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消费天堂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3
  新新公司的創辦人劉錫基（1872-1932），廣東香山人・和馬應彪及郭樂一樣，早年赴澳洲謀生，任事於傢俱工廠。由於發展有限，劉錫基便於1913年回國，並在舊識黃煥南（1856-1936）的介紹下，進入香港先施公司，學習百貨生意。後來黃煥南被指派為滬行正司理，劉錫基也隨之北上，負責業務。起初港粤滬三行，各自營業，自負盈虧。1918年港行董事認此舉對理財用人諸端，多有窒礙，乃倡議大聯合，經股東大會通過後，將三行合併，總資本700萬元，以香港先施為總行，廣州、上海先施為分行，董事部設於總行，各分行則設參事部。所謂參事，乃秉承董事部之命令權限而助理分行要務者。此政策原意在統一事權，方便資金與人才的調度，集中進貨以降低成本，並平均分享利益。不過，當某一分行的營業成績明顯優於其他分行時，這種制度便令努力者感到不公平。上海分行創立之後，年有盈餘，然而廣州分行卻在連年的天災人禍下，虧損不已；同時港行業務亦呈疲弱狀態，全靠挹彼注此，才得暫渡難關。滬行一部分高級幹部認為這種分享制度，厚此薄彼，紛紛提出抗議，總行卻未能給予令人滿意的答覆，於是以劉錫基為首的這班人開始自謀出路。向省港財團、旅滬粤商集團及澳洲僑社成功地募集300萬元資本後，另立新新公司，以每年租金7萬元，租期25年的代價，向哈同租用南京路、廣西路、天津路、貴州路之間（即先施公司西側）的土地5.3敵，建造商場大樓。1926年新新公司正式開幕，上海百貨業進入三足鼎立的時代。四大公司之末大新公司，其實並非最晚成立，卻最晚進軍上海。創辦人蔡興（1869-1957）、蔡昌（1877-1953）兄弟，早年在澳洲與馬應彪共同經營果欄。1899年，蔡興回到香港，又入股先施公司。翌年，蔡興之弟蔡昌也從澳洲返港，因著蔡興的關係，進先施公司擔任職員，學習百貨公司的經營祕訣。1910年蔡昌決定離開先施，另行籌辦大型百貨公司。在蔡興的協助下，募得400萬港...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3
  除了吸取外國經驗，先施與永安也都有擴張外埠的企圖心。1910年，先施公司選定廣州作為外展的起點，一方面因為它距離香港近，另一方面先施公司的成員均為廣東人，回鄉發展占有地利人和之便。同時，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廣州為清廷所開放對外貿易的唯一口岸，因此一直是華南商業最繁盛的城市。起初先施公司投入股本40萬元，費時二年，建造面積6畝、樓高5層的商場大樓，貨場陳設均與香港公司無異，讓廣州的顧客可以享受與香港完全相同的商品與服務。不久，馬應彪又注意到上海作為中國及亞洲經濟中心的地理優勢，「地方之富庶，舖戶之稠密，生意之廣大，人物之繁華，殊非港粤所可企及。」於是向英商雷土德（Henry Lester，1840-1926）在南京路、浙江中路的西北轉角口租地10.6畝，起造商場大樓，並於1917年正式開幕。永安公司的擴張路線並未包括廣州，這可能與公司成立較晚、但欲先立足上海有關。百貨公司是相當耗費開辦資本的企業，從建築到辦貨，資金壓力不可謂不大，因此創辦初期需要較長的時間回收成本，自然也推遲公司擴張的時程。以先施為例，從香港到廣州，花了10年，從廣州到上海又花了7年。依此進度，1907年開張的香港永安公司大概也需要10年左右，才能較穩固地向外埠發展——而這正是先施公司開設上海分店的時間點。從競爭的基準點而言，與其在廣州苦苦追趕已開張數年的先施公司，倒不如同時在上海與先施一爭高下。因此，1917年，郭樂派遣郭泉及郭葵到上海物色商場地點。最後以每年地租5萬兩，租期30年的條件向地產商人哈同（Silas A. Hardoon，1851-1931）租下南京路、浙江路西南轉角口的土地8.7畝，即先施公司對面，自建商場大樓，從此點燃上海百貨業的戰火。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3
