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大变局

• 之龢

  2017-10-11
  耿定向早在隆庆元年就提出过这一问题，过了十多年再度提及，他感受到‘异议’压力之巨大，即他所说的‘或胶于言论意见之异同’，‘或眩于传闻疑似之群吠’。这次依然如此。皇帝把他的奏疏交给礼部尚书沈鲤，要他召集廷臣集议，廷臣意见分歧，难以取得结论。幸亏内阁首辅申时行及时插手，才促成此事。申时行在看到耿定向奏疏时，就向神宗皇帝递上奏折，支持耿定向的意见。他向皇上分析说，王守仁的思想出于《大学》和《孟子》，陈献章的思想出于宋儒周敦颐、程颢，并非自创一个门户。因此他认为，王守仁和陈献章从祀孔庙，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效果。他在题为《遵明旨析群议以成盛典事》的奏疏中说：‘先该御史詹事讲建白，先臣王守仁、陈献章从祀学宫。或又訾诋守仁，议者纷纷，迄无定论。今该部巍复议，乃请独祀布衣胡居仁，臣等切以为未尽也。彼訾诋守仁、献章者，谓其各立门户者，必离经叛圣，如老佛庄列之徒，而后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学》，良知本于《孟子》；献章言主静，沿于宋儒周敦颐、程颢，皆祖述经训羽翼圣真，其自创一门户耶？事理浩繁，茫无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启关钥，在宋儒已然，故其为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独守仁、献章为有门户哉？其谓禅家宗旨者，必外伦理、遗世务而后可。今孝友如献章，出处如献章，而谓之禅，可乎？气节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业如守仁，而谓之禅，可乎？其谓无功圣门者，岂必著述而后为功。夫圣贤于道，有以身发明者，比于以言发明，其功尤大也。其谓崇王则废朱者，不知道固互相发明，并行不悖。盖在宋时，朱与陆辩，盛气相攻，两家弟子有如仇隙，今并祀学宫，朱氏之学既不以陆废，今独以王废乎？大抵近世儒者褒衣博带以为容，而究其实用，往往病于拘曲而无所建树；博物洽闻以学，而究其实得，往往狃于见闻而无所体验。习俗之弊沉痼久矣！今祀守仁、献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实学之自得，而不专于见闻。斯于圣化岂不大有裨益乎？’
• 之龢

  2017-10-11
  他的结论是：‘守仁之世近矣，然能树标帜于献章之后，而担荷甚重。献章之遇诎矣，然实启关钥于守仁之先，而造诣最醇。今遗书具存，谆谆乎仁义忠信之谈，娓娓于子臣弟友之际，其于弘阐圣教，醒寤后学，为效卓尔。世之讥献章者曰“偏于静”，讥守仁者曰“偏于知”。以为窃陆九渊、杨简之绪而近禅。臣以为非笃论也……使二臣得事圣门，方且躐游夏而希回赐，何疑于一从祀哉？’陈于陛是笃信朱子学的，以为朱子学是正学，如欲垂范天下，非朱子学不可，能有如此境界极力主张陈献章、王守仁从祀孔庙，实属难能可贵，也可见当时舆论在这一点上也已取得共识。
• 之龢

  2017-10-06
  中国的传统思想一向是批评奢侈风尚的，以为社会习俗由俭入奢不是一件好事情，这是从道德层面思考的结果。如果从经济层面来思考的话，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晚明的江南，经济突飞猛进，蚕桑丝织业与棉纺织业由农家副业一跃而为主业，李伯重把它称为‘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与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有相似之处。他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的导论中说，‘所谓早期工业化，指的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他研究了1850年以前三个世纪江南工业的发展，得出的结论是：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社会日渐富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正德、嘉靖间松江府上海县人陆楫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者。他在《蒹葭堂稿·杂著》中，批判了正统的禁奢观念，为奢侈辩诬，以深邃的目光 论证奢侈风尚的经济意义，谱写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极有价值的一页。故而笔者不厌其烦地援引于下，以飨读者：‘论治者数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何者？势使然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持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也。”若使倾财而...
• 之龢

