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邦到王莽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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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sabrina2025-08-14“知我罪者，其惟《春秋》”，其实是一位站在巨大下行时代开端的老人，面丢史无前例的周秦之变，生出的迷惘与期望——后世如果能好，知我者必会多一些；可若天下长期沦为独夫肆意妄为的乐园，那这《春秋》大概率也要拉出来批倒批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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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sabrina2025-08-14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行为模式，主要由笼罩他们的制度决定。当普通人无力改变制度时，便会与制度共存，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模式来牟利或规避上海。制度不义，民众的行为模式也会不义，社会的道德水准会急骤降低，会陷入集体冷漠乃至互相伤害的状态。在这种社会里，人们不再能够对他人具体的痛苦做出友善的回应。社会的自我救济机制会崩溃，人性会被摒弃，律法规条会以僵化的形式付诸实践，然后徐成为勒死社会最有力的绞索。当制度鼓励举报、鼓励宁杀错不放过时，受害者绝不会仅仅是被举报者，而必将是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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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小土2025-04-10回到元狩四年。连年兴战造成的巨额财政亏空，仅靠白鹿皮币无法解决，于是，刘彻由于同年推出另一种新货币“白金三品”。名为白金，实为用银与锡混合铸造，原因是国库的银、锡存量甚多。三品指钱的三种纹刻——龙、马、龟，分别代表不同面值。白金三品不是真金，但刘彻强行给它定了个比真金还离谱的面值，如一枚龙纹钱面值三千钱，而实际价值则不到百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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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翼2025-03-29新莽政权一世而亡，王莽的自命雄才与好大喜功，恰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不是自命雄才、实则严重欠缺政治与经济常识，王莽便不会启动恢复井田制、变奴婢为私属、五均六莞、发行新货币等改革政策。前两项改革措施旨在打击“豪强”并增加皇权直接掌控的人力与物力，等于直接损害了新莽政权的统治基础，也即贵族与官僚们的利益。史载“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新莽政权是在贵族与官僚的拥护下，和平取代汉帝国而建立的。王莽对这些人开刀，让这些人因井田制和奴婢问题而获罪，等同于将自己的统治基础从新莽政权这个利益共同体中剥离了出去。后两项改革措施，旨在对资源与经济实施更严酷的管控手段，以汲取更大体量的人力与物力。因违背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反让整个社会陷入了全面崩溃的境地，让新莽政权的税源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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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翼2025-03-23以上表述容易给人造成错误印象，认为“三十税一”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百姓在文景时代可以过比较轻松的好生活。“三十税一”确是历史事实。据《汉书·文帝纪》，文帝着下诏“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汉初的田赋是十五税一，减半就是三十税一。《汉书·食货志》也记载景帝“令民半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可见三十税一这项政策，在文帝与景帝时代确实存在过。但“三十税一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却是个很大的误解。理由也很简单：在文景时代，真正构成百姓负担主体的，不是田亩税（田赋），而是人头税。将田赋减为三十税一而人头税负担依旧，无助于实质性改善民生。这里的田亩税与人头税皆取其广义。田亩税指按照田亩数据来征收的一切税种，人头税则指按照家庭人头数据来征收的一切税种。前者主要是田赋，按政府估算的田亩产出来征，“三十税一”的税率指的正是这一块。后者包括口赋（针对未成年人征收)、算赋(针对成年人征收)、徭役和兵役等......