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临大敌：谣言恐慌与大宋王朝1054

• 夏筱叶

  2025-09-29
  到南宋末年，各种亡国的谣言大戏也开始精彩上演。咸淳六年(1270)，朝廷以宋度宗的名义下诏，明令“其自宫禁，敢以珠翠销金为首饰服用，必罚无贷。臣庶之家，亦宜体悉”。这一禁令客观上导致了临安城中妇女的审美转向，“以碾玉为首饰”“簪琉璃花”的打扮，很快从临安风靡全国。于是，“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的歌谣声闻四方。“琉璃”的流行，“识者以为流离之兆”。
• 夏筱叶

  2025-09-29
  宋代市民娱乐文化发达，尤其是京城，勾栏瓦舍遍地开花，茶楼酒肆无所不在，百戏伎艺的繁盛使得信息传播的渠道极其接地气，这也大大增强了人们通过口耳眼目获取并传递信息的能力。当“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之时，这些由辽国的燕京旧人带来宋朝汴京开封的谣言，遍传于市井街巷之间。待到金军真的大举南下，这些谣言必然会在民间发酵成为宋朝命中注定的亡国预兆，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瓦解军心民心的作用。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所以，当四川人民特别是成都人民听到侬智高要来攻打四川的谣言后，立即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疯狂之中。说实话，侬智高借兵大理、从云南进攻四川的谣言，如果根据历史经验来看，是有相当可信度的。因为大理的前身南诏在唐代就曾多次从云南攻入四川，唐代中后期，连有重兵把守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驻地成都都一度差点完全陷落。南诏曾经给成都人民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侬智高图谋四川谣言的广为流传，必然会唤醒成都百姓的恐怖记忆。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十一月，南诏大军越过大渡河，接连攻下川南重镇巂州（治今四川西昌）和戎州，并在离成都约160里的邛州大败唐军，迅速攻陷了邛州城。十二月，南诏大军从邛州直抵成都城下，迅速攻陷了成都的外城。随后又分兵进攻东川，一度攻入了梓州的西城。此役，南诏军队占领成都外城达十日之久，撤军之时，“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抢钱就算了，还要抢人，这可把成都的老百姓给吓惨了。为了避免被带去云南，被南诏俘获的四川老百姓纷纷跳江逃跑，被淹死的不计其数，“流尸塞江而下”。南诏军队撤退至大渡河时，南诏权臣嵯颠极为煽情地对被俘的蜀人说：“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于是，被俘的蜀人大哭，在悲戚的气氛烘托下，许多人跳入大渡河中，“赴水死者以千计”。这段惨痛的历史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但对于成都人来说，如果侬智高要从云南来进攻四川的传闻属实，则当年的悲剧即将重演。当时集体性恐慌在谣言的一再刺激之下已经在成都扩散开来，这个时候辟谣已经没有意义，侬智高是否要进攻四川也不重要了，谣言所引起的恐慌已经爆发，危机已然生成。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绍圣四年（1094），时任“江、淮、荆、浙、福建、广南等路提点坑冶铸钱事”的张次元（1028—1094）病逝，他的家人找到他们的常州老乡、著名学者邹浩（1060—1111）写行状。邹浩是张次元的外曾孙辈，从小得到过张次元的照顾，于是欣然应允，写下了《故朝请郎张公行状》，详细叙述了张次元的生平。邹浩回忆说，嘉祐三年（1058）张次元在担任常州下属的武进县（治今江苏常州）知县时，被当地豪强势力以“飞语撼摇”，他们反对张次元上任后推行的修复农田水利设施的政策，但又找不到合理的理由，就试图用谣言来中伤他主持的农田水利建设工作。武进当地有条小河名叫白鹤溪，溪水灌溉了大面积的民田，老百姓深受其利。但张次元上任时，白鹤溪因为久未疏浚，堵塞不通，于是开始组织人力大张旗鼓地搞起了白鹤溪疏浚工程。当地一些冒占白鹤溪沿岸土地的“大姓”人家觉得，白鹤溪的河道扩容，一定会占用沿岸的土地，他们的利益必定受听，最终还是罢免了蔡襄的三司使之职。蔡襄因“飞语”获罪的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北宋中期谣言在上层政治中的巨大破坏力。皇帝也信谣，诚不我欺也！有意思的是，在这次谣言事件中，身为宰相的曾公亮“吐槽”说“京城的人向来喜欢造谣”，这倒是提示了我们，在甲午再乱的谣言兴起之后，仁宗为什么也会信谣。注意，皇祐二年（1052）十二月，仁宗听说甲午再乱谣言后，想到的不是出面辟谣或者打击造谣者，而是跟宰相商量应该派什么人去四川应对即将出现的大乱，显然，仁宗觉得四川就是要出乱子的，他对这个谣言深信不疑。