  2017-10-05
  乾隆时人胡琢在《濮镇纪闻》中说：‘南新街，明时屡举佑圣会，称极盛’；‘每数载，于三月三日迎佑圣会，称为胜举……犹于日间迎会，夜间迎灯，一国若狂，至今此风未艾’。他还引用谢天瑞《鹤林新露补》的一则记载，反映了康熙时期濮院镇迎神赛会的盛况：‘余于康熙庚子、辛丑间，见嘉兴濮院三月三日有佑圣会，吴江有五方贤圣会。碎剪锦绮，饰以金玉，穷极人间之巧，靡费各数千金。舾舟万计，男女咸集，费且无算。’看来从万历至康熙，这种奢侈风尚始终未曾停息，在地方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不过这种奢侈排场，并非为奢侈而奢侈，而是和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迎神赛会的这一天，乡人每一圩各装一船，举行划船会，用松毛作棚，船中敲锣打鼓，有人椎髻簪花，扮作蚕妇，先翻‘叶仙诗’，占卜桑叶价格高低；接着又把‘把蚕’、‘称茧’、‘缫丝’等举动，占卜蚕丝丰歉。又有人扮作农夫，占卜田岁丰歉。濮院镇四乡划船数十艘，往来如织，装载士女前往观赏的船只更多，民间谓之‘闹清明’。这种闹清明，并不把祭祖扫墓放在第一位，而是突出与当地民生休戚相关的蚕桑业，关联到桑叶价格的高低、蚕丝收成的好坏，为此祈求蚕花诸神庇佑，带有明显的市井色彩、商业色彩。此后的年中行事，几乎都与蚕桑事业息息相关。小满时节，有所谓‘动三车’仪式，即开动丝车、油车、水车，意味着农忙季节已经到来。从这一天开始，家家关门闭户，叫做‘蚕关门’。直到采茧时，才开禁，亲戚之间才 可以互相走动，叫做‘蚕开门’。七月十五日的中元节，有盂兰会、水陆道场、翻经会，乡人以为此类活动‘利于蚕花’，趋之若鹜。十二月十二日为‘蚕生日’，养蚕人家开始暖蚕种，并做蚕茧状的汤圆——茧圆来祭祀灶神，祈求来年蚕桑继续兴旺。当人们把民间信仰与日常生产、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当宗教活动与生计活动融为一体的时候，信仰的色彩逐渐淡去，演化为代代相传的习俗，这是和市场经济繁荣趋势相一致的巨大进步。
• 千船

  2017-09-11
  尧时之洪水，周初之猛兽。
• 千船

  2017-07-18
  坊间私刻，举发重治勿饶！
• 千船

  2017-07-18
  后来的事实证明，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李贽的著作不断再版，其他“违背经传”的著作也禁而不止。
• 千船

  2017-07-18
  “近日非圣叛道之书盛行，有误后学，已奉明旨，一切邪说伪书尽行烧毁，但与其焚其既往，不如慎其将来。以后书坊刊刻书籍，俱照万历二十九年明旨，送提学官查阅，果有裨圣贤经传者，方许刊行。如有敢倡异说，违背经传，及借口著述，创为私史，颠倒是非，用泄私愤者，俱不许擅刻。”
• 千船

  2017-07-18
  （冯琦）忧心忡忡地问道：“世道溃于狂澜，经学几为榛莽。部科交列其弊，明旨申饬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变其习者，何也？”即使遵照圣旨“尽焚其所著书”，也不能解决问题：“即如烧毁异说，去年亦奉有明旨，督学而下何曾禁止一处，烧毁一书？等经学于弁髦，得诏书而挂壁。如此，即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复何益？”
• 千船

  2017-06-15
  入试礼部不第，焚毁京兆所给路券而归
• 千船

  2017-06-09
  况世爵定典，论功有六：一曰开国，二曰靖难，三曰擒反，四曰平番，五曰御胡，六曰征蛮。
• 千船

  2017-05-17
  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
• 千船

  2017-04-19
  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
• 千船

  2017-04-19
  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
• 之龢

  2017-10-15
  次年，复社人士乘金陵乡试之机，在 冒襄（辟疆）的淮清桥桃叶渡河房，召开大会，正式发布《留都防乱公揭》，声讨 阮大铖，在《公揭》上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领衔的是东林弟子代表顾杲，天启被难诸家代表黄宗羲。这篇檄文揭露阮大铖的逆案祸首老底，写得慷慨激昂，气势夺人：‘杲等伏见皇上御极以来，躬戡党凶，亲定逆案，则凡身在案中，幸宽鈇铖者，宜闭门不通水火，庶几腰领苟全足矣。矧尔来四方多故，圣明宵旰于上，诸百职惕厉于下，犹未即睹治平，而乃有幸乱乐祸，图度非常，造立语言，招求党类，上以把持官府，下以招摇通都耳目，如逆党阮大铖者可骇也！大铖之献策魏珰，倾残善类，此义士同悲，忠臣共愤，所不必更述矣。乃自逆案既定之后，愈肆凶恶，增设爪牙。而又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所至有司信为实然，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至地方激变，有“杀了阮大铖，安庆始得宁”之谣。意谓大铖此时亦可稍惧祸矣。乃逃往南京，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儿舞女充溢后庭，广厦高轩照耀街衢。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惑，即有贤者，亦噤不敢发声。又假借意气，多散金钱，以至四方有才无识之士贪其馈赠，倚其荐扬，不出门下者盖寡矣。’
• 之龢