  儘管英國商人在上海百貨業拔得頭籌，不過到二十世紀中國商人加入這個產業後，上海百貨業的發展開始有新的面貌。事實上，根據1922年的《上海指南》，只有先施及永安才被歸類為「百貨」業，福利、泰興、惠羅則列為「洋雑貨」，顯然先施及永安在時人眼中具有「指標性意義」。先施與永安的興起有極為相似的背景：創辦人馬應彪（1864-1944）及郭樂（1872-1956）、郭泉（1875-1960）兄弟均為來自廣東香山的農家子弟。1880年代，澳大利亞發現金礦的消息傳來，吸引不少年輕人前往淘金，造成一波移民熱潮，馬應彪及郭氏兄弟都在這段期間赴澳。這些年輕人並沒有在澳大利亞挖到黄金，卻在異鄉展開新的人生：先是做工、種菜維生，後來與同鄉合資開設果欄，經營水果批發；為了與白人水果業者競爭，馬、郭等人組成「生安泰」的托辣斯組織，首先拓展澳洲外圍的貨源供應，在斐濟（Fiji）購入土地兩千多畝，並從廣東招募華工，種植香蕉，然後銷回澳洲各埠。這套控制產銷的辦法，為生安秦帶來相當可觀的利潤。1902至1913年間，每年平均營業額達4萬英鎊，一位白人業者甚至指陳，「雪梨之果業，其百分之八十，盡歸華人掌握，……且昆土蘭省及非枝〔斐濟〕島所有蕉園，殆無不為華人所左右。」這使當地的排華情緒日益高漲，甚至抵制華人遷入白人社區，昆士蘭政府亦祭出保護白種人農場的措施，提供優惠貸款，又於1921年頒布〈香蕉行業保護條例〉，限制華人領取營業執照及購地種植活動，以徹底解决華人壟斷香蕉業的問題。對華人從事香蕉業的限制，只是體現白澳政策的事例之一。事實上，澳洲對華人的敵視，已令許多原本打算赴澳謀生的華人望之卻步；而二十世紀初中國工商業發展的腳步加快，更使不少華僑紛紛回流。其中馬應彪早於1894年返回香港，設立「永昌泰金山庄」，經銷進出口貨物，並於1900年正式成立香港先施公司。七年後，郭樂、郭泉兄弟亦返港主持香港永安公司，揭開中國...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2
  談到老上海的百貨公司，一般所熟知的是由旅澳華僑所設的「四大公司」，即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當然這並非上海百貨公司業的全貌。根據《申報》記載，從1920到1949年間，至少有82家商店以百貨公司為名，其規模大小不一，共同特色是「販售各式商品」。由於這項統計乃基於新聞報導及商店廣告，資料性質主觀且不完全，因此計算所得商店數並不精確，若干專賣店如中國內衣、永生童裝、光明綢緞、冠正呢帽等商店，也自號為百貨公司。但它透露一個事質，即「百貨公司」本身是一個具宣傳價值的詞彙。要了解百貨業的整體狀況，我們還可以從行業團體考察，標準較為一致。1930年代上海出現兩個百貨業相關的同業公會，分別為「上海市百貨商店業同業公會」及「華洋雑货業同業公會」，前者主管百貨零售商，後者主管百貨批發商，不過四大公司卻未名列其中。原來四大公司因性質與小百貨店殊異，所面臨的問題不同，故未加入。而大型百貨公司家數不多，若遇利益相關問題，往往私下協議。例如先施、永安、新新、大新、麗華及國貨等六家公司曾就統一售價、減價期間、應付罷工、雇用職員等各項問題訂立協定。1943年，倭軍為掌握貨物供銷狀况及商人動態，要求各業均設立同業公會，以四大公司為首的「百貨公司業同業公會」於焉成立，團體會員共25家。到了1947年，該公會改組為「環球貨品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僅餘12家，茲將可確定的10家團體會員列於表1.2。從右表可以看出，整個百貨業掌握在廣東幫之手，且多來自香山（今稱中山），其中，四大公司的經營歴史及資本額均居龍頭地位。1943年成立的麗安公司雖號稱資本額200萬元，但抗戦以來物價節節上漲，若以1936年為基期（100），1943年物價指數達14,361，也就是說，麗安公司的資本額，換算成1936年的物價水準，尚不足14,000元，僅大新公司資本額的0.23%。雄厚的資本使四大公司成為上海百貨業翹楚，特別在引進新的...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2