学者高树林以粮价折算方式，测算过汉代百姓每户每年的田亩税和人头税，其结论是，人头税占到了汉代百姓负担的九成以上，田亩税只占了不到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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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翼2025-03-28削弱“豪强”对皇帝来说是绝对的好事。在汉帝国的政治语境里，“豪强”是个带有强烈贬义的政治性词汇。若去掉政治含义，这些人其实指的是“有资产有声望有组织能力者”，是社会中层力量的主体。打压社会中层力量，将整个社会变成“皇权一编户齐民”的二元结构，有助于提升皇权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度，也有助于提升皇权对整个社会的汲取程度。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削弱“豪强”却未必是好事。某些“豪强”发迹靠的是官权力，也有部分“豪强”发迹靠的是正常经营，资产声望与组织能力并非原罪。身负特权的“豪强”会利用特权欺凌普通百姓，但当官府对普通百姓的压榨很沉重时，有特权的“豪强”也可能成为普通百姓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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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翼2025-03-26可以说，朝廷一缺钱就大搞盐铁官营，乃两汉而下所代统治者的普遍惯性思维。这种简单粗暴的思维，主要基于“不让中间商赚差价”的愚蠢逻辑。统治者们似乎认定，只要禁止民间商人进入盐铁行业，全面实施官产官卖，不但政府财政收入可以增加，民众也可以少受商人盘剥。实则盐铁官产官卖虽能在短时间内迅速为官府聚敛财富，却必定破坏民间经济与生活的正常运转，必定让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萎缩，长远来看对朝廷的财政创收反而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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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翼2025-03-26常平仓之所以会变成盘剥百姓的工具，主因是官权力不受民意约束。官府为了谋利，不会在粮价低贱时，按规矩拾价收购百姓的粮食，只会将粮食收购价压得更低；也不会在粮价高昂时，按规矩降价卖粮食给百姓，只会囤积居奇以获得更高利润。自两晋而下，历代常平仓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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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翼2025-03-23文景时代吏祸不深，不是因为那时的吏更有道德觉悟，也不是因为那时的吏收入丰厚足以养廉，而是因为朝廷的施政方针仍是黄老无为......可是，自景帝中晚期开始，汉帝国抛弃了无为之道，走向了有为时代。至刘彻时，皇权对有为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朝廷对吏的要求也全方位提升，绩效考核越来越严，惩罚越来越重，这直接导致刘彻执政的半个世纪里，吏祸无处不在......平常时日居住在本乡，小吏已是衣食匮乏；朝廷有工作难派下来，小吏便要变卖牲畜与家产。工作不好干，又有严苛的层层追责制度，下吏只能向上官行贿，以求宽限或减免。大官盘剥小官，小官盘剥基层之吏，贤良文学发出质问：“乡安取之哉？”基层之吏还能去盘剥谁？当然只能是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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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翼2025-03-22拜“雄主”所赐，太史公生活的时代已陷入了“天下户口减半”“中产之家大抵皆破”的悲惨境地，太史公有许多话想说而不能说一一他本试图直接记载景帝的短处与武帝的过错，结果引来武帝震怒，删削了《孝景本纪》与《今上本纪》，他遭遇腐刑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只好将笔力放在（孝文本纪》里，让文帝的嘉言懿行与武帝的暴行酷致构成鲜明对比。 ........其实，文帝对百姓同样施以严刑峻法。《史记》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可知太史公清楚文帝的政治底色，只是矮子里头拔将军，太史公实在没得选。据《报任安书》透露的心境，太史公面对“天下户口减半”的残酷现实，对于劝谏武帝早已不抱任何信心，武帝在他眼中已是个彻头彻尾无可救药的暴君。这位对现实世界绝望了的撰史者，之所以要刻意塑造出文帝这样一个仁德爱民的历史形象，既是为了批判现实，也是为了将希望寄托在未来一只要《史记》能够流传下去，《孝文本纪》里那个仁德爱民的文帝形象，便会成为评判帝王执政功过的一种标准，成为后人衡量暴君的一种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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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翼2025-03-22史书关于白马之盟具体内容的记载相当零散。