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雨声·读书声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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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onMiao2011-08-01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一个民族只知控诉，不知忏悔，于是就不断上演忆苦思甜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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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ys2024-09-15到如今，二十年过去，尘埃落定，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当年呢？有一种意见认为：那是西方“新左派”的一厢情愿，错把荆州当楚州，把毛泽东的政治理论凿空为西方的文化批判，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凿空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东方盟友”。另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确有真经传世，只可惜他有语言障碍，金针难度，无法把他的文化批判思想表述为文化批判语言，只能借助于政治语言，曲折地、含糊地表达他对人类文明走向病态腐恶的忧虑。因此，毛泽东的错误，似乎主要不在于他的“思路”，而在于他的“言路”，能指与所指发生分裂，造成了他文化批判工程的巨大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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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ys2024-09-15后来中西方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同时爆发的时候，在西方，初则表现为职业教育对自由教育的挑战，稍待时日，则凝结为教育哲学的专用术语，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交换意见：在产业革命后的时代，大学是否应向平民职业开放？是训练官员、培养贵族，还是训练技术人员、专业人才？大学者，“university”也，既是“天地万物”，为何不懂几何懂丈量者不可入学，为何非要以哲学，而不能以其它技艺，比如“马尾巴的功能”列为大学教育的起点？等等等等，如此而已。但在中国，那个“劳心教育”不动则已，一旦触动，发生合法性危机，则是一溃千里，不可收拾。教育哲学的分歧立刻上纲上线，上升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阶级斗争，然后再以政治语言转述教育语言，以意识形态语言换算学术语言，如此转换复述，真正的主语高等教育的合法性讨论逐渐流失，剩下来能够进行的则是一场长达二十年的无主语战争：前十年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偷换教育哲学的内在危机；后十年是“智育第一，一抓也灵”，似不承认教育哲学本身可以讨论一这样一来，自由教育也好，职业教育也罢，中间夹着个第三者，双方都害上了语言障碍，所谓正常的学术讨论，也就子虚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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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ys2024-09-15原来他们不说“风暴”、“革命”这些刺激人的字眼了，而是说：“那是一场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所谓“高等教育的合法性”，也就是“高等教育的存在理由”。这个“理由”来自于古希腊时代的自由教育传统。他们所说的“自由教育”，并不是东方人容易联想的那样，动不动就是相对专制教育而言的自由教育，而是相对职业教育而言，是一种“闲暇教育”、“形而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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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ys2024-09-15毛泽东说：“《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追问梁山好汉最终结局而得到的答案。《水浒》英雄好汉座次排定，俨然结成了一个逸出常规的社会组织，这是造反事业具有文化内容的一次胜利。但这一胜利是短暂的，在朝廷没有武装外衣的文化镇压招安措施下，梁山事业失败了，颠倒过来的历史再次颠倒回去，宋江俯首贴耳地认同于规范文化，“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聚义厅”是非规范文化的标志，“忠义堂”是规范文化的符号，一场尽管声势浩大、但没有自觉内容的文化反抗，其结局必然是悲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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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ys2024-09-15毛泽东对实用文化的重视与对规范文化的抨击互为表里。实用文化就其原生形态和主要功用来说都是非规范的，它可以被社会规范文化吸收整合，但它一旦被社会主流文化所规范，往往会失去原有的生命力，走向形式化和僵化。而实用文化每一个进步，通常都意味着创造性地突破既定规范，脱离原来的文化整合。实用文化的这些固有品格，与毛泽东的价值取向极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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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ys2024-09-15李泽厚认为，中华民族有四大实用文化兵、农、医、艺（首先是技艺），这四大实用文化对维系中国民族的生存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毛泽东晚年实际上正是有意无意地以这四大实用文化专家的身份来发表他的高言谠论的......在看了介绍医务人员在人工喉、断手再植、止血粉研究等方面贡献的文章后，他的指斥大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应该加强医务人员的马列主义学习，并用以指导业务工作。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败强者，没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败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么是例外？医学校也要加强马列主义课程，好多毕业生就是不懂马列主义…消灭钉螺的办法还不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写的那首诗内有’华陀无奈小虫何，今后医学界要大力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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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ys2024-09-151962年，他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语中写道：“聪明人往往出在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而且年轻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会例外。旧社会的规律：被压迫者文化低，但是聪明些；压迫者文化高，但总是愚蠢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薪阶层也有些危险，他们的文化知识多些，但是同那些低薪阶层比铰起来，要愚蠢些，…现在许多大学教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的工人反而有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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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ys2024-09-151949年的毛泽东可能会突然发现他自已又回到了1919年。随着延安时代的结束，仅有道德上的魅力已不足以吸引知识分子。既然外敌已经肃清，民族业已独立，知识分子和城市其他居民理所当然地提出了现代化甚或西方化的要求。而农民则停留在原地，拒绝参加世界共同体，坚持原来的自然经济即道德经济的要求。这两种要求对毛泽东的夹击，可能会使他觉得30年历史竟如走了一圈鬼打墙，当年陈独秀与李大钊的分歧又出现了。历史似乎不满意他从前那次选择，在这里又特意给他安排了一次再选择的机会。但是，毛泽东不屑于这种补考机会。他坚信他当初的那次选择。民粹主义既然能帮助他找到了井冈山的道路，那就一定能继续帮助他在一个东方大国建设起一套足以与西方现代文明相对抗的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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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ys2024-09-15知识分子放弃知识特权，俯身教海愚夫愚妇一广大的农村居民，这在历史上是最富于道德魅力的形象。历史上一切清教或准清教运动，莫不因此而获得狂热的近乎宗教般的群众支持。