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革命之年

• 苏丽珂

  2019-08-08
  人们对保守秩序的不满日益增长，其背后是公共舆论的发展。“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从18世纪便开始出现，人们逐渐认为有，或者应该有，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文化空间或社会空间；在独立空间里，每个公民都可以对从艺术到政治的任何事情进行自由讨论、辩论或批评。公民社会将成为艺术品位的独立仲裁者，也将成为政治意见和政治判断的合法来源。当然，这一切的基础是社会上存在一个受过教育、有文化、有政治意识的阶层，可以支撑起这些权益。19世纪时，尽管规模和大小各不相同，但欧洲各国确实出现了这种社会阶层。……公共舆论不仅体现在印刷品上，社团和俱乐部凭借自身拥有的激进的中产阶级和贵族成员，也成为公共舆论的表达场所。他们常常利用诸如科学探索（意大利人最喜欢）、体操（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的德意志人最喜欢）、音乐和设计（尽管后者为革命服务）等无害的活动掩饰其政治意图。
• 苏丽珂

  2019-08-08
  梅特涅认为革命在本质上是一种源自法国的疾病。1822年下半年，他在给沙皇的信中写道：“在革命派眼中，不存在国籍差别和政治边界。毫无疑问，现在欧洲激进派的指挥中心就在巴黎。”这一次，梅特涅又夸大其词了，但是他的这种陈词滥调也不失为事实，因为总有偏执妄想的人，不能保证没人会让他的担心一语成谶。1830年，一个真实而又韧劲十足的新的地下革命网络出现了。新革命势力的主要力量来自新一代知识分子、浪漫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们年龄不大，对法国大革命没有清晰的印象，但是一直浸润在革命对自由的美好许诺中。法国共和主义者、历史学家儒勒 米什莱生于1989年，1847年，他在自己的历史叙事诗引言中写道：推动这个历史性时刻前进的是全体人民——一股势不可当、顺应潮流的力量，他们的使命是在全世界传播自由、平等、互助友爱的美好信条。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鼓舞下，一些有远见的人相信革命会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公平的世界，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们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或许这个新纪元也因此见证了“职业”革命者的出现，这并不意外，他们不知疲倦，试图通过暴力手段颠覆保守秩序。1789年的大革命曾不经意地把在好不知名、毫无生气的地方过着乡村生活的人卷入给欧洲带来了20多年动荡的大漩涡中。这些人在无意间成了革命者，很多情况下，他们本人其实并不怎么想参与革命。但新时代的革命者自我意识很清晰，他们就是要掀起一场革命。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人物是朱塞佩 马志尼。
• zhummla

  2019-06-20
  一位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在政治上是哈布斯堡皇帝的臣民，但同时被马扎尔自由主义者称为匈牙利公民，还被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罗马尼亚革命者称为同胞，而这些革命者本身实际上是土耳其苏丹的臣民。
• 笨诺莎

  2022-04-05
  路易－拿破仑视他自己为正统继承人。在他看来，波拿巴主义是人民主权与专制主义的结合：皇帝负责执行人民的意愿，一个由普选（尽管是间接的)选出的议会负责传达民意。这是种种政治观念令人震惊的现代融合，独裁者宣称自己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然而，他在《拿破仑思想》( Napoleonic Ideas,1839)一书中写道，政府必须为社会的利益服务，那就是用“必要的方式，为文明的进步开辟顺畅、便捷的道路”。”“路易－拿破仑把独裁、人民主权和社会进步相统一，吸引了大批群众，面对不同类型的群众时，他会有选择地强调不同方面，这样一来，他成功获得了所有人民的支持。1844年，他在狱中写下了《消灭贫困》(The Extinction of Poverty），讨论了“社会问题”。他批判自由市场经济，提议激进的政府干预，以消除贫困现象。他的思想还远远算不上社会主义，但这为之后他和工人交朋友打下了基础，当然还有一些巴黎手工业者也注意到了他。写下这本小册子两年后，他成功越狱，在一次建筑整修时，他穿上工人的服装，随意扛起一块木板走出了大门，不到一天就赶到了伦敦。但波拿巴于 6 月 16 日主动辞职，缓和了局面，他坚称现在的自己支持法治:“我渴望秩序，也支持一个智慧、伟大和明智的共和国，虽然并非所愿，但我也曾制造过混乱，对此我深表遗憾，并提交我的辞呈。” 这一步棋走得太妙了。达古的评论一如既往地尖锐：他的谦逊之举让人民更加尊重他，他也仍然代表着国家统治的原则，代表们自己似乎都对此有所怀疑……比起自由政府，没有文化、躁动、不理智和充满激情的民主派更偏爱理想化的革命独裁制……他就是这一制度的象征。竞选总统时，路易一拿破仑·波拿巴的确是卡芬雅克强有力的竞争者。这次竞选其实是他们两人的竞争，一旦这个事实明确了，左翼激进派都选择支持路易－拿破仑，以免六月起义中残忍的“屠夫”获胜。同时，保守...
• 笨诺莎