  除了馬路，新式交通工具亦利於百貨公司的發展。開埠之前，上海城市内的主要交通方式，富裕及官宦之家還能乘坐轎子，尋常百姓就只靠步行。晚清文人王韜（1828-1897）在日記裡詳細記錄每天閒遊的酒肆、茶寮、書場、煙館等，從中可以發現他所任職和居住的墨海書館雖位於租界（今廣東路、福州路之間的山東路路段），但他經常出入老城廂。從他描述天雨入城「街衢泥滑，步履殊艱」，甚至冬天因「寒雨浹旬」，長達半個月「不能出門戶」，可以看出他的主要交通方式是步行，也因此相當程度上限制他的活動範圍。文人尚且如此，一般人更是以步行可達的區域為生活圈。到了1870年代，上海陸續出現馬車、腳踏車、人力車、小車等新的交通工具。1905年，英商上海製造電氣公司（The Shanghai Electric Construction Co. Ltd.）及比商國際遠東公司（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Extreme Orient）引進有軌電車，為上海交通立下新的里程碑。1908年，法租界的兩條電車線最先通車，公共租界的三條路線也隨即投入營運；華界則到1913年由華商電車公司開通第一條有軌電車。後來租界與華界又陸續開辦無軌電車及公共汽車，以因應城市居民需要。機械動力的交通工具出現後，移動的速度與距離大為增加，擴張了城市生活圈。如圖1.2所示，1850年代末，王韜的生活圈乃以墨海書館為中心不超過半徑兩公里的範園。到了1909年，兩租界已有10條有軌電車，行經範圍之廣闊，北至靶子場（今魯迅公園），東到楊樹浦，南到羅家灣（又稱盧家灣），西到徐家匯。依地圖比例尺計算，從徐家匯到楊樹浦的直線距離約14.6公里，這在王韜的時代並非信步可及之距離，電車開通後卻可以輕鬆抵達。到了1936年，上海共有電車線35條・公共汽車線30條，兩租界電車的平均每天載客量42萬人次以上，全市公共汽車的日均客運量亦超過15萬人次...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2
  此外，形構「模範租界」的基礎設施也成為百貨業發展的關鍵，尤其是城市交通管理。早期來滬的英國人對上海街道的印象普遍不佳，認為「乾晴時滿天沙塵，下雨時泥濘不堪」。美國記者霍塞（Ernest O. Hauser 1910-1997）有段生動的描述：早期上海的交通實在難以恭维，路上的泥巴又深又黏，好些剛來的人走在街上，靴子竟然就陷在泥裡。……縣城裡的街道又窄又擠，商店還把許多魚、肉、蔬菜、水果等貨物堆在店門外，不但使行人寸步難移，還可能撞上那些背負著絲綢或其他商品跑來跑去的苦力。也因此租界設立之後，英國人的首要市政建設是道路的規劃與修築。1845年的《土地章程》中規定，租界內道路寬度至少2丈（約6.7公尺）。根據1876年葛元煦《滬游雑記》的描述：租界大街由東至西者統稱「馬路」。同治初，惟英界大馬路稍覺寬暢，亦不免泥水垢穢。經工部局陸續整理，雨旁砌以石磡，較馬路稍高。磡下砌石條微側，引水入溝，雨過即可行走。專司馬路工程者為馬路管，又稱街道廳。其法先將舊泥鋤鬆，滿舖碎石或瓦礫七八寸，使小工以鐵錘撃碎，再加細沙一層。用千觔鐵擂，令數十人牽挽，從沙面滾過，其平如砥。過小缺陷，隨時修補。英界南之陳家木橋、蕩鈎橋北之珊記碼頭、老閘等處，為擔水要道，改用碎石大小疊砌，以石灰膠泥拌摻縫內。水不存積，歷久不壞。且每日掃除兩次，尤為潔浄。值得注意的是，租界馬路的修建，不但引入新的築路技術，也帶進新的道路使用觀念。為了落實人車分道，確保行路安全，1861年工部局首先在花園弄（今南京路）、纖道路（今九江路）、北門街（今廣東路）等主要幹道舖設人行道。1863年，工部局又規定淨寬22英尺的街道，需留4英尺為人行道；路寬超過22英尺者，人行道需按比例加寬。此外，工部局又規定不得在街道上堆積物品和垃圾，且每日需清掃街道兩次，以維護市容整潔。工部局甚至嚴懲阻礙交通者，例如1869年7月，一名苦力因阻礙交通...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2
