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国

• tracy果栋

  2021-03-17
  丞相的职掌是负责管理的职务评定和阴阳调和。调和阴阳成为丞相的职掌，始于汉初。据《汉书·丙吉传》记载，从丙吉时起，官吏的职务评定也不再属于丞相管辖范围了。因此，丞相的主要职掌就变为负责调和阴阳。所谓调和阴阳是指，司掌自然摄理，关注由自然现象所显示出的天命，遵奉一种神秘主义。（P342）丞相职掌发生变化的现象，与武帝末期外朝石泉减弱，霍氏政权建立，政治实权转移到内朝尚书手中这一背景相关。进入元帝时期后，甚至连尚书的实权也落入了皇帝近侧的宦官中书令的手中。（P343)丞相的职责转变为遵奉神秘主义，这为丞相韦玄成等人将改革以祭祀为中心的礼制作为重要问题提供了背景。而其带来的结果便是儒学的国教化。在儒学国教化的过程中，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禅让思想（禅让帝位于贤者的思想）与现实相结合，为王莽登基开辟了道路。（P343）
• tracy果栋

  2021-03-17
  选地时期的政治的确同时采用了“王道”和“霸道”，其具体运用表现为既尊重循吏也重用法家人才。从这一点考虑可以说，儒学还没有获得作为国家政治理念的绝对地位。但是，正如盐铁会议中贤良、文学这些官僚预备军的论争所反映出的那样，儒家思想以地方豪族阶层的发展为背景，正稳步地渗入官僚阶层，这也是令国家无法忽视的一个倾向。（P339-340）
• tracy果栋

  2021-03-17
  民间能够发展制盐业、制铁业、造酒业，从事大规模商业活动的，除了地方豪族就别无他者了。因此实际上，贤良文学是在儒家思想的粉饰下为地方豪族的利益敲锣打鼓。这意味着贤良文学论争的母后不仅有内朝当权者霍光的存在，同时还获得了来自各自出身地的豪族阶层的支持。（P302-303）
• tracy果栋

  2021-03-17
  概观武帝时期的外征与内政，其时代特色呈现在我们眼前：在完善了强有力的政治体制的基础上，汉帝国启用国家权力来压制周边诸民族，同时进行对国内民众的统治，其中似乎是以实力为根本的政治原理在不断运行。（P265）儒家主张，仁、义、孝、悌的伦理是自然之理法、人类普遍的道德规范。但这种自然理法假若要成为普遍规律，则必须归顺、合乎天道。（P266）董仲舒在《公羊传》中发现的灾异说是指，当世间发生异变之际，上天一定会事先降下灾难异像以作预兆。这种论说强调天所具有的神秘性，代表了当时儒家思想中存在的神秘主义。（P266）体现了这个时代合理主义的法则就是阴阳五行说与三统说。（P267）
• tracy果栋

  2021-03-17
  当时，汉帝国所需要的并不是像公孙弘那样一味赞颂尧舜时代的儒家官僚，而是能够为推行对匈奴战争路线维持好国内治安并能够贯彻好上述新财政政策的优秀的实物型官僚。这群官僚无条件地服从皇命，忠实于国家法律，执法时绝不掺杂半点私情。司马迁将这样的官僚称为酷吏。相对于酷吏，致力于以德行引导人民，安定人民生活的官僚被称为循吏。（P256）
• tracy果栋

  2021-03-17
  增税制度的内容主要针对的是商人阶层以及手工业者。从中可发现，它具有与盐铁专卖制度、均输法、平淮法的共通之处，即都是压制工商业者的政策。这种政策立足于中国古代的本末思想，即以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的重农抑商思想，同时它也体现出政府力图通过分割商人利润的方法，而不是向一般农民增税的方法，来重振国家财政状况的方针。（P245-246）
• tracy果栋