  2017-10-14
  其中的深意大可玩味。邹振环说：‘利玛窦撰写《天主实义》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既要力求向追求理性的中国人灌输这些属于异质的天主教教义教理的因素，又要尽可能地在保持基督教之宗教独立性的前提下，与儒家的伦理观念进行必要的妥协。我们从《天主实义》一书可见，面对这一难题，利玛窦在两者的张力之间显示了自己最高的睿智……大量征引儒家典籍并加以发挥，努力以一种貌似儒家学者的态度，采用儒学术语来批驳佛老，是《天主实义》的一大特色。为了争取上层士大夫的支持，利玛窦努力寻找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切合点。’因此，他的援儒入耶的适应策略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欢迎。
• 之龢

  2017-10-07
  这些解释都有根据，也言之成理。不过王阳明本人并不就事论事，立论更为高远，这就是他在答复罗钦顺的质疑时，所强调的基本立场：‘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这是他的思想宣言，也是他始终坚持的根本观点，在于友人论学时，他再次重申这一看法：‘夫君子之论学，要在于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也，未敢以为非也。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这是他对儒家经学传统作了深刻批判之后，悟出的真谛。在他看来，六经非他，乃是‘吾心之常道’，《易》是‘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书》是‘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诗》是‘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礼》是‘志吾心之调理节文者’，《乐》是‘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春秋》是‘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又说，六经是‘吾心之记籍’，六经‘具于吾心’，就好像‘产业库藏’具存于家中，记载不过是‘名状数目’而已。但是后世学者不明白这个道理，‘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六经矣’。于是他毫不留情地谴责经学家‘乱经’、‘侮经’、‘贼经’：‘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 之龢

  2017-10-05
  相隔二十年后，唐力行在《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中回顾这篇文章【龢注：《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还颇为激动。他说：‘自明末直至上世纪70年代，史家众口一词地指责嘉、隆年间的海商为“倭寇海盗”。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对待传统史学的问题。不少史学工作者至今没有突破忠君爱国的正统观念，他们以是否能保持封建王朝的稳定性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而不是以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作为研究工作的着眼点。戴裔煊先生以耄耋之年推出他的开创之作《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为“倭寇”正名，其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勇气是可钦的。’他还说，1990年文章发表后，居然引来了麻烦——‘被列入有组织的批判对象之一’。时过境迁之后，唐力行感慨地说：‘此事并未了结，恐怕也难了结。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势下，2005年网络和舆论对亦寇亦商的王直的功过是非发生激烈争论，浙江丽水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教师，趁着夜色，带着斧头和榔头来到安徽歙县，热血沸腾地将刻有王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毁。上海《新民晚报》也接连刊出整版的文章为之推波助澜。’这确实是值得深长思之的。人们应当反思，对历史的无知是多么得【龢注：原文如此】可怕。
• 之龢

  2017-10-05
  这种情况大体从明中叶开始显现，到万历年间日趋明显，以后愈演愈烈，直到清朝前期依然如此。康熙《淞南志》引用‘旧志’说，从明朝以来，‘人有恒产，多奢少俭’，入清以后犹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则家无担石者十居其五，而饮食服饰竞以侈靡相尚’。该志书编者引用清初余起霞的话来证实这一点：‘吾乡习尚日异月新，余幼时见亲朋宴集，所用不过宋碗，其品或四或六，其味亦只鱼虾鸡豕；婚娶盛筵果单，实以枣栗数枚而已。自后，宋碗变为宫碗，宫碗又变为水盘，水盘又变为五簋十景九云锣。其中所陈，穷极水陆。一席所费，可作贫家终岁所需矣。往时及见里中素封之家，所服不过褐苎而已，今则绸不足而纱之，纱不足而缎之，缎不足而绫之、锦之，甚且袭以银鼠、褐以紫貂。一帽也，倏而昂其顶，倏而广其檐。一履也，俄而镶其面，俄而厚其底。如是者谓之时人，否则，群以村汉目之。举世滔滔，莫知所自始，亦莫究其所终。’如此追求时尚，一顶帽子，时而讲究高顶，时而讲究阔檐；一双鞋子，时而讲究镶面，时而讲究厚底，与今日的时尚风气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追求排场，挥金如土，还自诩为‘时人’——时尚中人，也就是当今所谓引领潮流的时髦人物，他们眼中的‘村汉’，犹如现今上海人眼中的‘乡下人’。看了这条史料，生活于现今上海的笔者，竟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淞南志》的说法并未夸张失实。明末松江诸生吴履震也有类似的看法：‘今富贵佻达子弟，乃有绫缎为裤者，暴殄何为？奢侈之俗，纨绔之俗，吾松更甚于他方。毋论膏粱势厚，弃菅蒯而贱罗绮，下至舆台仆隶，咸以靡丽相矜诩。’
• 之龢

  2017-10-02
  德国学者耶格尔（Freidrich Jaeger）在《德国历史中的记忆文化》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历史意识并非只瞄向过去，历史恰恰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提出晚明的大变局，并不是故意耸人听闻，而是希望人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回过头去看一看16世纪至17世纪的中国曾经发生的巨变，不仅对于重新评估晚明史，而且对于看清近代史以及当代史，都有莫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