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朝廷

• Zophiel

  2024-03-08
  此外，我们还可以加上“有着特殊权力，在官员的治地进行系统性的巡查”，即巡抚和总督。巡抚（字面意义是“出巡安抚之人”）是中央派出的家产制代理人，以协调和监督省级官员。这种指派最早出现在1391年，当时朱元璋派遣太子“巡抚”陕西。约三十年后，1421年，永乐皇帝派26位最信任的官员巡抚帝国各处；然而，这种做法直到1430年“才成为一个稳定模式”。在明朝，任命“出巡安抚之人”——或“全面协调之人”——开始是暂时的，由朝中权贵、六部侍郎出任。从1453年开始，巡抚也被授予副都御使或佥都御史衔，这赋予他们弹劾官员的权力并可以接近皇帝。总督（字面意思“全面负责”）一职最早授予兵部尚书或侍郎，负责处理地方上超出了一个省法定权限的军事问题。最早对于总督的特别任命是在1441年；然而，从1450年开始，所有派到地方、有着特别（以及可能是暂时）军事任务的高级京官，都被授予此衔。然而从纯粹分析的角度看，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明朝家产制做法应该被认为是“汉人”所固有。我们可以很容易将明朝统治家产制诸方面，追溯到上一个王朝——元朝时蒙古统治中国内地的传统。明史专家们承认，“正式建立于1368年的明朝与元朝在组织结构上很像”，的确，家产制统治的概念也绝好的描述了元朝的部落之上的政治组织。学术权威们已经指出，“元朝政府在结构上，是部分家产-封建制，部分官僚制”。换言之，元政权这一“半公开”和“表面官僚化”的本质，与“家产制官僚”的分析框架很契合。当然，当明初统治者和官员们开始对明国家结构剧烈变革时，他们抬出了带有民族蕴意（“汉人”）的历史先例（基本上来自唐朝和汉朝），作为他们行动的意识形态的辩护理由——所有的行动，都“反映出他们深信，刚刚覆亡的蒙古统治早已剥夺了他们作为汉人的真正文化身份”。然而，在历史学家看来，从先前一个时期，回归有着更“...
• Zophiel

  2024-01-08
  对于民族在家产制国家中作用的研究，或被疏忽或分析上存在着混乱，尤其是在中国历史领域。这种混乱许多可以追溯到使用韦伯的理论探讨中国帝制晚期的历史。韦伯在巨著《经济与社会》中对于“中国家产制官僚”的描述，建立在他对明朝（1368-1644）的官僚与君主间持久紧张关系的理解之上。韦伯清晰的描述了“中国”（明朝）的“家产制官僚获益于······占有土地的贵族阶层的完全缺位”，故而“能够组织对官位侵夺的重现，能够抑制有着固定保护关系的形成以及地方名流对于官位垄断的出现”。对此，韦伯继续写道：“皇帝的家产制政权通常使用的手段：短暂任期、官员任命排除在亲属所在地区（例如回避制度）以及利用密探进行监视（所谓的科道官员）。”这一“中国家产制官僚”的分析没有注意到民族问题。即便如此，由于其解释力及圆融表达，韦伯的“中国家产制官僚”极大地影响着后来的中国历史研究学者，包括清史学家。已故的魏裴德教授，可能追随韦伯，更可能是追随他的导师、喜好韦伯的列文森教授——他是将家产制统治概念运用到中国晚期帝制国家历史的最积极支持者之一，同韦伯异议，魏裴德将“中华帝国的家产制”与“明朝专制制度”划等号，将“家产制”理解为“任命官员进行的统治”，这有着韦伯思想的印记。明朝国家无疑是“家产制”的。明朝缔造者朱元璋及其最早期的继承者，都是强有力的“家产制官僚”的推进者和维护者。明朝皇帝持续不断的反对士人—官僚（士大夫）重申特权的斗争，导致了中央政府的全面重建，其顶点是1380年2月17日明廷有效地将官僚机构“斩首”——这是明朝缔造者朱元璋申张其家产制特权的分水岭。此外，“沿北部边境，使用皇子作为皇帝的代理人”，以及在情报和安全事务方面使用锦衣卫和太监，是家产制机器膨胀确切无疑的表现。此外，我们还可以加上“有着特殊权力，在官员的 治地进行系统性的巡查...
• Zophiel