  2021-03-17
  外藩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政治性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这一过程正是东亚世界形成的历史开端。（P214)东亚世界仿佛是在刚具雏形时就遭遇到了挫折。因为消灭外藩，实行郡县意味着：汉帝国否定了中国与周边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在周边政权中推行与中国相同的政治体制。这一情况与秦帝国的郡县制相同，其无限性反而造成了它的有限性，存在由单一体制的同化而引起的体制自身的局限性。（P214）观察两国（朝鲜国、南越国）灭亡的原委可知，外藩应遵守的职责约定一直是汉廷所重视的地方。而汉廷之所以将视其为问题，与其说是源于否定外藩的理论，不如说是因为汉廷存在肯定外藩、促使外藩保持名实相对的理论。（P215）
• tracy果栋

  2021-03-17
  汉朝在外藩设置时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固守边境，不得使周围蛮夷入侵中国（中华思想）；第二，周边蛮夷首领要谒见中国天子时，不得阻碍（王化思想）。前者表达了中国建立外藩的目的是防止蛮夷入侵。从这里可看出在中化思想之下中国队蛮夷的排斥态度。而后者则指明了在出现蛮夷希望承天子之德入朝的情况下，外藩不得阻碍。（P187）
• tracy果栋

  2021-03-17
  对于皇帝而言，赐民以爵除了规范社会秩序以外，同时还能施恩于万民，加强皇帝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虽然人民向国家交付租税、执行徭役，是国家通知的对象，但同时国家也无法脱离人民而独立存在。可以说，人民是构成国家权力的基盘，代表国家的皇帝向人民施恩，其目的就是巩固国家权力的基盘。（P145）正如上述《礼记·曲礼篇》表现出的那样，作为象征“礼”的爵位，原本就是在与“刑”的概念对立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在内涵上爵位对立于刑罚。由此可知，对于有爵者而言，通过被剥夺爵位来免除刑罚的特权，并不是一种需要经过特别赐予才能拥有的权利。应当说，庶民拥有爵位后，其社会身份就得到了皇权的直接保障，一旦失去了爵位就会被排斥到社会秩序之外。（P145-146）通过给人民赐爵，皇权与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P146）
• tracy果栋

  2021-03-17
  里的新秩序，必须通过百姓之间对彼此新爵位的相互确认，并且使其作为一种神圣的身份固定之后才能得到确立。在此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酺五日”，即朝廷许可的五日宴饮。（P142）赐爵时的“酺”就自然地成为在里社的神明之前所进行的餐饮仪式。依照里社神圣的餐饮礼仪，里的百姓按照各自新爵位的序列入席。这一餐饮仪式，不仅为百姓确认里内新的身份秩序提供了机会，而且也使这种身份秩序在神明的见证之下同时具有了契约性质，进而里内的生活秩序真正得到了规范化。（P143）
• tracy果栋

  2021-03-17
  如果国家要直接管理人民，就必须将里的社会秩序经由国家之手进行规范。（P140）春秋时代以前，构成军队的是“士”，而“士”的身份远远高于其名衔本身。具体来说，入伍为“士”，是出身于支配阶级的规则子弟才能拥有的特权，庶民不在其中。同时，基于“礼”的社会秩序也只在规则阶层运行，庶民不在其中。同时，基于“礼”的社会秩序也只在贵族层运行，庶民不存在于这种“礼”的秩序之中。《礼记·曲礼篇》中的“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P141）战国时代之后，庶民作为士兵被编入军队，从此享受“士”的身份待遇。那么，“礼”的秩序必然也就成为他们必须遵循的准则。（P141）赐民以爵，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国家之手将里的社会秩序规范化、制度化；但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方法，无法直接对没有爵位的百姓实行其规范化的目的。（P141）
• tracy果栋

  2021-03-17
  在汉朝的法律中有以下一条奇怪的规定：凡三人以上无故聚饮，罚金四两。（P139）这条法规禁止人们集会，并不是出于治安目的。当时，集会饮酒的行为是一种行“礼”的方式，而“礼”是国家视为构成社会秩序的根本。聚饮时，若有人仪态不端，无疑会破坏和猥亵“礼”。在这种思想下产生了关于聚饮的禁令。（P139-140）
• tracy果栋

