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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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3-28乾隆版《泉州府志》卷五列举的「祠」数以百计,分类包括名宦祠、乡贤祠、忠义孝悌祠、贞烈节孝祠共5大类,各类当中又分「祠」和「专祠」。据乾隆版《泉州府志》卷五,「祠」的沿革情况如下:名宦祠。「旧名先贤祠,在府治东。明成化十一年守徐缘迁于府学。礼殿东,明伦堂西。嘉靖三年守高越始以名宦乡贤合祀于育英门西之六贤守祠。隆庆间改建于明伦堂,东尊经阁,西分名宦、乡贤为二。国朝乾隆年间重修。」乡贤祠。「宋真德秀建忠孝祠于府学,礼殿东,以祀唐义关林公,攒宋司空苏公缄,德秀为记。明成化十年守徐源重修。嘉靖三年改为乡贤祠……国朝乾隆二十年知府顾、知县干从濂委裔孙李保、王世科、黄河清、林元俊捐银重修。」忠义孝悌祠。「在晋江县学西。国朝雍正四年,知县祖烈奉文建。」贞烈节孝祠。「在文山铺旧社学地,原名二烈祠,祀陈、立二氏。明嘉靖间,李银建、推官张元清记。国朝方鼎倡捐。祠内子孙重修。」可见,各类的祠,都是知府或知县直接倡建,甚至「奉文」兴建的,而在重修中,所祀名宦、乡贤、义士、烈女的后裔才参与捐建。祠和专祠,祀奉的神位十分之多。其中,名宦祠共供奉141位泉州历史上的好官,包括本府(泉州)和直辖县(晋江)人士85位,外地人士56位;乡贤祠共供奉198位泉州历史上的名儒,包括本府(泉州)及直辖县(晋江)188位,外地10位;忠义孝悌祠共供奉128位当地百姓和军士出身的忠义、孝悌人物;贞烈节孝祠共供奉143位当地符合礼教的妇女亡灵。供奉的所有神位竟达6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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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3-27当时,泉州城区已演化成官府实施监控、播化礼教的场所,非法海上贸易难以在此进行。然而,泉州周边的港口,则悄悄兴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泉州晋江县境内的深沪湾的祥芝、永宁、深沪、福全诸港,围头湾的金井、围头、石井、安海诸港。这些港口在泉州港市鼎盛时期依附后渚港、法石港得到发展,到了明初,它们被改造成海疆军事防守据点。起初,这些据点的功能还比较单纯——抗拒倭寇、洋夷对海疆的骚扰。但军人也需要生活,而自明中叶以后即面临财政危机的政府,无力供养数量庞大的军队。由于政府财力不足,也由于卫、所、寨守军为了生存而必须仰赖与地方官员、绅商、士庶的合作,从明中叶开始,商、军、官三者为了牟利形成联合势力。在这个背景下私商贸易的复兴,势所必然。如此一来,卫所出现了重新转变为市镇的倾向。军镇中的安海,便是如此。安海古名弯海,宋初贸易就很发达,有新市、旧市,「海舶至,州遣使榷税于此」。明初,海禁政策实施,泉州港的经济地位下降,安海则依赖私商而处于上升态势。关于明代泉州与安海之间的差异,明代泉州儒士李光缙的《景璧集》卷四叙说如下:吾温陵(桌州)里中家弦户通,人喜儒不矜贾,安平(海)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及已牟,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明代何乔远在其《镜山全集》卷五十二中亦云:安平(安海)一镇……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处于泉州海疆线上的安海镇,在朝廷控制较弱的地带逐步开拓了一个自由经商的空间,而在当时这个空间已如此巩固,以致不同层次的人物可以通过从事小型商业贸易逐步向中型、大型的商业贸易趋近,从而使安海出现小贾、中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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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3-26在明清方志中,泉州地理往往被划分为五个部分,即官方用语所谓的「星野」「山川」「封域」「城池」以及「铺驿」或「市里」。以此为名目的地域等级体系,就是泉州府的行政空间范围。「星野」是指这行政区的外围空间,「山川」指在此一行政管辖范围内的山脉与河流,「封域」指附属于此州的县、村、里等乡村地区,「城池」表示州府与外界的界线,「铺里」指的是城墙之内的地区。可以认为,泉州这五层划分是「五服」——即帝都以外的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古制的城市空间缩影。这种划分是同轴的,并为世界,即天(星野)、地(山川、封域)与天下中心或国家(城乡地区)之间的和谐关系设计了一个理想模式。从这个理想模式来看方志中的泉州地图,即可发现它与太极图的基本结构是相似的。太极图的中心意涵,在于宇宙的起源与演化规律的抽象演示,这个规律就是太极生阴阳、阴阳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依照这个规律来类推,泉州城市的构筑模式则依循如下等式:政府=太极或宇宙一体,城市及其辖区=阴阳,「封域」=皇权行政地理=四象,「星野」=八卦。除此之外,明清泉州的空间象征,也很强调帝国「分野」系统。「分野」建立在三个系统之上:一是代表着天之九域与九州相一致的周礼系统,二是代表着行星轨道十二站与十二地支相类的系统,三是地界二十八区与天界二十八宿的系统。「分野」的划分,同时还是一种对宇宙的想象和一张把华夏当作世界「中国」来描绘的地图。这些类比还可进一步地与天、地、人的古老三分模式相联系,即:「星野」=天,「封域」=地,城市=人在既有宇宙观的基础上,明清泉州城的空间象征设置,进一步强调一种二元结构,即「内」与「外」的程式化辩证关系。「星野」就是与指称「内」的「封域」相对的「外」。但应说明的是,对于「城池」范围之内的空间而言,「星野」和「封域」则成为其「外」,只有城墙之内是其「内」。