  2021-12-13
  最初，欧洲人忧虑地关注着法国的情况。欧洲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深受二月革命的鼓舞，另一方面也十分不安，他们记得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曾是狂热的扩张主义者。（欧洲人焦虑万分，皮埃蒙特起初都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奥地利上，而是沿法国边界郁署了军队。比利时和荷兰政府放下恩怨，讨论如何共同防御法国。莱茵地区的普鲁士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德意志其他邦国，无论大小，纷纷效仿。”处于边境地区的巴登陷入“法国号角”的恐慌之中，农民们远远地听到德军的鼓声都会误以为是法国军队劫掠的声音。 毫无疑问，法国激进派期待临时政府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一洗 1815 年战败的耻辱。对共和派左翼来说，这意味着重操 18 世纪90年代的革命旧业，派遣爱国军队，解放意大利和波兰，传播民主福音。*法国新任警察局长、社会主义者马克·科西迪埃（Mare Caussidiere)写道：二月革命就像“一个解放全体欧洲人的神圣诺言”，这也解释了为何会有不计其数的来自“全球各地”的激进主义者到巴黎市政厅演讲。*这些外国政治难民让法国输出的革命信仰持续升温。在较好的时代，像巴黎和里昂这样的城市是经济活动的蜂巢，吸引了大批外来劳工（1848 年约有 18.4 万人在巴黎），他们中的很多人此时正饱受失业之苦。贫穷让他们成为孕育革命的沃土，热衷政治的同胞在他们中间播下革命的种子。德意志人是最大的外籍团体，共有 5.5 万人；波兰人虽然只有 4 000，但可能是最有活力的。在巴黎，德意志流亡诗人格奧尔格·赫尔韦格（Georg Herwegh )组织了一支由约 800 名德意志流亡者和工人组成的准军事队伍，准备率先在德意志进行共和革命。他告诉法国人：“在这不平凡的3 天里，你们与过去决裂，为全世界人民高高举起了旗帜。”在建立临时政府时，法国激进派被温和派抢占了政治主动性。整个春天，激进派都在发出爱国主义呼声，要求实施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并...
• 笨诺莎

  2021-11-23
  1月的一天，天色向晚，重雪覆盖的平原上银光融融，几架马拉雪橇疾驰而过，留下串串辙迹。俄普边境，一道路障拦住了雪橇的去路：路障旁是一名军士和一位头发灰白、身穿油布衫的老兵：老兵脖子上挂了一支沉重的步枪，枪口外翘，抵着路障——接受检查后，雪橇队伍重新驶向雪野，入境普鲁士，踏上欧洲大地。雪橇上的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是一行人的核心。循声回望，他看到一匹健硕的宝马，马上坐着一名哥萨克骑兵，骑兵执缰迎风，蓬乱的大衣上挂着冰柱，随风摇摆，骑兵在祝他旅途愉快! 这是 1847年1月，赫尔岑带着妻子娜塔莉（Natalie）、母亲、三个孩子及两个保姆开始了欧洲之旅。他还不知道，这将是他与俄国的诀别。赫尔岑生活在俄国上流社会，却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Ⅰ）的统治令人窒息，重压之下他选择了逃离；他想尽快了解“西方世界”，想对比西方世界和俄国的不同，并打算在充分了解西方后带着自己的收获重回祖国——然而这个希望最终没能实现。
• Polynesia