  2021-03-17
  秦末的各个起义军团，不论其领袖出身如何，集结而来的兵士大多来自贫困的社会底层。起义军领袖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同族或者同乡这样的血缘、地缘关系，也就是说，是一种建立在感情上相互信任的关系。（P98）这种关系被称为“主客关系”，兼具人德与实力的人为主君，聚集而来的与其没有血缘或地缘关系的人则称为“宾客”。这正是春秋末期以后中国社会发生变革之际各个力量集团形成的原理。（P98）
• tracy果栋

  2021-03-17
  诸侯王在给汉王刘邦的上疏中阐述了统一乱世、安抚万民的意识以及不称帝号则不能将功业传于后世的观点。（P93）而刘邦称帝，其前提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诸侯王的拥立，同时诸侯的王位也在皇帝的权威下得到了保证。始皇帝否定王位，代表着废止封建制；而汉朝保留诸侯的王位则无疑意味着封建制的复活。（P93）
• tracy果栋

  2021-03-17
  儒学思想中，理想的君主观称为“王道”。而具有新特征的秦朝“皇帝”观念，则不在儒学思想的范畴之内。这导致儒学与秦朝体制难以融合。于是，当天下出现评判始皇帝统治的风气时，儒学者欲采用儒家的传统理论来解决问题，便无法逃脱被无情弹压的命运。（P57)儒学者如果要对“皇帝”观念妥协，获得秦朝政府的认可，则必须改变儒学本身，使儒学的内容思想靠近以“皇帝”观念为准则的统治者的思想。而这一转变在西汉后期才得以完成，这一过程被称为儒学的国教化。（P57)
• tracy果栋

  2021-03-17
  长城的修筑也违背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皇恩浩大无所不及的理念，实际限制了皇恩皇威照泽的地理范围。在之后的中国历史上，长城成了区别中国与北方民族的一条漫长的边界线。（P48-49)
• tracy果栋

  2021-03-17
  “皇帝”的称号体现了统一天下后君主的最大特征。“皇帝”具有等同于天界中支配宇宙万象的天帝的意义，实际上意味着天帝降临到地界。因此，这位被称为“皇帝”的君主就是一种绝对至高无上的存在。（P36）
• tracy果栋

  2021-03-17
  法家思想主张君主无所不能，君主制定的法律至高无上，君主以法治天下，是一种与道家的五位自然之道、儒家的仁义孝悌之道截然相反的政治思想。（P31）
• tracy果栋

  2021-03-17
  春秋时代以前，诸侯、卿、大夫作为各个氏族集团的代表，其权威由氏族集团支持，因此无法将自身权威凌驾于氏族成员之上。（P18）但是他们通过豢养“宾客”的方式，借助宾客的势力，逐步摆脱了原先氏族成员对其权威的制约，凌驾于氏族成员之上，并使它们归属在自身支配之下。也就是说，春秋时代以前存在于支配阶级中的氏族制，不论是在已经灭亡的诸侯国中，还是现存的强国中都已瓦解，取而代之的择时应称为家长制的君主强权。（P18-19）君主们安排自己的“宾客”分担诸如统领军队、管辖地方等事务。在农耕地的问题上，由于原先氏族统治机构仍旧残存，新的君主势力无法在短时间内摧毁原有的土地支配权。因而，广集民众、开拓新的土地，是君主们扩大直辖地的重要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提供给移居至新土地的农民铁制农具以及耕牛，并为农民开垦土地进行治水、灌溉工程。此外，君主还在开拓地征集壮年男性农民参军。这样的征兵方式，相对于过去只征集贵族子弟构成军队的惯例来说，更加有利于建立起大规模的军队。而“宾客”们则作为新生代君主的幕下官僚，或负责管辖这些开拓地，或统领新建军队。（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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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7-16
  而且，秦朝也并未将六定为圣数，甚至在汉代初期也还未出现秦为水德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