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与华夷

• Robert L.

  2024-03-05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正统论，除了讲求国家法统的合法性之外，华夏种族的血统和儒家文化的道统也同样是很被看重的因素。若就这两个因素而言，南朝有足够的理由被视为天下正朔之所在。况且即使在南北统一之后，隋唐文化的南朝化也表现得相当明显。
• HECTICIDE

  2021-05-05
  史以载治乱，学者资考究。胡为攀麟经，师心失所守。拘拘论正统，脱口即纰缪。拓跋起北方，征诛剪群寇。干戈定中夏，岂曰无授受？蕞尔江介人，弑篡等禽兽。荒淫无一可，反居魏之右。金源有天下，四海尽稽首。世宗三十年，德共汉文懋。南渡小朝廷，北面表臣构。奈何纪宋元，坐令大纲覆？兔园迂老生，永被见闻囿。安得如椽笔，一洗贱儒陋。
• cc修文

  2020-08-27
  “历史”是怎样写成的？本文通过郝经雁帛书故事提供了一个个案分析样本。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它从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到最终进入历史知识系统的整个过程：成宗大德七年至九年间（1303—1305），时任翰林直学士的郭贯为了促成郝经的封赠而杜撰了雁帛书故事，但这个故事在当时却鲜为人知；仁宗延祐五年（1318），集贤大学士郭贯又进而伪造了一封郝经雁帛书，声称是他出任淮西廉访使时在安丰路教授王时中处所见，同年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贤大学士李邦宁将雁帛书奏上仁宗，诏装潢成卷并藏于秘书监；英宗至治三年（1323），郝经雁帛书故事及其发现经过被记入《仁宗实录》；其后，纂修于天历二年（1329）至至顺二年（1331）的《经世大典》，其《治典》下“臣事”门所立《郝经传》也记载了这个故事；明初所修《元史》，其《郝经传》采纳了《经世大典》所记雁帛书故事，同时宋濂根据他所见到的雁帛书并参照《仁宗实录》对其流传始末进行了系统梳理，郝经雁帛书故事就这样进入了“历史”。
• Travis1997

  2017-12-25
  在後人看來，司馬光對於南北正閏之爭其實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傾向性，基本上是持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
• cc修文

  2020-09-06
  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如何确定各种书籍应刊、应抄、应存目或不存目，大致是这样一种程序：首先由各位纂修官对图书进行校阅，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拟好提要稿，然后将应刊、应抄、应存目三类书汇总为校阅单，经总裁官审核后确定取舍；最后将各位纂修官提交的校阅单汇总到一起，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别列出应刊、应抄、应存目书单，与四库提要同时进呈——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上谕所称“《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抄及应存书目三项”，就是指的这样一个目录，只是这份目录未能保存下来而已。
• cc修文

  2020-08-25
  总的来看，元代的正统之争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阵营，其中独尊宋统派壁垒分明，而王祎的绝统论和脱脱的“三国各与正统”论则比较接近于修端南北朝说的主张。两种对立的正统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汉人和南人的政治倾向。据我查证，主张独尊宋统者无一例外全是南人：杨维桢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陶宗仪为黄岩（今属浙江）人，欧阳玄为浏阳（今属湖南）人，揭傒斯为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周以立和解观均为吉水（今属江西）人，陈桱为奉化（今属浙江）人。而首倡南北朝说的修端是燕山（即今北京）人，三史都总裁脱脱则是蒙古人。这种情况绝不是偶然的。宋辽金正统问题的讨论毋宁说是明代士人华夷观念的一种表达方式和一个宣泄渠道，与元朝正统之辨所不同的是，这个问题的结论在明代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因此，彻底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自然是明朝士大夫汲汲于心的一件事情。在如何看待宋辽金正统的问题上，清高宗与明代士人可谓殊途而同归。明人之所以对宋辽金正闰耿耿于怀，主要是受其华夷观念的主宰，他们强调的是“严夷夏之大防”；而清高宗之所以要否定辽金正统，则主要是缘于他的文化立场，他自认代表华夏正统，信奉的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信条。长期以来，人们对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缺乏深入的了解，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立场必定是倾向于辽金元这些北族王朝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 cc修文

