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

最新书摘:
  • carly
    2012-09-27
    新闻检查制度尽可以屡下杀手,官方机构也尽可以不断压制,但报导这场大战的男男女女,仍不畏艰难险阻,为国家立下了丰功伟绩,并使媒体获得了空前的崇高地位及威势。战争的胜利,若不能使传媒彻底恢复自由,并在鸣金收兵后即刻生效,则这场战争,便是徒然。只有报导自由及评论自由,方能避免和平初临后的错误。而这种错误若出现,则不等回国将士的下一代成人,势将使战后重燃。
  • carly
    2012-09-27
    传教人士对工作的投入、热情及成绩,各方有目共睹。但即使如此,他们的存在,仍使中国人常常有受辱之感。盖因传教士总是告诉中国人,他们行为噁心,需要改正,他们的祭拜方式不当,必须精进,他们的神仙卑劣,必须丢弃,他们的祖先早已迷失了方幸,而他们自身,则必须接受传教士的教育,方有望获救。中国许多伟大教育家早就觉察到,各专事教育的宗教组织对中国贡献巨大,却过于侧重宗教教育,过于强调美国历史。这次大战落幕后,中国将不再让他的年轻一代去受这种教育。相反,中国对国民强调孙逸仙博士及蒋介石总司令的重要性,并将强调,是中国的生活方式,才使历史上最英勇的抗战成为可能。此战终结后,中国将需要境界最高的男女传教士来扶助中国,这些人必须深爱自己的事业,愿为此作巨大牺牲。对于纯粹的传教活动,它能否接受,甚或容忍,已是个巨大问号。即使是世俗教育,也须遵循中国自订的教育方向,以符合中国自身利益。1942年8月,很多在远东在传教士乘难民船返美。他们均接到命令,对发生与日本、朝鲜以及中国被佔土地上的日军暴行及压迫方式,一概不得声张,亦不得着书立说。
  • carly
    2012-09-27
    “阿班,我看到你们美国报纸叫我“屠婴凶手”了,是不是?可是,他们也该给我评点功吧。我毕竟只用了三十磅的炸弹。要是我真纳闷残忍的话,我完全可以用五十磅的炸弹嘛。”
  • carly
    2012-09-27
    在1943年的今日回想1932年那场轰炸,仍感心惊与哀痛。对日本轰炸闸北一事,整个文明时间都无比震撼。各报发表社论,严厉抨击此事;美、英及其他国家以后也都发声明职责。其内容摘要,纷纷以电报传来上海。日人从空中轰炸手无寸铁之平民,乃是最残忍的屠杀行为,激怒了整个人类。仅仅相隔十二年,我们对这块土地上的种种野蛮行径竟一如此习惯,以致连美国都急不可耐地一次次轰炸东京,最终使所有日本城市化为片片焦土。仅此一例,即已说明轴心各国的邪恶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树立了残暴的榜样,而我们为赢得最终胜利,亦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使我们变得野蛮,并使文明人的良心后退了整整五百年。
  • carly
    2012-09-27
    政工人员大多对新闻与宣传的价值一无所知,对外语一窍不通。新闻稿不得不先译成中文,供检查员审阅。阿班向宋子文去信指出新闻审查的危害:若新闻被拖延,欧美的报纸就只能採纳日本的版本了,因日方发送电报不受中国人的审查。后来,各地电检人员开始自说自话,往新闻稿裡添字。如将“满洲国”改为“所谓满洲政府”,稿件裡提到“康德皇帝”,电检人员将其改为“那个日本傀儡溥仪”。中国电检人员长年隐居幕后,默默无闻。记者若想登门拜访,请教为何某些新闻不得报导,则永远不得其门而入。
  • carly
    2012-09-27
    尽可能一切接近事实真相,即使美国有错,也要揭露事实;避免对事实做评论,因为这是“社论版的工作”;若认为美联社已发过通稿,不必再花钱去複述;若对某事存疑,宁可不写,除非存疑的原因本身是新闻;宁可不发消息,也不要发了消息后,再去更正
  • carly
    2012-09-27
    自由主义的报导理念为新闻而生的记者狂人遭遇变革方兴的古老中国
  • Anna
    2012-01-05
