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裂变

• 三周華不注

  2019-04-28
  作为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办理对外交涉的人，委实处境很难。一方面国家受欺凌的处境很难改变，所谓交涉，无非是吃亏大些还是吃亏小些的分别。但是，无论大亏小亏，清议和舆论都不会答应，于是，交涉者就成了众矢之的。而曹、章、陆所亲的日本，恰好在近代扮演了一个令中国人既嫌恶、又艳羡、又很恐惧的角色，
• 三周華不注

  2019-04-28
  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政府，是临时约法规定的民元体制，介于法国的半总统制和议会责任内阁制之间，一种相对权力关系比较模糊的制度形式。这种仓促形成的制度，本是当年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之际，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而安排的权益之计。在责任内阁制下，总理实权在握，而总统只是一个幌子。遗憾的是，真的操作起来，段祺瑞发现事情完全变了味。在他眼里的责任内阁制，到了总统府那里，则是半总统制。
• 三周華不注

  2019-04-28
  连当时在华的日本人，意见都出现了严重分歧，一种主张怀柔，“宋襄之仁”，一种则为“强横蛮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拿下中国算了。用西原自己的话来说，属于介于“宋襄之仁”和“强横蛮干”之间的中道。改变大隈政府支持中国合法中央政府的敌对方，专门捣乱，激化内乱的策略，选择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扶植这个政府中的亲日势力，以怀柔政策，软的一手，实现日本想要从中国得到的一切。这种以借款为标志的怀柔政策，其背后隐藏着非常险恶的用心。用西原自己的话来说，借款是要为中日关系打下一个共同的经济基础。即通过大量的日元借款，注入中国的国家银行诸如交通银行，通过帮助中国整顿金融，改革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甚至最终“以保护资金为名”，实现日军派宪兵驻守中国国家银行，即不仅在资金上，而且通过军事控制，从根本上掌握中国的金融，进而控制整个中国国家的命脉。
• 三周華不注

  2019-04-28
  第五号在文字形式上，与其他各条有异，并未指明这是所谓“希望条款”。日本实际上是希望强逼中国政府将二十一条全部接受的，只是为了留有退路，才预留了字体形式上的一点不同。一个四分五裂、秩序混乱的中国，对于一个怀着野心的邻居而言，无疑更合脾胃。而一个强人，却有可能结束混乱，走向统一和秩序。
• 墨叶

  2013-04-27
  悲情是保持运动气势的必要条件，也时激发群体冲动的燃料。在很多群体事件的场合，政府方面你的镇压或者遏制，都是运动骨干人员制造悲情的材料，只要这种镇压没有到开枪杀人的地步，就永远是群众悲情的原料。如果真的开枪杀人了，悲情则一时间会更浓烈，只是强力压制会让大多数人因畏惧而退缩。反过来，如果政府方面保持克制，那么运动中人就会特意前去挑衅，通过营造出来的被捕，被打，甚至被杀掉悲惨情节，再加以渲染，达到动员的目的。
• [已注销]

  2012-06-25
  在后世所谓皖系执政的这个阶段，当政的军人对当时的代议制政体表现得最为尊重，不仅恢复了民元国会，而且在民元国会因张勋复辟而垮台之后，组织设计了第二次国会选举......当时的政府对于民主体制下的基本人权，比如言论、结社和游行集会的自由，还是尊重的。也高度尊重学校的自治，即使是国立大学，也不随意干涉。
• 黑夜飞行

  2011-08-02
  显然，对于运动中人来说，对自己国家的人施暴，特别是对那些公认是卖国的人施加暴力，就不算是不文明。只有把火烧到外国人头上，才是野蛮，才是拳匪行径。其实，当年的义和拳暴力，也主要是针对国人的，也是在他们看来具有卖国嫌疑的人，所谓信洋教、跟洋人打交道的二毛子。在五四运动中，这样的暴力后来发生了若干次，对不肯抵制日货的商人，对替政府说话的《昌言报》记者，捆、打、游街，都有过。其中《昌言报》经理和主编被“双臂倒捆，复系长绳，牵至街心，人皆呼‘卖国贼’不已。有愤而手批彼等面颊者。复以该社之纸张，书‘卖国贼、汉奸’等字样，贴在彼等胸前及背后，并遍插亡命旗”游街，一路挨打。
• 黑夜飞行