  2020-08-22
  绝统说从根本上动摇了五德转移政治学说赖以成立的基础。邹衍之五运说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其基本理念是五行代替，相承不绝。后来刘歆创立的闰位之说，也无非是为了弥合德运的断层而想出来的补救办法。传统的五运说以数术的方式来推定人间政权的正当与否，“依天道以断人事之不可断者”。为顾全德运的连续性，很少从道德层面去考虑“统”之正与不正的问题。而宋儒的正统之辨与前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除了大一统的政治前提之外，特别强调道德认同。为什么宋代理学家对五运说的支持丝毫不能改变它最终走向消亡的命运？因为传统的五德终始说是作为裁判王朝正统的理论基础而存在的，经过宋代儒学复兴的冲击，被宋儒以道德批评的新规则取而代之，就连在理论上支持五运说的程朱一派也不例外，于是五运说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不过，在宋代来谈五运说的“终结”，还未免为时过早。实际上，宋儒对五运说的质疑和批判，仅仅是少数思想先行者的先知先觉罢了。在宋辽金时代，五德转移的传统观念仍顽固植根于世俗社会中，尚未退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从政治舞台到社会意识形态层面，随处可见它的影响。虽然宋代的儒学复兴已经敲响了五德终始说的丧钟，但直到南宋末年，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仍然依靠它长期积蓄起来的能量和惯性继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五运说作为一个阐释王朝嬗代的理论体系最终退出政治生活，乃是元朝以后的事情。自秦汉以来，确立皇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手段主要有四种，一是符谶，二是德运，三是封禅，四是传国玺。徐兴无先生认为，谶纬文献由显赫一时而销声匿迹，其主要原因不是历代王朝的禁毁，而是经学自身的扬弃。从宋儒对谶纬的刻意排斥来看，这一断语可谓切中肯綮。但我以为，谶纬的消亡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即与中古时期知识体系的...
• Travis1997

  2017-12-25
  據《大唐內典錄》卷首題記，此書撰於高宗麟德元年（664），時過境遷之後，此時南北正閏之辦已經不再是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生為唐人的道宣似乎不應該存有什麼忌諱。
• 失林獐

  2022-08-10
  在中国人传统的华夷观念中，华夷界限通常是文化而不是种族。坚持这种价值判断的汉族士人，一般来说并不是不能接受北朝正统论。如北宋末年的陈师道曾经替王通《元经》所主张的北魏正统说做过这样的辩护：“或曰：魏假之华，齐、梁、陈斥之蛮，无乃悖乎？曰：夷而变，虽未纯乎夏，君子进之也，……矧其纯乎！”金代的杨奂也有类似的见解：“舍刘宋取元魏，何也？痛诸夏之无主也。……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在他们看来，接受了汉文明的北魏王朝，完全有资格代表华夏正统，这就是典型的文化至上的华夷观念。不过，华夷之辨的标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虽说传统华夷观念的主流是以文化作为华夷之分水岭，但也常常可以看到与之相反的情形。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是，在汉民族处于强势地位、民族矛盾趋向缓和的时候，人们比较容易认同文化至上的华夷标准；而当汉民族遭遇异族威胁、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人们往往就会强调种族至上的华夷标准。在后一种华夷观念的主导之下，汉族士人对于南北朝正闰之辨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姿态。如张栻作于宋孝宗乾道间的《经世纪年》一书，系以南朝为正统，其自序对此书的书法义例做了如下解释：“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齐、后周，皆夷狄也，故统独系于江南。”张栻区别正闰的唯一标准就是种族，身处南宋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他的这种文化立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王通《元经》所主张的北魏正统说，元代杨维桢在其《正统辨》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有作《元经》自谓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与志三国者等耳。”杨氏因不满陈寿《三国志》正魏而闰蜀的义例，至称其为“《春秋》之罪人”，在他看来，《元经》在南北朝正闰问题上的立场错误，其严重性绝不亚于《三国志》。对于隋唐时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南宋遗民郑思肖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尤其是对李延寿的《南》、《北》二史深致不满：“其曰《北史》，是与中国抗衡之称，宜黜曰《胡...
• cc修文

