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经济

• 佐久楽之

  2021-02-25
  我认为一个人是否信任特定的领导者，完全看是否存在有居间者的中介接触，这些中介者能从他们自己的知识，肯定地告诉其他人领导者是值得信任的。假如需要的话，居间者也能向领导者或者是领导班子为这个人的利益来说情。总的来说，对领导者的信任就是预测和影响其行为的能力。对那些他们并无直接或间接连带的人来说，某些领导者也信赖他们，或对他们负责。因此，在任何领导者到潜在的跟随者之间，可能因为路径数目的减少致使网络产生支离破碎的情况，从而抑制了对该领导者的信任。不过进一步来说，这个抑制也未必完全是不理性的。（ Granovetter，1973：1374。）
• 岐下周原

  2020-02-29
  在该框架中，德国人令其实践适应于美国驻军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转变其工业制度，不过这些制度仍保留着清晰可辨的德国式风格。这与我所偏好的制度刻画方式是一致的，它对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向，提供了个体行为的框架，却并未紧密而完全地控制个人的行为，在外来力量强烈地形塑着可能行为空间的地方，个人在给定制度框架内，仍然可以为解決其问题创建新的解决方案。
• 岐下周原

  2020-02-29
  在某些情境下，有着待解决的经济问题的行动者，可能看不到任何月显的提供指导的制度模式，而是将他们的问题类比到某种不同类型内、“对行为模式确有文化性解释的”制度中去，并为了经济而将这些莫式转置（即挪用到当前情境下）。换句话说，有问题待解决的实用主义者没有无限的模板可供使用，而着手处理新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从另一种制度背景（也就是他们自己生活的另一个方面）中将模板转置过来。在讨论商业群体时，我将此称为“跨制度同构”（2005：437）。
• 岐下周原

  2020-02-23
  目前我们讨论了信任取決于先前存在的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以及群体认同，却不清楚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如果假设嵌入的情况是固定的，这不可避免地暗示任何可能的信任的组合都完全来自结构，而不受行动者有意识行动的影响。
• 岐下周原

  2020-02-23
  “吹哨人”的案例经常被讨论，很多人因为在错误的对待中受到极严重的损失，这足以展现规范或认同超越个人利益的力量。这不需要是个普遍或典型的情况，只要是可能发生就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如同我们在知名的安然欺诈案中所看到的。据我所知，对“吹哨人”的平衡损益的方法缺乏系统的研究，但我想政府提供可观的补偿给错误报警者是有可能的，一般的预设总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补尝，吹哨者的利润表上显然是负的。
• 岐下周原

  2020-02-23
  主张制度重要性的论述有时会采取一种演化的观点，因为信任原来是根植于人际或小范围群体的，但随着社会变化，信任变得复杂和高度分化，经济中的信任就不太可能再以这样的方式产生了，所以必须发展出制度支持使人们在面对（相对于小规模情境里）较不熟识的人时也能敢于承担。
• 岐下周原

  2020-02-23
  到目前为止，我主张的两个关键观点是：（1）在孤立的状态下分析单一规则的起源或功能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它们通常与其他规则密切相关，正如我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详细介绍的那样；（2）假设规则只有在小型的、本地化社会网络中才能有效运转，也是有误导性的。
• 岐下周原

  2020-02-23
  在汤普森那里，道义经指是关于“经济行为必须达到何种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以免受到遺责和反对，有时甚至是武力对待”的集体的、共同的理解。我们可以把这叫作“民族政治-哲学”，这是政治哲学家们所讨论的相关原则的民间版本，这些原则涉及什么构成了好的社会，以及什么是公民的义务，等等。
• 岐下周原

  2020-02-21
  一个有趣的例子，他指出，在冰島的许多代人中强有力地维持着合作和分享规则，不鼓励农民储存干草，所以导致在歉收的年份性畜挨饿。而农民还是抵制了几个世纪以来政府让他们加强千草储存的许多尝试（2001：89-92）。埃格特森解释了这种“无效率”现象。他指出，分享干草的规则是一种更一般的分享规则的一部分。他认为，这种一般规则“支持了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为其实现食物和住房的共享提供了可能，像这样的规则不能被掐头去尾，以排除“动物草料的共享”。共享干草可能是无效率的，但人类心理上无法将其同与之密切相关的一殿价值切割开来”（90）。
• 岐下周原

  2020-02-21
  科斯的论点关注在双方之间法律责任转移的影响，但他预设无论是哪种情形，双方都将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争端。而埃利克森则惊奇地发现，沙斯塔郡居民“应用非正式规则，而不是正式的法律规则，来解決在他们的互动中出现的大部分问题”（1991：1）。虽然这一发现与斯图尔特・麦考利（ Stewart Macaulay）更早些的商业纠纷研究（1963）完全相似，但埃利克森的讨论更有影响力，因为与麦考利不同，他提供的解释与根植于新古典经济理论来研究法律的观点颇为投绿。
• 岐下周原

  2020-02-16
  规则与理性相互作用的机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最简单的解決办法是认可规则力量的独立性，而将这种力量化约成威廉姆森所谓的“转变的決定因素”，并改变替代性方案的成。
• 岐下周原

  2020-02-15
  为了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建立一个清晰的分工，帕森斯认为政治学将自身定位为在社会中使用强制性力量，经济学是指手段对目的的理性适应，而社会学则涉及让社会得以整合在一起的终极价值的研究。
• 岐下周原

  2020-02-28
  韦伯的权力的标准性定义仍有助于定位我们的思想：权力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尽管一个身处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遭遇了阻力，却仍能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不管这个可能性有赖于何种基础”Weber
• 岐下周原

  2020-02-23
  另外，奥肯（ Authur Okun）则提出，“在一个完程度的信的，全诚实与开放的世界中，巨量的资源成本可以节省下来，因为人们购物时可以自行结账，自愿作为社区割草员”（1980：86）。
• 岐下周原

  2020-02-21
  他的核心假设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群体中的成员会发展和维护这样的规则，即其内容可以使成员在彼此互动的日常事务中获得的总福利最大化的规则”（ Ellickson，1991：167）。更准确地说，这意味着他们想要让“无谓损失”（ deadweight losses，即由于合作失败而导致的损失）和交易成本的总和最小化。
• 欸弗里德里奇

  2019-11-17
  （1）在什么意义上“问题”真的是一个问题？如果所谓的问题知识被理论提出来当作必须解决的理由，那么这样的解释就立刻失去了意义。（2）“解决方案”真的是答案吗？即使问题是真实的，我们审视的制度最好能真正解决它；如果不是，功能论的解释就不具有说服力。（3）我们知道这个解决方案的生产过程吗？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只是假设了所有问题都必须自动地解决。（4）为什么是这个方案？一个问题可能地解决方案在哪里？在何种情况下会出现其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