  2024-01-05
  据布莱克对韦伯的解读，这类政治组织有两种表现形式：（1）家产制王国和（2）家产—官僚制帝国。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幅员和辐射力。家产制王国乃“其中的小者，在机构和统治上更接近家长制家庭所体现出的理想”。家产—官僚制帝国更强的扩张性迫使统治者制定“一整套策略和方法，允许······在辽阔地域、众多人口和高度复杂的国度，存在已弱化的个人、家庭主导的统治”。 这些策略和方法中最重要的，是统治者培植家产制依附者，这些人在正规的行政机器之内，可以担当文武官员，故而有利于垄断“任何中央统治者权力的两种决定性的来源：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收入，我们称之为‘赋税’，以及军事与维持治安的权力”。埃利亚斯的这一表述与韦伯原有的重点有些不同，他认为，最具决定性的权力杠杆，不是军事和司法，而是军事和财政。 然而，韦伯和埃利亚斯都同意，“由那些首先要忠诚于个人而不是王朝或机构的士兵所组成的”军队，形成了一切家产制机器的基础。由于其规模和复杂性，“家产制皇帝的军队分成两个集团：皇帝的私人家内士兵，以及主要属下（常常是皇帝同族）的士兵······后者注定听命于他们的指挥官而不是皇帝。”在民事领域，“（统治者的）家内控制向外延伸，这产生了家产制之外的官员”，它们“既非依存者，也非官僚”，只是在一个“处于家产制王国的家内机构向高度官僚化体系的近代国家过渡的中间型机构工作”，因此，一个家产—官僚制帝国的制度架构内的官缺，“界定得并不严密，安排得并不完美”——这显然不同于现代官僚制度职责分明的层级制。那些在家产—官僚行政中的官员，因个人条件——“忠诚、家族和地位”及“读写等技能”而被选中。没有固定的薪俸作酬劳，这些官员被赋予了其他“各种好处，比如有权得到应上缴国家的某些收费、赋税或物品”——从现代观点来看，这可以说是“包税”或“腐败”。韦伯和埃利亚斯...
• Zophiel

  2024-01-05
  1979年，约在傅礼初与读者分享他对于未来清史研究看法的同时，研究莫卧儿帝国的史学家布莱克，尝试使用韦伯的“家产—官僚制帝国”的框架重新解释莫卧儿帝国。布莱克自陈其目标是挑战以下认识：视莫卧儿帝国为“合理、具有高度体系化军事、行政和法制框架的英属印度帝国的不发达先行者”。他认为，“视莫卧儿帝国为家产—官僚制帝国，是一种更富成果的取向，这更接近本土思想，更能与其他学者关于前近代国家的著作一致起来。”这里，我采纳了类似的方法来研究清朝，希望进一步推动前近代王朝帝国的比较研究。 很显然，布莱克“很大程度上利用了韦伯关于家产制国家的著作”，描述了一种前近代国家形成的模式，将“仿效家长制家庭的一种私人、传统的权威”作为其首要原则：
• 以逆为名

  2023-08-29
  简言之，民族对于大量的历史参与者——清廷、精英以及普通百姓一意义重大，但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民族，不论在史料中是否说得清楚，是共享的虚构之物（一种社会范畴和话语），通过它，各种各样历史的行动者寻求建构、博弈并了解各种他们生存于其间的现实的意义。当然，民族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然而也是一种可操作或是活生生的、塑造着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建构。面
• 冰点

  2022-11-04
  从最基本的后勤和物资形式来看，南巡很像皇帝打猎和军事演练。前面数页所开列的章程和做法也适用于每年木兰秋狝(满文Muran iaba)对仪卫扈从和宿营的安排。 从组织和人员构成看，这一移动的朝廷绝对属于旗务。在皇帝巡幸期间，除了提供侦察、踏勘以及安全保障，这些听命于兆惠、努三等人指挥的皇帝护卫人员，在皇帝狩猎过中也起着关键作用。他们负责侦察皇帝特定打猎区域，接下来在更为广阔的木兰围场找到合适地点搭建皇帝的大本营。 军事战争、木兰秋称和南巡，后勤办理人员都是同一群人，这意味着在江南巡幸时，乾隆朝廷就像进行某种军事演练的一群民族征服者精英。……南巡使得清廷重建了一个在马背之上和营帐之中更具机动性的朝廷。它们也让人联想到由乾隆家产式统治机构(朝廷贵族和八旗精英)的杰出成员所主导的季节性迁移和军事演练的尚武传统。就此而言，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大张旗鼓地以移动的朝廷出现，也是用一种微妙的方式提醒所有的人：江南只是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帝国进行踏勘、考察、规划和驻防的一个部分而已。……结论在上面描述皇帝南巡的规模及范围时，我已经触及了一些象征物以及意识形态话语，它们将盛清朝廷置于运动之中的复杂过程赋予了意义。从最基本的后勤和物资供应看，南巡与高度仪式化的军事演练类似，绝对是由家产制的附庸们(满洲、蒙古贵族和八旗精英成员)主导的。出巡期间，每日重建马背之上、营帐之中的朝廷，强调的是非汉起源的统治家族和征服者精英。在这一点上，南巡是有着军事表现形式与嵌入了民族意义的清朝主权——就是我所称的民族一王朝统治的投影。然而，突显民族一王朝的威权，未必是乾隆皇帝努力塑造民众对于他南巡看法的唯一手段，他也摆出了引人注目的皇仁姿态，其中最重要的是蠲免田赋、物资援助以及展示整肃的官方。尽管朝廷多方努力，但备办巡幸进展得并不总是很顺利。各省人力财力的大规模动员常常令地方疲于应付，并可能破...
• 冰点

