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场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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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483781852022-03-19为不安的名称,当然从未有过正确的称谓,因为他们没有头脑,行医乏术,他们关于我朋友的所谓精神病的种种称谓,到头来总是错误的,或者甚至于是荒谬的,结果总是一个取代另一个,那情形着实令人汗颜和沮丧。那些所谓心理医生诊断我朋友的疾病时,一次说他患的是这种病,另一次又说是那种病,就是没有勇气承认,他们事实上对这个病和对所有其他疾病一样,都不能给出正确的称谓,总是只有错误的、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名称,因为归根到底,他们如同其他所有医生一样,至少通过总是给疾病以错误名称让自己感到轻松和舒适,可这轻松和舒适无异于谋害患者的性命。他们任何时候都把“狂躁”、“抑郁”这样的词儿挂在嘴上,每次又总是错误的。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如同一切其他医生!)都使用某一个科学名词来掩饰自己的无能,以求得保护自己(而不是患者),像一切其他医生一样,治疗保尔的医生们也以拉丁语打掩护,逐渐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患者中间建立起一道不可逾越,不可穿透的大墙,他们的前人多个世纪以来,仅仅为了隐瞒他们医术低下,掩饰他们的江湖骗术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知道,他们在治疗伊始便在他们与惠者之间设置了一道的确是无形的,但绝对无法穿透的墙壁,他们实施的一切治疗皆可能是非人道的,是谋害性命和置人于死地的。心理医生是最行医乏术,最没有资质的,与其说他们是致力于掌握医学知识的大夫,不如说他们更像是一些以谋害人性命来取乐的人。我这一生中最害怕的事,莫过于落到这些心理医生手中,与其相比其他医生就远没有那么危险,当然说到底医生给人们带来的都只有不幸,但是,在我们当今社会里心理医生完全自成一体,像外交官一样在社会中享受着豁免权,他们在我朋友身上,多年来肆无忌惮地采用种种治疗方法,在我得以对这些所谓治疗研究了一番之后,我心中对他们的恐惧更加强烈。这些心理医生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魔鬼。他们无法无天,大言不惭地干着一些堪称是暗无天日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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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so2015-04-03这个戏(《狩猎的伙伴们》,1974年首演)原本是我为保拉•韦塞利和布鲁诺•甘茨两位演员写的,但是邀请他们来演出这个戏的计划没有成功,因为城堡,人们习惯于这样称呼城堡剧院,这是个既亲切又荒谬的称呼,可以说是团结一致地来抵制布鲁诺•甘茨在城堡剧院登台演出,他们这样做,我认为不仅是害怕危及他们的生存,而且也是出自于难以遏制的嫉妒,布鲁诺•甘茨是瑞士戏剧界涌现出来的最伟大的演员,是非凡的戏剧天才,他使整个城堡剧院陷入极度恐慌之中,我认为这是在艺术上面对强者挑战所产生的极度恐惧,是在艺术上没有信心、没有出息的表现。城堡剧院的演员们当时甚至起草了书面决议,反对来自瑞士的这位杰出的艺术天才,并且威胁剧院领导说,一定要无论如何采取一切手段设法阻止他的参与,众所周知,他们最终确实也达到了目的,这件事情至今牢牢留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这的确是维也纳戏剧史上最悲惨的、同时也是令人作呕的、有悖常理的事件,也是整个德语戏剧界无法洗刷的耻辱。在维也纳,自有剧院以来,决定权的确不在剧院经理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演员。经理,尤其是城堡剧院的经理形同虚设,剧院里那些所谓受宠的演员,总是他们说了算,这些演员呐,应该讲,认为他们是弱智并不损贬他们,他们一方面对戏剧艺术一窍不通,另一方面他们是戏剧娼妓,厚颜无耻地糟蹋剧院和观众,观众如果不是数百年来,至少也是数十年来花钱观看这些城堡剧院的娼妓,让他们在自己面前搔首弄姿,展现他们最糟糕的演出,这些所谓受宠的演员,名噪一时,但对戏剧的理解力低下;他们全面疏于演技的锤炼,一味厚着脸皮利用他们在演艺圈的知名度,其实他们攀登上的高峰,是背离艺术的高峰,他们得感谢那些头脑迟钝的维也纳观众,是他们把城堡剧院这些低能演员一下子捧成明星大腕,让他们数十年,多数情况下甚至直至他们去世,一直盘据着城堡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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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2-08-19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坐在角落里那个座位上,一直盯着他看,仿佛在这个下午,我终于破釜沉舟,下定决心去做一切有助于拯救我的事情,毅然决然地从我那潮湿、寒冷和阴暗的房子里走出来,穿过茂密的、散发着霉味的森林,如同朝着一个大慈大悲救人性命的奉献者一样奔向莫里茨,向他和盘托出长期藏匿于我心中的一切,在来他家的路上我决定,尽最大可能,不再在他面前捂着盖着,尽情地把一切披露出来,直至我的心灵真正感到某种轻松。我这种做法同时也的确是对他的伤害,一种不能容许的伤害,但事已至此只能对不住我的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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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更2012-04-14我们默默地交谈,我们的谈话是一种可以设想出来的最热烈的谈话。