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 柯里昂妮

  2023-07-18
  遗忘研究已经指出，要实现遗忘，不仅可以通过缄默，而且可以通过喧哗。全社会对一个事件的缄默不语固然会造成该事件彻底从记忆中消失，而全社会热议与该事件相关的其他事项却完全不提该事件本身，同样会造成该事件的遗失。
• 豆友1869286

  2020-03-08
  而拓跋鲜卑面对的却是有丰富历史书写传统的华夏社会，历史学早已建立起直笔、实录的独立价值标准，这时，在服务于文化转型的时代要求与维护史学直笔美德的传统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调和的冲突。有时候，即便是崔浩这么富于政治智慧和行政经验的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冲突是多么的迫在眉睫。其结果，以牺牲史学为代价，国家暴力直接介入了遗忘的制造。
• 陈灼

  2020-05-06
  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 松亭君

  2020-07-18
  遗忘塑造记忆。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一个基本常识，历史是一种记忆，史学被当作一种记忆来讨论。但事实上，是遗忘在塑造我们的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在于理解遗忘。遗忘有很多意义。比如一天记通一万字，我怎么也记不下来这种遗忘是个人生物属性上的局限。过去有“集体失忆”的概念来与集体记忆相对应，也是强调由于记忆能力的不足而无法维持与过去的联系，这种失忆是一个消极过程。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积极的遗忘，是出于某种目标，主动地、有意识地切断与过去之间联系的遗忘。焚书、文字狱、删帖、屏蔽敏感词或禁言，就是要造成一种主动的遗忘、一种强制性的遗忘。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样的遗忘是有历史学意义的。
• 丛林宜歌

  2020-02-22
  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奇迈可调查了这种转变，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观察者称东亚人的肤色近似白色但并不是白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棕色、橄榄色、灰白色、铅色，等等，总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过，几乎还没有人以单纯的黄来描述东亚人的肤色，因为黄色的确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东亚用肉眼凭经验观察到的肤色。白色被欧洲人垄断之后，如何描述东亚人，似乎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广的范围内，难以达成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等欧洲中心主义继续成长，超越经验观察，由近代动植物分类学、人类学和进化论主导，才最终实现了东亚人肤色由白向黄的历史性跳跃。
• 遮天的花

  2020-06-06
  我们现在明确提出要走出民族主义史学，不是因为告别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了，事实上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仍将维持很多很多年，而是因为告别的必要性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紧迫了。历史制造了太多冲突，但也能有助于带来和解。南非和智利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旨在暴露过去的全部伤痕并向前看。这并不意味着沉湎于过去的痛苦和罪行中，而是接受事实并努力理解其意义。……诚实地考察过去，哪怕它对某些人来说难以接受，是社会走向成熟并在社会之间架起桥梁的唯一途径。
• 遮天的花

  2020-06-06
  “今天，我们被鼓励去最小化欧洲各人群的差异，不仅是在古老的过去，而且是现在：渐渐地，欧盟公民作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被唤醒了，欧洲人，这个identity，和它要去替代的那个排他主义的民族identity也许同样有问题。……这种创造中的一个强大因素就是共享的历史，然而欧洲历史如何写、如何被相信才能导向统一，而不是唤醒那古老的敌对、战争和恶行呢？”更加直接的疑问是：“用工具主义的欧洲整合神话替代工具主义的民族史神话，是不是就更合理更正当呢？这样做就不带有其自身的危险吗？”
• 遮天的花

  2020-06-06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随着20世纪的远去而消散。“自二十多年前苏维埃帝国崩塌以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领导人已经发现，重提英雄历史、民族起源、早期国土获取和统一文化的古老神话，有一种激发大众的威力。比如在比利时，佛兰德人族群认同已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本就不强的国家认同。又如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加泰罗尼亚认同使这个地区除了法律层面外已在各个方面从西班牙分离出来。”
• 遮天的花

  2020-06-06
  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奥匈帝国的宫廷历史学家、人文主义者拉兹等，开始讲述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他们把法兰克人、凯尔特人、苏维人等民族的起源，追溯至古典后期的民族大迁徙，从此“民族迁徙”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术语。于是乎，4到7世纪间欧洲被各人群（特别是日耳曼语各人群）的迁徙所改变，而这些摧毁罗马帝国并创建了新的多个民族共同体的新徙入人群，正是现代各民族国家的祖先，这一观念被学者和大众所广泛接受。正是那个时刻的收获决定了后来的祖居之地。当欧洲各人群完成其迁徙时，他们一劳永逸地获得了他们的神圣领地，从此一直占有并建立其民族国家。帕特里克·格里指出：“这一发展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得到强化，结果导向探寻另一种古典，另一种理解欧洲人群和民族起源的方式。旧的、如伦巴第人和哥特人的起源神话被唤醒了，同时一些新的、主要是有关‘迁徙时代’的神话，被制造出来了。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又使这一探寻走向政治化，既是德语地区对法国帝国主义的一种反应，又作为一种手段在俄国、哈布斯堡和奥斯曼确保少数族群的政治权利。不久，在整个欧洲，科学的、基于语文学的、为民族服务的历史开始制作民族神话，这些民族神话不是简单地强调起源，而是强调欧洲各人群的本质特性，而这些人群数量的增长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在德国，从塔西佗书中引申出来的日耳曼人之纯正与美德，大有贡献于普鲁士领导的德国统一，而到了20世纪，又急剧发展为最恶劣的种族民族主义暴力。”
• 遮天的花