  消費人口增加還只是上海百貨公司興起的表面因素，消費意願才是百貨業昌盛的關鍵。從十九世紀下半以來，上海一直被形容為崇尚奢侈的銷金窟，報紙文人不斷感嘆「在他處則欲儉尚易，在上海則欲儉甚難。」「今則上海各業中人於勤儉二字全無體會。」「夫上海之人非特上等者不能儉，即降而於東洋車夫亦且不知儉。」一般而言，奢侈之風的興起，與商品經濟的成熟密切相關；商品化程度愈高，商品供給愈多，愈鼓勵消費，也就愈容易形成奢侈風氣——這一點在近代早期的中國及歐洲均已得到證實。上海開埠以後，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最大的商品轉運站，1860至1890年代，上海一口的對外貿易，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一半以上，進口貨值更達60%以上，其中67-74%的貨物運往其他口岸；也就是說，中國每年進口的貨物，將近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留在上海。上海流通的商品數量，居全國之冠，它成為中國的消費之都也就不足為奇了。除了充沛的貨物供應之外，上海亦形成一種以消費作為評判貴賤的社會價值，這種觀念進一步刺激城市居民的消費意願。誠如許多學者指出，商品經濟的發展，不但增加許多新的消費內容，消費心態也為之轉變——平民（特別是商人）階級透過模仿上層社會的消費方式，主張新的身分認同，社會亦以消費能力作為身分地位的象徴，進而發展出炫耀性消費的風尚。1870年代，一位客寓春申19年的作者觀察到上海人揮霍消費的表現：一恥衣服之不華也，一恥不乘肩興也，一恥狎么二妓也，一恥肴饌之不貴也，一恥坐雙輪小車也，一恥無項戴也，一恥戯園末座也。這「七恥」突顯上海人講究排場、注重外表，甚至是打腫臉充胖子的消費性格，引來「外若繁華，中多拮据，外似有餘，中多不足」之譏。不過，這種競相奢侈消費的會氛圍，也為專走高檔路線的百貨公司奠定基礎。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2
  上海之所以適於百貨公司的發展，與其社會經濟條件密切相關，最重要的是城市人口的急速膨脹，為百貨公司提供堅實的消費主力。1866年，上海縣人口為543,110人，1909年增至1,291,084人。同時期公共租界人口增加更為快速，從1865年的92,884人，增至1910年的501,544人，成長約5.4倍。到了1934年，上海人口已超過350萬，中共建國之初，上海人口540萬，成為世界第五大都市，僅次於倫敦、紐約、巴黎、東京。人口增加最主要的來源是大量的外來移民，不但來自全國各省，也來自全世界各地。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外來移民一直占上海人口近八成左右。人口快速增加，意味著商品需求量也大大提高。早在明清時期，上海即為商業繁盛、市場交易活絡的市鎮。時至近代，農業人口比例更為降低，根據1930年上海市公安局的報告，該市的農業人口不到10%，絕大部分的居民依賴市場取得物資度日。大都市所具備的消費潛力，是百貨公司業主看中上海的關鍵因素。當然，並非所有的城市居民都是百貨公司的消費客層；帶有濃厚奢華意味的百貨公司主要把目標鎖定富人階級，而上海正是富人聚集的地方。科布爾（Parks Coble）指出，1932到1933年間，全國有2,435家現代工廠，1,200家設在上海。至於製造業的總投資額、現代機器的使用及勞動力人數等方面，上海亦幾占全國之半。除了這些到上海淘金成功的工商鉅子外，上海還聚集了一批官僚富紳，他們或因躱避戰禍，或因一時政壇失意，到上海追求「舒適的流放」。清末民初的達官聞人如李鴻章、盛宣懷、康有為等，不是在上海坐擁多處宅院，就是在上海安養餘年；國民黨高級官員幾乎無一例外地在上海擁有週末度假別墅，在上海金屋藏嬌的也比比皆是。富人階級的購買力，是近代上海百貨業的重要支柱。除了富人階級之外，新興的中產階級也是百貨公司的目標市場。一般承認，中產階級是近代社會分化的産物，不過...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2
