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牛津通识读本）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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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戏剧形式反映了王侯宫廷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德国的众多剧院中没有哪家是纯粹的商业机构，每一家都需要某种国家补贴，甚至在革命时期，大多数剧院仍在履行它们原本的和主要的职能：娱乐统治者。不过，此类戏剧作为书籍来流通，在德国的地位和小说在英国的地位相当，既真实又获得了商业成功，从中折射出了中产阶级的愿望：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自己的文化。这些戏剧主题的哲学（如果不是明确的神学）方面的要旨反映了路德宗的世俗化。不管是国家剧院的剧作家还是国立大学的教授，都为描述个人和社会的存在提供了新的词汇。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把道德（而非政治）的“自由”和“艺术”视为人类经验领域的理念，在此领域中，这种自由变得清晰可见。德国“古典”时代不仅告诉世界“艺术”这个词的意义，好让奥斯卡·王尔德在差不多一百年后说它相当没用，而且让世界相信，文学首先是“艺术”（而不是交流的一种方式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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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最准确地反映了官僚阶层中暧昧的生活现实，且在临近世纪末时达到完美顶点（后来被公认为“古典主义”）的大众文学体裁，是诗意的戏剧。此类戏剧虽然可以演出，也确实演出了，却以书籍的形式被广泛传播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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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在德国，政治权力和文化影响力集中在专制 统治者及其最亲近的随从手里，他们被笼统地称为“宫廷”。权力中心和社会上的其他人（特别是组成读者群体的人）之间的联系是由国家官员建立的。因此，官僚阶层——隶属于它的人、为了它而受教育的人，以及试图进入它的人——促成了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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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有两条道路能走出危机，其中一条明显比另一条安全得多。第一条路是改造德国最别具一格的国家机构——大学，使之满足新的需求。通过创建新学科或拓展此前较狭隘的课程选择，学术生活以内或以外的新的职业道路向那些虽有学术抱负却厌恶神学的人敞开。德国在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崭新的或新近变得重要的大学学科，如古典文献学、近代历史、语言和文学、艺术史、自然科学、教育学，以及可能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唯心主义哲学上建立了卓越地位，有些还保持到了今天。第二条路则是更危险的一条路，前神学家可以转向私营企业和商业活动中较容易进入的一个领域：图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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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以启蒙运动为名，主要起源于英国的对基督教的自然神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批判让德国受过神学教育的精英们开始与他们父辈的信仰分离。由于没有多少私人部门为前神职人员提供就业选择，并且由于对国家教会的忠诚差不多是对国家本身的忠诚的试金石，所以良心的危机也是生存的危机。寻求出路的斗争是一个精神问题，有时也关乎个人的生存和死亡。在德国的国家压力容器内，两代人前所未有的精神努力和痛苦催生了现代文化的一些最鲜明的特征，这段现代文化的发展在别的国家耗费了更漫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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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在德国，人员充足的是国家官僚阶级成员（以及新教的牧师，他们是国家官僚的另一个名字），他们接近政治权力，常常是它的行政臂膀，但他们不能凭自己的权利运用它，只能羡慕地观望英国、荷兰、瑞士或1789年之后的法国官员的成就：“他们去行动，而我们把他们的故事翻译成德语，”其中一人写道。德国这种独特的中产阶级能量的唯一出口是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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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在德国比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发展得更好，那就是大学。在那个时代，英国勉强有两所大学，而人口只是英国四五倍的德国却坐拥约40所大学。大学很晚才在德国的土地上建成，德语区第一所大学于1348年建成于布拉格，但是在后宗教改革时代的世界它有着全新的意义。专制的诸侯国野心勃勃地想要控制一切，需要官员将国家意志带入每一寸领地，这些人直到18世纪晚期都主要来自大学培养的神职人员。大学也教授诸如财政和农业之类的实用科目，在德国进行得比在英国早得多，不过总是基于国家管理的目的。富有的专业人员的后代有实力研读法律和医学，并依靠他们的家庭关系获得执照，然而对一个家境贫寒的有为青年来说，最大的、受到最慷慨捐赠的神学专业提供了社会攀升和未来发展的最好前景。（可参照《在轮下》中的主人公，通过考试进入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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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因为德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新教诸侯国内圣职者的工具化对德国的文学和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城镇，主要是帝国自由城市，在中世纪晚期是德国社会中最具活力的元素（商业、工业和金融业的中心，也是富于创造性的市民阶层文化的中心，特别是在造型艺术方面)，却在宗教改革之后的百年里走向衰落，未能适应欧洲从陆地向海外贸易的转变，未能把握航海国家的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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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保卫基督教信仰的责任从皇帝转移到地方诸侯，宗教改革使设想一个德国的（新教）文化身份成为可能，它可以完全脱离帝国运行，在政治上摆脱罗马的过去，正如在宗教上摆脱罗马的现在。不仅如此，宗教改革还开启了独立的新教国家即使在德语世界内部也要朝向文化和政治自给自足的目标行进的旅程。尤其这些国家的神职人员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受过专业教育、能读会写的阶层，是文化价值和文化记忆的载体，他们被各自的国家和历史时代的界线与同伴们（包括新教的信徒们）隔开。他们只能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有保留地风行基督教的信仰，而在实际事务中，他们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把自己的升迁发迹寄望于地方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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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路德宗意义非凡。