  2020-09-03
  像孙中山、黄兴这样的第一代革命家，其所处的时代既与太平天国相去不远，其生长的地域又皆为太平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因此不难理解，他们民族革命思想的最初来源当然就是太平天国。虽然同盟会誓词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取自于朱元璋的《谕中原檄》，但其民族主义的基本要素却是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依托的。自三民主义提出之日起，太平天国革命就被认为是其民族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民国以后，这一观点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如李大钊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地位时，便称“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今天看来，无论是太平天国革命还是元明革命，都没有太多的民族革命内涵，它们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主要是由后人涂抹上去的。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始于明中叶以后，在长期面临“北虏”之患的时代背景下，元明鼎革的历史记忆被重新唤起，并且自然而然地被解读为一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而清末反满排满的时代氛围，使元明嬗代呈现出愈益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至于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标签，则可以说是清末革命党人一手打造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揭橥民族主义的大旗，并将其思想渊源追溯到太平天国及元明革命。但元明革命过于遥远，且除了一篇朱元璋的《谕中原檄》之外，也实在没有什么文章好做，而刚刚过去的太平天国运动则耳目相接，并且所针对的革命对象又是同一个满清政权，故太平天国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可堪利用的最佳历史资源。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想象由此而产生，一种新的太平天国史观被成功地塑造出来，并伴随着三民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逐渐融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曾国藩的价值之所以被重新发现和承认，主要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立场转变造成的——因为这一转型在意识形态上主要表现为有意识地继承同治中兴的遗产。新生活运动是30年代中国文化...
• HECTICIDE

  2021-05-04
  一般来说有这样一个规律，在汉民族政治上占有优势、民族矛盾趋向缓和的时候，人们比较倾向于以文化来分别华夷；而当汉民族遭遇异族威胁、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人们往往就会主张以种族来分别华夷。自晚唐以来，代北地区的民族融合趋势十分明显，故五代时期的沙陀三王朝在时人心目中的夷狄形象已经相当模糊，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本来的血统。新的外族威胁的出现，促使汉人在心理上和文化上更加认同于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五代时期，契丹成为华夏族所面临的新的威胁，这种政治格局和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汉人对于沙陀政权的认同。北魏时代，由于柔然的崛起而导致汉人的华夷观念发生显著变化，内鲜卑而外柔然，成为时人华夷之辨的一种共识。金朝末年的情况也大致相似。这一次新的外族威胁来自蒙古，蒙古入侵引发了新的民族矛盾，是时汉族士人华夷观念的强化，恰恰巩固了他们对于女真王朝的认同感。在金末讲“攘夷”，就是要尊女真之“王”，攘蒙古之“夷”。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入，华夷之辨的语境为之一变，人们口中的“夷狄”遂变为洋人之专称。对于汉族士人频繁使用该词，“清廷不以为忤，而士人亦不再觉有自我检束的必要，足见多数时人早已不视清为夷狄”。
• cc修文

  2020-08-22
  自宋以降的五代史观，并没有包含多少华夷之辨的成分。实际上，人们在讨论五代正统时向来是很少考虑种族因素的，全然没有东晋南朝士人痛心于五胡乱华那种激烈的民族情绪。如上所述，北宋前期宋儒五代史观的主要分歧是如何看待朱梁的正闰问题，当时的主流意见是沿袭后唐以来传统的正闰标准，伪梁而正唐，并进而把后唐以下四朝均列入正统之列。这种五代史观完全拒绝考虑华夷、内外的区别，对沙陀三王朝的异民族色彩简直是视若无睹。北宋中叶以后，宋人对五代多持批判态度，但其矛头所指，不外乎贼乱僭伪，亦即政治衰弊和道德陵替的问题。如宋祁《诋五代篇》，历数五代之无道，但却只字不提沙陀政权的民族属性。“金陵李氏始以唐号国，钱文穆王闻之曰：‘金陵冒氏族于巨唐，不亦骇人乎？’沈韬文曰：‘此可取譬也：且如乡校间有姓孔氏者，人则谓之孔夫子，复何足怪哉。’王大笑，赏卮酒。”
• cc修文

