一员。简单地期待受害者保持冷静的客观性和疏离感，就是无视他们的处境。那些受害者，本身就处于交叉火力之中，他们敏锐地体验到了暴力，他们不会置身事外地看自己，而总是身处其中，对冒犯行为做出敏感的反应。缺乏共情地无视这种敏感性，甚至故意挑衅，或许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因而尚不违反任何法律，然而这样的行为是从根本上忽视了与列维纳斯所说的“（他人的）面孔”相关联的东西。列维纳斯所说的“面孔”即禁止杀戮（此处也指禁止在精神方面扼杀他人），与之相伴的是对人的脆弱性的深刻认识。
• bookbug

  2023-05-15
  尼采在《道德的谱系》（Genealogie der Moral）的第二篇论文中写道：只要人的攻击性的向外发泄被抑制，其精神痛苦就会增加。由于缺乏外在的敌人和阻力，人被令人室息的狭隘和习俗的规律性禁锢，开始承受自己造成的痛苦。人不耐烦地撕碎自己，迫害自己，啃咬自己，惊吓自己，虐待自己，像一只困兽，在笼中横冲直撞，遍体鳞伤。换句话说，在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外在暴力越来越多地被内在暴力取代，表现为折磨和束缚人的良心。在这个阶段，痛苦一定程度上被扬弃了，痛苦表现为自我鞭笞、自我折磨、自我否定，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表现为自我毁灭，即自杀。我们对文明进程进行以上的批判，不是渴望回到现代以前的野蛮时代。在野蛮时代，人们受惩罚时要经受折磨，并遭受最可怕的痛苦。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痛苦仍然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高度敏感化、高度被控制的自我中，只是采用了一种不同的、内化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