考察「五服」观念的演变,我们发现「内」与「外」所传达的是「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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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3-26到泉州访古的人可以看到,这个地区广泛分布着古代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的石墓。宋元时代穆斯林的石墓有两种,一种为须弥座式石墓,分三层、四层、五层等,第一至四层为一石凿成,第五层墓顶石作尖拱状或圆拱状,正面浮刻阿拉伯伊斯兰的标志「云月」,墓前竖立刻有阿拉伯文的墓碑,内容一般为死者生卒年月、姓名、籍贯和《古兰经》等。另一种形式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由多块石垛围成,石垛间有间柱隔开,石垛上刻有「云月」或阿拉伯文书写的《古兰经》句,有的则刻有死者姓名和过世年月等。穆斯林墓葬区,遍布城市东郊和东南郊,在城区也有分布〔一些名望高的教长或长老死后,葬于清净寺附近或围墙内,另一些有产业的穆斯林「归真」后,葬于自家花园〕。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由花岗岩雕成,须弥座式,分三层,其最古文字记载为元代阿拉伯文碑记(刻于1318年),上刻云:两位穆斯林传教士于法克富尔〔Faghfur,或译作铁格木尔(Teghmur)〕时代到这个国度,有善行,后寿终,葬于此,每届冬季人们前来朝拜,无不得益以归。明崇祯二年(1629年)何乔远《闽书》之《方域志》云:默德那国有吗喊叭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杨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二人自葬是山,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名曰圣墓,曰西方圣人之墓也」。大量「阿拉伯番客」安息泉州,由此足以推断,其生前曾在此地安居乐业。宋元时期,居住在泉州的穆斯林,有的对泉州海上市贸易有功而获得官职,有的因军功显赫而得以升迁,有的出资从官府买得官位。其中,元大德六年(1302年),异密·乌马儿由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调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就在他离任泉州时,他的儿子杜安子杜安沙去世(其阿拉伯文墓碑20世纪50年代在泉州发现)。在泉州,还有「色目人」任县达鲁花赤(掌印官)者。不少穆斯林在泉州经商,与泉州人成婚,其后裔成为「半南番」(「混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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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3-26泉州市舶祈风仪式在两宋间于夏初(四月)、冬初(十一月)出海及返程的时刻举行,由市舶官员主持对海神「通远王」的祭祀。据民国《永春县志》卷十六载:通远王即广福王,「庙在乐山,盖山神也。宋赐额昭惠。泉守蔡襄祷雨有应,以状闻,封善利王,累加广福显济王号」。泉州历史学家陈泗东考证,市舶祈风的主神通远王原为唐朝永春乐山的一个老隐士,死后被民间奉为山神。此神后来被永春人移至泉州九日山,建庙祭祀,「水旱病疫,海舶祈风」(康熙《南安县志》卷二),皆灵验有应。宋时泉州大旱,太守蔡襄祷雨有效,故推广为神力繁多的崇拜模式,在泉州桥梁建设、市舶祈风中,受到官方的直接奉祀。在泉州九日山的市舶祈风,留下不少纪念性的石刻文字,今存最早的为淳熙十二年(1185年),最晚的为成淳二年(1266年),最典型的文字为:「舶司岁两祈风于通远王庙。祀事既毕,登山泛溪,因为一日之款。」落款人均为泉州地方政府官员、转运使及市舶司官员。市舶祈风的制度,是在两宋期间泉州官方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发展的,它的信仰背景不是朝廷原来提供的那一套正统符号体系,而是来自民间山神信仰的变种。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通远王的市舶祈风仪式起源于民间,在民间从一个地方性山神逐步转变为保佑海上远行安全的崇拜对象,首先受泉州舶商的信仰,后来被地方政府改造成为官方化的崇拜对象。与市舶祈风的通远王一样,天后也是从起源于民间的信仰转变为服务于官方海外贸易的仪式崇拜的。天后的民间名称为「妈祖」,原为北宋太平兴国年间莆田湄洲湾林家少女,名「默娘」,因救助商船、舍己救人、行善济世,死后被民间尊为「湄洲妈」「灵女」「妈祖娘」,也得到东南沿海渔民、舶商及市民的崇拜。乾隆版《泉州府志》卷十六引隆庆府志云:「宋庆元二年(1196年),泉州浯浦海潮庵僧觉全,梦神命作宫,乃推里人徐世昌倡建。实当笋江巽水二流之汇,番舶客航聚集之地。」泉州天后宫建于宋代,为民间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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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3-263世纪以后汉人迁入泉州,使这个地区经济得到了开发,也给它带来了早已在中原地区成熟了的传统国家行政网络(这也就是史志所谓「建制沿革」的成果)。传统国家行政网络在泉州的植入,除增强政府对社会的监控之外,还带来了朝廷积累的文化符号体系,这一体系显示着朝廷的在场,它以地方政府定期组织的坛、庙祭祀为核心,在城市空间里占据显赫位置。在文明的核心地带,这一体系具有相当大的排他性,它虽屡遭民间文化和外来宗教的冲击,但却维持着自己的文化独特性。相比之下,在泉州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带,情况却有所不同。在泉州商业社会力量发达的历史情景下,比起中原,这些仪式典章和实践,时时调整着自己,对种种强大的非官方势力做出「让步」。