  2021-10-27
  除了都遭遇经济危机这个中心问题，欧洲大陆上的革命明显是照着一样的模式发展。首先，革命的成功源自人民不信任现存政府处理社会危机和政治问题的能力。其次，他们的胜利也应归功于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政治联合，归功于由中产阶级、工人、农民有时甚至包括贵族反旧秩序结成的社会联盟。这种联盟一旦无法维系，出现分裂，那么问题就会发生。自由派和激进派都想决定新政权的发展方向。有产者希望保护自己的财产，免受第二次、更激进的革命破坏。农民已经在之前的起义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便回归保守主义。随着短暂的革命联盟分崩离析（有时伴随着血腥冲突），政治出现两极化，中间派立场坍塌，温和派寻求专制的途径对抗二次革命、社会革命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因革命派的相互残杀而自毁。1848年年末，保守派缓过神来，利用他们强大的优势（对军队的控制和农民的忠诚），重夺主动权。欧洲自由派不但经历了类似的革命历程，也拥有相似的目标，用约翰·布鲁伊（ John Breuilly ）的话来说是“极其相似”。虽然各地的革命目标和意识形态各不相同，所有自由派都期望看到政治改革，希望实行宪政，赋予公民有限的选举权，希望国家（除法国外）能由一位仁慈的立宪君主统治。而大多数激进派则希望建立共和制，实现男性普选，或者说基本的男性普选。同一国家的自由派和激进派都知道，他们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有着相似的目标。
• Polynesia

  2021-10-27
  当1848年德意志民主人士路德维希·班伯格第一次听到巴黎六月起义的消息时，他马上关注到了在工业时代引发躁动的重大问题——如何调和社会正义与个人自由。不管对共产主义还是对自由资本主义，这都是一个重要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并且拥有许多不同的答案。……由于没有达成革命共识，1848年的社会问题使得自由主义政权溃败。首先，革命者没有就新的政治秩序将采取的形式达成共识——共和国还是君主制，民主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度。其次，对于革命应该以何种程度改造社会关系，国家应该在减轻贫困、调解劳资纠纷和调节经济活动中进行何种程度的干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有不同的看法。换句话说，新政权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政治改革，进入社会革命?这两类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如果无法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各方都信服的法律架构，也就无法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第二个问题。1848年，革命派没能制定出可以团结经济危机最严重地区的人民的宪法，这一政治上的失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革命无法解决社会问题。这便是1848年欧洲革命最大的悲剧之一，即社会与政治上的团结保证了革命爆发初期反对派的胜利，但这种团结终究是脆弱的。一些历史学家强烈谴责激进派，指责他们在自由秩序仍处于脆弱的初生阶段，对它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长期来看，资本主义的确大大改善了欧洲的整体生活质量。因此在事后看来，艾克谴责激进派对初生自由秩序毫无耐心，是完全合理的。他认为，如果激进派在1848年能多克制一些，自由秩序也许就能得以幸存，经过一代人或者几代人，欧洲人就能够同时享受立宪政府和成熟的工业经济创造的财富。然而事实是，1848年的人们还远不知道，资本主义将带来持久的经济增长和繁荣。赫尔岑1848年曾在巴黎生动地说：“当旧的社会秩序在以感受不到的速度发生变化时，你要如何说服一个工人忍受饥寒和贫穷?”内米尔发明的术语“历史的苗圃”可以...
• Polynesia

  2021-10-27
  6月30日晚，听过加里波第对于当前军事形势的判断之后，立宪议会不顾马志尼的反对，通过了投降的决议。然而，作为反抗的最后一块纪念碑，议会代表们通过了罗马共和国宪法，宪法虽然是在法军炮弹轰炸中创作的，它仍然写道：“共和国宣称所有国家皆姐妹；尊重每一个国家；支持意大利。”和马志尼一样，加里波第希望继续战斗。他将自己剩余势力中那些愿意追随他的人集结在圣彼得广场，带着3000人离开了罗马，其中有“小胖子”、乌戈.巴西（自春天以来一直担任加里波第军中的神父）和剪短头发、直到怀孕后期还穿着绿色军队制服的阿妮塔。……上岸之后，加里波第只能带着一小部分追随者躲在科马基奥（ Comacchio ）丛林里。这时，加里波第怀中的阿妮塔已经病入膏肓（她在长途行军过程中开始发烧，极有可能染上了疟疾）。当阿妮塔带着腹中的孩子死去的时候，加里波第悲痛欲绝，人们好不容易才让他放下了阿妮塔冰冷的尸体。奥地利人抓住了巴西，在射杀他之前，他们扒下了他手上和额头上（巴西当初在按立圣职典礼上被施礼的位置）的皮肤，用一种近乎野蛮的方式复仇。加里波第再次翻越群山，抵达托斯卡纳海岸，并从那里前往热那亚。在那里，皮埃蒙特当局先把他送进监狱，又将他流放。此后，他辗转去了世界上很多地方，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10年后终于光荣归来。
• Polynesia