    过去一个世纪,白人在中国各城市高高在上,不仅享有治外法权保护,更有本国军队在中国土地驻扎,本国军舰在中国江河湖海巡戈。但大战后,美欧人士在中国的这种好日子与地位,将一去不返了。战争改变了一切。治外法权获弃,使美欧人士再不能逍遥于中国司法之外、只受本国司法管辖了。然而,白人地位最重大的变更,在于他是惨败于亚洲势力,并被亚洲势力逐出亚洲的。这一事实,极具深远意义。由于中国人之抗战持久而壮阔,必将居于胜利之林。当他陶醉于胜利之酒时,对于来自大洋彼岸的红脸洋人所享有之无来由的优越,将忍无可忍。战后,居于中国的所有洋人群体,将有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而所谓“中国通”的适应过程,将由为艰巨。一些短视者认为,我国已于稍后参战,并帮助击败了日本,所以必受中国人的长期爱戴。这些人恰恰忘却了一次大战及其苦涩后果。我国曾于1917及1918两年施法国以援手,并于战后立即慷慨援助。但1922年,美国人照样在巴黎街头遭人投石,只因美元兑法郎汇率高,让美国游客获益。若中美两国争执起“是谁打赢此战”,将是大悲剧。因为中国人可以堂皇指出……
  • Anna
    2012-01-05
    12月6日星期六晚,我去Chevy Chase参加一个大型鸡尾酒会。现场冠盖云集,全是华盛顿的高官及国会议员。我有好几次被好意的人们团团包围,想知道我是不是还二比一赌美国与日本会在圣诞前开战。见我的赌注不变,当场又多了几个下注的。他们调侃道:“怎么啦,那帮罗圈腿的小杂种不敢打我们嘛,全是在虚张声势。”他们不敢,凭什么不敢?他们对己方的实力一清二楚,我们却浑然不知。他们对我方的弱点判断正确,我们却还在自欺。我们以空话和威胁虚张声势,他们却吃准了我们并不想打。自12月7日后,我们便唯有倾力出击,无法收手了。但在未来岁月里,历史是不会替我们美言的。我们遇袭之后,固然出手反击,却纯是出于报复。而在被打之前,我们却两眼茫然,找不到值得为之奋战的原因。
  • Anna
    2012-01-04
    克雷吉爵士(英国驻东京大使的人)对英美之间以驱逐舰换海军基地的交易表示换迎,但认为,长久而言,恐会有损英美友谊,这类基地因享有治外法权,有可能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痛处,他说:“慢慢的,英国人是会不断生出恶感来的。比方说,你们的军人可能会喝醉,可能会不付在我们商店里的欠账,可能去强奸一些并非全然不情愿的女孩。事情发生后,你们的人只受美国法律的审判,我们的法庭动不了他们。治外法权总是会带来敌意的。不信,就去看看过去的日本,再看看今天的中国和埃及。"
  • Anna
    2012-01-04
    ……姑且称他为”仁志“(此人曾供职东京外务省美国处)……仁志表示同意,然后问,照我看来,如果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各国会有什么反响。我告诉他,我相信各国除了嗤之以鼻之外,不会有其他反应。又补充道:“对日本走出这一步,我是尤其遗憾的。原因在于,一旦日本承认了这个凭空制造出来的傀儡政权,一旦它与该政权交换大使,它便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将来,它做不到为了讨好第三方,自掴耳光,翻脸不认自己一手炮制的傀儡政权。在我看来,整个汪精卫计划牵涉的最重要问题,是它阻碍了恢复日美互信。因为美国也好,《九国公约》集团的其他列强也好,怎么可能去承认这个政权呢?他们绝不可能与这样的政权商谈贸易或其他事项,也不会向日本让步,承认它的建立为合法。仁志对此思考良久,最后说,他将尽全力在幕后活动,让汪精卫与南京及北平的中方领袖人物之间达不成共识。他说:”如果此事不成的原因,看上去是因为中方内部无法达成一致,那么,日本就不会在中国、在国外及在本国丢面子了。“
  • Anna
    2011-12-30