  2022-11-04
  王朝孝道的民族—王朝意义已显然不同于皇太极时期(也许更早)。具体地说，清廷对于孝道和“法祖”原则的意识形态挪用可上溯至1636年，当时皇太极实行了大范围的制度改革，包括对于八旗上层进行家长制任命以集中皇权，仿效明朝建立家产制官僚机构，将王朝的国号从“后金”改为“大清”，皇太极称“皇帝”而不再是“汗”，以及改采用一个新的年号“崇德”。在这一系列改革的同时，皇太极保留了满洲人的制度。他将金朝未能保持旧有部落习俗与它后来的消亡联系起来，这并非偶然。皇太极为了避免金朝的命运，拒绝一些汉官采纳明朝服饰的建议，告诫诸王及以下部民，保持并传播满洲人的服饰和语言，最重要的是，要发扬骑射的传统。刘泽华认为，这些“祖制”对于现在高度政治化、文化保守以及嵌入了民族意义的“法祖”概念来说，是第一要义。 到了乾隆朝，这些“祖制”包括了巡幸活动。……结论南巡是由康熙皇帝1680年代开创、乾隆皇帝在1740年代重新开始的更广泛地恢复巡幸的一部分。在1680和1740年代来自清廷的辩护话语中，各种巡幸，包括季节性狩猎，甚至康熙朝的军事战争，被用于呈现一套相当抽象的美德，包括了法祖、无逸、勤政、习劳、安民。本章关注这些有着交叉的话语，以阐释我称之为巡幸的民族—王朝原则(ethno-dynastic imperative)。由于皇帝对于巡幸的声明用的是抽象和灵活性的概念(孝道、勤政、仁慈)，因此它们在意识形态上所起的作用，是割裂“所指”。质言之，皇帝为巡幸礼节的辩护，“通过明指一事而暗指另一事，以及通过将这些若干指称物，以一种有助于维持支配关系的方式缠绕在一起”，而产生了意识形态的效果。康熙和乾隆皇帝关于他们巡幸的意义和目的的声明，旨在增强征服者精英的政治声望，从历史上看，这是清政权内部不断变化的一小部分。至此，应该说已很清楚，巡幸是一种高度争议的礼仪活动，是清朝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冰点

  2022-11-04
  简言之，巡幸是有多层意义因而具有高度争议性的礼仪活动，纵观历史，有关为政之道和政治权力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借巡幸得以表达并相互博弈。巡幸的典制，有意识形态的强效，因为经典表述的内在开放性以及在日益演进的官僚抗议传统中君主移动性的意义不断发生着变化。本章的目的是通过重新考察历史上的一些关于巡幸的争议以及其中的紧张关系，还原巡幸的各种意义。我一开始扼要地评论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军事化治理形式的巡幸的起源，然后跟踪前帝制时代，这一做法转化为一种理想化(即“开化”)的宽仁文治的形式。接下来，我分析了在官僚抗议的修辞传统之中(此种抗议从宋代[960-1279]以降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巡幸日益被人轻视。最后，我探讨了巡幸在宋代以后的发展——尤其是汉族士大夫将巡幸描述为在北方的非汉政权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高度军事化并蕴含民族意义的行动。上古的出巡、狩猎与战争巡幸或称巡狩，起源于古代的打猎活动。巡狩一词在起源上是指夏、商、周时期——并称为“三代”——贵族武士参加的大规模、大范围的打猎活动。这种打猎处于分散的社会政治秩序的中心位置，这时中央集权国家还没有形成，文武间的功能和文化还没有分野。在统治者本身就是贵族武士的时期(他们的政治地位仅仅是虚名)，最早的巡狩将演武和监管结合了起来。“巡狩”一词或是其中的“巡”字、“狩”字在最早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没有出现，而现代学者从分析“巡”字和“狩”字推断出，巡狩在上古是一种高度军事化的政治控制手段。…………因为早期的统治者常常进行军事战争、打猎以及巡游，中间没有停顿。多数情况下，这三种活动相互重叠，可以视作一种管理和控制模式的不同方面。打猎既是军事力量的展示，也是在田野训练军队的手段。从本质上看它是针对世袭的诸侯及其领地，处于惩罚性的战争和行政监管之间的一种很微妙的活动。从公元前十七世纪到公元前八世纪，巡狩是由当时连年不断且无规则可言的战争以...
• 冰点

