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叙述方式

• 四万

  2021-04-09
  俄罗斯人越过乌拉尔山以后，一路东行，于17世纪中叶侵入黑龙江流域。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了第一个双边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两国的东部边界，也允许两国之间进行商业贸易。最初的中俄商业贸易以俄罗斯商队，尤其是国家商队的形式进行：商队大约经尼布楚到达呼伦贝尔、齐齐哈尔带，然后南下，由喜峰口进入北京。交易的地点在北京。俄罗斯商队的主要商品是上等皮毛，多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当地民人的“进贡”（税收），存放在俄国财政部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仓库里。上等皮毛在俄罗斯欧洲地区并非稀有，运回的成本也大，若运到北京销售，换回俄国所需的丝绸、瓷器等东方商品再销售，有着较大的利润，也有助于解决俄国东部地区的财政困难。这是对俄国政府极其有利的交易。
• 琵琶鱼

  2021-02-17
  年纪大了，“成熟”了，说话与做事都不想“冒尖”了。“耳顺”之后尤是如此，只想在平静的生活中做点平实的学问。大约过了“不惑”之年后没多久，有一天突然想到，我不要再去说那些有深度有深意的话，即不必多做深论。史家的本事应是为史，史实就是第一位的，于是开始了“史实重建”的工作。从追求卓越到追求平常，境界一下子不那么高尚，学术档次也下降得比较快，亦有一些朋友为我而担心。我却以为，平实与平静似也属于一种可以追求的境界一当你看到了世上的极光，再多的感慨与叹息也会自然地离你而去。
• 琵琶鱼

  2021-02-17
  陈先生以道德文章立身，他之所以被人们不断想起或说起，显现出来的，是那种思想的力量。思想比生命更长久。生命将会过去，也必然过去；思想却有可能长存。那种具有魅力而长存的思想，不是那种短暂的火花，而是能够照亮人们心灵的长亮不绝的光。
• 琵琶鱼

  2021-02-17
  历史研究的最初动因和最终目的，皆是揭示真相。外交活动有着诸多的烟雾，所谓“外交辞令”即对真相的掩盖。
• 琵琶鱼

  2021-02-17
  任何一国的外交，都是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所谓的“双赢”，大多只是理论上的正确，实际存在的却是交换。在帝国主义时代，弱肉强食的行动也罩着文明与野蛮之别的外衣。民族主义是本国外交的基础，也是近代外交官的信念。然而，外交史的研究却不同，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会自我限制研究者的视野，也不太容易得出中肯的历史经验。在中国的近代，除了大量军事失败，还有大量的外交失败，完整准确地总结外交失败的教训，应是外交史研究者给予今人的贡献。
• 琵琶鱼

  2021-02-17
  历史学所追求的，不是义理上的正确，而是事实的真相。揭露和批判是重要的，但这种揭露与批判所依据的事实，是由历史学家来建构的。历史学家要明确自己的责任，从史料基础出发，从史实重建出发，不增不减，不丑化不美化，不从臆测的前提出发，建造出一块块结实有分量的石块。这是我们的学术责任，也是历史的叙述方式。
• 琵琶鱼

  2021-02-17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比较晚近的事情应该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论等领城中进行研究，他们有着比较大的倾向性；历史学会比较麻颁，因为它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中立的原则，避免过度的倾向性。
• 琵琶鱼

  2021-02-17
  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行为的传统规则。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史，空气中荡着儒家文化的“王风”，骨子里又是强权政治的霸道。虽说是“霸王道杂之”，但“王风”真遇到霸道，还只能是甘拜下风。
• 琵琶鱼

  2021-02-17
  历史最为根本的特点是“不可改变性”，历史学家最为基本的态度是“不可去假设”。
• 琵琶鱼

  2021-02-17
  袁世凯是清末产生的新一代军人。与前一代湘、淮系统帅不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辈皆是儒生，科举出身，到了刘坤一等后辈，仍恪守儒学的教义，但袁世凯从小就以不读书出名；他与后一代留日土官派军人也不同，蔡锷、阎锡山、蒋介石等人从日本接受了西方思想的转手货，而袁世凯除了西方武器，似不喜欢西方的一切。袁世凯一代军人是利益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而对于政治信仰之类的，他们可以去说，也会说得听起来不错，但不会照着做。
• 琵琶鱼

