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党权与党争

• 怪怪物

  2017-04-06
  如汪精卫公开声称：“国民党的政权，是费代价而来的，谁个不愿意，也须费点代价，想政府无故而让，是做不到的。”
• homer

  2017-02-04
  从1924年起，国民党师法俄共（布）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又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亲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成立了五院，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治的那些委员会；而在苏俄那样的党治国家里，有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委员会，却无分权的独立机关。国民党兼收并蓄，漏洞百出。
• homer

  2017-02-03
  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党员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和党部对行政机关的统制，是确保和强化执政党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
• homer

  2017-01-30
  胡汉民在“四一二”清党后，对中共的口号魔力仍心存余悸，认为口号是中共的一大利器。中共除公开宣传自己的政见主张外，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控制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除汪精卫一度让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外，在实际运作层面，中共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影响随处可见。
• homer

  2017-01-26
  预备党员制的作用，主要在于考察要求入党者的个人品质及对党的信仰是否坚定，借以防止思想不纯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确保党组织的纯洁性。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改组时，几乎照抄俄共党章，唯独未采纳这一制度。
• homer

  2017-01-25
  党员人数的多寡，是衡量一个政党组织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政党组织实力的充分发挥，还有赖于其内部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协调性与实际运作的有效性。
• newleft

  2014-12-05
  1942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命周天贤为湖南省党部委员，后有人告发周根本不是国民党员，中央组织部十分尴尬地撤回任命。更为荒诞的一例是，1946年国民党中央第53次常会郑重决议：“永远开除宗维泰党籍。”不久，中央组织部发现，宗维泰并无党籍。
• 希夷子

  2013-04-24
  萨孟武承认，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而薄弱的原因不在于国民党不想博得社会全体人民的欢心，反而在于国民党太想迎合社会全体人民的意思，结果反而一无所获。萨孟武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当时国民党的两难处境。
• 杰先森

  2020-03-01
  在孙中山的理念中，本无阶级之分，也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他看来，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孙认为中国是“患贫，不是患不均”；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 杰先森

  2020-02-29
  共产党的“文斗”毕竟敌不过国民党的“武斗”。合作破裂后，国共双方都总结各自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从中得出了“枪杆子里画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薺介石得出的结论亦相似。他说，国共之间只能拼武力，不能拼党力，如果国民党也搞起工农运动，不管成败如何、“逃不出共产党之掌握”。此也足见中共的组织运作技巧给蒋介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 杰先森

  2020-02-29
  中共内部，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自然心中有数；而国民党方面、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则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中共党员的身份不对国民党公开。1926年6月将介石在理党务中要求中共将党员名册提交一份给国民党中央。中共并没有提交。蒋介石感叹：“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的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 盒中甲虫

  2019-12-23
  本案所展示的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三者之间实践关系的复杂面相，引发我们对国民党政权阶级基础的再思考。国民党执政以后再声称其代表“全民”利益，而事实上，“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1932年，国民党学者萨孟武曾撰文批评国民党代表“全民”之失策。他指出：“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利害是不能一致的。我们绝对不能同时得到他们两者的拥护。我们要想得到资本家的拥护，便须放弃劳动者；我们要想得到劳动者的拥护，便须放弃资本家。如果我们同时希望他们两个阶级都来拥护，则我们的政策只能模棱两可。然而模棱两可的政策，终久必为他们所厌弃。”萨孟武还称：“我们如果要得到劳动者的援助，我们对内须先确认生存权制度，对外无妨与第三国际合作。如果我们一方面大喊打倒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他方面又反对第三国际；一方面保护资本家，同时他方面又欲无伤劳动者的感情，则我们在国际上必致孤立无援，在国内必定得不到任何人民的同情，其结果，我们的党便失去力量。”萨孟武承认，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而薄弱的原因不在于国民党不想博得社会全体人民的欢心，而在于国民党太想迎合社会全体人民，结果反而一无所获。口萨孟武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当时国民党的两难处境。
• homer

  2017-02-03
  在今日的中国，独裁的反面，决不是民主，而是多裁和割据；反对独裁，也决不能造成民主政治，而是造成多裁和割据。
• 希夷子

  2013-04-26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自1947年起，停发县级党务经费，让县以下基层干部自谋生路。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县党部仅留下一两人做做例行的“总理纪念周”，有的县党部干脆人去楼空，空悬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任其在风雨之中摇曳。 此情此景，寓意着国民党早在军事大溃败之前，实际上已“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 希夷子

  2013-04-24
  在与党方论辩过程中，资方始终以“尊崇法治”相标榜，指责党方将党权置于法律之上，是违背约法，违反法治。资方声称：“同人爱护党国，爱护秩序，不得不爱护法治”。“欲谋劳资之相安，必先尊崇法治；欲尊崇法治，必排斥法律以外所用之一切非常手段。”公开质疑和否定国民党党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威。资方还引用1928年7月国民党公布的《治权行使规律案》规定人民之生命财产与身体自由皆受法律保障为依据，指责党方强迫资方开工，是剥夺人民财产自由，认为只有在资方营业违法时，法律才能停止其经营，但法律并未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得强迫其营业。国民党所制定的约法既保障人民财产私有权，即不容非法剥夺。指责党方“不导民以循律守法，而代以非常手段”，是自乱法治。资方还引民权主义为立论依据，声称“民权主义之最高原则，政府者，人民之组织，非政府之组织”，亦即否认国民党对国家政治资源的垄断。
• καλὸς κἀγαθός