民粹主义尽管隐含着排斥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结构，但是它的道德形象则更为吸引知识分子，尤其吸引饱经忧患苦无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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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ys2024-09-15民粹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是被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两难处境逼出来的。落后国家在近代化起步时，几乎都要经历一个民族尊严与民主要求同时并存而又二律背反的发展阶段。这种两难处境逼着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左冲右突，不得安宁，迟早要逼出一个超越两者的第三理论：民粹主义。这一理论的鲜明特点是：排斥现代知识及其载体——城市知识分子，投向远离现代知识的农村居民。为什么要排斥知识分子？这是因为两难处境本身就是由知识分子的两重性造成的。知识分子既是西方文化的引进者，又是传统价值的承继者，不摆脱他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两难处境。为什么要投向农民？这是因为他们有民族观念，无西方文化的侵染；他们有民主要求，仅限于获得土地一这一生存需要。农民的民族民主要求可以同时满足，却不会引起本民族文化的巨大断裂。因此，至少在表面上，民粹主义具有超越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超然面貌，对那部分富于献身精神不惜放弃本身知识特权的先进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至于由此而产生的另一危险一对民主启蒙的漠视，则可以满足农良对土地的民主要求来补偿。在民粹主义者看来，解放这一人数远为广大的阶层要比满足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要求更为重要，更像一场彻底的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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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oroshi2019-05-281955 年发生了什么事？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把另一个知识分子多年来给自己的私信统统抖落出来，提供给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之一——《人民日报》，制作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第一批材料。接着，政府查抄胡风私宅，把更多的私人通信公之于众，并且分门别类，加上按语，抛出所谓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然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一哄而起纷纷“向井口投掷石块”（巴金语），争先恐后地在那家报纸或其他报纸上发表讨伐胡风的文章，咬牙切齿，声声可闻。那两个月里发生的事情都辑录在《人民日报》上。翻一翻这家报纸1955年5 月至6 月的合订本，后代人既为那三批按语无限上纲罗织文网的强横逻辑而感到震惊，也为当时知识分子同类相残的可耻记录而感到羞耻。请看这些文字： 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的血液烧得滚烫。 我看穿了胡风的心；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子是谁？当胡风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攻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热烈的响应。 请依法镇压胡风，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徒弟……要彻底消灭这批狼种。 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上述语言的作者，既有刚陨落不久的一代文坛巨擘，也有至今还饱享盛誉的人民剧作家；既有当时曾轰动一时的山药蛋派作家，也有直到现在还当之无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当然，也少不了后来被称之为反革命文痞的姚文元。然而，在这么些文字中，后来的读者能猜得出哪一句是出自姚文元之口吗？你拣最丑恶的猜，也会猜错。悲剧不在于谁比谁丑恶，而在于后来的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在伤害最早也是最优秀的一个殉道者时，竟使用起同一类语言！人常说，那三批按语是后来一切整人哲学、整人语言的开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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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5-07-19我服膺梁漱溟先生所言，知识分子可分为两种人——学术中人与问题中人。我永远敬重前一种人，本身却受性情局限，大概只适宜做后一种人。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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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2013-06-07如果要控诉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摧残，并不亚于任何一代人，我们在感情上的义愤程度也不会弱于任何一代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究还能摆脱那种基于个人恩怨的索债意识，摆脱那种感情上的过度纠葛。革命摒弃宗教后，社会动荡，人心道德无所维系。革命党不得不强化道德说教，强化政治与道德的联系。凯撒与耶稣集于一身，反而出现了自己本身极欲反对的专制倾向：政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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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2013-06-07历史就是这样复杂。最可耻的与最高贵的在一起，最卑鄙的与最高尚的在一起，最遥远的与最切近的在一起，而不是一首民歌所唱的那样：“珍珠和玛瑙在一起，星星和月亮在一起。”否则，社会还需要我们这些历史学匠人干什么呢？只要有一批意识形态专家，昨天领着人们高唱“就是好，就是好”，今天领着人们高喊“就是坏，就是坏”，足可以打发那些浑浑噩噩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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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伯之东2021-06-04几千年来，政府与社会混为一谈，使得统治者在镇压反叛时总能打出代表全社会的旗帜，使得普通人民总是被这一思想束缚：反抗政府，就是反抗社会；政府之敌，就是社会之敌，全体居民之敌。这种害怕被整个社会敌视的传统心理扼了一代又一代政府的反叛者。突然听到有人这样说：“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所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反叛者将会怎样地欢欣鼓舞！是潘恩把政府与社会划分开来，劈开了套在被统治阶级思想上的紧箍咒，给了他们一个论证革命权、反叛权的有力根据：反抗政府，不是与社会为敌，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拯救社会！在马克思以前，还会有谁能比潘恩对政府持有更轻蔑、更激进的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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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傩~2017-05-20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悲剧的真正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一个民族只知控诉，不知忏悔，于是就不断上演忆苦思甜的闹剧。从前是目不识丁的底层文盲。现在则轮到知识分子，这个“家”，那个“权威”。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终生念叨某年某日某人某张大字报中的某句话曾加害于己，却拒绝回忆自己远比红卫兵更早就使用过红卫兵的手段伤害过远比自己优秀的同类。他们的“控诉”实质上是一种可怜的补偿要求，而不是那种高贵的正义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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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傩~2017-05-20需要付出多么沉重的心理代价，后代人才能相信这就是我们中国唯一受过民主教育的那个阶层在当时使用的语言？等到这个阶层都已习惯于使用这类语言时，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费希特有言：“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德]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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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傩~2017-05-20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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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头2015-06-19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