  2021-10-27
  赋予他们广泛的权力，是为了准备与奥地利开战，保证共和国不受侵害。尤其是马志尼，仍旧小心翼翼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连惯于批评他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温和、苦干，且时常显露智慧的人。不同于罗马之前的统治者，他生活简单，居住在单间室里，且没有卫兵看守，与广大群众接触频繁，常与各种人在当地餐厅共同用餐。他的言行深受他内心信念的驱使，马志尼认为共和国不可能生存下来，但它必须被后代铭记。他在议会中发言称：“我们必须随时保持警觉，如同敌人就在门外，我们必须为了永恒的事业而奋斗。”在马志尼执政的100天里，这些理念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 Polynesia

  2021-10-27
  路易-拿破仑视他自己为正统继承人。在他看来，波拿巴主义是人民主权与专制主义的结合：皇帝负责执行人民的意愿，一个由普选（尽管是间接的）选出的议会负责传达民意。这是种种政治观念令人震惊的现代融合，独裁者宣称自己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路易-拿破仑把独裁、人民主权和社会进步相统一，吸引了大批群众，面对不同类型的群众时，他会有选择地强调不同方面，这样一来，他成功获得了所有人民的支持。……他的思想能有这么强大的感染力，是因为他给思想披上了一层拿破仑式的包装。许多人铭记拿破仑帝国，不是因为它的专制或可怕的战争，而是记住了它的荣耀和它对1789年革命精神的推崇。……他批判自由市场经济，提议激进的政府干预，以消除贫困现象。他的思想还远远算不上社会主义，但这为之后他和工人交朋友打下了基础，当然还有一些巴黎手工业者也注意到了他。……
• Polynesia

  2021-10-27
  一些老派社会精英对争取民众的支持感到十分不安，这对他们而言仿佛跳入深渊。可能是代沟作祟，格拉赫等老派保守人士往往憧憬革命前等级分明、下层服从上层的社会;而俾斯麦等年轻有冲劲的政治家，对大众的角色抱有更现实的看法。……俾斯麦认为，他不能像传统派一样，期待民众会恭敬地追随比他们社会地位高的人。相反，传统贵族必须强调，他们与人民群众有共同的物质利益。俾斯麦认为，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仅适用于有产的城市中等阶级，覆盖面很小。其他支持自由主义的人，不论是农民、手工业者、小生意人，还是理想主义的普鲁土贵族，都是在背叛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俾斯麦倡导的保守主义，并非僵化地回归过去，而是推行能够满足农民和中产阶级下层需求的措施，例如确保为农民废除封建制残余，为小生意人取消关税。这样。传统贵族就能争取到民众的支持，与其结成坚定的联盟，对抗自由派和激进派。
• Polynesia

  2021-10-27
  1848年革命并不局限于城市地区，也前所未有地激发了许多农民对政治的兴趣。但是其发展的程度则由农民获得的利益决定。一旦农民的利益得以实现，他们就会回归中立，不再参与斗争。如果（像在法国）革命的激进化让有产农民感到不安，或者（像在匈牙利及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自由派政权没有完全达到农民的期待，农民很容易转而支持新秩序的敌人。农民偶尔会变得很激进，但大部分时候都很保守。自由派要么本身就是地主，要么坚定地维护财产权，所以他们不会支持那些能满足农民要求的激进措施。比如，农奴制废除后，地主会收到补偿金，补偿金的一部分需要由农民自己承担，许多农民因此背上了几十年的债务。自由派政权显然没有兑现他们当初的承诺，这引起了农民的愤怒。尤其在春天的几场混乱过后，农民被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革命带来的动乱所困扰，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重拾驯服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从对地主的顺从和对君主的臣服中寻找安全感。那些实施普选或大部分男性都有投票权的地区，保守的农民成为自由派的障碍。不管在哪里，农民的保守性都是反革命的支柱，或者说是基石。
• Polynesia