曾公亮的话表明，谣言不但在地方上随时发生，在天子脚下的京城也一样是满天飞的状态。仁宗自己就生活在一个谣言盛行的环境中，对谣言的恐惧，他并不陌生。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太平兴国二年（977）五月，在江南的常州，城中的氛围忽然紧张起来。街头巷尾，人们窃窃私语，面露忧色。原来，不知从何时起，城中开始流传一个令人心惊的谣言——官府正在强征良家女子入宫。这个消息像野火般迅速蔓延，家家户户都人心惶惶，生怕自家的女儿被选中，从此一入深宫便难有再见之日。为逃避入宫，许多人家匆匆将女儿嫁了出去。整个常州在随处可见的满面愁容的婚嫁喜事中乱作一团。当时太宗刚即位不久，选取良家妇女充实后宫，也符合老百姓对刚即位新君的想象。太宗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過这简直是有人想抹黑自己啊！太宗下令严查造谣之人。经过一番周密的调查，官府终于锁定了几个造瑶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一个名叫徐的人。案情真相大白后，太宗下令相关部门将这些造谣者“悉抵法”，可见，对造谣者的处罚仍然是依照法律进行的。然而，在四川，宋廷甘愿冒着地方势力坐大的危险，也要将生杀大权下放给地方官，让他们可以随时对造谣者处以极刑。说明在宋朝统治者看来，谣言对四川的危害，远比对其他地方的危害要大。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当然，《宋史》中所说的“谣言”，其含义跟今天不完全一样。我们今天说起谣言，主要是指对某个事件或人物道听途说的报道、小道消息或诋毁式的描述，以及对即将到来的某件事情的希望性或灾难性的预言。谣言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样的，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群中间传播，是一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而宋代的“谣言”主要指民间以歌谣的形式传播和散布的种种说法或议论，与童谣、谚语相似。不过，童谣、谚语这类非常方便传播的话语，常常包含了某些有意无意散布的虚假消息，以及对未来好事的期待或坏事的忧虑，也具有现代“谣 言”的意涵。回到古人的语境里，与现代人所谓的“谣言”更接近的是“流言”与“讹言”。当一个社会在短期内出现冲突、矛盾、动乱甚至危机的时候，流言或讹言之类的谣言就会应运而生。通常来说，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或无法证实，有可能是虚假的但又未必完全是虚妄或谬误的极具传播性的言论。谣言的产生并在同源社会媒介中流传是由于传播者的强烈兴趣造成的。一般来说，谣言产生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一个包含真假难辨的信息的故事，其主题必须对传谣者和听谣者有某种重要性；二是事实必须用某些模糊性掩盖起来，这种模糊性的产生在于缺少信息或信息太粗略。在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上，信息供给不足，必然会使小道消息和各种无法验证的传言大行其道。对于四川而言，皇祐四年（1052）年底出现的甲午再乱谣言事关各方的切身利益，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宋代前期蜀人的某种不安分的心态；对于宋朝统治集团，尤其是最高统治者而言，这一谣言关系到王朝的安危。这则谣言中包含着某些事实，如四川在过去两个甲午年的确发生过影响甚大的变乱。四川与开封的距离，不论物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非常遥远，信息传递不通畅且不清晰的情况在所难免。对于宋廷来说，四川的消息永远都是匮乏的；对于四川来说，朝廷的意图也永远都是“天意高难问”的。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四川多谣言，一来是因为蜀人喜欢嚼舌根，事情被到处说就会走样，自然也就容易产生谣言；二来是因为北宋前期和中期，也就是甲午再乱谣言爆发前后，四川地方当局搞酷政搞成了路径依赖，老百姓的怨气极大，造谣也就成了蜀人对宋朝在四川的统治无奈抗议的一种方式。南宋名臣赵汝愚（1140-1196）曾经在《论治体及蜀风俗疏》中分析说，蜀人“喜议论而乐因循”，所以到四川做官的大臣“易致谗谤”。四川百姓喜欢制造四川官员的流言，影响他们的声望，借此对那些民怨极大的官员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当然，宋廷的官员政策只能保证官员中没有吃饭砸锅的反贼，但不能保证没有贪官污吏。事实上，贪腐无能的四川官员一抓一大把，但的确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忠于朝廷，是宋朝在四川统治最坚定的维护者。这也是咸平四年（1001）以后，北宋朝廷在对四川百姓和军队施行高压统治的情况之下，四川社会仍然能够维持五十多年长期稳定的主要原因。