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维的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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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成功的文化以这种方式适应了周围的环境，而未能成功的则消亡了。文化群体中的发明被精确地传递下去，保持其在群体中的稳定性，直到更先进的发明出现（这被称为棘轮效应）（Tomasello et al.，1993），文化演化才得到了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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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很多研究证据表明，推理的主要功能是说服他人。例如，人们倾向于寻找支持性而非证伪性证据（验证性偏差）。因此，说服他人对个人的适应性是有益的，可见人们使用推理能力是为了说服他人，而不是为了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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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因而，社会规范是在群体的文化共同基础内的一种相互期望，即期待人们特定的行为方式；而这种相互期望并不仅仅是统计上的，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规范性的，即你会被期望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期望的力量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不遵从群体行为方式的个体通常会引发破裂，而这应该是不被允许的。事实上，如果个体的行为表现并不像是群体中的一员，或者感觉其并不愿意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他们是不会被信任的。具有群体意识的个体会把不遵从看作对群体生活的潜在伤害。结果就是，人们会为了各种原因而遵从社会规范，如工具性原因（成功协同）、谨慎的原因（避免群体的责骂）和考虑群体的原因（为了群体的利益，毕竟不遵从可能会破坏群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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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如果个体所在群体中的一员，做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如果这个个体也会这么做的时候，该个体就会感到内疚、惭愧或者自豪（Bennett& Sani，2008）。当代社会中，在同一种族、同一语言环境、集体责任制中，都会看到这种群体认同与群体性内疚、羞愧和自豪，甚至在某个球队的球迷之中也会看到这一现象。目前就我们所知，类人猿和早期人类都是完全没有这种群体认同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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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很多研究表明，人类在所有方面都更喜欢内群体，而且他们更看重自己在内群体中的名声（Engelmann et al.，in press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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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人类开始认为他们的群体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个体组成的“我们”，也就是说，人类认同他们的群体，这是一个已经确定的心理事实。最基本的是，人类是有内群体/外群体这一心理的，而这很有可能是人类所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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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教导和遵从会导致累积性文化演化，也就是所谓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Tomasello et al.，1993；Tennie et al.，2009；Dean et al.，2012）：文化实践会一直保持不变直到某一个体发明了一些新的、改进的技术，进而教给别人使他人遵循，直到再有新的发明出现，从而推动其继续向前迈进。托马塞洛（Tomasello，2011）认为，类人猿的社会并不会出现这种棘轮效应或者说累积性文化演化，因为他们的社会学习是基于掠夺性的，而不是人类的这种通过教导和遵从而表现出的合作性。正是这种棘轮效应，使得个体不会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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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人类倾向于分割为更小的群体，逐渐形成了所谓的部落组织；部落组织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社会群体，其中每一个都是单一的超群或者说“文化”。这意味着，辨认其他人是否属于自己的文化群体就变得非比寻常了，当然，我们也需要确保他们能认出我们来。这种双向的识别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文化群体中的成员，才可以与其分享技能和价值观，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当代人类有多种标识自己群体身份的方法，但最原始的方式主要是行为上的：如果个体说话像我们，像我们一样准备食物，和我们用相同的方式捕鱼，也就是说与我们分享共同的文化实践，那么这些个体很有可能是我们文化群体中的一员。因而，早期人类的模仿技能变成了现代人类积极地与群体内的陌生人进行更有效的协调活动，积极地显示自己的群体身份以使他人挑选自己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可信赖的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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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但是，类人猿的这种文化并不是人类的文化。托马塞洛（Tomasello，2011）认为，类人猿的文化以“掠夺”（exploitive）为主要特点，即个体学习他人时，被学习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被观察。而现代人类文化则相反：它是以合作为基础，成人会主动地、利他性地教导儿童，儿童则主动地遵从成人，这是一种适合文化群体合作的方式。这种文化的合作形式，可能正是由早期人类高度合作的生活方式而产生的，同时也正是因此，类人猿的社会学习才会转变成真正的文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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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在超过200种的灵长类物种中，只有人类的眼睛方向是高度可视的（源于高度可视的巩膜）（Kobayashi & Koshima，2001），也只有人类使用这个信息，因此，当在多种对比头和眼睛方向的条件中测试时，12个月大的人类婴儿倾向于追随其他个体眼睛的方向胜于头的方向，而类人猿则只倾向于追随其他个体头的方向（Tomasello，20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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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例如，邓巴（Dunbar，1998）向我们表明了与灵长类大脑体积相关性最强的不是它们的物理生态，而是社会群体规模（作为社会复杂性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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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因此，我们这里所描绘的早期人类已经能够从事类人猿尚不具有（因为类人猿没有从事联合合作活动和合作性交流这类引起社会性自我监控的活动）的两类自我监控：合作性自我监控和交流性自我监控。早期人类模拟他人关于自己合作倾向（道德规范的先导）及交流行为可理解性（理性规范的先导）的评价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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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而且，演化的假设是，早期人类——也许是40万年以前的海德堡人 ——演化出可以进行联合注意的技能和动机，将类人猿的平行群体活动（如你和我每个人都平行地猎捕猴子）转化成真正的联合合作活动（如我们一起猎捕猴子，每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们也将类人猿的平行观察行为（如你和我各自看着香蕉）转化成真正的联合注意（如我们一起看着香蕉，每个人带着自己的视角）。不过早期人类并不是以现代人的方式这么做，不像由相对恒定的文化习俗和约束表现出来的那样。相反，他们最早的合作活动是临时和某个特定之人在特定情境下为了特定目标的合作，他们的联合注意与这种“第二人”的方式是类似的结构。因此与搭档之间存在“第二人”的联合卷入，但是当这个合作结束，“我们”意图也就随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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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在托马塞洛等人（Tomasello et al.，2012）的假设中，义务性的合作捕猎成了早期人类演化上稳定的策略，这里有两个互相影响的原因：彼此依赖及社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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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通过对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大普查，梅纳德·史密斯和赛兹莫利（Maynard-Smith & Szathmary，1995）指出，生物体复杂的进化过程有八个最重大的转变，如染色体的出现、多细胞有机体的出现，以及有性繁殖的出现等。奇妙的是，每一次转变都包含两个最根本的过程：第一是每次都出现了某种相互依赖的新的合作方式：“在转变之前，个体能够独立复制自身；在转变之后，个体只有作为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才可以复制自身。”（p.6）第二是每次与新的合作形式同时出现的是一种新的交流形式，正因为产生了新的交流形式——“信息交换方式的改变”（p.6），新的合作形式才成为可能。这样看来，最近一次重大转变是与言语交流有关的人类合作性社会（文化）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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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具有对决策过程进行自我监控的能力，是类人猿思维的第三个核心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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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基于已有认知表征进行推理的能力，是思维的第二个核心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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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能够进行某些抽象性认知表征（可用于同化新的经验），是思维的第一个核心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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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比如说，人类会合作养育婴儿，所有成年人都会支持养育婴儿［称为合作养育（cooperative breeding）］（Hrdy，2009），类人猿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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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7
  除了具有通过观察社会互动识别社会关系的能力外，类人猿还能把其他个体当作一个具有追求目标和知觉注意情境的主体来看待，进而知道个体的目标和知觉，进一步决定其行为。这也意味着类人猿不仅本身具有意图，同时还可以将其他个体理解为具有意图的个体（Call & Tomasello，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