这或许是文、景、武三代皇权刻意遮蔽事实、销毁档案所致。搜集整理起来，目前可知的盟约内容大致有四点：（1）分封王与侯的权力在皇帝手中。（2）非刘氏皇族不得封王。（3）非有（军）功者不得封侯。（4）若违反上述约定，天下共击之。这政治规矩，一直维持到汉景帝时代，才被彻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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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翼2025-03-22众人说得明白，他们愿意推奉刘邦为皇帝，是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刘邦在众诸侯王中“功”最高，所以地位应该比众诸侯王高一级。这个“功”，指的是灭秦与灭项......在这两场战争中，刘邦的功劳最大。第二个理由，刘邦在众诸侯王中“德”最高，所以地位应该比众诸侯王高一级。这个“德”，指的是恢复诸侯王并封赏功臣......根据这两个理由，众人认为“王”的称号不足以区分刘邦与其他诸侯王，应当换用“皇帝”这个称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劝进文章无一字提到刘邦做皇帝是“天意所归”。后世熟知的那些神话故事，如赤帝子新自帝子、芒杨砀山有天子气云云，劝进文章里全然无载——众人在乱世中浴血厮杀多年，不会相信神话放事，只乐意按功劳和实力来瓜分胜利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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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翼2025-03-28皇帝收敛起雄才大略，食税阶层规模不算小但还谈不繁冗，税负体量不算轻但还没到难以承受的地步，百姓展示出更强烈的生育意愿，总人口即将攀升至前所未有的六千万高峰。就这些指标来看，元帝、成帝父子执政的四十年（前48一前7年），确是西汉百姓活得相对最为轻松的时代。按传统史观，元帝、成帝皆是庸主。但站在民生角度，将这四十余年称作“元成之治”或许并不过分。其民生含金量未必低于更知名的“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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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翼2025-03-26春秋决狱的实质是“论心定罪”。被审判者的主观认知与内心思想，皆会被审判者随意纳入量刑因素当中。至于被审判者是否真有相应的主观认知与内心思想，根本就不重要。这种操作，实际上是披着《春秋》的外衣，为严刑峻法及文字狱大开方便之门......同一案件附会不同的《春秋》经义，便可得出不同的判决。至于在判决中采纳哪一种，完全取决于掌权者需要哪一种。刘彻喜欢“春秋决狱”的缘故，便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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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翼2025-03-28一个人自我吹嘘久了，被下面的党羽吹嘘久了，就会不自觉地深信自己是那个宣传喇叭里的伟人，深信自己有许多雄才大略必须付诸实践。玉莽当然也不例外。只不过，他执行期间推行的这些新政，究其实质，几乎全部属于以改革之名开历史倒车，不但中断了汉帝国自元帝时代起逾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政策，还将新莽王朝的民众，集体推入了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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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翼2025-03-23董仲舒向刘彻推销天人感应，却是想要给皇权戴上枷锁。他创造了一套叙事逻辑：政统之根本在于民心，能否获得民心取决于君王施政的好坏。施政败坏必然酷刑泛滥，酷刑泛滥会生成冤厉之气，冤厉之气会引起天意降灾示警……按照这套逻辑，官员与知识分子可借灾异讽谏皇帝，进而推动政治改良；皇帝不能无视灾异，也不能拒绝承担施政有误的责任。只是董仲舒的愿望注定落空。建元六年（前135年），辽东高庙与长陵高园殿遭遇火灾，董仲舒将之当成灾异推演，欲对现实政治有所批判。草稿未上而被主父偃窃取送至刘彻手中。刘彻召见诸儒讨论，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也参与其中。吕步舒不知草稿乃董仲舒所拟，迎合皇权意志给了个“大愚”的评价。同样的灾异由同门师徒解读，却结论迥异。董仲舒的灾异推演逻辑被证伪，随即被刘彻扔进死牢，险些丧命。经历此事后，董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连天人感应之说最有力的倡导者也无法以天意约束君王，余者可想而知。刘彻采纳皇权神授，是因为神化刘氏皇权有助于增加汉帝国合法性。刘彻严惩董仲舒，是因为允许知识分子以灾异为切口批判现实，会妨害皇权肆意妄为。