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

• 看不见的城市

  2021-12-06
  在强调阅读的个性上，普鲁斯特的话变得越来越有权威。于是写作与阅读相交汇：读就是写，写已然是读，因为写作在《重现的时光》中被描述为翻译，翻译某内在文本；阅读则被描写为一个新的翻译，翻译另一内在文本。普鲁斯特的结论是：“作者的义务和使命，就是翻译家的义务和使命。”（Proust, 1989, p.469）写作与阅读的二极对立，消融在翻译中。套用索绪尔的术语，我们说具体文本之于文学代码和规约相当于“言语”，之于阅读却又相当于语言，因为每个个体阅读都是该书的“言语”。以既是“语言”又是“言语”的书为中介，两种意识在交流。
• 看不见的城市

  2021-12-04
  阅读，尤其是重读，就是进行对比。
• 梧鸣室

  2021-04-29
  批判之批判，评判文学研究就是评价它们的关联性、一致性、丰富性复杂性，即那些似乎经不起理论冲击但争议最少的标准。就像民主一样，批判之批判是体制中最不赖的东西；虽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但我们毫不怀疑别的体制会更差。我没有为某一个理论辩护，也没有为常识辩护，却倡导对所有理论的批判，其中也包括对常识的批判。唯有困惑，乃文学的伦理道德。
• 梧鸣室

  2021-04-29
  这就是理论无法取胜的原因，它无法消灭读者的自我。理论包含着某种真理，所以它充满魅力，但它不可能包含所有的真理，因为文学现实无法全然理论化。在最为理想的情况下，我对理论的笃信只能部分地影响我的常识，就像那些天主教徒们一样：只要自己觉得合适，教皇关于性问题的说教不听也罢。
• 梧鸣室

  2021-04-29
  文学理论应该承担起厘清这些一般假设的责任，以便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些窍门、技巧、方法和一整套工具，将之运用于文本，也不是用一些抽象的行话和一些莫名其妙的新术语来吓唬读者，而是以大家对文学的简单的、含混的理解为基础着手分析。理论追求的目标是常识的崩盘。理论抗拒常识，批判常识，将常识斥之为一系列（作者的、世界的、读者的、风格的、历史的、价值的）幻象，文学研究若想成为真正的文学研究就必须摆脱这些幻象。然而，常识对理论的抵制厉害得令人难以想象。据保罗・德曼的观察，理论与抵制是必然相伴生的难兄难弟；没有常识对理论的抵制，理论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 梧鸣室

  2021-04-28
  作品越来越有名气，越来越好读，甚至因为他们的阅读品位就是这本书培养出来的作品价值一旦开始提升，就很有可能进人加速度的轨道，因为这种提升会使作品成为文学评价的标准：作品的成功证明它是成功的作品。
• 梧鸣室

  2021-04-28
  西奥多•阿多诺认为，只有一部作品的初始效应被驱散、被超越或被戏拟之后，该作品才会成为经典。按照这一推理，初期的读者只能是误读者：他们爱作品的理由一定是一个有问题的理由。正确的理由唯有等待时间来揭示。正确的理由在首批读者选读该书时也在暗中起作用，但那时他们还不明白那到底是什么。
• 梧鸣室

  2021-04-28
  经典文学浑然天成，它“不抱怨，不呻吟，不会自怨自艾。悲痛有可能导致过激，但美总是安详的”。美是坚实的、坚强的、合理的不知“忧郁”为何物。此时的经典已不再是1850年的经典，已经偏离其原义……圣勃夫不再暗示未来会补偿那些不为同代人所理解的大作家；经典作家心平气和，知足应时，不怨天尤人，也不会危及身后之名。此刻的参照唯有过去，就此而言浪漫情调是一种病征：“浪漫者忧古怀旧，比如说哈姆雷特；他追求自己没有的东西，直到云那边天尽头…”……卢梭的忧郁表明，革命的憧憬其实是乌托邦的源头
• 梧鸣室

  2021-04-28
  所谓风格之本的同义现象，其实并不是风格存在的不可或缺的理据。同义现象固然充分地保证了风格的存在，但做此规定有点过分，代价过高。风格存在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要宽松、随便得多，没那么严格。古德曼是这样看的：“风格与内容之间的区别并不意味着同一个东西一定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它只意味着所说之物与表达形式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伴生关系。"换言之，为拯救风格，大家没必要非得相信严格意义上同义现象的存在，只需要认为相似的东西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或反之，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可以表达种种相类似的东西。风格之假设，简单地说，即内容变化与形式变化——在广度上、张力上——并不是等值的，反之亦然；换言之，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绝不是一一对应的。
• 梧鸣室

  2021-04-28
  作者或文本至上，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文学的（实证主义或纯形式的）客观话语；读者至上，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文学的主话话语，介于二者之间的立场，似乎都比较脆弱，难以自圆其说。进行学术争辩时，走极端的话总是比较容易出现，说到底，我们不是偏向朗松就是偏向普鲁斯特。实际上我们生活在（和参读在）二者之间。就像所有人类体验那样，阅读体验必定是双重的、模糊的和撕裂的：它介于理解与欣赏、文献与寓意、自由与局限之间，介于关注他人和体验自我之间，可中庸之道不为真正的文学理论家们所推崇。然而，在《雷蒙・瑟邦辩》文中，蒙田说：“为打败别人而先丢失自己，这未免也太冒失了！”
• 梧鸣室