  2011-08-02
  自晚清以来，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难逃脱卖国的恶谥。处在第一线办交涉，妥协就等于卖国，但不妥协，又无路可走，只要你经手操作，这种两难境地，概莫能外。连曾国藩这种在朝中声望如此之高的人，也会因办理天津教案的中法交涉，而背上骂名，在羞惭中死去。在近代史上，被骂得最多者，莫过于李鸿章，“李二先生是汉奸”，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朝野的共识。李鸿章最大的卖国之举，莫过于签订马关条约，但是，李鸿章不去签，别人也得去，别人去签，肯定不见得比他签要好一些。纵观李鸿章在马关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很难找出他有意出卖国家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来。弱国无外交，在丛林时代，弱肉强食，是个基本的国际惯例。弱国的对外交涉，能够利用国际法和国际的势力平衡，为自己的国家多少挽回一点权益，让损失小一点，已经是不错的了。应该说，从技术上讲，曹、章、陆所做的中日交涉，甚至包括引入西原借款，都无非是袭承晚清外交官们一贯的做法，尽可能在字面上抠来抠去，以求减少损失，尽可能用协议和条文，对强暴的对手加以某种约束。但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段政府武力统一和亲日政策的结合，在大前提上，就已经大错而特错了，在错误的前提下，沿着错误的政策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是错的。
• 黑夜飞行

  2011-08-02
  五四期间洋人下毒的谣传，由于普遍的仇日情绪，理所当然单一地集中在日本人头上。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恰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这样的谣传最多。据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报告，自上海开张声援北京学生的三罢运动以来，有关日本人下毒的谣言就满天飞。尽管工部局警务处经过仔细的调查，发现所有的下毒事件都子虚乌有，但谣言却没有止息的意思。一些中文报纸，也“每天不断刊登一些假想中的防毒事件，致使中国居民信以为真”。后来，工部局警务处采取了强制措施，迫使中文报纸撤掉这些报道，并不断发布工部局的辟谣公告，租界内的谣传才在逐渐平息。可事实上，谣言完全的平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即使租界内没人敢传谣了，但华界还在传。华界政府也出告示辟谣，强调这种谣言，“全系奸人捏造”，“捕风捉影，全属无稽”。但一点作用都没有。后来，连上海的周边地区，都在传，害得不明里就的人，神经过敏，平白生出很多事来。事实上，只有运动本身平息了，谣言才会逐渐销声匿迹。
• 黑夜飞行

  2011-08-02
  在中国，最大的悲情，莫过于死人，从来民间生事闹事，最毒的一招，对哪个不共戴天了，就一根麻绳吊死在哪家的门口，自家的亲属，自然会把那家闹得天翻地覆，不出大钱，根本休想了事。书吏衙役要想害哪个没有权势的富户，把具无名的尸体偷偷放在这家的门口，就能把这家破了。民间与官方，都对死人的事特别在意。民众打官闹事，不是因为有人死了，就是有人借死人示威聚众。把事情闹大，没有死人或者棺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会转化成近代群体抗议运动的某种资源，人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就会利用死人进行政治动员。西方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专家罗西尼·塔罗说：“把死亡作为集体行为的原因似乎有些令人惊奇。与其说这是人对死亡自身，不如说是对生存本身的反应，特别是暴力造成的死亡更是如此，这构成了发生抗议的直接原因。死亡本身具备激发暴力感情的力量。死亡能够迅速将本来毫不相关的人聚集在一起，但这些人都有着由死亡激发起来的愤恨，因而能够团结在一起。死亡能够为公开集会提供合法性，甚至连统治者本身也会犹豫是否禁止这种公开集会，或对其采取行动。”他还说，丧礼往往是某种集体行动的引子，在丧礼的仪式中，参与仪式的人往往会产生群体凝聚力。“在禁止集会的压制性政治体制里，葬礼往往是反抗开始的唯一场合。当死者的朋友、亲属被认为是愤怒的群体，葬礼就可能成为产生骚乱的场所。”
• 小田

  2011-05-09
  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所以现在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子外交失败的信息传来，首先由爱国的学生，发起惩警卖国奴，抵制日本货。没有几日，全国各界万众一心，下至小工车夫，亦不肯与日人工作。可见人心不死，正是我国一线生机。惟我青楼一无举动。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几条办法，劝告我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我国民应尽之天职。后附八条：一，请花界同胞哀恳各界，一致救护被捕爱国学生。一，请花界同胞，将波兰、朝鲜亡国苦处，择要印在局票后面。一，请花界同胞劝人文明抵制，不可稍有暴烈行为。一，请花界同胞普劝我商家，国货万万不可涨价。一，请花界同胞量力捐助国民大会······
• 公子青

  2019-07-22
  晚清的新军，无论北洋还是各省的，都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他们对于近代政治，都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在他们中的某些人看来，像他们这样的新式军人，对于国家，负有特别的使命。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北洋时期，当家的武夫，会如此在意共和政体的某些基本原则，尊重民众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当然，他们也相当在意与此相关的道义和名声。
• 公子青