  百貨公司消費天堂的打造工程中，有兩條主線：一是從消費空間來布局，二是從消費觀念來舖陳，因此結構上本書分為兩部。第一部乃由遠而近、由大到小的空間變化來引導百貨公司的出場。第一章以一座城市（上海）和一條街道（南京路）為舞台探討一個行業（百貨公司）興起的脈絡及過程。上海之所以成為中國百貨公司的搖籃，一方面它和其他較早發展百貨公司的都會一樣，擁有人口、市場及消費意願的優勢；另一方面和上海租界、尤其是南京路的發展息息相關。開埠之前的南京路只是一條田間通道，到了1930年代已成為車水馬龍的商店街，在其間百貨公司重新定義了南京路的商業内涵。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英商百貨公司均設在南京路東端，為上海的最精華路段；1910到1930年代華商百貨公司雲集於南京路西端，不但使整個商圈西移，也改變南京路商店與商業活動的配置。可以說，百貨公司仰賴城市提供孕育的環境，同時也轉變了城市空間的意義。第二章從商店建築開始，由外而內地描繪百貨公司所構築的消費空間，探討百貨公司如何形成城市的地標（landmark）。上文提及，巨型商店是百貨公司的特徴，上海也不例外。當第一家百貨公司英商福利公司新建大樓時，被譽為睥睨其他房屋的宏偉建築；華商四大公司不但刻意群聚於南京路西段，頗有互別苗頭的勢態，而且在建築高度上爭相比攀，最早落成的先施公司樓高五層，翌年開幕的永安公司就以六層商店壓過先施，後來新新、大新又分別以七層及十層大樓與之爭勝，製造一種喧鬧的街道氣氛。在商品展示上，百貨公司更用盡巧思，其中櫥窗還被稱為「商店的眼晴」——不但為了吸引消費者的目光，它本身就是認識百貨公司最直接的途徑。除了訴諸視覺效果，百貨公司還運用聲光化電的現代科技、嘉年華式的商品活動、兼具商業及公益性質的藝術展覽等行銷技巧，試圖拉近消費者與商品的距離；而吸引消費者最重要的因素是它們能提供「樂趣」。百貨公司不但把購物行為轉變為娛樂，更進一步以娛樂來...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1
  把百貨公司和特定階級聯繫在一起，是十分常見的看法，學者甚至稱之為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的「養成所」。菊池敏夫亦把百貨公司視為「資本家階級及都市中間層所組成的中產階級」的生活場域，其所提供的娛樂設施與活動，乃是了解「都市中間層的生活、心理與志向」的渠道。從全球史的視野來看，百貨公司的發展的確與中產階級的興起息息相關，因此稱百貨公司為資產／中産階級的消費聖地，大致不錯。然而百貨公司的装飾由店内延伸至店外，使其打造的消費文化具有「公共性」，以致不論是衣冠楚楚的紳商仕女，或是衣衫襤褸的黄包車夫，都有機會共享這場「視覺的盛宴」。此外，上海百貨公司的特殊之處，就在於業主涵括性的企圖心，特別反映在屋頂遊戲場的規劃與經營。由於遊戲場的門票便宜，吸引一批與商品部門完全不同的顧客，導致社會大眾對百貨公司產生兩極化的觀感：一方面謳歌這種新式商店的進步時尚，另一方面又鄙夷其屋頂遊戲場的黑暗污穢。換言之，上海百貨公司並不專屬於資產階級。這提醒我們，消費文化的階級界線也許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凊晰可辨，資產階級與市井小民在消費品味上也許有共存、甚至互相渗透的可能性，上海百貨公司正提供我們一個契機，重新思考消費的階級定位問題。
• 豆友138103404

  2021-07-31