综上所述，四川的政治与社会局面，咸平四年前后是一个分水岭，之前变乱频起，朝廷应接不暇；之后风平浪静，水波不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泾渭分明的现象呢？是什么使蜀地突然变得稳定下来了呢?这个问题不但今人会思考，宋廷也会思考。探求宋廷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治蜀举措，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宋人对此问题的思考，也可以间接地回答宋人的追问：如何才能保持四川地区的长治久安?咸平四年之后的宋朝政府治理四川地区的政策极具特色，可以说四川的政治特殊性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增强。但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却不再是歧视与掠夺，而是逐渐转变为安抚与防范。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前、后蜀时期四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前、后蜀统治者又以皇帝自居，宫室都极其华丽，“伪蜀僭侈，其宫室规模皆王建、孟知祥乘其弊而为之”。张詠在亲自撰写的《益州重修公署记》中说，他之所以要拆毁宏大华丽的旧州署，就是为了“平僭伪之迹，合州郡之制”。前朝皇宫的存在，容易让本地老百姓心生割据一方的幻想，重修州署则可以“削伪为正，无惑远民，使子子孙孙不复识逾僭之度”。建筑物比史籍文字更易勾起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在张詠看来，只有将前、后蜀的皇宫从人们的眼前彻底抹去，才能将四川人民那躁动的心彻底压 制住。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欧阳修总结说，“蜀人轻而喜乱”，“轻”，就是性情不定，不够稳重，容易为谣言所动，“喜乱”，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自然喜欢造谣、传谣，所以，程琳在成都的施政秘诀就是“先制于无事”。什么事情都提前做了准备，所以当事情真发生的时候，反而十分镇定，装作没事人一样，“至其临时，如不用意”。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坏人没有机会浑水摸鱼。如此一来，宋仁宗统治前期的四川，看上去就相当有趣了。一边是四川人民拼命制造天下太平的祥瑞，以表明仁宗统治下的四川社会是太平盛世；一边是朝廷和官府时时对四川的局势保持高度警惕。朝廷虽然表面上也会做做样子，表彰一下四川人民对大宋王朝太平盛世的吹捧，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相信太平盛世的鬼话。大家互相演戏，心中各自明白。这样的 奇妙格局，一直到皇祐四年（1052）年底才被甲午再乱的谣言 打破。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咸平四年（1001）三月，刚刚平定了王均兵变的宋廷正式下诏将川峡两路分为四路，即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这一“二分为四”的划分法，是宋廷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到四川是历代割据势力的摇篮，如何防止四川地方势力尾大不掉，保证朝廷对地方局势的有效控制，是摆在宋朝政府面前最直接的难题。这一回宋廷把地域面积较大、人口规模不算很大的四川划分为四块，并不是出于经济因素和行政效率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让巴蜀地区既自成一体又互相牵制。站在北宋朝廷的角度来看，这样安排的好处是，把自成一体的巴蜀地区一分为四后，富饶的益州路虽然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拥有割据自立的实力，但无险可守。朝廷的平叛大军可以轻易地翻过秦岭中的蜀道，或通过三峡的水路进入四川，到时会有源源不断的官军进入，割据成都不过是坐困愁城而已。拥有山川险要之利的利州路和夔州路，前者有秦岭的天然屏障，后者有三峡的天然关隘，虽然可以把来自中央的大军挡在外面，但它们如果脱离中央自立，则根本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跟中央派来的一拨又一拨的大军打消耗战。梓州路处于成都平原、秦岭山区和三峡水道的中间，便于监控各方，益州、利州、夔州三路中任何一路想要图谋不轨，梓州路都可以成为朝廷在四川内部打进去的楔子。但如果梓州路想自己搞地方割据，又马上会遭到益州、利州、夔州的三路联合围攻。除非能够同时将这四股力量整合到一起，否则想要割据或者造反，都难如登天。宋朝中央把四川地区按经济、地理条件巧妙拆分，可谓是一招绝妙好棋。此后，这一四分巴蜀的地理分区就被稳定下来，直至宋朝灭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为了行文的方便，大部分时候径直使用“四川”来指称上述川峡四路的地域范围。