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蝶：一个滇南小镇的政治史
最新书摘：
-
月瓦戈医生2020-12-30就此时期的基层建政与边疆治理而言，官制体系的不完备与监督考核的缺失、南京国民政府基层干部素质的低下与妄为，是其统治根基不牢的制度根源。加之长期的战争，无度的征调、苛派以及基层干部的腐败，更是侵蚀着其本不稳固的制度大厦。从未间断的官民冲突，就是乡村社会对官僚化的地方精英所代表的国家权威合法性的质疑与否认。而这种怀疑、对抗的情绪一旦有合适的时机便会爆发出来。
-
月瓦戈医生2020-12-30在南京国民政府基层建政过程中真正获益的是地方精英，对国家权力的占有和对地方资源的合法汲取使其获得巨大的利益。乡村由精英主导的“自定规则”与官方的“公共规则”的混合，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特征。由政府权威的干预扩大化为基础的掠夺与被掠夺，使得此时期国家与社会呈现零和博弈关系。国家权威通过官化的地方权威延伸到基层的同时，也使得旧时由中间组织代理的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因地方失去代理人而呈现“单轨政治”的特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冲突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士绅与官员的共同利益意识。以功利为官的价值观因地方精英的官僚化，而进入基层权威系统并肢解了之前地方精英与乡村社会相互默许的“契约”关系。
-
月瓦戈医生2020-12-30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其所面对的是“蜂窝状”的地方社会。走“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道路，中央政府必须获得基层政权强大的财政支持并拥有可靠、庞大的基层干部队伍，然而这些正是南京国民政府所不具备的。其自身理论的缺陷以及基层可靠干部的奇缺，使得国家权力在下沉到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严重的渗透性危机。国民政府在不得不选择地方精英组织基层政权的同时，也促成了地方“私权”向“公权”的转变。政权现代化的目标所需要的结构集中与整合，也只停留在机构建制和身份委托的表面，未能实现有效的管辖和深度治理。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精英与地方利益的脱离一方面便于推行、贯彻国家意志，而另一方面则是地方精英为巩固自身地位而利用国家权威祸害乡里、瞒上欺下，损公肥私。
-
月瓦戈医生2020-12-30由于士绅逐渐退出乡村控制，出现“一种道德、素质、能力每况愈下的替换，从而日趋恶化了农村的社会环境，农村的破产在优秀人才流失和乡绅素质下降的趋势中加剧，实际上形成了无可逆转的恶性循环”。
-
月瓦戈医生2020-12-30以科举选士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的选官方式一方面为国家政权提供了数量巨大的行政人员，另一方面也创造了众多的地方社会的实际控制者——士绅阶层。科举制将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并在地方形成了“官绅合治”的局面。正是因为庞大的士绅阶层的存在，尽管“经常改朝换代”，也没有触动“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没有影响到基层社会的治理，“国家权力衰败主要限于中央权力而非地方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