  百貨公司，顧名思義指的是販賣各式各樣商品的商店。法文稱之為「grand magasin」，意為大商店；英文名為「department store」，即分為許多部門的商店，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紀中葉。十八世紀後半期，西歐與北美正經歷前所未有的產業革命，尤其是棉紡織業的機械化。大量生產的結果，產業界立刻面臨如何消化庫存的問題，其解決之道是發展更有效率的零售組織，百貨公司便應運而生。和傳統的零售商店相比，百貨公司有幾項關鍵性的變化：首先，百貨公司採取「薄利多銷」的經濟法則。十九世紀之前，歐洲零售業的運輸及銷售時程長，存貨、倉儲及利息等成本使業者難以降低售價。工業革命之後，單位生產成本降低，增加零售商家的降價空間，再加上快速銷貨的壓力，促使業者改弦更張，以低售價刺激購買力，以高銷貨量彌補因降價所減少的利潤。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流行的一句新諺語：「利潤小，回收快」（small profits, quick returns）便是百貨公司經營理念的最佳寫照。以商品週轉率為訴求的銷貨方式，意味著店家無法只倚賴常客的忠誠度來維持生意，而必須有能力吸引過路客。這就激發出百貨公司更多的行銷創意，包括現金交易以杜風險、利用廣告及櫥窗展示吸引顧客、允許顧客自由進出商店以選購物品、顧客不滿意可以退貨等等，故學者將百貨公司視為「零售革命」（retailing revolution）的代表。其次，百貨公司均採取多元化的商品線。直至十九世紀上半葉，零售商店仍強調專門化的特色，這不但予以消費者清楚的印象，也是商業結構所致。十九世紀之前，歐洲零售業多半由行會（guild）所規範，一方面維持已建立起來的工藝水準，另一方面阻止行業中出現互相侵吞的情形。行會不但限制各行業的商店數，也堅持一個人只能開一家店、販售一種產品，甚至規定最低售儇以避免惡性削價競爭，因此這些商店能保證某種程度的利潤，卻也導致商品週轉率遲緩，即便在行會...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1
  百貨公司本身也提供了觀察不同社會階層間文化互動的一扇窗。自從1980年代中國史學界逐漸擺脫共產黨農村革命的陰影，並重新「發現城市」以來，上海一直是近代中國城市史的焦點，著作數量之多，題材範圍之廣，以「汗牛充棟」來形容毫不誇張，光是上海史的研究回顧就可以寫成專書。在眾多的研究成果中，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仍是學者所關注的重要課題，反映在上海城市生活史上，就形成兩種基本論調，其一是對「摩登上海」的描繪，包括現代市政管理及物質文明所帶來的正面與負面衝擊，二是著重於「霓虹燈外」的上海景象，特別注意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李歐梵的《上海摩登》可以說是前者的典型論述，其關注焦點是近現代文學史的議題：長期以來，近現代文學史的主角一直是五四傳承下的「新文學」，特別是1930年代興起的「左翼作家」，其作品為後來的共產黨革命及建國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礎；而他們所關注的「啟蒙與救國」就成了「文學現代性」的特徴。李歐梵卻在左翼作家之外，「發現」一批風格全然不同的創作者。迥異於前者突顯都市社會裡的階級矛盾，後者更専注於「都市風景線」的描繪，包括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感官刺激，以及商品化的生活美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批所謂「新感覺派」的作家，多半把故事場景設在西化的上海：舞廳、電影院、跑馬場、咖啡廳、百貨公司等。換言之，李歐梵嘗試在國族主義的宏大敘事之外，從都市空間與消費文化的角度重新定義「現代性」。相較於李歐梵所描寫「光、熱、力」的現代物質文明，盧漢超認為多數上海居民仍籠罩在傳統的生活氛圍：儘管上海擁有各式各樣的美食餐廳、與世界時尚接軌的服装店、以及歐美最新出廠的汽車，多數上海人的早餐仍是鹹菜泡飯，穿著母親或妻子所縫製的粗布衣服，而乘坐轎車更是難得的生活經驗。換言之，從日常生活的層面上看來，「上海是強大而又充滿活力的傳統主義潮流中心——此處傳統主義意味著中國本土事物的連續性或持續性。」當然，盧漢超絕非無視...