宋元时期泉州地方政府对市舶祈风仪式和天后仪式的提倡,就是这种「让步」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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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3-26作为「朝代周期」主导因素的传统国家(在中国,则经常变异王者之族性,其疆域也没有固化),是边陲社会经济自由生长的政治环境。但是,发生于传统国家边陲地带空隙中的「自由化」,并不是政府缺乏组织性制约力的表现;我们毋宁说,这很可能是地方自主经济力量与政府组织制约力量之间「良性互动」的表现。所谓「良性互动」,不外有两层意思,其一,即地方社会和政府各自形成相对分立的影响领域,容许地方社会更自主地存在;其二,在相对分立的领域之间,形成一种利益的双赢局面,使民间社会(含经济)实体和官府在考虑自身利益时,需要考虑对方的利益和「面子」,在必要时,相互做出一定的退让。宋元时期,也就是在泉州海外贸易体系的发达期,政府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表现得最为明显。此时,泉州已经形成较为正式和固定的地方政府科层(官僚)体制,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命需经一定的正规程序,而政府也设置了一系列相当成熟的财政、税务、军事、民事管理部门。宋代泉州地方政府为州县两级制,基层政权是县,县以上则为州,设知州、通判、签书判官、观察使、节度推官、观察推官等职,同时设有南外宗正司和提举市舶司等管理部门。元代泉州置总管府,增设军事长官达鲁花赤一员及同知、治中、判官等职,又设儒学提举司、市舶司。这些官职和政府管理部门的维持,依赖的是政府的财政开支,它们对上级政府负责,代理上级政府和朝廷管理下辖的行政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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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3-25在《中国历史的结构》演讲中,施坚雅根据自己对区域经济空间的界定,把三国至清之间泉州所处的「漳泉区」经济区域形态的变迁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3至10世纪以晋江和九龙江流域为主的汉人的农业开发、市场网络的形成和经济文化区的一体化;(2)10至14世纪后期以泉州都市中心或海港为核心的海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大发展;(3)14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期,泉州经济圈的衰落、海外交通的倒退和政治控制的加强;(4)16世纪中期至明末(1646-1658年)海外商业势力的来临所导致的海澄商港和以漳州为中心的民间海外交流的发展;(5)清代为驱除郑成功势力而实行的海禁和迁界措施所导致的闽南经济区的衰落;(6)18世纪上半叶之后珠江三角洲经济文化区的兴起对漳泉区的打击及鸦片战争以后通商口岸厦门对漳、泉经济文化中心的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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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3-24「泉州」得名于府城东北泉山(又名清源山、北山、齐云山),此山,汉人「平闽」之前,为东越王、东欧王盘踞,该山有清源洞,一名纯阳洞,或曾是越人居所,后成为道人修身养性之处。相传,「山有孔泉」,或名「虎乳」,泉山与泉州之名,皆来自此泉。山之泉水对地方的滋养,为「泉州」之所指。还有传说称,泉州「地气独温」,引得来此游学的士人流连忘返,大儒朱熹「过化」泉州,给它留下「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开元寺大门对联)的期许,还赞美「温陵」;而明末泉籍哲人李贽(卓吾),则号「温陵居士」。「鲤城」指元时泉州城的外观,背后有风水——宇宙论讲究,传说泉州形如鲤鱼,「小东门为鱼口,位正东,以日出验之。新、西交界为鱼尾,新门位正西,以日入验之」(曾道原作、陈泗东整理:《桐阴旧迹诗纪》,《泉州文史》,1982年第6-7期)。此称更兼带「鲤跃龙门」或「鲤鱼戏珠」意象,以之象征地方活力。「刺桐城」这个地名,兴发于刺桐这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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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斯托克2020-05-08在不同時代,儒學體系總是兼有開放與封閉的兩種取向⋯⋯儒學思想性格的這兩面,如同城與市一樣,在不同時代勢力此消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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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斯托克2020-05-0612世紀中期,一場文化衝突在儒教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之間發生了。起因是「賈胡」(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在通淮街清真寺(艾蘇哈ト寺)建了塔樓,因位於泉州府文廟之前,「士子以為病」。便向州府告狀,堅決要求拆除。據說「賈貲巨萬」,並上下賄賂,故士子們的告狀不被理睬。但是,事情並沒有結東,它引發了另一場有關法律方面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外國人在泉州城的居住權益問題。時任泉州府通判的傅自得極力主張:「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也就是說,這些外商來自政令教化所達不到的地方,他們不能住在城裡,頗有點「文化霸權」的味道。