  2021-04-28
  在强调阅读的个性上，普鲁斯特的话变得越来越有权威。于是写作与阅读相交汇：读就是写，写已然是读，因为写作在《重现的时光》中被描述为翻译，翻译某内在文本；阅读则被描写为一个新的翻译，翻译另一内在文本。普鲁斯特的结论是：“作者的义务和使命，就是翻译家的义务和使命。写作与阅读的二极对立消融中翻译中，套用索绪尔的术语，我们说具体文本之于文学代码和规约根相当于“言语”，之于阅读却又相当于语言。因为每个个体阅读都是该书的“言语”。以既是“语言”又是“言语”的书为中介，两种意识在交流。
• 梧鸣室

  2021-04-28
  语言的指涉属性，这些属性与标记、指示词、专有名词发生关系。但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指涉之可能性的（语用）逻辑条件是某物的在在，然后才可能出现谈论该物的真假命题。有关于某物的指涉，就必须先有该物（大家还记得，“法国国王是秃子”这一命题既非真亦非假）。换言之：指涉预设存在，语言若要指涉，指涉之物必须存在。……逻辑学家们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小说中的词语像是在指涉，那词语生成一种指涉幻象，模仿日常语言的指涉属性。
• 梧鸣室

  2021-04-28
  作品越来越有名气，越来越好读，甚至因为他们的阅读品位就是这本书培养出来的作品价值一旦开始提升，就很有可能进人加速度的轨道，因为这种提升会使作品成为文学评价的标准：作品的成功证明它是成功的作品。
• 梧鸣室

  2021-04-27
  （文学中的）指涉之物不在语言之外，它是意义的产物，且依赖于阐释。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总是已经被阐释过的世界，因为初始的语言关系发生在表征与表征之间，而不是发生在词与物、文本与世界之间。
• 梧鸣室

  2021-04-27
  所以，我们不能将作者的意图简单地视为一个预案，或一个意识清醒的构思（如皮卡尔的“清醒明晰的意图”）。艺术是一个有意图的活动（一件“预制品”，唯有意图能将一个对象化为审美对象），但依然有许多有意图的活动既不是事先考虑好的也不是有意识的。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写作不是下棋，下棋可以先心算出每一步；写作更像打网球，在这项运动中我们无法预测每个动作的细节，但主意图坚定不移：将网球打回网那边去，越刁钻越好，让对手难以回球。作者意图不一定要意识到在文本中出现的所有细节，也不构成一个先于或伴随语言行为而发生的独立事件，关于思维和语言的二分实乃误导。有意图做件事——回球过网或吟诗作对——并不等于有意识、有计划地去做。
• 梧鸣室

  2021-04-27
  一致性的假设并不排除例外、个别和独例。有一点我们不应忘了，人们也使用对齐法来推翻阐释中的穿凿附会。独例是对齐法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即找不到与之对应的文字来说明它。无论我们对作者、传记、文学史是否抱有成见，应用对齐法就意味着接受对作者意图的假设，即对一致性的假设。意图不一定是深思熟虑的，但它一定是关于行动的。于是乎，对齐法就成了意识流批评、主题批评、精神批评的绝妙工具：从并列对应段出发，提炼出一个下意识或无意识的深层潜网。
• 梧鸣室

  2021-04-27
  克拉登尼乌斯关于文本阐释的深刻思考至今无人超越。除了时间的流动，他还考虑到另外两个影响对齐法之有效性的障得：体裁和比喻。他用了一个词叫作“体裁幻觉”，说明文学作品的一致性与哲学论文的一致性对我们来说并非一回事。比后来大多数文献学家都要审慎得多，他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轻易赋予某段对应文字足够的解释价值，无论这段文字是来自作者本人的书信、谈话还是回忆录，也就是说来自别种体裁的对应段子。他的另一个术语“隐喻幻觉”，指的是一种归纳错误：“这个词在此处或者在多处拥有那个引申义，那么在另一处它就也应该照此理解。”（转引自 Szondi，p。90）于是解读过头，于是南辕北辙，实乃惯性使然。
• 看不见的城市

  2021-12-06
  阿纳托尔·法朗士自己也承认：“说实话，批评家应该说：‘先生们，我将用莎士比亚和拉辛的作品来谈谈我自己。’”
• 看不见的城市

  2021-12-08
  历史是建构，是叙事，这叙事既展现了现在又展现了过去。历史文本是文学的组成部分。历史的客观性或超验性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因为史学家必须进入话语，用话语来构建历史对象。不能意识到自己投身于话语，历史就不过是意识形态的投影罢了
• 看不见的城市

  2021-12-03
  如果人永远无法指望走出自己的世界，走出封闭自己的肥皂泡，文献学的目标就只能是一个海市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