说出声来的词语,为听觉组合排列着,是不可能具有如同沉默交谈这样的作用。我们就这样在旅店又做了一个多钟头,一言不发,却处在一种相当惬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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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更2012-04-14他作为富人看透了富人,作为穷人看透了穷人,同样他作为健康人看透了健康人,作为病人看透了病人,最终作为疯癫者看透了疯癫者,作为精神错乱者看透了精神错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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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枫十字2012-04-05接受一项奖励本来就是变态,接受国家奖励则更是变态行为唯有他看穿了整个颁奖过程的荒谬,并且对其荒诞的表演给以恰如其分的诠释:一场真正的奥地利式的阴险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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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枫十字2012-04-05与百分之九十的人一样,归根到底我总是要到那个我不在的地方,总是要到那个我正要从那逃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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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2-01-23与一个人在一起,你自己独有的一些概念他也明白,也感到很重要,这是很开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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鲹盐太郎2011-12-15越来越多的评论家注意到,他的很多书,无论在篇章结构还是在语言表达上都富有音乐风格。正如伯恩哈德自己曾说:“我怎样写与音乐有关,首先是音乐结构,至于写什么那是第二位的。”我认为《维特根斯坦的侄子》是其著作中最具音乐特点的作品之一。或许正是因为这部作品表现的内容,其浓重的抒情特征,决定了这部作品的形式。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作品富有的音乐旋律,不仅来自篇章的音乐结构,而且产生于词句之中。首先,《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中大量的含有多重副句的长居起承转合,构成一个个单位,众多这样的单位组织在一起,便形成了跌宕起伏的旋律。其次,注重词句声响的营造,比如运用一些句子经过变形一再出现,制作出重复的声调;比如让一些句子通过重音、节奏和词组的对应押韵,增加文字的变现力度,类似于诗歌的韵律;再比如,遣词造句时主义根据内容选择运用悦耳的因素和不悦耳的因素,书中有一个长句,内容是说保尔住医院长达数月,该医院大夫、他的舅父萨尔策教授,竟让一次也没有看望过近在咫尺的他的外甥。句中,浊辅音“w(v)”和摩擦音“l”都出现了20多次,读起来对发音器官来说是别扭的,其声调是不悦耳的,从声音上表现了对所谓著名的萨尔策教授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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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an2011-11-06在乡村精神绝对不可能发展,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得到发展,但是今天他们都走出城市去了乡村,为什么呢?说到底他们太沉溺于舒适之中了,无法适应大城市对人脑那种极度的需求,事实就是如此,他们宁可在乡村的自然环境中萎缩掉,去多愁善感的欣赏自然,其实他们脑笨眼拙,并不能真正认识自然,也不去积极利用大城市的巨大优越性,尤其今天的大城市,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其优越性在奇迹般扩大和增长,他们不去积极利用,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我了解那死寂的乡村,只要可能我总是不顾一切地逃离它,只求能生活在大城市里,不管它叫什么名字,也不论它多么丑陋,这些归根到底都无所谓,对我来说大城市总归还是要比乡村优越上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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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an2011-10-19并要求其权利,。自然人们立即要让他明白,它实质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利了。依健康人的角度看,病人已经不应该有任何权利了。我这里所说的病人,总是指那些重症病人,那些患不治之症的人,像我和我的朋友保尔所患的病症。病人由于其疾病而变成失去自主权的人了,必须乞怜健康人的施舍。病人由于其疾病把位置腾出来,现在忽然回来要求自己失去了的位置,对健康人来说绝对是闻所未闻。因此重新回来的病人总有一种感觉,他突然挤进了一个他已无权过问的领域。世界各地都是这种情形:病人离开了,健康人马上占据了他的位置,并且的确占为己有,而后来那病人回来了,并没有像所估计的那样死掉,并想重新占据他的位置,把自己曾经的所有从健康人手中拿回来;这些健康的人呢,看到那本来已经被”除名“的人再次出现,他们因此必须退缩和承受限制,这当然与他们的意愿极不相容,重新回来的病人要想重新夺回和占有他因疾病而失去的位置,也需要非凡的力量。我们知道,那些重症病人如果他们一旦能重新回家,便会不顾一切地去竭力夺回他们失去的位置。