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与河北之间

• 琵琶鱼

  2020-10-19
  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星占之术，往往与现实的政治斗争有密切的关联，天象记载往往也因政治需要而被删改、附会。如西汉丞相翟方进因荧惑守心这一天象异变而被逼自尽，但根据黄一农的推算，当时根本未曾发生过这一天象变化，此事乃出于政敌的伪造，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唐代类似的案例亦不罕见。如果以较为严格的标准来检验古代关于“荧惑守心”“五星会聚”这两种最重要的天象变化，也可以发现其中大多数的记载并不可靠。与其认为古人关心天象变化本身，还不如说更在意天人感应模式下投射在世间的政治纷争，因此天象记载本身的精确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时人如何理解、诠释、应对天象的变化。
• 秋彥小兔

  2020-06-03
  如果我们将政治人物假定为“理性人”，则可注意到骄兵作为群氓，其行动逻辑受理性制约较少，往往受短期利益或好恶驱使，小小的不快甚至流言都能成为引发骚乱的导火索。事实上，被史籍记载的大都已是升级为动乱的重要事件，可以想见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骚动发生的频次更高，进而形成骄兵频繁而无序地制造骚乱，一旦满足其诉求，又迅速绥服直至下一次爆发的循环。中晚唐由骄兵越来越频繁制造的“经济性骚乱”作为附生藩镇身上的结构性存在，不但规训了节帅们的行为，也如同一个个旋涡，驱迫藩镇转向内在，使之不再具有向外扩张的动力与能力。
• 秋彥小兔

  2020-06-01
  肃宗在回元观塑造老子真容的举动，大约不无厌胜之意，借助政治空间的重构，宣示了与安禄山的决裂。另一方面，检索史籍，亦不难注意到，在安禄山叛乱后，唐代官方文献及稍后编纂的实录、国史中已固定地将安史称为“逆胡”，这一蔑称具有官定的色彩。这些举措的推行无疑都有彰显唐、燕两个政权之间势不两立、形同水火的意图，这种对立同时也成为现代史家理解安史之乱的重要起点。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截然对立的形象大都是在安史之乱后才渐次生成的，从行用安史年号墓志透露出的信息来看，起初并非如此出。
• 秋彥小兔

  2020-05-29
  既往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唐宋之间士大夫文化变迁的学者，多将安史之乱视为重要的外界刺激，但借助本章的考察，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一影响并不是即时性的，而是回溯性的。即在安史之乱平定前后，士大夫阶层中依然笼罩着对“贰臣”的同情与回护，并无反躬自省的意识，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思想的风向才真正开始发生变化。
• 秋彥小兔

  2020-05-29
  事实上，做了几十年太平天子的玄宗，在其晚年一方面醉心于自我作古、超迈前王，通过制礼作乐、封禅改制塑造圣王的形象，另一方面，面对异常天变造成的危机，又仓促推行改制，攘除灾异，可以说玄宗晚年的政治氛围既有帝业永昌的自负，同时也夹杂着盛世表象下的虚弱与不安。
• 风中的鸭子

  2019-07-02
  所谓五德终始之说自春汉以来便是中国古代帝国建构正统观念与王朝政治合法性的主要工具，一般而言，带有胡化色彩的政权在建立之初，往往对这一学说了解有限，待到其汉化程度较深之后，方才会运用这一理论工具来建构王朝正统论，展开与对峙汉族政权关于正统地位的争夺但安史政权则显得有些不同，尽管史云安禄山目不知书，表面上看来对于汉文化的了解颇为有限，但他在立国之初，便能熟练地运用五德终始之说为自己造势除了与其本人人仕唐朝多年，身边又有严庄、高尚这样的汉人谋士为他谋划策等因素之外，或许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密切关联。
• 风中的鸭子

  2019-07-02
  唐威通中，金、水、土、火四星聚于毕、昂，大史奏：“毕赵、魏之分，其下将有王者。“懿宗乃诏令镇州王景崇被晃摄朝三日，遣臣下备仪注、军府称置以厌之。
• imagine