  2020-08-22
  北宋前期士人在五代史观上存在的主要分歧，就是在肯定五代正统的前提下如何评价朱梁王朝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一种意见是沿袭后唐以来传统的正闰标准，斥朱梁于闰位；另一种意见则基本认同后周太祖的主张，承认梁朝的正统地位。一般来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宋人惯于恪守严格的正闰之分，伪梁一派掌握着话语主导权；而在史学领域，人们显然更倾向于淡化这个问题（宋人侈谈正统，是北宋中叶儒学复兴以后的事情），北宋前期的五代史著作，无论是私人著述还是官修正史，大都不再刻意区别五代诸国的正统与僭伪、正义与非义。那么，欧阳修在五代正统论上的自我否定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宋儒的五代史观？我认为，北宋中叶的儒学复兴运动是引起这一变化的重要时代背景。具体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改变了传统的正统观念。梁启超说：“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由欧阳修发起的正统之辨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物。宋儒的正统论与前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除了大一统的政治前提之外，特别强调道德认同，正统的标准被归结为两点，即所谓“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正是基于这个标准，欧公在其晚年改订的《正统论》中才将五代排斥在外：“其或终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则可谓之正统乎？魏及五代是也。”宋儒五代史观的转变，就是起因于这种新的价值取向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第二，五德终始说的终结消解了五代正统论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自秦汉以降，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五运说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其基本理念是五行代替，传承不绝，故宋王朝之火德必须经由五代德运体系一脉相承，就是这个道理。五代正统论于是得以成立。宋儒对五运说的反动始于欧阳修，欧公创造的“绝统”说从根本上动摇了五德转移政治学说。《正统论》下篇...
• 如水圆清

  2023-09-12
  龚自珍在抨击康乾盛世禁锢思想、摧残人心的专制主义制度时，有所谓“戮心”之说：“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朱维铮引用贾凫西《木皮散人鼓词》“几年价，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来为“戮心”说做注脚，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李祖陶《与杨蓉渚明府书》对清代文风的转换过程有一段很精彩的分析：夫文者，所以明道，亦所以论事也。朝廷之上有直言极谏之臣，故贾谊、陆贽之徒往往痛哭流涕于章疏；草野之间有盱衡抵掌之士，故苏明允、陈同父、唐荆川、艾千子辈，或指时政之阙失，或伤学术之偏颇，或痛文运之迁流，亦往往举其抑塞磊落者，确凿指陈于论策书札序记之间。其大者可为万世蓍龟，其小者足为一时药石。延至康熙中叶，此风未尝少衰，此古人之文之所以盛也。今则伣伣伈伈如在云雾之中，始而朝廷之上避之，继而草野之间亦避之；始而章疏之文避之，继而序记碑志之文亦避之。其初由一二公之忌克，借语言文字以倾人；其后遂积为千万人之心传，各思敛笔惜墨以避祸。士之负聪明才力者，无以发抒，遂各爬梳经义，将古人成说已定者仍复颠之倒之，甚至旁引博征，说曰若稽古至三万字，而应酬之文不可，无以塞白，遂各骈四俪六以相夸。吾观近人文集，惟全谢山无所鲠避，能畅其所欲言。其他如恽子居之胸中，刘寄菴之笔下，皆有许多轮囷结啬，未尝尽吐。此今日文之所以衰也。盖古人之文，一涉笔必有关系于天下国家；今人之文，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此非功令实然，皆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
• cc修文

