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为何成群地来

最新书摘:
  • 凛冬韧脊
    2019-12-09
    在这套丛书中还有一个“新处”,但它内隐在篇章的撰述之中,就是大为借重电子文献数据库中的史料。网络与电子数据库的发展,使得研究者不再像以前那样耗费许多时间反复査阅史书(当然精读史书仍是第一要义,才不至于脱离脉络,也才能有机地掌握历史),或四处求索相关研究信息,以建立相关的辅助性知识。
  • 凛冬韧脊
    2019-12-09
    葛兆光:汎森兄这次在复旦大学讲“执拗的低音”,重点是针对晚清民初思想和学术史,倡导回到岔路还没有分的起点。所以可以称为“重访历史”。以前,老辈会教导我们说,前途多歧路。如果走了一段,你还是没有把握走得对不对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退回去,回到岔路还没有分的时候,重新去寻找前途。所以,我以为汎森兄这次讲的重点,在于“发潜德之幽光”,就是发掘被遮蔽的、被边缘的、被忽略的、被西化大潮所淹没的、被搁置下来的东西。他关注的重点,与我关注的重点虽然也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但也有交又的地方。其实,重新发掘传统被忽略、被遮蔽的东西,常常是变化的前提,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常常“以复古为革新”的环境里,人们每次要往前走的时候,都会习惯地往后看一下。因为传统不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传统的意义就像一个大仓库,当我们遇到新问题的时侯,总是要在这个仓库里面找些什么,
  • 凛冬韧脊
    2019-12-09
    葛兆光:汎森兄说得很对。不过,我们现在有很多好的条件,可以看到更多的老旧期刊,有更多的资讯。这样,重访起点的时候就容易多了。比如,很多历史论述变成单一主线,与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意识形态必须塑造一个历史主线来支持其合法性。问题是,历史学家应该跟主流意识形态捣捣乱。主流意识形态希望大家都在前台看戏,傻瓜一样随着指挥棒同悲同喜。但历史学家老是要到后台捣乱,想看看忽悠我们的那些演员卸妆之后,究竟原来是什么样。历史学家有两种,一种是给意识形态以学理支持,这就把历史越来越塑造成一条主线、脉络另一种历史学家会不断发掘被压抑的东西,瓦解意识形态的主线论述。所以,就看历史学家自己定位的责任感在哪里。王汎森:我们对知识的了解、定义、诠释、范围,很多是跟着课本走的,不自觉的,就像突然一阵风吹来,全部脱离了古书原来的范围,转换成教科书中的新定义、新概念,此后大家承受而不自知,几乎不再意识到其中有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
  • 凛冬韧脊
    2019-12-09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台湾人文基础不够丰厚的问题。金校长提到大学里面只传授“真”,没传授“善”、“美”。我有一个观察,西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了一种价值中立化的潮流,如高等教育机构慢慢也避免牵涉价值层面的议题,而趋于中立化,就像大学中的教堂原本是要给你一些德性陶冶的,现在没有了。同样的,192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学术文化也有类似发展。这个演变的背景就是1940年代哲学家贺麟所讲的近代中国文化中的一股“非人格化”( depersonalization)趋势。他指的是在近代学术文化中,价值与人格的层面被摆放一旁的奇特现象。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时,曾规定大家读《孟子》,这是他晚年很大的一个改变。在我二十多年前写的一本有关傅斯年的英文书中提到,傅斯年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隐然认为“真本身就涵盖“善”和“美”,包括胡适之也有这样的想法。但傅斯年晩年在台大当校长时,把《孟子》定为必修,这个转变就是希望大学教育要注重价值层面,对抗前述价值中立化、非人格化的趋势。经过了大半个世纪,今天的情形依旧如此。虽然台湾现在的学术研究水平,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都较以往进步许多,但在价值面向没有任何着墨,不只在大学,整个社会本身也是如此。
  • 凛冬韧脊
    2019-12-09
    第三,自由、民主、科学的台湾社会,在文化上又面临什么问题?那就是缺乏深厚的人文精神及文化基础的反思与价值建构。我记得2008年《思想》季刊上曾有几篇论文检讨台湾自由民主的发展,认为近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在发展过程中,有愈来愈形式化的倾向,脱离了原先富有人文、精神意义的内容,也认为现在的自由民主变得只有框架和制度,形成一种窄化的现象。早期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民主,基本上比较整全,具有强烈的伦理、德性、共善、精神、意义、价值等层面,但在当代,尤其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以来,自由民主慢慢变得只强调程序,而忽略了原有的丰厚文化内涵。我个人相当同意这样的反省。
  • 怀疑的一代
    2023-01-14
    Ken-neth Burke认为我们不可能把这个世界原样表述,所以一定是用某几个指标来表述。。例,用周期表来表述整个化学世界、用若干指标来估测径济状况,但它门并非金部。用Kenneth Burke的话,人门永远只能部分地表述事情,对一件事我们说了一些,但我门同时也隐蔽了另一些。但在这一波无听的高教指标运动中,人们以为“指标”可以表述全部的事情。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痛责任何将人文现象化约为指标的现象,认为凡是要量度事物时,便要将它们固化、僵化成为可以量度的标准。