16世纪早期的宗教改革标志着本书所限定的德国文学概念的起点。原因不仅是宗教改革接下来相对较快地（而且无疑并非偶然地）带来了语言学上的变化，造就了德语语言的现代形式，促成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在整个可能有德语书籍传播的地区拥有一种标准的书面语言变得可取且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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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德国文学，从狭义上说，是神圣罗马帝国各诸侯国（尤其是路德宗诸侯国）及其19世纪的后继王国的文学。这些王国后来被俾斯麦纳入他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在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的短暂过渡之后，构成了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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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本书关注的是德国文学对我们的现代自我认知有益的特征，因此也关注与之相关的社会共同体的特征及语言，德语作家们首先是用语言表达了他们自己。关于这个共同体要说的第一件事是，尽管德国在地理、历史和文化方面均是欧洲的中心，但这个中心并不统一，而且从未统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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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0918世纪诞生了两种特色鲜明的现代文学类型，即主观抒情诗歌和客观现实主义小说，自那以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世界里就存在着两种声音。德国发声了，振聋发聩地站在了其中一边：饱含诗意、悲剧、果断的反思和潜意识的宗教意识。另一种声音——小说家的，现实主义的，时而滑稽有趣时而敦敦教诲——在德国的传统中一直较为微弱，却也不曾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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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彩乌托邦2021-10-31德国文学重新开始了战后对民族历史身份的原始追寻，这是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的追寻，不仅因为每个国家都必须以相似的方式在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而且因为德国的例子特别清晰地表明，最终最重要的不是国家或个人的身份，而是对正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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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彩乌托邦2021-10-30《布登勃洛克一家》是曼从对资产阶级世界充满爱意的表现中创造出的可以被德国的高雅文化传统认定为“艺术”和“诗”的作品，在此之前，资产阶级世界是被排除在外的。只是，他渐意识到，还有必要说明高雅文化有赖于与政治权威的合作。随着全球经济的欧洲中心即将面临危机，大众渐渐明白，德国的未来将更多地由政治和军事力量，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礼节和平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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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彩乌托邦2021-10-30托马斯・曼（1875-1955）在1933年回顾理査德・瓦格纳的职业生涯时，看到了整个德国中产阶级的典型发展过程一从令人失望的1848年革命到俾斯麦帝国里“受权力保护的内在性”的顺从培养：只要提供保护的、专制的和最终是军事的结构没有受到质疑，艺术和文化的内部世界就可以蓬勃发展。曼为自己考虑的显然不会比为瓦格纳考虑的少。第二帝国的中级中很少有作家像他那么典型：他一人融会了资产阶级和知分子、柏林和尼黑。他的家庭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他出生在直到1871年前都是自由城市的吕贝克，是富裕的谷物商人和生在殖民地巴西的德国女子的孩子。1891年他的父亲去世，他依靠继承的钱和后来的文学收入生活：他从没有，哪怕是间接地依赖国家。然而他所有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明显受到无私艺这一概念的主导，这是18和19世纪官僚意识形态的核，也“受教育的市民阶层”两翼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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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彩乌托邦2021-10-30观念论的古典时代所宣称的统一不再存在。在物质论的时代，所有的感官印象都是可知的，并且与心灵分割开来，心灵只是不安和健忘的记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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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彩乌托邦2021-10-29莎士比亚是一位“戏剧之神”，是诸多领域的缔造者，但他不能脱离英国文化，它塑造了他，然后他又帮助它继续塑造。由此可见，德国不能仅仅通过模仿英国或法国的模式来获得像英国或法国那样的民族文学：德国必须识别和利用自己的资源，利用它中世纪的历史，利用它流行的娱乐和民歌。1770至1771年的冬天，赫尔德在斯特拉斯堡大学遇见了他认为能胜任这项任务的人・沃尔夫网・冯・歌德（1749—1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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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dxsl2020-12-23在一位名人的诸多作品中，我情愿读他撕毁的部分，而不是留下的。当他看见一只蚊子飞进烛火，正在做垂死挣扎时，他说：“饮下那杯苦酒吧，你这可怜的生物，一个教授正看着你，为你感到难过。”英国天才走在时尚前沿，德国天才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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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ra2019-09-26康德努力调和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启蒙和官僚的理性主义启蒙，他将两者的融合体命名为观念论。理性秩序之类是由我们的感官能认识的世界暗示或预设的：我们无法直接知道那个秩序，因为它根本就是我们能够认知事物的前提条件，但是它提供了理想或模式，让我们把自己确实知道的东西与之相连。知识必须兼有经验的内容和理性的形式。世界的一些基本特征应归因于观察者，而不上被观察者，应归因于主观，而不是客观。我们无法知道事物自身，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直觉和智力器官认识它展现给我们的样子，并在此过程中追求一个必要且合理的结构。在19实际的巨大动荡中，对犹太人的敌意表达了德国资产阶级对自身的恐惧，它害怕资产阶级的力量会毁灭三百多年来给予它（从属）身份的专制和官僚国家。p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