  2021-12-29
  在“三友案”中，资方与国民党中央进行了激烈的较量。从执政党一方而言，政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其首要目标，为此，任何足以威胁和动摇其政权基础的社会阶级冲突都必须加以扼制。无论是工人罢工，还是资本家歇业，均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和不安。国民党执政后虽然没有绝对禁止工人罢工和资本家歇业，但无论是罢工还是歇业，均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三友案”之所以激化为国民党党方与资方的对垒，即因为资方歇业已逾越了国民党控制阶级冲突的限界。资方延不复工，纠纷久延不决，引起千余工人失业，以至工人绝食，全沪各业工会同情声援，中共有可能乘机出动……这一切极有可能激变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通过政权力量采取非常手段加以干涉，强制资方开工。以往国内学者注意到1927年以后国民党抑制和限制工人运动，认为其动机是出于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在“三友案”中，国民党地方当局虽有偏袒资方的表现，但国民党中央民运会则更多地抑压资本家，对资本家阶级一再予以措辞严厉的谴责和痛斥，乃至最终修改《劳资争议处理法》，以对付资方的顽抗。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中央民运会最为关心的是“千余工人失业、绝食，势必引起社会恐慌，危及社会治安”，谴责资方“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党治”。国民党中央在处理这场劳资纠纷时的表现，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某一特定阶级的利益，不如说主要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当某一阶级的行为危及和冲击其统治秩序时，无论该阶级是劳方或资方，国民党均有可能采取非常手段加以干涉和扼制。它有时可能压制工人，讨好资本家；有时可能抑制资本家，同情工人。当工人以过高的要求和过激的手段对付资本家时，势必打击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进而影响实业的发展和国家的财政税收，政府不能坐视不管。同样，当资本家对工人压迫过甚，激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以至引起社会恐慌时，政府亦会加以干涉和扼制。
• καλὸς κἀγαθός

  2021-12-29
  1926年，《国闻周报》发表一篇题为《知识阶级与革命》的文章，颇值一引：民国以来，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岁以数千计，各省中学毕业学生，岁以数万计。大学专门之毕业学生，一部分欲进为学者之生活，作高深之研究，希于世界学艺界中，占一地位，以谋国家社会精神上物质上两方之进步发明，则国家无最高学府以养成之，社会无学艺机关以奖进之，甚至以教员终身，亦复为饥寒交迫。其大部分欲投身社会者，则政府机关肥美重要之差缺，大小人员，概都与军政要人有连，绝无容纳学校出身人才之余地。闲散职员，为数无几，幸而得之，亦得枵腹从公，等于坐毙。至私人机关，本属寥寥，而当事人物，大都脑筋陈旧，厌恶学生，不但非技术人员不肯录取学生，即技术人员亦不乐用专门。故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除有父兄及其他特别关系者外，欲循正当轨道，以求容纳于社会者，百不得一。若夫中学毕业学生，除一部分进入专门大学者外，更无消纳之处。试问此每年递增之数万以上之毕业学生，欲求学不可得，欲作事不可能，生机断绝，路路不通……当年富力强之时，正心粗气浮之际，其心理若何，其愤慨若何，故在今日学校之失业青年，在社会上政治经济之组织，咸怀极端不满之意。苟有可乘，便思破坏者，与其谓为思想所激，勿宁谓为生计所迫。近来南北学生，纷纷投效革军，冒白刃而不辞者，为数日多。吾人一考其动机，实不胜同情之感，而深为国家社会惜者也。……每年加增数万知识阶级之失业者，即无异每年加增数万知识阶级之革命者。民国十五年矣，以抽象的统计，此种知识阶级因生计而迫于过激者，已在数十万以上，今后数目，再与年俱增，今后势力，即与年俱长。加以无知识阶级之失业者，因战事关系，数亦猛进。知识阶级者，利用于上，无知识阶级者，奔走于下，大势所趋，无论当局压迫之武力如何强固，现在社会之组织，必有根本破坏之一日。诚为人类之大不幸也。
• Rafa

  2020-03-08
  从1924年起，国民党师法俄共（布）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又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设立了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的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治的那些委员会；而在苏俄那样的党治国家里，有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委员会，却无分权的独立机关。而国民党则兼收并蓄。事实证明，这种兼收并蓄，弊漏百出。一方面，国民党对政权的独占和垄断，意味着孙中山所设计的民主宪政蓝图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民主宪政目标，又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也市场成为体制外势力用来批判和攻击其党治的有力武器。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一党专政，而在实际运作中，其组织散漫性，又像西方议会政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国民党实际上根本不具备专政的社会条件和自身实力。抗战前夕，国民政府仅控制了约25%的国土和66%的人口。由于党力不足，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在共产党哪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蒋介石最为倚赖的是军队，而不是党。在蒋介石重军轻党思想主导下，军权日趋膨胀，党权日趋低落。从中央至地方，军权凌驾于党权之上，党治徒有其表。名义上是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实际...
• 牵着熊猫上街

  2019-03-29
  党员入党前不培养，入党时不考察，入党后不训练，人人可以自由入党。大多数党员平时游离于党组织之外，与党组织不发生关系，党组织很少有事找党员，党员也很少有事找党组织，多数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不缴纳党费，工作调动时不转移党籍，违法乱纪时不受党纪惩处。人称挂名党员
• 希夷子

  2013-04-23
  也就是说， 80％以上的中学毕业生或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或因自身学力等因素而不能升入大学或出国留学，自然也就失去了跻入上层知识精英行列的机会，但他们对社会承认的期待和往上爬升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因已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而不愿认同于普通民众和甘居社会下流，但他们的知识、学力和能力又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谋得一个相当的职位。他们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会地位不稳定而产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同时又因目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败落和衰颓而心怀焦虑。这双重的失意、焦虑、无望乃至绝望，使他们很容易被某种意向高远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自然也最易在这一处于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蕴育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