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

• Moon Sea

  2021-01-25
  文化基因的共同演进产生了许多人类倾向于模仿所有步骤或紧密遵循当地礼仪的原因。[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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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500年前，玉米是美洲大陆上许多农业社会产量最稳定的农作物。然而，这种严重依赖玉米的现象引发了一些棘手的营养问题。长期食用玉米会使人体缺乏烟酸（维生素B3），而烟酸摄取量不足时则会导致一种被称为糙皮病的可怕疾病，主要症状有腹泻、损伤、脱发、舌炎症、失眠以及痴呆，甚至导致死亡。实际上，玉米中含有烟酸却不能通过正常烹饪得到释放。为了释放烟酸，整个新世界的居民在文化上演变出了将碱引入配置好的玉米食材中的做法。有些地方的人会从燃烧的贝壳（会产生氢氧化钙）中或某些种类的木材灰烬中提取碱物质。而在其他地方，人们则会从大自然中提取既有的碱液（氢氧化钾）。正确地将碱物质混入食材能以化学方式释放出玉米中不可用的烟酸，这样就防止了糙皮病的产生，并保证了以玉米为农作物的农业人口能够繁衍生息。[10]——————————————到1735年，玉米粉已经成为意大利、西班牙一些人口主要依赖的食物，随后出现了糙皮病。这种情况被认为是一种麻风病或食用腐坏的玉米造成的。随着玉米被作为主要作物引入罗马尼亚与俄罗斯地区，糙皮病也蔓延到欧洲，但这种疾病主要流行于贫困人口中，这些人口几乎和它度过整个冬天，所以糙皮病成为一种“春天的疾病”。实验已经有了结果，而法律（对应于实验的定律）则试图通过禁止销售损坏或腐坏的玉米来解决问题。显然，这对减少糙皮病没有作用，因为腐坏的玉米根本不是问题根源所在，欧洲人在这一点上形成了一种错误的因果模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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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在西方，提供一个可接受的、清晰的、明确的做事原因不过是一种基本社会规范，所以西方人往往产生一种幻觉，即人类普遍将这种明确的因果模型作为处世原则。[9]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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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在大约500万年的时间内，我们的大脑从与黑猩猩一样的350立方厘米左右演变为1 350立方厘米的规模。在达到500立方厘米左右后的大部分扩张，是在大约200万年前开始发生的。这对遗传演进来说是相当快的。这种扩张在20万年前停止，可能是由于婴儿越来越大的头部导致出生时遇到了困难。大多数动物产道的宽度要比新生儿的头部要宽，但人类的产道没有这么宽。婴儿的头骨必须保持未闭合的状态，以便用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方式从产道中出来。大脑停止扩大的原因似乎是，大脑的规模已经达到了灵长类动物身体计划的上限；如果婴儿的大脑变得更大，他们在出生时就无法挤出产道。自然选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技巧来避免大头婴儿的问题，包括复杂的皮层褶皱、高密度的互连（这使我们的大脑能够在存储更多信息的同时，规模不会增大）和出生后快速的扩张。具体来说，新生儿的大脑在一岁时比妊娠期更快速地持续扩大，最终扩至三倍左右。相比之下，新生灵长类动物大脑的生长较为缓慢，最终只会增加一倍左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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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在所有这些技术中，烹饪技术可能是对塑造消化系统最重要的文化知识。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是烹饪（生火技术）在人类进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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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这个被想象出来的灵长类动物跨过了一个进化过程中重要的门槛，进入了通过积累而形成的文化演进的领域。这个门槛表明文化传播的信息通过几代人得到积累，使各种工具与专门技巧越来越适用于所处的生存环境，即“棘轮效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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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这篇文献的一个论点涉及在解释我们的能力和行为方面时反对“天生的”和“后天的”观点。我们将看到，许多行为都是100%天生或100%后天学习的。比如，人类已经进化为使用双腿走路，这是我们物种的标志行为之一。然而，也非常明确的是人类是需要学习走路的。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看，自然只关心它需要时出现的它“想要”的表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自然会使用学习、偏向性关注、变化动机、调整解剖、推测偏见和疼痛反应，以确保所需的发展过程按计划得以完成。因此，表明某些事情是后天学习的，只会告诉我们这个发展过程而不能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受到自然选择作用的还是受到遗传影响的。比如，纵观历史长河，许多人只能凭空弄清楚如何进行性行为，在没有别人提供的信息下，很明显，他们只能自己学习。然而，想要表明性行为并没有受到自然选择的塑造，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尽管学习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为了学习性行为进行交流，自然选择让一些事情变得在“感觉上正确”而其他事情不那么正确。因此，大多数夫妻最终可以弄清楚如何进行性行为，至少可以达到自然选择的目的。