其实严格来说，宋代并没有一个叫作“四川”的行政区划建置，特别是在本书的故事所发生的北宋前期和中期，宋人的头脑中甚至都没有“四川”这样一个概念。事实上，“四川”一名在宋代的情况非常特殊...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事实上，五代虽是乱世，但四川因为地理上特殊的封闭环境，反倒可以成为一方乐土。后蜀政权统治的三十年，四川整体社会秩序是比較稳定的。《十国春秋》评价后蜀时代时说，“是时蜀中久安，斗米三钱，国都子弟不识菽麦之苗，金币充实，弦管歌诵盈于闾巷，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后蜀治下的四川，完全是一派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太平景象。后蜀皇帝孟昶个人生活奢靡无度，当时的高端奢侈品“鸳衾”“芙蓉帐”都是他的发明。据《十国春秋》记载，孟昶“常命一梭织成锦被，凡三幅帛，上镂二穴，名曰鸳衾，又以芙蓉花遍染缯为帐幔，名曰芙蓉帐”，甚至连尿壶都“以七宝装之”，可谓旧史中穷奢极欲的典型，但这也恰恰说明了当时四川的富庶。孟昶虽然生活奢靡，在内政治理上却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在他的统治下，四川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孟昶也是五代乱世中少有的比较注重吏治的统治者，他所著《官箴》，后来被宋太宗摘录出十六字治国名言“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作为宋代文致太平的十六字秘诀。整整三十年间，四川在后蜀政权治下，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了稳步发展。比起战乱频发、民不聊生的中原地区，偏安一隅的后蜀政权在乱世之中竟然相对安宁。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后唐伐蜀的军事行动进展十分顺利，出兵之后仅七十日就结束了战事。十一月二十七日，前蜀皇帝王衍身穿白衣，口衔玉璧，牵着一头羊，用草绳绑着脑袋，徒步走到成都北五里处的升仙桥，等待李继岌和郭崇韬前来受降。前蜀群臣则穿着丧服，光着脚，抬着棺材，惴惴不安地在后面等着。李继岌首先走上前去，接过王衍口中衔着的玉璧。接着郭崇韬缓步过来，为王衍解开绑缚在身上的绳索，然后命人烧掉了前蜀大臣们抬来的棺材。这番操作，表示前蜀君臣这群亡国之人得到了新天子的赦免，也标志着前蜀政权在四川十八年的统治正式寿终正寝。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传统史家对于谣言在历史上的负面作用有非常深刻的认知。刘知幾在《史通》中控诉“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谣言在历史上无处不在，传闻之事如果被写进历史往往容易使历史失真。刘知幾说历史上的那些著名谣言，比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等非常经典的故事，不但在当时会成为人们乐于议论的头条新闻，在后世也会成为史家书写时的心头之好。“曾参杀人”最早见于《战国策》。有一个跟曾参同名的人杀了人，事情很快传扬开来。曾参的母亲正在家里织布，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曾母最初相信自己儿子的人品，不相信曾参杀了人，淡定地继续织布。但没过多久，又有人来说曾参杀了人，曾母就有些不淡定了。等到第三个人来跟曾母说曾参杀了人，曾母终于相信了，扔下梭子逃跑了。“不疑盗嫂”出自《汉书·直不疑传》。西汉大臣直不疑是汉文帝和汉景帝时代的重臣，官至卫尉、御史大夫，是一个忠厚宽仁的人。当时朝中传言说他和嫂嫂有苟且之事。这些谣传后来传到直不疑那里，他只是淡淡地说：“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兄长啊。”面对谣言的中伤，直不疑的态度是懒得理会，任由谣言乱传。“翟义不死”出自《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是西汉末年的丞相，他的儿子翟义任东郡太守，与东郡都尉刘宇、严乡侯刘信一起起兵讨伐王莽，最后兵败被杀。翟义死后，老百姓很怀念他，都说他其实没有死。王莽篡位之后，王郎发动起义，就曾声称翟义未死，以壮声势，事见《后汉书·王昌传》。“诸葛犹存”可能是当时流行的一个习语，跟“翟义不死”一样，是因为大家怀念诸葛亮，在他死后坚称他其实没有死。具体指的是什么事，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但从语境上来看，显然不是那个众所周知的“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故事。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本来，小农经济时代，农业生产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有组织的农民极少，平时生产协作需要团队组织的情况也极少，真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反抗官府的统治，有很大困难。