  2021-10-27
  城市工人的贫困是1848年自由政权最终崩溃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工人的要求并不总是革命的，而是社会的。在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不是占大多数的人口，但是他们以城市为根基，可以直接威胁新秩序的中央机构。自由主义者满足于宪政自由和组建中的政府，他们愿意赋予工人一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并且组织一些可以缓解当前经济困境的公共工程，但也仅此而已。长远来说，他们希望经济复苏，希望找到新的贸易伙伴，进行新的贸易探索，并且希望能借此熄灭劳工的革命精神。但在1848一1849年间，经济复苏的迹象并不明显（这些年政治上的动荡无疑是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而自由派政府为消除贫困所采取的措施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完全不能掩盖社会上存在的这种令人绝望的深重灾难。所以，即使工人们的要求是温和的，或者是出于社会贫困而非出于政治上的激进，激进派仍然常常能够利用他们的不满情绪，将他们引向自己的政治目标。与此同时，保守派则很容易看到工人阶级示威活动中的可怕力量，如他们在巴黎的六月起义、维也纳的八月起义和法兰克福的九月起义中表现的那样。保守派指责工人的行为意在摧毁社会秩序，甚至摧毁文明本身。现在，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和中产阶级都十分震惊，所以如果能确保恢复社会秩序，他们甘愿牺牲一些来之不易的政治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派与权威力量渐渐相互配合，工人则日益与激进派联系在一起，1848年革命的政治力量出现了致命的两极分化。然而对自由主义秩序而言，更危险的是社会分层或多或少地与种族差异结合在一起。这种致命的组合有效地煽动了中欧和东欧的农民，1848年农村人口给予了反革命势力相当大的支持。
• Polynesia

  2021-10-27
  ……六月起义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加剧了对峙，但这种对峙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峙。起义者主要是做小生意的手工业者，从事裁缝、制鞋、家具制造和金属加工等工作。但也包括了文员和店主，这些下层中产阶级也占了被拘捕者人数的10%。现代化工厂的一些工人，如铁路车间工人，也参加了起义，而大量非技术工人和建筑工人也参加了战斗。这说明起义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也表明19世纪中叶的经济危机波及的人实在是数不胜数。另一方面，卡芬雅克的国民卫队所征集的士兵当然也包括来自首都西部繁荣地区的“资产阶级”，但也有店主和工人，他们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维护邻里免遭无政府状态的伤害。机动警卫队虽然与起义者同样是失业群众，但是他们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地为政府拼死而战。……农村人口普遍支持政府……这场斗争本身不仅仅是一个资产阶级对抗工人的战斗，更是城市工人阶级与更广泛的法国民众的冲突。虽然19世纪阶级冲突的理论掩盖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但人们的憎恶和社会恐惧却是足够真实。法国那些尚不至于一无所有的人都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社会解体十分恐惧。…………左翼和右翼的两极分化制造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给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可乘之机。事实证明，他将是第二共和国的大劫。
• Polynesia

  2021-10-27
  6月26日晚，赫尔岑和他的朋友“听到了枪支开火的那种有节奏的嗒嗒声………我们相互瞥了一眼，看起来脸都绿了。‘火枪队!’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道，并各自转过身去。我把额头压在窗玻璃上。这样的时刻能让一个人厌恶整整十年，甚至一生都想要复仇。谁要是能原谅这种行为，我甘愿向他鞠躬致敬。”
• Polynesia

  2021-10-27
  对于许多工人来说，国家工场是二月革命少数有意义的成果之一，然而这仅存的硕果也被剥夺了。这些就是起义者粗钝的政治武器，与什么完备的“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关系。科西迪埃在他的回忆录中将六月起义称为“绝望的起义”，他抓住了要领。起义者并不全是从国家工场解散出来的工人，此前还有五六万从外省来巴黎的人。他们有些来学习做生意，有些没学成就在公共工程里找活干，还有些人什么工作都没有，因为一来经济低迷，二来巴黎禁止外省人员迁入。他们参与起义是为了表达他们的绝望和愤慨。起义者中很多都是这些最贫困、受剥削最严重的工人，这解释了为何这么多被逮捕的人都住在最破旧的贫民窟里。另一个事实更体现了社会绝望的景象。大批参加起义的都是已婚已育的老工人，如果这种家庭里的丈夫或父亲被判死刑、监禁或流放，整个家庭都将蒙受苦难。而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站在街垒之上，这更表明了他们遭受的苦难之深。
• Polynesia