有时候她们甚至有力量挤走健康者,把他们挤兑(这里还发现原书错字”对“)得远远地,甚至置其于死地。但是这种情形实属罕见,绝大多数情况是我上述已经讲到的情形:重新返回家园的病人,期待着的是人们对他们小心呵护,可是他们真正遇到的归根结底是透着残酷的虚伪,病人是心明眼亮的,他立即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人们应该对重新返回家园的病人,我指的是重症病人,小心呵护、耐心的照顾他们。但这样做显然是太难了,我们几乎没有见到过重症病人出院后会遇到如此这般的对待。健康人的所作所为,让病人立即感到他根本不应该返回到这里,不该到健康人中间来,这些健康者不遗余力的将重新返回家园的病人推开,尽管他们口头上讲得刚好与此相反。但我没有遭受上面所讲的这些困难,我返回的那个家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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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an2011-10-19...帮助病人,而是去打扰他们。重新回到家里来的病人承受不了任何的骚扰了。如果病人要提请人们注意,人们不是在帮助他而实际上是在打扰他,那他就会受到那些标榜是帮助他的人的谴责。他会被指责为傲慢和无比的自私,殊不知他这样做只不过是被逼无奈的正当防卫。健康人的世界接待从医院回到家里来的病人纯粹是虚情假意的,所谓乐于助人,所谓奉献精神都是假的,假如那位病人相信了这一套,真的要接受健康人的友好相助,接受健康人的真诚奉献,立刻这一切就现了原形,他们只不过是在做宣传,是作秀罢了,对此病人最好不予理睬。友好相助、真诚奉献,嘴上说说自然是容易的,但真的去实施是再难不过的了,在这方面要精确区分什么是虚伪什么是真实很难,界限划在哪里恰当,不容易弄清楚。很长时间我们以为人家为我们做的一切是真诚的,然而事实证明,那一切都是虚情假意,只不过我们目光迟钝,不辨真假,有时甚至就同瞎子一样。健康人虚伪的对待病人,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从根本上讲,健康人不想与病人打什么交道,也不愿意看到,一个病人,一个的确身患重病者,既然提出恢复健康的要求。健康人阻挠病人康复痊愈,或者至少阻挠病人重新恢复正常生活,或者改善他们的病况。健康人如果说老实话,他们得承认,他们根本不想与病人有什么来往,不想由此想起疾病,以及由此自然地、合乎逻辑的想到死亡。健康者只想同健康者在一起,实质上他们不能容忍病人的存在。我有着亲身的感受,知道从病人世界回到健康人世界总是多么困难。在病人生病期间,健康人完全疏远了他们,放弃了他们,只顾如何保全自己去了。可是现在,那个已经被他们解决和处理掉了的,已经不再烦扰他们的,实际上已经早就被置于脑后的病人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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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an2011-10-19一个病人数月前由于疾病离开了一个地方,现在他突然回来了,怎么样与他打交道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他的离开意味着离开了一切,那些健康的人大多数情况下也不愿意帮助重新返回的病人,事实上他们的所谓乐善好施一贯都是伪装出来的,他们没有,也不想去呵护帮助病人,他们的伪善只能伤害病人,对病人毫无益处。病人事实上总是孤独的,来自外界的所谓救助,其实,如我们所知道的,几乎永远只是阻碍,或者是干扰。病人当然是需要别人帮助的,需要的是那种最不引人注意的一切帮助,但是健康者不会这样做。他们对病人给予的那种自私的、虚伪的所谓帮助,归根结底是在加重病人的困难处境,而不是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他们这些帮助者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在...(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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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多2011-05-12两天后,我又朝潮湿的草地上那座孤零零的,连一半也还没有盖完就又败落的房屋走去时,突然想起在一次我和波斯女人到松树林散步时曾对她说,现如今有那么多年轻人自杀身亡,这些年轻人迫不得已生存其中的这个社会,完全不理解年轻人为什么会出此下策,我想起来,当时我还直截了当地,以我所独有的肆无忌惮的方式问她,她是否有一天也会自杀,波斯女人听完我的话笑了起来说,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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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多2011-05-12不管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实事求是的说,一辈子都很清楚,我们是走向死亡,只不过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回避,不去承认这一点。因为我们确知我们做的一切不是别的,都是在走向死亡,因为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试图游刃有余地掌握一切可能运用的手段,把我们的视线从这一认识上转移开去,因此我们,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经久不息地,一辈子无休无止地忙着转移他们的视线。这一行为是人生在世最主要的行为,它减弱着,同时自然也加速向死亡发展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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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phistopheles2011-02-04許多他無法忍受的樂團指揮,在維也納都跌進了他所設的陷阱。