尽管学习走路与性行为非常重要，但是偏僻社会的人也不会只学到单足跳跃或爬行，以及根本不会生小孩。文化学习中人群之间存在差异的证据，参阅Mesoudi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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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Humphrey（1976）同时描述了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Byrne and Whiten 1992）以及文化智力假说（Herrmann et al. 2007, Whiten and van Schaik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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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Boyd and Richerson（1985）是在Luca Luigi CavalliSforza and Marc Feldman（1981）开创性努力的基础之上建立起的,他们将建模的文化演进从遗传演进中分离了出来。对这项早期研究做出贡献的人包括Durham（1982）, Sperber（1996）, Campbell（1965）, Lumsden and Wilson（1981）, and Pulliam and Dunford（1980）。智力的线索可以追溯到James Mark Baldwin（1896）。富有洞察力并相当有价值的概述参阅Hoppitt and Laland 2013, Brown et al. 2011, Rendell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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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学习者在进行文化学习时通常遵循三条线索，分别是年龄、成功与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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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是的，传统意义上的种族分类无法告知我们这个重要变化。事实上，我在前面描述的过程反而让种族分类的信息量变得更少了，因为它们显示出不同而又不协调的运作方式，造成了本土群体间不太相似的同时（例如，乳糖耐受的非洲人与不耐受的非洲人），不同大陆间的种族更为相似（例如，日本人和美国人在具有淀粉酶基因方面相似）。目前的证据表明，自然选择在不同大陆上以不同的方式运作，其规模比种族的还小。——————————总的来说，传统的种族分类只抓住了7%左右的物种遗传变异，这表明种族与黑猩猩的亚种不同。[18]————————————我们逐渐明白什么会引发偏见，以及偏见对健康、教育、经济、冲突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怎样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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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在进行讨论之前，首先要强调的一点是基因和种族的问题。人类学家一直主张种族并非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本书需要说明的是，由欧洲人在历史上提出的种族概念（白种人、黑种人以及黄种人）除了能探寻古代人的迁徙模式之外，不能含有或传达更多有用的遗传信息（如果有的话）。[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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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一些证据表明，社会组织的文化形式可以塑造我们的基因组。这种发现非常重要，一些人认为由文化演进创造出的社会组织形式太过脆弱或不稳定，因而不会影响我们的基因。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类学家所说的婚后同居。在长时期的人类社会中，直到最近，还有地方性规范规定新婚夫妇需要与丈夫的家人或者妻子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第一种为婚后居住在男方家庭，第二种则是婚后居住在女方家庭。太田博树和他的同事在泰国北部地区对婚后三个居住在男方家和三个居住在女方家的村民进行了研究，考察了他们的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的变化。其中，他们的儿子和女儿都只从母亲那里遗传了线粒体DNA。儿子从父亲那里遗传了Y染色体，而女儿无法遗传到Y染色体。如果社会组织足够影响到基因组，与线粒体DNA相比，婚后居住在男方家庭的群体Y染色体变化相对较低，因为儿子们总是有更多与父亲相处的机会。同理，因为女儿随母亲，入赘群体应该呈现出相反的模式，即线粒体DNA变异较少，而Y染色体高度变异。这正是太田团队发现的，表明文化演进的社会规范可以塑造基因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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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事实上，人类拥有的AMY1基因数各有不同。长时间一直依赖高淀粉含量的食物的人群平均有6.5~7份。生活在丛林且依靠以淀粉为主的根和块茎为食的非洲狩猎采集者哈扎人平均拥有近7份，有些哈扎人则多达15份。欧美人和日本人紧随其后，分别为6.8份和6.6份。相比之下，长期依赖低淀粉类食物的人群拥有的份数约为5.5。其中包括居住在刚果盆地热带森林的狩猎采集者以及非洲和中亚地区的牧民，他们的食物来源主要是肉类、动物血制品、鱼类、水果、昆虫、植物种子和蜂蜜等的组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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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在不列颠群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原住民人口中，超过90%的人是可持续产生乳糖酶的，而欧洲东部和南部的比率在62%~86%之间。