• Binns

  2020-01-28
  由於現代政權進行更直接的物質及精神動員，統治者不但必須掌握被統治者的相關資訊，還須規範被統治者可以擁有的知識；公共性視覺平台把這些知識以可理解、可想象的方式傳遞給觀者——百貨公司的消費空間正扮演這樣的角色。有趣的是，這套政治操作與百貨公司傳播消費意識形態的邏輯相當一致：消費空間承載的是資本家希望消費者所獲得的商品知識，視覺效果則加强了消費者對商品的瞭解、接受及渴望。因此，視覺化的消費空間不但是一種政治資源，它本身也是塑造常民生活價值觀、展演資本主義權力的消費政治場域。
• 懒残僧

  2023-06-06
  不过女性是否只能被动地接受父权体制下所赋予她们的任务或形象，成为晚近女性主义理论及实证研究所争辩的焦点，特别表现在“新女性”及“摩登女子”的形象建构上。在晚清民初启蒙知识分子的救国计划中，妇女一直被期待扮演积极的角色，“新女性”论述不胫而走。从梁启超鼓吹“妇女生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妇女的“独立自主”，走出家庭、从事职业成为“新女性”的标志之一。王政的《中国启蒙运动中的妇女》一书，以五位妇女的口述访问，说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历程。该书的受访者均为在1949年之前受过中等之上的教育，并从事相关职业，可说是“新女性”的典型。有趣的是，这些妇女争取教育及职业机会时，多半受益于“开明”的男性长辈。①事实上，虽然许多职业女性都认定经济独立是女权觉醒的实践方式，但她们本身不尽然是父权的“直接受害者”。孙慧敏便指出，上海律师公会不但不排斥女性成员的加入，还相当鼓励女会员参与会务活动。在“以稀为贵”的社会心态下，女律师往往比同时出道的男律师更快地累积知名度。②相较于“新女性”，“摩登女子”的形象具有较大的争议性。论者使用“摩登”一词时，很少加以清楚的定义，多借由具象的描绘，尤其是新的消费品来说明“摩登”的内容，因此文人笔下的“摩登女子”多半带有贬义，甚至具有危险性。董玥指出，“摩登女子”的威胁性在于她颠覆了既有的社会、家庭、阶级及性别秩序，“摩登女子”的影响之大，其外表特征（化妆、烫发、旗袍、高跟鞋）几乎成为城市妇女共同追求的“标准美”，不但精英妇女趋之若骛，就连工厂妇女也起而仿效，因此外貌（或更广泛地说，消费模式）不再成为阶级地位的识别符号，进而混杂精英分子的婚姻市场。此外，“摩登女子”的作风大胆，视家庭道德及性别阶序为无物，仅以追求满足个人欲望为目标，以致男性对“摩登女子”爱恨交加，一方面受到其性的吸引，另一方面又担心无法驾驭。①换言之，“摩登女子”所展...