但爭論照樣沒有結果,塔樓還是沒有被拆掉,這場文化衝突也以士大夫的失敗而告終。此事被記載於《朱文公集》卷九十八頌揚傅自得的文章里。這位大理學家的態度當然是支持傅自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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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斯托克2020-05-06⋯⋯這種基因必定與孕育區域體系的人們之避亂心境有關。作為「避亂」移民,在多數情景下,人們傾向於在「生生狀」與「條理狀」之間選擇前者。這一選擇,與純然依據「國家週期」而進行的歷史方向選擇不同,它側重於「生生狀」。也因此,從「國家週期」的角度看,此地官民的歷史行動,具有缺乏文明秩序關切的特徵⋯⋯人群得以與駐華海外番商人口緊密接觸、融合,形成我寧願稱之為「夷夏雜糅」的復合人口結構和文化特性。在正統治亂史觀的捍衛者看來這種「雜糅」等同於「條理狀」的缺失,可定義為「亂」。但對「區域週期」而言,它卻是不乏條理的「生生狀」。可以認為,明以前泉州的持續繁榮,可被視為是在對「條理狀」漠不關心的情境下發揮「人欲」而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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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2017-01-10世界体系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被视为双方在行为和观念层面上相互作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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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2017-01-10在明以前,民间文化的历史主题,并不集中在官方与民间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上,而与这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生活关系更为密切。在明清时期,随着官方正统符号体系一统天下的趋势的出现,民间文化才做出反应,通过吸收官方的符号来保存和发展自身的生存空间。这样一种既吸收又抵制的取向,到了20世纪末仍然存在。但是,随着民族-国家对社会和文化领域监控的加重,随着现代性文化霸权的生成,民间文化似乎更强调通过展示自身的独特性来求得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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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2017-01-10明清泉州港市的式微,是以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意识形态转型为背景的。……理学被朝廷和上层政治精英界定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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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2017-01-10通过泉州的历史断代考察,我们还可以认识到,文化上的宽容和开放程度,对于区域经济和政治的演变起着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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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2017-01-10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正是针对如何通过民间文化的历史描述来反思历史的政治常识这一问题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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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2017-01-09中国缺乏强有力的文化保守主义。埃尔文认为,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本土的传统到了明代以后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排斥,王阳明的心学以个人主义在根基上动摇了儒家伦理秩序,而近代西方的冲击则从科技的现代性动摇了中华帝国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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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6-02-05在人类学界,向来存在一种说法,即认为人类学者只有通过研究别的民族的文化,才能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进行反思。我通过这本书或许能够证明,在本土社会中,通过历史时间的跨越,即通过对于自己文化的过去的研究,我们同样能够获得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思。……人类学者即将面临一个「文化自觉」的新使命,而「文化自觉」还包括了了解自身和他人的文化,并以此为基础达到文化世界的「美美与共」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