  2020-09-03
  反观前代，金朝虽以异族入主中原，却自认其正统源之于宋而非辽；元初的金朝遗民虽有意偏袒辽金，也充其量不过是把两宋和辽金视为南北朝而已。“以辽继唐，传金及元”的正统体系，唯独出现在乾嘉时代。可见焦循夷夏正统观的基本倾向，与凌廷堪并无二致。自章太炎、梁启超、钱穆以来，人们通常认为，乾嘉考据学风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清朝实行的思想钳制和文化高压政策，迫使士人不得不将对现实的关怀转向对古典的追求，从现实回到书斋去的结果。余英时认为，清末民初以来，人们将乾嘉考据学风的形成归之于清朝文化专制的直接后果，显然与当时的反满意识有关，这种看法虽不无道理，但肯定没有揭示出乾嘉学风转换的全部原因；若从思想史的内在理路来解释，16世纪以后，儒学从“尊德性”转向“道问学”的发展阶段，而乾嘉汉学兴盛正是这一转向的结果。如果是在奏章中和公开颂圣时说这些话，那是另一回事，但这是写在学者私人的札记中，其意义自然不可等闲视之。这只能说明，此类不自觉的习惯性表态似乎已经成为那个时代汉族士人的某种下意识行为，这就是被长期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戮心”而自然形成的结果。如果说民族观念淡薄构成了乾嘉时代汉族士人的“集体无意识”，那么凌廷堪辈所鼓倡的异端正统论就大致相当于“个人无意识”层面的东西。康、雍、乾以来长期实行的思想钳制和文化高压政策，导致汉族士人和一般百姓普遍存在无端的自我压抑倾向，因此不难理解，麻木不仁的民族意识是乾嘉士人的一种心理常态；而凌廷堪等少数士人所持的异端正统论，则可以说是身处这种特殊的时代氛围之中，由于长期的自我压抑而形成的某种心理变态的产物。不过，即便是这样一种看似有悖常情的夷夏正统观，又何尝不可理解为那个时代汉族士人特殊心态的曲折反映？我们发现，鼓倡异端正统论的扬州学派诸士人，至少具有如...
• cc修文

  2020-08-19
  隋唐时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其基本立场是尊北而抑南、尊西而抑东，是以建构魏（北魏、西魏）、周、隋、唐正统王朝体系为核心的一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正统论，除了讲求国家法统的合法性之外，华夏种族的血统和儒家文化的道统也同样是很被看重的因素。由南北朝所留下的历史遗产而引起的正闰之争，关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在隋唐士人阶层中存在着广泛而持久的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北朝正统论、南朝正统论和径承汉统论三种截然不同的正统体系，而各个体系之中往往又包含着若干不同的见解和主张。自秦以后，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的五运说，其基本理念是五行代替，相承不绝，故即使像南北朝那样的分裂时期，也一定要追问正统之所在、德运之所系。而按照“绝统”说和“无统”说的正统标准来衡量，南北朝皆被摈斥于正统王朝之外，故南北正闰之争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不过，华夷之辨的标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虽说传统华夷观念的主流是以文化作为华夷之分水岭，但也常常可以看到与之相反的情形。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是，在汉民族处于强势地位、民族矛盾趋向缓和的时候，人们比较容易认同文化至上的华夷标准；而当汉民族遭遇异族威胁、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人们往往就会强调种族至上的华夷标准。
• cc修文

  2020-09-03
  统计结果表明，“忠元”型进士远多于“背元”者，且以汉人和南人为主。作者据此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是“君臣大义”而非“夷夏之辨”。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元明革命的性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综上所述，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已经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元明鼎革的性质主要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并非像人们过去惯常理解的那样是一场民族革命。自15世纪中叶以后，蒙元正统之辨已成为明代士人华夷观念的一种惯用表达方式，而对明初蒙元史观的批判和清算，则在这场正统之辨中主导了士人阶层的主流话语。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明朝中后期士人有关元明革命的记忆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明代士人对元明革命的重新解读，奠定了后来历史书写的基本框架，而清末反满排满的时代思潮，则使元明嬗代呈现出愈益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清末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以“光复中华”相号召，故推翻蒙元政权的明太祖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精神偶像。可想而知，将明朝的建立定性为一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伟大民族革命，对他们来说有着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