• 懒残僧

  2023-06-05
  百货公司售卖的大多数商品对于大多数上海居民确实是太贵了，或者不是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有机会观看和触摸各种各样的商品，参观这些精美的建筑及其他，让购物成为一种休闲活动，不管人们是否买了东西。购物成为一种休闲活动是重要的发展，并且会有更多的指向。但是很难知道有多少上海居民沉溺于这种消遭，或者他们的普通衣着在安保人员的注视下，这种消遣能持续多久。不过，对于那些在百货公司逛了几个小时的人来说，或者那些幻想自己这样做过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新的可能的世界。此外，百货公司附属的游戏场往往更加包容，因此可能较其本身更具可塑性。这些游戏场常常设在顶楼，当然也不限于顶楼。它们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尤其是在1930年代，当它们比以前更便宜，同时比其他场所也更便宜时，顾客大增。哈哈镜、多种多样的艺术展览以及其他展示（附录3）让这些游戏场成为重要的文化空间，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来参观。此外，它们是男女可以自由、合法地进入的公共场所。这些游戏场并不是上海百货公司独有的，东京的百货公司也有类似的空间，但绝大多数西方的百货公司没有。东京百货公司的游戏场看起来比上海的更小也更不重要。①根据连玲玲的说法，上海百货公司的游戏场并非一开始就打算面向大众。就像在东京那样，第一家游戏场吸引了一群家境优渥、修养很高的顾客。但这些游戏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不排外，到了1930年代，它们提供的服务小市民也能消费得起，工人阶级偶尔上游戏场并非绝无可能（第186页）。在这些娱乐设施中，一些旅店也是如此。住宿人数剧增并且必然来自更多元的社群，只是我们不清楚具体的情况。虽然现在还不太确定，但上海百货公司资助的展览，不论是游戏场还是公司杂志，可能比当时其他主要城市都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展览可举办的场所较少。当时上海只有几家博物馆和人均面积很小的公园(不仅相对于世界上其他主要城市，也相对于北京而言）,也没有举办万国博览...
• 爱夏

  2020-06-26
  中国同样在19世纪末受到这波零售革命的冲击，先是英商在上海及香港设立百货公司，或由小商店变而成，或是跨国公司所设的分店；到了20世纪初，华商开始积极投入百货业市场，且主要由具有澳大利亚经验的广东商人所掌握。他们大致循着相同的发展模式：广东地狭人稠，向有海外移民的传统；19世纪下半叶传闻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年轻人纷纷前往淘金；大部分华人并没有找到黄金，却在新世界展开新的人生。一小群颇具生意眼光的中山人，在异乡累积了资本、经验及人脉关系后，于20世纪头十年纷纷回流中国。他们在悉尼亲眼见证安东尼・何顿父子公司的荣景，希望将这种新式企业介绍到中国。1900~1912年，香港先后出现了先施、永安、大新三家百货公司。在香港立足后，三大公司向北扩展，先在广州设立分店，1910年代中期起又先后向上海挺进。1925年发生一小段插曲，先施公司高级职员出走，另设新新公司此即为老上海口中津津乐道的“四大公司”。
• jj

  2019-12-02
  PRC成立以后，逐步将私营企业改制国营，永安公司先后被改名为“国营东方红百货公司”“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华联商厦”。
• jj

  2019-12-02
  1949年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认定百货公司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买办性的商业经济”，势必要经过彻底的改造，才能“为人民大众服务，有利国计民生”。同时也裁撤许多“无关紧要”的服务设施，例如象征夜上海的霓虹灯广告，便基于“节约国家宝贵电力资源”的理由呗拆除。更重要的是消费文化背后所蕴含的“个人性”逐渐消失，象征社会主义政权的干部服装、列宁装很快就传遍全中国，成为城市的流行服饰，不但颜色统一，只有蓝灰白等色调，样式亦呈现现代标准化，甚至没有了性别和年龄差异，强调“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在此情形下，百货公司亦改变其原来的消费主义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