  2023-09-14
  作为一种象征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秩序的政治景观，唐代德政碑制度在整个颁授程序变化不大的表象下，本质上已从最初中央褒奖循吏的“政绩激励”工具，一变为中晚唐中央与藩镇博弈过程中地方节帅的政治权威象征物，再变为唐末五代中央羁縻地方的礼仪道具。其制度演化的主要动力，肇源于唐廷应对安史乱后藩镇林立特殊政治格局的需要。因而，当宋代重新建立了有效的中央权威后，德政碑的颁授便复归中央掌控。但我们亦需注意到，德政碑制度的变迁虽然大体与唐代中央与地方间强弱对比的变化轨迹同步，但唐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颇为成功地运用了这一象征工具，来调整、界定其与藩镇之间的关系。以往我们在检讨中晚唐中央与藩镇的关系时，往往侧重于讨论双方军事、经济实力的对比，不过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天命的观念赋予天子及朝廷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使其天然地具有政治、文化的合法性，这一权威往往并不需要通过武力来展现，本章所讨论德政碑的颁赐便是其呈现的方式之一。借助政治景观的兴造，朝廷赋予节帅以统治的合法性，但亦使强藩依赖于朝廷的权威让渡方可维系其统治，从而达成中央与地方之间新的政治平衡。
• 寒鲲

  2021-09-07
  另一方面，唐宋时代德政往往与生祠并置，而这些生祠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相当部分逐渐演变成当地民间信仰的渊薮，祠中供奉的那些富有治绩的能臣有些在后世被神格化，成为祭祀、崇拜的对象，演变为地域文化的一部分
• 寒鲲

  2021-08-26
  天象异动带来的危机直接推动了改制。根据以上考述，或许可以对整个事件的演进过程做一更大胆的推测。天宝九载八月，在司天台官员报告五（四）星聚的天象发生之后，如何应对、攘除这一对当朝皇帝合法性构成重要挑战的天象异动，便成了玄宗、李林甫所需面对的一件棘手之事。九月崔昌上《五行应运历》，请求改承周、汉正统一事便是在这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崔昌的行动或许是受到了李林甫的操纵，但其背后更有着玄宗的默许与支持。因此玄宗很快接受了崔昌的意见，下诏求殷、周、汉后为三恪，废韩、介、酅公。不管如何，在天变的驱迫下，改制被迅速付诸实践。玄宗改承周汉正统一事的实质是通过再受天命的仪式，自居有德者之位，以应明君将出之兆，从而化解五（四）星聚这一天象对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冲击。整个举动与西汉帝因赤精子之谶、行再受命事的举措颇为相，所谓“上方希古道”，直接指涉的大约就是汉家故事。而上文所引“会议之际，阴雾四塞，集议之后，晴空万里，此盖天意明国家承汉之象也”云云，实际上是在宣示玄宗改承周、汉之后，即刻得到了天象的回应，顺利度过了政治合法性的危机。
• 路上的我

  2021-07-18
  当地人对建筑多半不大感兴趣，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的石碑。——梁思成将长城、故宫视为传统中国的标志性景观这一现代人普遍接受的观念无疑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发明③。正如本章开头的引语所提示的那样，当梁思成夫妇20世纪30年代在华北调查古迹的时候，当地人对于什么是古建筑懵懂无知，在他们心中只有石碑才是唯一不朽的象征。这种对于建筑的忽视或许与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不易保存的特性有关，但我们已足以窥知石碑这一景观在古人的世界中占据了何等重要的地位。
• 电话听听

  2021-06-09
  如果我们将政治人物假定为“理性人”，则可注意到骄兵作为群氓，其行动逻辑受理性制约较少，往往受短期利益或好恶驱使，小小的不快甚至流言都能成为引发骚乱的导火索。事实上，被史籍记载的大都已是升级为动乱的重要事件，可以想见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骚动发生的频次更高，进而形成骄兵频繁而无序地制造骚乱，一旦满足其诉求，又迅速绥服直至下次爆发的循环。中晚唐由骄兵越来越频繁制造的“经济性骚乱”作为附生藩镇身上的结构性存在，不但规训了节帅们的行，也如同一个个旋涡驱迫藩镇转向内在，使之不再具有向外扩张的动力与能力
• 琵琶鱼

  2020-11-17
  与唐前期相比，中晚唐政治的运作更加依赖于惯例与默契，而这种惯例与默契的形成，并不是制度的产物，也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代宗、德宗、宪宗诸朝，中央和地方不停地战与和，逐步达成的妥协。节度使自相承袭是河朔故事的核心，但对唐廷而言，无疑是对中央权威的公开挑战，也是安史乱后双方战争不已的关键所在。但当唐无奈默认了这一故事之后，双方便有了形成新的政治惯例的可能：由朝廷先除亲王遥领，数月后才授节钺于藩镇自行推举的继任者，既保全了河朔故事的实质，又成功维系了朝廷的体面，政治的“实践”与“表达”之间的紧张得到了缓解。
• 琵琶鱼