  2021-02-17
  清朝的灭亡与明朝不一样。明朝的灭亡是征战的失败。清军的铁骑一路扫荡，虽有投降的官员与士人，但许多读书人是不合作的，是抵抗的。忠明与殉明，是当时官员与士人所认定的最高境界，许多人出于多种原因没有做到，被认为是怯儒的、自私的和不道德的，尽管也是可以原谅的。清初的统治由此也遇到了许多麻烦。清朝的灭亡完全是内部的崩溃。在中央，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绝对不忠于清朝；在地方，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苏巡抚程德全等人是主动革命。各省咨议局作为清朝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普遍地同情或参加革命，其中许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作为清朝统治机器中最重要的部分一军队，多有反叛，尤其是新军，在镇（师）、协（旅）两级的高级军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几乎没有…
• 琵琶鱼

  2021-02-17
  人类对历史的解说有着各种差别，不在于认定历史是否进步，而在于解释历史进步的原因不同。
• 琵琶鱼

  2021-02-17
  历史学是以史料为基础的，没有史料的突破，思路又有什么意义呢？历史学是不那么浪漫的。
• 琵琶鱼

  2021-02-17
  到了今天的国际环境，两国之间应当“存异”而不必刻意“求同”，对于国家利益不应有丝毫的客气，更不必去追求“友好关系”一一所谓的“友好关系”，往往夹杂着国家利益的退让，最后都是靠不住的。世界上的事情，有多少恩便有多少怨，有多大惠便有多大仇。两国关系的“双赢”，通常只有理念上的意义，在至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多见的是“双输”。不如各家过日子，来往的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
• 琵琶鱼

  2021-02-17
  历史是可以亲近的，不仅在史籍里，也在于现实之中。历史学家携着史籍中的知识，果敢地重返历史现场，所获得的知识是叠加的，所获得的感受是自然的，会有批判，会有同情，更多的是理解，也能距历史的真实更近。
• 寒寒寒蛩

  2020-01-16
  我一直坚定地以为，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不是那个苦难岁月[1]，而（是）二十多年后的那场“文化大革命”。[1]文中指抗战时期。
• 看莫扎特的面子

  2019-07-27
  就在胡志明的陵前，我突然想到，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应当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千万不要追求什么特殊关系。作为历史学家，我大体知道中越关系的历史——传说、北属、独立、朝贡等多种形态交换更替；到了越南的阮朝，与法国交好与交恶，与中国的清朝恢复宗藩关系；此后是中法战争、法属时期、日本占领时期，再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再后又是“地区霸权主义”……所有这些，大体都可以看作特殊历史的特殊关系，恩恩怨怨，波澜频起。到了今天的国际环境，两国之间应当“存异”而不必刻意“求同”，对于国家利益不应有丝毫的客气，更不必去追求“友好关系”——所谓“友好关系”，往往夹杂着国家利益的退让，最后都是靠不住的。世界上的事情，有多少恩便有多少怨，有多大惠便有多大仇。两国关系的“双赢”，通常只有理念上的意义，在至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多见的是“双输”。不如各家过日子，来往的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
• 看莫扎特的面子

  2019-07-27
  人们的眼光，似乎都在寻找旧日的倩影。历史是可以亲近的，不仅在史籍里，也在于现实之中。历史学家携着史籍中的知识，果敢地重返历史现场，所获得的知识是叠加的，所获得的感受是自然的，会有批判，会有同情，更多的是理解，也能距历史的真实更近。
• 看莫扎特的面子

  2019-07-27
  “红色通道”自然是满洲里历史的一部分，且是较小的部分，选择这一部分历史作为城市的集体记忆，反映出选择者的主观意志——强调中国革命者与苏联的历史联系。我在靠近铁路的居民区小广场上看到周恩来石像，基座上的文字说明其建造理由：周恩来曾经由满洲里前往苏联。
• 琵琶鱼

  2021-02-17
  从最远端开始，由最宽处放眼，是历史学家对待现实问题的习惯性思路。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问题的本原，才能看清多重且交错的关系。历史学家不能提供解现实问题的答案，但历史学家却能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历史知识正是观察与处理现实问题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