在印度北部地区，这个比率是63%，南部则是23%，非洲地区的分布则比较零散。————————————乳糖耐受性直接受到遗传控制，包括哺乳结束后抑制哺乳动物产生乳糖酶的基因。—————————————按比重来算，全脂牛奶中乳糖达到4.6%，切达奶酪中乳糖达到0.1%，酸奶黄瓜中乳糖则是0.3%（酸奶黄瓜是一种酸奶制作的传统中东菜）。古达奶酪和布里奶酪等奶酪只含有微量的乳糖。因此，奶酪和酸奶制作技术的发展至少部分是因为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可以减少乳糖的摄入，使所有人都可以从牛奶中获取营养。————————随着畜牧业在欧亚大陆和非洲成为经济核心，自然选择形成了5种不同的基因变异以抑制不同人群的乳糖不耐症。在欧洲，产生蛋白质乳糖酶基因的上方有2号染色体的变异。DNA中的胞嘧啶转化为胸腺嘧啶，这种变异轻易改变了哺乳动物断奶后产生乳糖酶的水平。在非洲和中东等地，DNA的交换是不同的，尽管它们都在蛋白质乳糖酶上方13 000~15 000碱基之间。[12]这些基因的传播时期表明，非洲地区的变体可能最古老，欧洲的变体次之，可追溯到10 250—7 450年前。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变体可能最近，在5 000—2 000年前。这个时期表明，阿拉伯骆驼的驯化可能产生了偏向这个特定变体的选择压力。这种文化推动的遗传演进的速度值得我们注意。这些选择压力使得乳糖耐受性的基因在不到1万年的时间内达到全球人口的32%。这与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其他遗传演进的速度相比已经相当迅速，在人类基因组中也是如此在继续讨论之前，必须强调一下我们对这种已经发生并且正在发生的文化与遗传的共同演进的过程缺乏认识。——————————1946年，美国公立学校午餐计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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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当然，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哺乳动物，所有正常的婴儿或幼崽都会产生乳糖酶，乳糖酶使其能够在小肠中分解乳糖，从而获得母乳中丰富的营养。牛奶富含钙、维生素、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水分。大多数人在哺乳期结束后就不再产生乳糖酶。到5岁之后，大部分人无法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更有甚者，有些人在喝完牛奶后偶尔会腹泻、腹部绞痛、排气、恶心甚至呕吐。这就是所谓的乳糖不耐症。在没有医治的情况下，这样的腹泻可能是致命的。[10]然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群当中，包括欧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一部分人在成年之后依旧可以消化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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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5
  在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醇脱氢酶1B数据后发现，抑制酒精的基因变异是非随机分布的。数值最高的地方在中国东南部地区，其次是中东地区。在中国的东南部地区，拥有抑制酒精的基因的人占其总人口的99%，有些则达到70%~90%。在中东地区，这一比率在30%~40%之间。[7]苏冰和他的同事将这些发现与东亚稻作农业起源的考古数据进行结合，揭示了东亚地区从狩猎采集向农业文明的转变。一个地区越早开始进入稻作农业，拥有抑制酒精基因的概率就越高。在得知稻作农业开始的时期后，我们可以解释这种基因变异中50%分布在亚洲人身上的情况，而考虑到考古中年代的不确定性以及数千年以来的各种其他因素，这一比率是惊人的。[8]那么，农业文明与酒精又有怎样的联系呢？从广义上讲，发酵饮料的制作与农业发展紧密相连。大多数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缺乏制造啤酒、葡萄酒或烈酒的方法、知识或资源（例如谷物）。但是，即便是小规模、半游牧形式或刀耕火种的农业人口通常也会酿酒。在中国，第一批酒精饮料的诞生可追溯至黄河沿岸稻作农业的兴起。化学分析发现，贾湖遗址出土的9 000年前的13瓶陶罐装米酒，酿造时很可能还加入了蜂蜜和水果。[9]这似乎意味着种植水稻后，人们很快就学会了酿酒的方法。基于其他的史实，这可能为水稻种植者带来了与酒精相关的问题，驱使醇脱氢酶变体来减少饮酒的乐趣。如果没有稻作农业和米酒的文化演进，可能也就不会产生抑制酒精的变体醇脱氢酶1B基因。
• Moon Sea

  2021-01-25
  让我们仅考虑其中一个基因的变化。大约在10 000—7 000年前，4号染色体中的这些醇脱氢酶1B基因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发生了变异，导致其序列中组氨酸代替了精氨酸。这种新的1B基因似乎可以让肝脏更有效地代谢酒精。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酒精分解速度的加快会产生出高浓度的乙醛，从而导致人头晕、心率增加、恶心、虚弱、体温升高以及皮肤潮红。这种令人不快的潮红反应减少了人们对酒精中毒的反应，与治疗酒精中毒的药物所产生的效果相似。虽然估计值各不相同，但拥有抑制酒精的醇脱氢酶1B变体将依赖酒精的可能性降低到原来的1/9~1/2，将重度和过度饮酒的伤害降低了80%左右。这种变体更有效地分解酒精的方式也可能通过防止酗酒来保护身体，但也可能会使宿醉变得更严重。[6]
• pior

  2020-07-29
  根据个人经验的不同，那些长期垂钓者中有50%的人习惯打桶结而30%的人则会打渔人结，其余20%的人则会选择其他5种打结方式中的一种。学习者如果看到这个情况，会跳过其他打结方式直接选择桶结。这也说明，群体智慧已经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