  2020-11-16
  魏征去世之后，太宗为其亲自撰书神道碑，并许其子魏叔玉尚衡山公主，哀荣备至。碑刻石完毕之后，“停于将作北门，公卿土庶竞以模写，车马填噎，日有数千”。即通过拓本的形式，使不能移动的石碑化身万千，将魏征良臣的形象广为传布，亦成功塑造了贞观之治、君臣相得的政治形象。但不久太宗便对魏征心生嫌隙，遂停婚仆碑，魏家恩宠转衰。后太宗远征辽东无功而返，念及魏征旧日谏诤之劳，以少牢祠其墓，复立碑。魏征神道碑的立与仆，与吴少诚德政碑的磨灭与重刻一样，都无声地向观看者传递着政治变化的讯号。在古人的生活世界中，石碑作为一种重要而常见的景观，象征着秩序与权力，是一般民众观察政治变化的重要窗口，这构成了古人知识系统的一部分。于是，景观更易成为政治秩序变动的象征，古人重视碑铭，无疑看重其不朽的纪念性，而一旦权力更迭，这些不朽的象征，往往首先会被重塑或废弃。欺孤儿寡母而得天下的隋文帝对此倒是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秦王）俊所为侈丽之物，悉命焚之。救送终之具，务从俭约，以为后法也。王府幕僚请立碑，上日“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石刻作为古人生活世界中常见的政治景观，虽不如武后时明堂、天枢这类特殊的建筑那么夺人眼目，但正是因为其具有普遍性与日常性，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或许可以说纪念性石刻的建造、传播、改刻、移动、存废本身就构成了一部道尽古今兴亡事“无声”的历史。
• sindwerra

  2020-07-16
  唐咸通中，金、水、土、火四星聚于毕、昴，大史奏：“毕、品，赵、魏之分，其下将有王者。”懿宗乃诏令镇州王景崇被衮冕摄朝三日，遭臣下备仪注、军府称臣以厌之。②
• 秋之月涙傲娇着

  2022-07-16
  卢钧被寄予厚望的昭义节度使生涯刚刚开始便宣告结束
• 寒鲲

  2021-09-07
  总而言之，无论是纪念碑这一建筑本身，还是围绕其产生的碑楼、等附载的建筑与行动，甚至建造巨碑时对地方的扰动，都会转化为地方文化与记忆的一部分。而巨碑兴建前后的一切事件集聚在一起，共同强化了纪念碑的政治景观效应，诱导人们注目其上，关注巨碑的兴造，其中透露出的政治讯号，传播碑碣上的文字与故事。因而，纪念碑远不仅是一种静止的景观，同样是一种被反复言说的具有流动性的知识与记忆。
• 寒鲲

  2021-09-07
  德政碑及其附载物成为一个政治景观的过程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通过地方记忆的多次构建与重写逐步成型。如果说德政碑最初的建立，作为一个政治事件，体现了当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而在此之后，作为存在于地域社会中的景观，德政碑逐步脱离了最初的语境，成为地方性知识的一部分。当然除了规模较大的碑楼，亦有一些纪念碑仅建有碑亭，但由于石碑本身已经占据了城市空间中心的位置，加之其所附有的政治景观功能，使得石碑及碑楼所在，往往成为一个城市中重要公共事件展演的舞台。
• 琵琶鱼

  2020-10-19
  做了几十年太平天子的玄宗，在其晚年一方面醉心于自我作古、超迈前王，通过制礼作乐、封禅改制塑造圣王的形象，另一方面，面对异常天变造成的危机，又仓促推行改制，攘除灾异，可以说玄宗晚年的政治氛围既有帝业永昌的自负，同时也夹杂着盛世表象下的虚弱与不安。
• 越石赋扶风

  2024-02-19
  不过《尚书故实》并未记载卢匡出镇昭义的具体时 间，吴廷燮系于咸通中后期乃属以己意推测，新见昭义军将李文益墓志云“大中五年，范阳尚书迁洺州防城使”[51] ，疑志文中的范阳尚书即指卢匡，则卢匡出镇昭义在宣宗朝。因 此，咸通五年至乾符初，昭义军确切可考的节帅实际上仅高湜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