  2022-11-04
  嵌入了民族意义(意识形态)的家产制对于民族(ethnicity)在家产制国家中作用的研究，或被疏忽或分析上存在着混乱，尤其是在中国历史领域。这种混乱许多可以追溯到使用韦伯的理论探讨中国帝制晚期的历史。韦伯在巨著《经济与社会》中对于“中国家产制官僚”的描述，建立在他对于明朝(1368-1644)的官僚与君主间持久紧张关系的理解之上。韦伯清晰地描述了“中国”(明朝)的“家产制官僚获益于……占有土地的贵族阶层的完全缺位”，故而“能够阻止对官位侵夺的重现，能够抑制有着固定保护关系的形成以及地方名流对于官位垄断的出现”。对此，韦伯继续写道：“皇帝的家产制政权通常使用的手段：短暂任期、官员任命排除在亲属所在地区(例如回避制度)以及利用密探进行监视(所谓的科道官员)。”这一“中国家产制官僚”的分析没有注意到民族问题。即便如此，由于其解释力及圆融表达，韦伯的“中国家产制官僚”极大地影响着后来的中国历史研究学者，包括清史学家。已故的魏斐德教授，可能追随韦伯，更可能是追随他的导师、喜好韦伯的列文森教授——他是将家产制统治概念运用到中国晚期帝制国家历史的最积极支持者之一。同韦伯一样，魏斐德将“中华帝国的家产制”与“明朝专制制度”划等号，将“家产制”理解为“任命官员进行的统治”，这有着韦伯思想的印记。……然而从纯粹分析的角度看，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明朝家产制做法应该被认为是“汉人”所固有。我们可以很容易将明朝统治家产制诸方面，追溯到上一个王朝——元朝时蒙古(成吉思汗)统治中国内地的传统。明史专家们承认，“正式建立于1368年的明朝与元朝在组织结构上很像”。的确，家产制统治的概念也绝好地描述了元朝的部落之上的政治组织(在第一章我称之为“帝制联盟”)。学术权威们已经指出，“元朝政府在结构上，是部分家产一封建制，部分官僚制”。换言之，元政权这一“半公开”和“表面官僚化”的本质，与“家产制官僚”...
• 宫保鸡丁

  2019-11-07
  ……到十六世纪初（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许多汉族士大夫反对巡幸的想法，不仅因为它们将君主人身置于危险境地，而且因为它们与并不遥远的契丹、女真和蒙古统治者季节性的迁移和打猎相似。
• 凤九

  2023-02-11
  《起居注》记载，康熙皇帝自己承认，此行是“仰体皇考未竟之志，来发祥故地，谒太祖、太宗山陵”。只有在“祭礼已成”，他才认为“朕怀大慰”。孝道的话语，既是安抚官僚的姿态，也是民族一王朝必胜信念的意识形态表达。大臣们盛赞康熙皇帝“精诚至孝，古帝王所未有也”，这反映出康熙皇帝已找到了一种言辞之道，使自己的首次巡幸能迎合汉族士大夫，而此等情感也激励了民族一王朝荣誉。
• 凤九

  2023-02-11
  为了调和由于相似（文化的同化）所带来的合法性与由于不同（民族的区分）所产生的支配之间的紧张关系，康熙和乾隆的朝廷运用了王朝孝道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此过程中，他们将巡幸鼓吹为爱新觉罗家族（以及广而言之，整个满洲人的）祖先在文武两方面的美德。此外，南巡是1680和1740年代更广泛地恢复巡幸的一部分，它们也是旨在促进清朝民族一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建构。
• 凤九

  2023-02-11
  乾隆朝来华的朝鲜使臣注意到了如此频繁的外出活动，他向国王报告：“皇帝不肯一日留京，出入无常，彼中有‘马上朝廷’之谣矣。”
• 宫保鸡丁

  2019-11-09
  组织结构的影响似乎应从相反的方向考虑，欧立德指出，在清朝，满洲人狩猎形式的启示，才是北京重新布局的根本原因，尤其重要的是“安营时，兵丁的帐篷围绕御幄形成了一个保护圈一这一做法极易让人联想到蒙古人的斡鲁朵（ordo）”。懂了十号线上的那些地名！
• 宫保鸡丁

  2019-11-10
  乾隆皇帝不仅想向非汉族的部落首领炫耀江南的繁华，而且也向他的方臣民展现他在内亚军事统治的切实证据。皇帝所编排的内亚人土和汉族精英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见面，意在提醒双方，他们只是个幅员更为辽阔、多民族帝国的一部分，这一帝国不是任一特定疆域所构成，而是由一个移动满洲朝廷的军事力量和美德所建立。这正是民族一王朝主权的意义所在。对于我们立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南巡期间，内亚陪臣现身江南，给学者及商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些人来自塞外极远的被征服地区，表明了朝廷对他们的胜利与统二。更直白地讲，清朝当权者在南巡期间所要表达的，既有军事的又有民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