  2019-07-18
  一旦有了爱国的集体道德诉求，自由会被压缩到何等地步……运动过后，科学与民主的旗帜高扬，但自由却萎缩了，成了”五四“政治成果最明显的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科学和民主也在激进步伐中变了味道，中国政治进一步在民主的轨道上步入下降线的原有。
• 公子青

  2019-07-18
  新文化运动中高扬的个人自由的旗帜，在爱国主义的大帽子面前，肯定是萎缩了……在这个意义上，从新文化运动走到“五四”街头抗议的一代”五四”青年，是走到了原来主张的反面。
• 公子青

  2019-07-18
  一般的国民到底有没有义务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出个人利益的牺牲呢？
• 公子青

  2019-07-18
  任何一个有规模的群体性抗议运动，都必须存在悲情……期待和现实的落差，被人为地夸张为危机（五四运动的缘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学生们将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引申为中国将亡的悲惨结局）。在中国，最大的悲情，莫过于死人。死者的死，在道德化、仪式化的鼓噪中，被升华。人们由对死者的悲哀，转化成对死者道德的推崇……即使对运动不慎热心的人，只要进入这个氛围，也不可能不被感动。一场高调道德主义的群众运动，夹杂以种种似乎不那么光彩的权力技术、仪式煽情、谣言动员，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无论运动的目的多么高尚，参加者的动机多么纯洁，这种东西都是会存在的……这就是群体性政治运动自身的逻辑，尽管这种逻辑有点让那些对这些运动满怀道德期望的人感到落空，但只要在类似的场合发生类似的事件，这个逻辑就会重演，除非中国真正进入了成熟的民主体制。
• 公子青

  2019-07-18
  在面临国家爱民族危亡（至少他们自以为是这样的）的紧急时刻，在很多人心目中，暴力绝对是一种非常可能的选项。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之后一部分运动积极分子转向激进，是顺理成章的。
• 公子青

  2019-07-16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当家武人，他们对民主政体尚有幻想。因此，宁可忍受体制对他们的束缚，也不会对体制采取大动作的背离行为。”
• 陪戎校尉

  2012-03-11
  当时编的《五四》一书，有这样的记载：讲演一事愈干涉而学生愈热心。犹忆某日前门外有某校讲演学生一团，正讲至兴会淋漓之际，忽来警察一队驱逐听讲者，学生泫然哀之曰：‘汝所冠非中国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国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畜非皆中国国民之血汗乎？汝不见吾国租界上替人服役之印捕之无聊乎？汝不见朝鲜亡国后全国军警尽易日本人乎？奈何我辈为救汝中国而讲演，而汝反助彼仇人而驱逐听讲者乎？呜呼！我最亲爱冠警冠、佩警刀之同胞乎！汝纵不为国家谋生存，汝独不为汝自身谋生存与汝所仰事、所俯畜谋生存乎？’学生辞犹未毕，警察皆感激泣下，听讲者亦泣。21当时的场景，学生的说词有没有这样的文绉绉我们不得而知，但学生对于军警这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反“劝阻”，而且劝说奏效的事，肯定是有的。匡互生的回忆中，就多次提及军警被学生所感动，不仅外面抓人的军警被感动，连负责看守被捕学生的军警，也被感动，甚至大骂“段、徐、曹、章卖国的不是”。22在上海，这样的场景也所处可见。跟其他地方的军警一样，他们对于学生都比较客气，不敢轻易动手动脚，要动粗，也只冲着市民。但是，学生跟北京一样，主动出击。复旦大学的学生整队入城，确定战略为：“同学中有一人被捕者，当全体肃然随之。捕者为警察，全体即入警厅；捕者为兵士，全体即入护军使署。既抵该所，有所诘问，当取同一之回答，其答语即‘国贼未除，不容不毅力坚持’。设有非法苛待，吾等数百人当肃然跪对国旗，勿作一语。”23面对这种架势，即使警察有心抓学生，都会打退堂鼓。事实上，上海的军警，基本策略对学生是不抓的。复旦的学生出来，沿途军警就像没看见一样。24凡是被抓的学生，大抵跟北京近似，都是学生主动“找抓”，甚至“欺负”到警察门上去找事。《时报》报道，6月5日，居然有百余学生来到上海警察厅，“摇铃演说，言政府如何野蛮，欺压同胞，谄媚日人。警厅派出巡士多名，劝阻驱散。各学生不听，于是...
• 蝌蚪往人

  2020-04-14
  吊诡的是，革命后的中国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把五四捧得老高，但五四精神其实根本没有踪影。不仅德先生、赛先生不见了，连新文化、新文学也没剩下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