即便发动起来了，他们也会因为没有共同的生产生活经历而缺乏团队协作能力，组织化水平低，在面对当时规模最大、社会化组织程度最高的力量——朝廷时，反抗能力极弱，基本上掀不起什么风浪。因为团队协作能力决定着一个组织的领导力，大部分时候，由小农组织起来的反抗力量，其组织领导能力都较差，对朝廷的威胁并不大。但茶叶生产不同，它是高度组织化的产业。种茶本身用不了多少人手，但采茶与制茶却是需要在短期内聚集大量人工才能完成的高度组织化和协同化的工作。如四川著名的产茶地彭州导江县的堋口，每年春冬两季，会有大量打工人为茶园打短工，当时很多小茶园的经营者，“每年春冬，雇召人工薅划，至立夏并小满时节，又雇召人工趁时采造茶货”。可见，采茶制茶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关系。这些采茶和制茶的佣工数量众多，是宋代民间社会最大规模的有组织人群，连一向可以任意欺压百姓的官府，在他们面前也会心虚。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宋朝政府在成都除了征收正常的赋税以外，还增设“博买务”，企图垄断四川特别是成都发达的丝织业的全部收益。一方面“诸郡课民织作”，官府亲自下场，在生产环节残酷压榨丝织品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禁商旅不得私市帛”，从流通环节严格限制民间丝织品市场的正常运营。这样双管齐下，宋朝政府几乎完全垄断了成都丝织产业的全部利润。宋朝政府从上到下就只想着把四川的财富全部榨干，“日进上供又倍其常数，司计之吏，皆析秋毫”。久而久之，积累起了犹如滔天洪水般的民怨，只等哪一天决堤溃围，迎来灭顶之灾。因的王小波喊着“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带着起义群众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攻打彭山县，袭杀了“与民为仇，受赇得金帛，多寄民家”的县令齐元振。齐元振死后，他的钱财被起义军散发给老百姓。起义军还把齐元振开膛破肚，把大把的钱财塞进他的肚子里。《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推测说，这样做是因为“恶其诛求之无厌也”。如此反常地羞辱一个人的尸体，可见起义军和老百姓对齐元振怨恨有多深了。起义军针对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钱人，而是那些利用官府权力作威作福的贪官，以及制定并执行上述残酷压榨政策的四川地方当局和北宋朝廷。起义军对付普通的富人，手段反倒相对温和。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起义军每到一个地方，对待经济意义上的“富人大姓”，只是没收他们的财产，通常的做法是把富人们召集起来，让他们各自上报自家的财产，给他们留足日常生活所需，多余的财产才会被起义军拿来分给百姓，所谓“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只没收多余财产的处置方式，比起义军对权贵阶层，如齐元振之流的处理方式，可谓是天壤之别。起义军把靠贪腐发家成为一方巨富的齐云振“杀人辱尸”，似有不共戴天之仇，而对于普通的“富人”，只要钱，不要命，并没有太大的怨恨。事实上，对贪官污吏以及宋朝统治者的不满，才是这次起义能够...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宋太宗似乎是在安慰自己，要是镇压起义失败，宋朝丢了四川，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四川不是大宋王朝的固有领土，只是宋太祖三十年前机缘巧合之下捡便宜得来的一块肥肉罢了。特别是他还强调四川成为大宋王朝的一部分至今只有三十年，算不上有多悠久的历史和感情。这话说得颇有些“渣男”的心态——“咱们谈恋爱的时间不长，彼此爱得也不深，可以随时接受分手的结果”。幸好赵昌言听了太宗这段不负责任的自白后，立即表示“国家士马精强，所向无不克”，这才打消了太宗试图放弃四川的荒唐念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是王小波率众起事时喊出的口号。王小波、李顺起义之所以让北宋统治者心惊肉跳，是因为起义军有了明确的斗争目标，那就是要“均贫富”。这一点，在整个中国农民战争史上非常光彩夺目。大部分情况下，老百姓因为走投无路才会铤而走险，大部分的起义，起义者只是被形势裹挟，浑浑噩噩地走上了“造反”之路。能够在造反的时候发出底层人民心声的，本就凤毛麟角，发出的声音还能有清晰的目标和主张，更是少之又少。昌星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呼唤政治权利的平等，几乎振聋发聩了两千年。王小波、李顺起义，则彻底摆脱了从政治身份去争取权利平等的农民局限性。王小波“均贫富”的口号，揭露出广大人民群众不幸福的根源——经济上不平等。