  2020-06-06
  3世纪开始，基督教的通史作者们受到古典民族志和圣经历史的双重影响，尝试把他们接触到的新蛮人放到所继承来的叙述框架里。...法兰克人（Franks）本来不知道自己的起源，可是到7世纪时已和特洛伊的普莱姆王（King Priam）联结起来，声称在被逐出特洛伊的大流徙中，一部分特洛伊人变成马其顿人，另一部分则按照他们的Francio王的名字，取了“法兰克”（Frank）这个名称。而法兰克人（被理解为欧洲贵族）与罗马人的共同起源的神话，在那时是被广泛接受的。“特洛伊起源说使得法兰克人既是罗马人又是马其顿人的兄弟，因为罗马人也起源于一个特洛伊英雄，虽然相较普莱姆王是不那么重要的一个，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在整个中世纪里都被普遍尊为英雄和征服者。这个起源神话比起斯堪的纳维亚起源传说，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社会里更受欢迎，因为它在法兰克精英与罗马文明之间建立了更亲密的联系。”对于中世纪的法兰克人、哥特人、伦巴第人来说，他们认为是他们拯救并复兴了罗马世界，和近代以来人们所信持的蛮人毁灭了罗马帝国的观念相去何等遥远。
• 遮天的花

  2020-06-06
  帕特里克·格里在文章里概括地清理了古典时代以来欧洲各人群起源神话的变迁，在当前欧洲政治经济渐趋统一的背景下，对那种试图创造一个单一“欧洲民族”的史学努力，提出了学理上的质疑，因为这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叙述欧洲历史的问题。古典时代结束之后的欧洲，在漫长的时期内，欧洲各人群相信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起源，这个历史观由古典时代的传说和基督教《圣经》叙事两种传统共同凝成。溯源至特洛伊的起源神话，维吉尔的版本，以及至迟于7世纪为了说明法兰克人的起源而重新讲述的故事里，都有助于彰显欧洲人（无论是说日耳曼语的还是说罗曼语的）的共同起源和共享文明。和基督教一起，通俗的古典化神话提供了共有文化的基石。”
• 遮天的花

  2020-06-06
  在土耳其东北黑海沿岸地区，有一个过去曾被称为拉孜斯坦（Lazistan）的区域，这里的主要人群被称为拉孜人（Lazi），他们现今的总人口大概是九万，所有人都说土耳其语，但其中有大约两万多人还说一种被称为拉孜语（Lazuri）的语言。...20世纪60年代德国青年学者沃尔夫冈·福伊尔施泰因...意识到拉孜语与土耳其语所从属的阿尔泰语系毫无关系，而是南高加索格鲁吉亚语的近亲。拉孜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远祖就是希腊神话中保护金羊毛的Colchis人，他们原居格鲁吉亚滨海地区，一千多年前被入侵的阿拉伯人驱赶到安纳托利亚，栖居于黑海南岸陡峭险峻的山地，在奥斯曼苏丹控制这个地区之前，他们一直信奉基督教，后来改宗伊斯兰教。福伊尔施泰因觉得对自己所发现的这个民族有神圣的责任，决定把拉孜语从口头语言提升为书写语言，于是发明了一种基于土耳其语拉丁字母的拉孜语字母拼写方案，编纂词典、语言和小学课本，在拉孜人中积极推动语言、历史和民族意识教育。这引起了土耳其政府的警觉，于是逮捕了福伊尔施泰因，痛加惩戒，还威胁要把他作为间谍处死。同时福伊尔施泰因在拉孜人村落间散发的各类语文读本都被收缴，列为国家禁品。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土耳其政府，在处理拉孜人问题时，只好采取双重标准。拉孜人作为安纳托利亚全面突厥化过程的一个历史劫余，本来可以提示该地区历史过程的时间地层关系，但在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中，特别是因为官方史学不肯承认安纳托利亚原居民的突厥化过程（官方历史叙述把土耳其人都说成中亚突厥移民的后裔），拉孜人的历史要么走向神话，要么混同于其他人群。
• 遮天的花

  2020-06-06
  威廉·达尔瑞坡还探讨了印度历史学界对印度社会非历史的历史知识大行其道这一现状所负有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他们没有较多地推出社会所需求的、高水平与可读性结合得很好的历史著作。目前最常见的两卷本企鹅版《印度史》固然是优秀的学术著作，但失之于枯燥难读。在更容易亲近虚构类作品的印度中产社会里，高水准又可读的非虚构历史作品的缺乏，多少助长了神话对历史的取代。近来印度写作市场呈现爆炸式发展，但一个突出特征是极少作者对严肃的传记或历史题材感兴趣。比如说，尽管印度的历史学家生产了许多精良的专业论著，但现在仍旧难以买到不过时又可读的、殖民时代以前的任何统治者的传记。要提高印度历史的公正性和质量，不能只指望政治家。除非印度的历史学家们学会写出晓畅的作品，足以吸引较为广泛的读者，特别是印度酷爱读书的中产阶级读者，那么，非历史的神话还将继续繁荣昌盛下去。
• 遮天的花