    在华期间,每有独家消息,我的惯常做法,总是就近通知最高美国官员,除非提供消息者要求不得外传。我敢说,发生了珍珠港袭击事件之后,要是我落入了日本人之手,凭此一项,日本人就会将我列为政府特工或间谍,尽管我从未受雇于美国政府,也没有因情报工作获薪……照我看来,我获得的重要新闻,政府都有权知道。但我把新闻呈交官方代表,并不存有交换好处之心。许多时候,我上交的新闻具有无上的重要性。其中有些过于重要,以至接受者难以置信。若情报提供者要求不披露身份,我从不违背,即时饱受当局重压,逼我说出他们的姓名。我认为,既然《纽约时报》对我有充分的信心,能做到无须核实便接受我的新闻,政府代表也应照办。再说,我在时报上以真名发表报道,承担了职业声誉的风险,已足证我的可信。
  • Anna
    2011-12-29
    ……整个冬天及早春(1927年),每隔十天,我就要往返京津以此,以随时掌握美军防卫计划及紧急情况下从华北疏散美侨的安排。由于形势严峻,巴特勒将军日夜升火,以防飞机、卡车及坦克的燃油冻结。部队几乎每日举行演习和调动,准备随时扑向北京作救援。将军对我说,接到使馆警报后,十四分钟内,就可以组织起一支一千六百人的救援部队上路,开往古老的首都。京津两市之间的公路在陆战队工兵监督下,早已修正妥贴。简陋的桥梁经加固后,可以承受坦克的重量。所有飞机都日夜备战,接到命令后,五分钟即可升空。北京的所有美侨都接获通知,要求到使馆登记。使馆命令他们一旦的到预设的信号,就必须躲往有高墙保护的使馆区。使馆的海军陆战队有一支所谓的敢死队,约四十人,每人配一匹健硕的蒙古马。他们的任务是,一旦发生暴力排外的情况,就飞骑前往散布全市各处的美国家庭,将陷入险境的同胞带回使馆区。……这年冬天及早春,我跟巴特勒常常见面……听巴特勒将军讲述他的经历,包括驻扎在外国发生的故事、华盛顿的政坛秘闻以及费城的政治腐败。他当过费城的警察总监,曾试图铲除市政当局的贪污及黑白两道的勾结,却劳而无功。真到不得已时,巴特勒自然会不惜在华北开战,以捍卫美国人的生命和权利。但他喜欢中国人,也仰慕他们,在职权允许的范围内,与中国人的反外国思潮特别是反美思潮作斗争,以避免战火。他做的极其成功,示好的同时,避免了示弱或谄媚。他特地告诉中国人,他的部队训练有素,状态上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若美国人对中国的善意遭到卑鄙的暴力回报,部队必将全力出击。遵循这一策略,他全面配合了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的所有活动及立场。在最紧张动荡的几个月里,两人经常在北京使馆碰头。他们一致认为,京津两地美国社区集中出现的问题容易解决,但散布在华北各地的零散传教士的问题,则会相当棘手。南京暴行发生后,已有数百个传教士将家人送回了美国,另有数...
  • Anna
    2011-12-28
    时任《纽约时报》代理总编的,是能力非凡的费雷德里克·伯查尔(Frederick Birchall)。他给我的指示简明扼要:尽一切可能接近事实真相;即使美国有错,也要揭露事实;避免对事实作评论,因为“这是社论版的工作”;若认为故事内容美联社可能已经发过通稿,就不必再花钱去复述;若对某事存疑,宁可不写,除非存疑的原因本身是新闻;还有,“宁可不发消息,也不要发了错误消息,再去更正。”时报的条条框框如此之少,真是找不到比这更理想的报纸了。在为时报工作的这些年里,总部从未否决过我发出的新闻。当我受到持续的个人攻击或正式攻击时,报纸总予我以有力支持。每当我看出某件事的端倪,认为需要出差采访时,我总有权自行决断……摩尔是中国事务的老手,自一次大战起,就担任了合众社驻北京记者。1915年,他独家报道了日本向中国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但合众社却将消息扔进了废纸篓,并对他作出了训诫,因为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出面否认有此事。不过,这段故事出自摩尔之口,我并未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