  • 好烦的小海君
    2022-12-26
    在人文社会学中“论文文化”的压倒性胜利,表现为学术界普遍轻视或怀疑书的严谨性与贡献度,狂热地追逐SSCI或其他有指针系统的学刊。学者的考绩与升等成绩表中倾向于把“期刊论文”放在最前面,而把“专书”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或是仅仅当作“参考”。
  • 自伯之东
    2022-05-31
    葛兆光:比如,很多历史论述变成单一主线,与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意识形态必须塑造一个历史主线来支持其合法性。问题是,历史学家应该跟主流意识形态捣捣乱。主流意识形态希望大家都在前台看戏,傻瓜一样随着指挥棒同悲同喜。但历史学家老是要到后台捣乱,想看看忽悠我们的那些演员卸妆之后,究竞原来是什么样。历史学家有两种,一种是给意识形态以学理支持,这就把历史越来越塑造成一条主线、脉络;另一种历史学家会不断发掘被压抑的东西,瓦解意识形态的主线论述。所以,就看历史学家自己定位的责任感在哪里。王汎森:我们对知识的了解、定义、诠释、范围,很多是跟着课本走的,不自觉的,就像突然一阵风吹来,全部脱离了古书原来的范围,转换成教科书中的新定义、新概念,此后大家承受而不自知,几乎不再意识到其中有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葛兆光:不过仔细想想,其实我们三个人(在使用“执拗的低音”这一概念时)强调的重心不一样。丸山真男讲的是日本本土的文化,儒家经典、佛教、朱子之学等外来文化作为日本的主旋律,实际上,也不断被作为本土文化的“执拗的低音”修正。而汎森兄强调的是在主流文化中,也许会忽略掉可以作为新资源的被压抑的东西。我强调的呢,是主流的声音是怎么样在嗡嗡的背景下被烘托出来。各自强调的面不同。
  • 自伯之东
    2022-05-01
    我们不知道后现代究竞还会流行多久,但它有其正面意义,那就是提醒我们,作为一位历史家,承认人的有限性。我们反省近百年甚至数十年来的历史,后现代提醒我们一件事,它是这么多东西下的产物,有这么多的先入之见、背景、权力、政治、文化社会因素支配他的写作,所以史家是极为有限的,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要时时以此提醒自己,这是本世纪末这么风行的后现代所要流传久远的部分。
  • 2021-08-10
    而这一篇《真正的哈佛》(1903)是一百多年前,威廉·詹姆斯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文中提到:“思想是我们大学的珍贵种子。最值得人们合理仰慕的大学是因它的课程不拘一格,哺育如此丰富多样富有生命力的理想,亦给这些理想的价值的实现开阔了广阔的天地”,“孤独的思想者,最不会感到孤独,最能积极深入,和能产生最丰富思想的大学”。詹姆斯说:“真正的教会永远是看不见的教会。”(我用的是中译本选集之翻译)我扩大威廉·詹姆斯的这句话为“真正的哈佛永远是看不见的哈佛”,不是技转的多少,不是成立几家公司,而是思想的陶冶或哺育丰富多样富有生命力的理想等看不见的东西。
  • 2021-08-09
    许倬云先生向我提起:“王汎森是余英时的学生,我们都喜欢他。现在已经不凡了,将来会成大器。”从普林斯顿学成后回到史语所,王汎森很快被公认为台湾史学界的新星,成为史语所所长和中研院院士,在行政事务与学术研究之间游刃有余。王汎森:我认为,十五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变化很大,这五百年西方的变化也很大,所以这五百年是很重要的。我不把这几百年切开来看,因为这段历史跨度长、变化大,能观察的东西多。那也是我隐隐觉得中西开始分叉的很重要的一个时代。当然没有两个文明是一样的,但在此之前,我觉得中西分流没这么大。我一直受一个说法的影响:一个历史学者深受他研究对象的左右,选中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和一个平凡的时代,能发挥的余地不大一样。王汎森:我不敢预测,不过可以确定会有一些新做法。譬如把过去一二十年各种新研究方向,综合成一个新的理论的养分;譬如在思想史方面,把现实生活世界跟思想、制度做更巧妙的结合;譬如不把古人打扮成现代人,不把中国历史打扮成西方历史,而是多层次地细致地了解古代的思维,或是更多地把历史看成四面八方的因素作用而成,同时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也回向四面八方起作用。不过,史学有一些基本的任务与特质,如何守住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 嘉宇山水
    2020-08-01
    阅读经典一方面是要“照着讲”,同时也要“接着讲”(冯友兰)。不管“照着讲”还是“接着讲”,最后“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
  • 嘉宇山水
    2020-08-01
    阅读古往今来的经典,除了应当虔诚地学习它的道理、它的论题、它的词采外,还要进行一种密切的对话。对话的对象可以是永恒的真理,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无论如何,在与经典密切对话的过程中,读者不断地“生发”出对自己所关怀的问题具有新意义的东西来。
  • Binns
    2020-01-09
    杜希德教授的推薦信及審查報告,一向以嚴格公正著稱。因爲嚴格公正、秉筆直書,所以下筆有時是很凶的。
  • Binns
    2020-01-09