  2020-06-06
  印度古代史和中古史教授德维坚德拉·纳拉扬·杰哈（Dwijendra Narayan Jha）长期批评印度教民族主义，他于2001年出版的《神牛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Holy Cow），以大量坚实的材料考证古代印度教和佛教都是吃牛肉的，否定了印度教徒普遍坚持的在印度吃牛肉始于伊斯兰入侵的说法，还论证说只是到了18、19世纪，印度教才开始禁食牛肉。这使杰哈教授面对巨大的恐怖压力，包括多起死亡威胁和暴风骤雨般的言论攻击，出版社也把书撤回（直到2009年才再次出版）。
• 遮天的花

  2020-06-06
  霍布斯鲍姆...说：“历史学家之于民族主义，恰似巴基斯坦的罂粟种植者之于海洛因瘾君子：我们向市场提供基本原料。缺乏过去的民族不成其为民族，使民族成为民族的正是过去，使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敌对得以合理和正当的也是过去，而历史学家就是过去的制作者。”...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主义在其始发阶段，无论是在19世纪初的欧洲，还是在20世纪的亚非殖民地，高举民族大旗本来是为了扩展和联合更多人群，但后来民族主义的主要功能却滑向在人群之间制造分离、区隔和限制。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从民族主义的仇外发展到民族—种族主义，几乎是一个普世现象。”
• 遮天的花

  2020-06-06
  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Geary）在其名著《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中，对民族主义史学的负面影响有一段尖锐而沉重的批评：“现代史学诞生于19世纪，其孕育与发展，都是为欧洲民族主义服务的。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工具，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书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使得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变成了一个富有毒害的垃圾场，塞满了族群民族主义的毒物，其毒性已深深渗入社会大众的思想意识。”
• 遮天的花

  2020-06-06
  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国家在起源意义上是互为因果的，而近代制度化和专业化的历史学，也与近代民族国家几乎同时发生和发展起来，这就注定了历史学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构建其基本骨架，而且主动服务于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国际国内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民族主义史学是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忠诚于民族主义，以本民族为中心，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举例来说，世界各地的读者对这样的民族主义史学论著应该都是不陌生的——无论是不是国别史，在民族主义史学的历史叙述中，本民族总是最优秀最伟大，德性品质最好，总有许多个第一，对其他民族有功无过，本民族的历史总是最为悠久，要么是不断胜利、不断成长的历史，要么是曾经伟大、中间经历磨难、终于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一边倒的比较史，而本民族之外的那些比较对象，通常都是缺席的，都隐没在不言而喻之中。为了服务于民族国家的领土主张，民族主义史学都会把现有国土说成自古以来的合法领土，还会强调历史上失去的领土，把领土争议中的他国说成理亏的一方。对历史上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民族主义史学总是把本民族描绘成和平主义者、助人为乐者、输出文化和财富者，并刻意强调受侵略、受凌辱的经历。民族主义史学不仅要激起读者对本民族（本国）的骄傲，还要激起读者对他民族（他国）的隔膜、敌意，甚至仇恨。
• 遮天的花

  2020-06-06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45年发表的《论民族主义》（Notes on Nationalism）之所以是一篇重要文献，不在于文中说出了“民族主义是由自欺煽起的权力饥渴”这样的名言，而在于指出民族主义者痴迷于历史书写的原因，就是他们要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脱离真实和现实的幻境，在这个幻境里，民族主义者可以获得胜利、优越与复仇的满足感，或是找到足以使“本民族”同仇敌忾的被欺辱的共同经历。“民族主义者都执着于这样的信念，以为过去是可以改变的。”“只要触及民族主义的神经，知性正直会消失，过去可以改变，最简单的事实可以否认。”民族主义召唤起最强烈的忠诚和仇恨，“一个人心里只要有了民族主义的忠诚或仇恨，有些事，哪怕明知是真的，也变成不能承认的了”，“忠诚感被激发出来，同情心就停止起作用”。于是就有了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有民族主义立场的历史学，就是民族主义史学。
• 柏林苍穹下

  2019-12-11
  突厥是一辆自东向西穿越亚洲的大巴士。起点是于都斤山，终点是伊斯坦布尔。这是漫长的旅行，走过了很多地方，在每一个地方都会停靠。每一站都有人带着行李上上下下。乘客中没人在乎这辆巴士的起点是哪里、终点在何方，大家不过是搭车走个短途。他们也从没想过他们与其他乘客间有什么联系。有时车出毛病了，停下来修修，路上能找到什么配件就用什么。经过很多年，当这辆巴士最终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车上不大可能还有从起点站上车的乘客了。而且，这辆巴士本身，也不再是出发时的那个样子了。里里外外，都换成新配件了。但这辆车还被称为突厥，而乘客都自称突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