他不遺餘力地吹口哨和大喝倒彩,纍得嘴巴粘著白沫兒。只有卡拉揚是個例外,他恨卡拉揚,但他對他喝的倒彩竟然沒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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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时燕鸣2020-10-11为了真实表现世界他从来都走自己的路,如果说他的书中也涉及爱情的话,他决不表现情色和性欲,他的文字绝对干净,他这样做可能未免太夸张了,但他的书就是要诉之于你的头脑,启迪你思考,而不追求以种种手段调动你的情愫。她就是一架自动奉献的机械装置,她的一生就是一个人能够付诸实施的、不断牺牲和奉献的过程。《波斯女人》在威廉米恩山上,坐在长椅上,他只说了声“荒诞、荒诞”,我们俩就默默地确认了我们之间终生的友谊。每当一个人讲故事,他实际上不是在讲故事,只不过在做些暗示,但那不是在讲故事,人们没有讲述的才是故事,如果一个人不讲那原本的故事,他才是在讲故事。《制帽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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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枫十字2012-03-31为此我在房间里只放了一把椅子,位于唯一的一扇窗户前,这绝对是一把普通的椅子,不会给坐在它上面的人以任何舒适的感觉,是与阅读这个目的最相匹配的工具。今天不是哲学家的时代,所有今天自我标榜的哲学家的人,实际上都是伪哲学家,他们这样称谓是在蒙骗人,他们都是些卑劣的、头脑迟钝的,浑浑噩噩的哲学反刍动物,所有这些人,他们的生存完全靠在课堂上和书籍市场上,兜售数以千百计的来自二手、三手或者四手的、陈旧的思想观点。现如今没有哲学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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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多2011-05-08……这个国家以及整个欧洲的糟糕的政治状况也许是导致这一灾难发生的决定性因素,政治方面的一切都在朝着与我坚信的方向相反方向发展,我一直以为我所相信的是正确的,直至今天也毫不怀疑我的观点。在这个时候政治状况突然恶化,其情形只能用“令人恐惧的”和“致命的”来形容。几十年的努力在少数几周内就化为乌有了,本来就极不稳定的国家,的确在几周内就崩溃了,像在最糟糕的统治者当权的最糟糕的时代里一样,迟钝、冷漠、贪婪和虚伪一下子又充斥在这里,当权者又肆无忌惮地在铲除精神。多年来我所观察到的对精神的敌视达到了新的高潮,统治者要求人民,或者更确切地说,要求民众去谋害精神,煽动他们围剿精神和头脑。突然一夜之间一切又在独断专行,数周、数月里我们深受其害,亲身体会到人们如何在谋害有思想的人。那种把一切不适于自己的都要铲除掉的平庸、狭隘的民众意识,尤其是在思想和精神方面占了上风,突然受到政府,不是个别的某个政府,而是欧洲所有政府的重视,为它们所利用。只追求物质财富和感官享乐的民众行动了起来反对思想和精神。“必须怀疑和围剿思考者”,这个陈旧的口号如今又时髦起来,重新以令人极为恐惧的方式指引着人们的行动。报纸上的话令人憎恶,报纸一向都在说令人憎恶的话,不过最近几十年它们不像以前那么鼓噪,那么咄咄逼人,而是压低了声音,现在它们忽然认为这样小心翼翼没有必要了,便放肆起来,几乎无一例外地卖力地取悦民众,所作所为与民众别无二致,成为杀害精神的刽子手。在这些星期里,对精神世界的梦想被抛弃被丢到了垃圾堆上。思想和精神的声音沉寂了。头脑龟缩了起来。这个世界到处充斥着暴力、阴谋和卑鄙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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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2-08-22我们坚持不懈地试图揭开幕后的真相,但一无所获,反而使本就复杂、就反常的事情更加复杂和反常。我们寻找造成我们这种遭遇的责任者,如果我们实话实说,那么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称这种遭遇为不幸。我们不断地思忖,我们还可以做别的什么,怎样把它做得更好一些,什么是我们本来也许不应该做的,因为一切都注定如此,思来想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我们说,灾难是躲避不了的,然后让自己,哪怕是短暂地休息一下。然后又会从头开始提出问题,没完没了,刨根问底,直到把我们自己弄成了半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们的不幸寻找责任者,一个或几个,以便我们至少能在短时间内感到一切都可以忍受,如果我们不是自欺欺人的话,那么自然最终总是找到我们自己。虽然我们大多数时间里不情愿,但我们容忍了我们必须生存这个事实,因为我们别无选择,而且只有当我们每天,或者说每时每刻都一再重新忍受这一事实,我们才能生活下去。不管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实事求是地说,一辈子都很清楚,我们是走向死亡,只不过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回避,不去承认这一点。因为我们确知我们做的一切不是别的,都是在走向死亡,因为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试图游刃有余地掌握一切可能运用的手段,把我们的视线从这一认识上转移开去,因此我们,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经久不息地、一辈子无休无止地忙着转移他们的视线。这一行为是人生在世最主要的行为,它减弱着,同时自然也加速向死亡发展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