    目前爲止很多人認爲我最好的書,是我二十幾歲剛到史語所那一年所寫的那本書。我在那本書花的時間並不長,那本書的大部分的稿子,是我和許添明老師同時在當兵的軍營裏面寫的,而且還是用我以前舊的筆記寫的。大陸這些年有許多出版社,反復要求出版我以前的書,尤其是這一本。我説:“不行。”因爲我用的是我以前的讀書筆記,我怕引文有錯字,因爲在軍營裏裏面隨時都要出操、隨時就要集合,手邊又沒有書,怎麽可能好好的去核對呢?而如果要我重新校正一遍,又因爲引用太多書,實在沒有力氣校正。
  • Binns
    2020-01-09
    我記得二零零八年《思想》季刊曾有幾篇論文檢討台灣自由民主的發展,認爲近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在發展過程中,有愈來愈形式化的傾向,脫離了原先富有人文、精神意義的内容,也認爲現在的自由民主變得只有框架和制度,形成一種窄化的現象。早期從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民主,基本上比較整全,具有强烈的倫理、德性、共善、精神、意義、價值等層面,但在當代,尤其是羅爾斯的《正義論》以來,自由民主慢慢變得只强調程序,而忽略了原有的豐厚文化内涵。
  • 嘉宇山水
    2020-08-01
    我认为人文像空气一样,空气要抽光了才能了解它的重要性。
  • 會川
    2020-05-05
    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这个题目我非常喜欢,因为这个题目,对大家多少都有实际的帮助。如果下次我必须再登台演讲,我觉得这个题目还可以再发挥一两次。我是台大历史研究所毕业的,所以我的硕士是在台大历史研究所,我的博士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取得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有硕士、有博士,因此我以这两个阶段为主,把我的经验呈现给各位。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位有成就的学者,我也必须跟各位坦白,我为了要来做这场演讲,在所里碰到刚从美国读完博士回来的同事,因为他们刚离开博士生的阶段,比较有一些自己较独特的想法,我就问他:“如果你讲这个问题,准备要贡献什么?”结合了他们的意见,共同酝酿了今天的演讲内容,因此这里面不全是我一个人的观点。虽然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出版了,但不表示我就是一个成功的研究生,因为我也总还有其它方面仍是懵懵懂懂。我的硕士论文是二十年前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博士论文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你说有特别好吗?我不敢乱说。我今天只是综合一些经验,提供大家参考。一、研究生与大学生的区别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研究生和大学生的区别。大学生基本上是来接受学问、接受知识的,然而不管是对于硕士时期或是博士时期的研究而言,都应该准备要开始制造新的知识,我们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时都会领到看不懂的毕业证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问了一位懂拉丁文的人,上面的内容为何?他告诉我:“里头写的是恭喜你对人类的知识有所创新,因此授予你这个学位。”在中国原本并没有博硕士的学历,但是在西方他们原来的用意是,恭贺你已经对人类普遍的知识有所创新,这个创新或大或小,都是对于普遍的知识有所贡献。这个创新不会因为你做本土与否而有所不同,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很用心、很深刻的思考,大学生和研究生是不同的。(一)选择自己的问题取向,学会创新你一旦是研究生,你就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不只是要完全乐在其中,更要从而接受各种有趣...
  • 风挑一点灯
    2019-10-24
    司马辽太郎即说武田信玄偏于独创,而再了不起的独创者也还是有一个特定的范围,敌人反而比较容易猜到他的下一步。Kenneth Burke认为我们不可能把这个世界原样表述,所以一定是用某几个指标来表述。例如,用周期表来表述整个化学世界、用若干指标来估测经济状况,但它们并非全部。不过我们应该有一种自觉:自觉到近代学术发展中曾经经历过一种无所不在的西方建构,自觉到从本土的经验与学术研究中可能提出独特而有意义的理论建构。我的意思是要“重访”,但不是要不经研究地复古,而是重新了解它的“正形”。我的理解是人们往往要经过几度的“自我坎陷”之后,才能重新去掌握历史文化的“正形”。而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它的特色就是“与其他学科相通”,好的问题就好像一个房间,它里面有好几扇窗能够互通其他学问,往往其他的学科一个念头,或者一种新的说法,总是能够互相在某种程度上相通,这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将来史学研究,碰到的问题是事务官太多,政务官太少。
  • Binns
    2019-12-30
    其實早期美國蘭克學派的學生很少人真正讀過《蘭克全集》,多只是就各人興趣專長,讀個一鱗半爪。產生關鍵影響反倒是伯倫漢(E. Bernheim),他把蘭克史學和實證主義哲學(positivism)混合,其《史學方法論》一書影響很大,許多人透過伯倫漢的書而接受蘭克史學,如史語所創所人傅斯年被認爲創辦了「中國的蘭克學派」,但實際上他一生只提到過蘭克兩次,他的藏書中也沒有蘭克的書籍,但是我注意到他把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書皮都讀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