“天子与列侯的共和政治”已经结束，缺乏制度约束的皇权可随意剪裁历史与现实，也可随意剪裁他人的思想与理论，甚至可随意塑造时代的精神状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没有给儒家知识分子带来春天，反成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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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翼2025-03-29具体到刘彻与王莽，其出现彰显了中国传统帝制时代一条长期被忽略但始终若隐若现的规律——只要皇权无法真正受到制度性约束，且社会财富总量或者朝廷的可汲取总量（人力+物力）达到了一定规模，便大概率会出现追求雄才大略的皇帝。这是特定制度下的人性使然，与皇帝本人道德品性、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关系反而不大，至少后者更为次要。刘彻出现的主因，是汉帝国已经休养生息了半个多世纪，无限皇权坐拥巨量财富，“京师之线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王莽出现的主因，是汉帝国再次休养生息了约七十年，无限皇权再次坐拥巨量财富，“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货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二者的唯一区别不过是皇帝从姓刘换成了姓王。新莽政权，从来就不是什么新时代。......在皇权不受制约的时代，当社会经济有了较明显的恢复，朝廷亦可汲取可观的人力与物力时，只要坐在帝位上的君王不是幼儿或傀儡，便很难摆脱诱惑不去追求大有作为。而一旦追求大有作为，轻则显著加大民众负担，重则严重压缩社会自由度。宋真宗奢靡无度属于前者，汉明帝法宪颇峻属于后者，刘彻、王莽则是二者兼而有之且都做到了极致。南宋人郑湜说，“自古明主执权而自用者，其遗患于国或甚于庸主”，这是身在帝制时代的古人，自历史与现实中发出的沉痛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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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翼2025-03-23文帝时代真正让百姓怀念的，不是吃饱了肚子，也不是政治清廉——这些都只是后人虚妄的想象——而是朝廷放松了对社会的高强度管控。这种放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上放弃了对刑徒的依赖，不再像秦帝国那般大搞刑徒经济；二是实施司法改革，让国家暂时走出了举报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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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翼2025-03-26传统史书不遗余力污蔑豪杰，视之为有害，也不遗余力赞美强势君主打击豪杰的行动——毕竟，站在专制君王的立场，地方豪杰有资产有声望有组织能力，对皇权会构成威胁，会阻碍皇权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控制和汲取民众。但从经济学与社会学角度来看，“郡国处处有豪桀”对汉帝国大有好处。比如，汉帝国的农耕技术不发达，普通小农缺乏耕牛与铁制农具是常态，而豪杰财力雄厚，可以提供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汉代最先进的二牛抬杠法、耧车播种法，皆见于汉代豪强的墓室壁画。再如，农耕需要基础建设支持，尤其依赖良好的水利设施，普通小农无力兴修水利，只能看天吃饭，豪强则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改变农耕环境。西汉末期著名的南阳樊陂，便是由当地豪杰樊氏主持修筑。此外，豪杰的存在也有助于地方救济事务的展开，可以让整个社会面对天灾人祸时拥有更大的承压能力。“郡国处处有豪桀”的时代，恰是西汉人口最鼎盛的时代，这绝非偶然。放松社会控制，定会带来经济收益，定能改善民生境况。这是古今中千古不变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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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翼2025-03-24尤为关键的是，刘彻收获的秦制皇权是一种无限权力，不受任何制度性力量约束。经过刘氏皇权半个世纪的运作，白马之盟已沦为旧梦，诸侯王与军功列侯皆已不成气候，一切有组织能力的群体皆已被消灭；而长达数十年的清静无为，让经济规律有了起到正面作用的空间，使社会财富总量有了大幅增长，新式汲取之术则让国库与太仓爆满。于是，在建元六年（前135年），前所未有的资源与前所未有的权力，被集中到了一人之手。这是巨大的诱惑。既无人可以阻止汲取系统横征暴敛，也无人能够阻止挥霍系统穷奢极欲在这样的制度下，要求坐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刘彻控制自身欲望，不去以天下人为代价来实践自己的所谓雄才大略，可能性显然极低。换言之，刘彻不是秦制在西汉中叶全面复现的原因，而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