  2021-10-27
  1848年匈牙利民族主义和法国民族主义的两个例子表明，所有关于民族主义的表述，不管是“种族”还是“公民”，都具有潜在的侵略性和排他性。“公民”理想深深植根于一种假设，即民族是选择问题，公民个人决定居住在特定的国家并遵守其法律，从而享有公民应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融入这种公民秩序的代价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之中（比如说，身为选民、士兵、官员或公立学校的学生），个人必须把自己国家公民的身份置于首位。他们的宗教归属感、阶级归属感、地域归属感，甚至民族归属感都必须排在第二位——最好是落后很多的第二位。这些身份形式可能会破坏公民秩序，必须降至公民的个人生活层面。中欧和东欧的情况与西欧不尽相同，这里的民族主义基于一种更排他的“种族”或“文化”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广泛植根于共同的语言、宗教，乃至历史宣称的“血缘”或者“人种”的紧密联系。这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否认一些人的公民权利，这些人生活在特定的国家，但是并没有被视为同一种族的一部分……在1848年的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发展并不是因为东欧人和中欧人比同时代的西欧人更顽固不化。事实上，这是历史和政治环境所致，历史和政治环境对当年的革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一直拥有稳定的领土边界，这对它们而言多多少少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但东欧和中欧民族则完全没有。1848年，那里的民族主义者面临着十分棘手的任务，即从多民族的帝国中创立新的民族国家。他们预期中的国家还没有固定的边界，即便它存在于历史记忆中，事实上早已丢失多年，现在可能受到其他民族的质疑。……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建立自己领土范围明确、政治边界固定的国家，它要在外族的霸权和征服下延续下去，它的生命线就会变成民族的文化、语言、宗教、共有的历史，以及共同的血统意识。然而，这种民族主义的幼苗到20世纪后期结出了苦果。至少在巴尔干半岛，新民族国家的出现带来了新的民族...
• Polynesia

  2021-10-27
  1848年见证了欧洲自由主义者明确地屈服于更黑暗的民族主义冲动的事实，这是1848年的悲剧之一。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民族愿望相互冲突，不同民族的战略利益和领土利益相互对抗，当他们看清这些利益关系时，多数自由主义者会全力支持自己民族的愿望或需求。他们极少认可其他民族的观点，因为认可则意味着默认敌对的民族愿望是有合理之处的。这些自由主义者为自己争取权利和自由，却通常否认其他民族也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由此产生的冲突，对欧洲民族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专家常常对“公民”类型的民族认同与“种族”类型的民族认同加以区分。第一种理论从政治层面定义民族：每个公民明确选择或暗示愿意作为同一共同体一起生活。正如法国学者欧内斯特.勒南（ Ernest Renan ）在1882年所说的一句名言，国家就是心照不宣的“每日公民公决”。这里所说的民族只是政治共同体：一个人的民族是由他的意愿所决定的，他愿意与其他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愿意生活在特定国家法律之下。“公民”类型的民族主义能够吸收不同的族群，使之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族群原有的民族认同即便不是完全消除，也会被新的民族身份超越。“种族”民族主义的骄傲在于拥有同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源与传统，且这个民族的血缘源自同一个祖先。这个共同的祖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也可能是神话中的。无论一个人做什么，身处何方，他始终是某一特定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血缘”关系和文化常常被用来证明或解释这种亘古不变的归属感。……
• 布尔夏德

  2020-02-24
  对赫尔岑来说，旧的社会政治秩序在革命中会被完全破坏，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很明显，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在1848年。这一代人要做的是根除旧的统治，只有这样，后人才能收获他们播种的果实。他告诉萨沙：“这一代人只是修了座桥，给将来的陌生人使用。你也许会在某天见到他……我恳求你不要停留在此岸……宁愿与革命一起灭亡也不要领取反动政府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