不过，“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仍然值得再思考。王小波所说的“贫富不均”所针对的是当时四川社会的何种矛盾呢？现代人看到“均贫富”这样的口号，可能会认为王小波带有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倾向，认为他的矛头可能指向“富人阶层”。但如果仔细体会王小波说这话的历史情景，可能会发现实情并非完全如此。《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中追述王小波、李顺起义爆发的起因时说，“蜀土富饶，丝帛所产，民织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意思是说，四川因为手工业发达而成为当时的经济富裕地区，所以此前后蜀政权的...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像这样规模的起义，在整个宋代，大概只有北宋末年一度攻下浙东六州五十二县的方腊起义才可以勉强与之相比。除了波及范围广以外，王小波、李顺起义对宋朝统治者信心的打击在整个宋代也是绝无仅有的。综观两宋三百余年历史，小打小闹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未停歇，但都不成气候，对宋朝统治者来说，都是癣疥之疾，只要派兵镇压，解决这群闹事的“刁民”永远只是时间问题。面对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朝统治者却差点彻底“破防”。淳化五年（994）八月，当宋军收复成都，基本上大局已定的时候，宋太宗竟然对参知政事赵昌言（945—1009）说：“西川本自一国，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这话从太宗嘴里说出来，大臣们是很震惊的。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宋朝政府一直没有在四川推行茶叶榷禁制度，而是允许四川的茶农自行销售，这可能是因为宋朝政府在四川搞钱的办法更为高级。一是比起在其他地方采取的与商人争夺商品经销权来获取暴利的小伎俩，宋朝政府在四川有更厉害的金融武器——铁钱。宋朝禁止四川使用铜钱，而是代以本身价值更低的铁钱，划定四川为独特的铁钱专行区。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雏形“交子”是在四川发明的，因为铁钱太重，携带极为不便。禁用铜钱，专用铁钱，相当于直接抢钱。宋廷在四川已经获取到了足够多的利益，很可能就看不上茶叶生意的小钱了。二是四川有比茶叶更挣钱的生意——丝织业。宋代时蜀锦名闻天下，丝织业利润巨大，政府制定了非常严格和严密的垄断丝织业收益的各项政策。依靠丝织业的垄断利润，宋朝政府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对茶叶生意的兴趣就小得多了。
• 闻夕felicity

  2025-07-04
  咸平二年（999）十二月十五日，益州知州牛冕与益州钤辖符昭寿在成都东郊主持例行大阅兵，蜀人喜欢凑热闹、看稀奇，成群结队地到东郊观看。当时神卫军驻守成都的有两队人马，一队由王均指挥，一队由董福指挥。董福治军严格，所部经费充裕。阅兵时，董福所部军装新鲜光亮，而王均所部的士兵一个个穿得破破烂烂。成都民众看在眼里，自然议论纷纷，这让王均手下的士兵觉得很没面子。不过，王均手下的士兵很有意思，军装破败被人嘲笑，他们不怪自己的领导王均治军无方，反而认为是禁军驻益州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益州钤辖符昭寿和益州知州牛冕偏心，故意让他们在众人面前出丑，因此在阅兵场上就骂了起来。士兵们对符昭寿的印象极差。此人出身富贵，是五代宋初宿将符彦卿（898—975）之子。符家自五代以来几世皆为军界大佬，符彦卿之父符存审随晋王李克用征战多年，官至卢龙节度使，镇守幽州。符彦卿年轻时跟随后唐庄宗南征北战，屡立功勋，至后周时，成为河北藩镇中实力最强的天雄军的节度使，手握后周至北宋初年藩镇集团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此外，符彦卿的长女嫁给了周世宗，是世宗的第一任皇后——宣懿皇后。她在显德三年（956）病逝后，周世宗又迎娶了她的妹妹，并在临死前将其立为皇后。宋太祖黄袍加身时，后周王朝的太后就是这位妹妹。进入宋朝以后，符家仍然是第一等的皇亲国戚。符彦卿的第六女在后周时嫁给了还是禁军小校的宋太宗。宋朝建立后，她跟着宋太宗一起腾达，累封汝南郡夫人、楚国夫人、越国夫人。可惜的是，她死于开宝八年（976），没有等到宋太宗当上皇帝。太宗即位后，符氏被追封为皇后，是为懿德皇后。符昭寿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性情自然骄横放纵，为官只知贪图享乐，不务正业。他在益州钤辖任上，“不亲戎务”，看不起手下那些大头兵，不愿跟他们打交道，军务都是派他的亲随处理，平时士兵们连他的人影都看不到。符昭寿的亲随还经常仗势欺负普通士兵和军校，士兵们自然把账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