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白：秋水堂文化随笔

• 然诺

  2017-10-07
  在西川的诗里，柏树因为诗人而永恒，而在陶渊明的诗里，诗人却因为山阿而永恒。正因为如此，西川的诗是诗人的诗，而陶渊明的诗是每个人的诗。这恐怕正是新诗与旧诗之间最深刻的区别。虽然新诗是白话诗，虽然新诗的鼻祖胡适认为白话的特点是浅近，鲁迅认为白话的特点是明白如话，但是，新诗的哲学与美学本体从一开始就是贵族的或精英的，不是民众的。这一点，恐怕是提倡平民文学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所始料未及的。新诗不是不可以成为“每个人的诗”，找回它所毅然放弃的东西，但是第一，要看新诗人是否真正理解这种区别；第二，是否认为值得找回来；第三，如果认为值得，又是否有能力找回来。
• 然诺

  2017-10-07
  …但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割裂形式和内容，在这两句诗里，我们已经看到：形式就是内容。…然而对于现代中国诗，比喻（明喻与暗喻）的意象代替了字词的排列和结构，成为最重要的美学原则。
• 然诺

  2017-10-07
  我以为，旧诗与新诗相比，其特色根本不在于它的音韵与格律，而在于它的字句排列的顺序，以及这种特殊的字句排列和组织所造成的意义的张力和意义的多元。
• 然诺

  2017-10-07
  …二十世纪的中国诗有一种非个人化的素质，哪怕是那些赠给亲密朋友或者爱人的诗，听起来也好像是面对着黑压压的、没有面目的观众所发表的独白：一方面具有奇异的公开性质，一方面却又散发着强烈的孤独气息。
• 然诺

  2017-10-07
  …郭沫若在1920年2月16日给宗白华的信里感叹：“近来诗的领土愈见窄小了。便是叙事诗、剧诗，都已跳出了诗域之外，被散文占了去了。”这种“窄小”，我们应当看到不是什么“自然”的趋势，而是人工裁制的结果：主要原因是人们心目中的“诗”的定义变了。这种变化并不内在于中国文学传统之中，它发生于二十世纪，是欧美文学的影响带来的结果。西渡强调现代汉语的主体来自翻译文学，是很有见地的论述。实际上，早在1930年12月12日，梁实秋在一封写给徐志摩的信里，便曾漫不经心地抛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他说：“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
• 然诺

  2017-10-07
  然而界线的设立，不是为了隔绝，而是为了逾越的。风与尘总是结伴而来，这是世界的本性。陈与义的愿望——在不完美的世界里渴望完美——反映出来的是人性，因此仍然有其魅力，但是，倘使一个文化有系统地洁癖下去，最终恐怕只落得一个妙玉的结局。
• 然诺

  2017-10-07
  在《红楼梦》里，洁净与腌臜的界线常常受到威胁，这种威胁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它们之间的分别。
• 然诺

  2017-10-07
  也许竟不是京洛多风尘，而是诗人太在意风与尘的分别了。
• 海绵

  2017-06-18
  如果要作新诗，一定是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
• 海绵

  2017-06-16
  杨柳招人不待媒，蜻蜓近马忽相猜。如何得与凉风约，不共尘沙一并来。
• 胡桑

  2012-02-22
  我们当然注意到诸如“教堂”和“灯芯草”这种字眼的异国情调。
• 白河

  2023-03-10
  性别化的评论语言在历史中生成，也有自己的演变历史。有唐一代，张说执笔撰写的上官婉儿文集序，称其“明淑挺生，才华绝代，敏识聪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如前闻，摇笔云飞，咸同宿构”；“搜英猎俊，野无遗才”，“顾问”、“辅佐”，“应接如响”。张说的序，是文学史上一份重要的文件：它是对一位女性作家的评价，更是对一个佐政之臣的评价，从这一点说来，和其他中古朝臣之别集序言毫无二致。序中的这些表述，没有任何性化或性别化，即以现代读者大概最觉得可疑的明淑二字，在史传里也是完全中立的措词。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自明清以降，“才女”之称大行，并被赋予特别的性别色彩。但一切有开始的东西就必然有结束。再会有新的开始。思想没有性别。学问没有性别。勤奋与敬业没有性别。
• 白河

  2023-03-10
  我们总是带着很多的包袱和很少的自己去读书。我们知道得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这些知识，常常使我们远在阅读之前，就已经决定我们要在书里读到什么。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里，马可·波罗对成吉思汗说：“我不断地讲，不断地讲，但是，听众只听到他们希望听到的东西。”也许，唯一能给我们带来自由的，是对细节的注意。
• Incertus

  2019-11-06
  文学与哲学都是游戏，和小孩子在大海边用尽全副精神气力满怀喜悦地堆起一座沙堡无根本不同。贤人君子给了游戏一个恶名，真是可惜。或以为游戏与正经是两回事，也是误解。游戏的能力，和笑的能力，标志了人与兽的区别；但也只有严肃的人、有力者，才能游戏。否则，就不是游戏，只是油滑与轻薄。
• Incertus

  2019-11-06
  十年前，一个朋友曾对我说：何必迷恋古代文学呢——它们和现代生活全不相干。朋友大概不曾想到：或者我们说，古代文学和现代生活最相干；或者我们说，现代文学和现代生活根本也全不相干。没有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不是写现代的。“历史”对我们来说，不比此时此刻我面前一杯微微冒出热气的咖啡更虚无或者更遥远，也不比去年夏天园子里开过的一朵花，比齐心协力的爱与恨，更真实。
• 然诺

  2017-10-08
  即使没有帽子、牌子和发型，还是有其他办法“识破”一个人的身份。何其芳扫院子，被外地来的红卫兵一眼看穿，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自称是扫院子的。‘扫院子的怎么戴眼镜儿？’”这时旁人指出他是何其芳，于是那位小将“凑近前去，悄悄说了不少仰慕的话”。这是《纪事》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它让我们看到在表层与内里之间存在的差异。这里有一层又一层的穿透、辨认和误读。虽然眼镜作为符号被错误地诠释，因为何其芳的眼镜据他说乃是从小近视而不是读书太多的结果，可是红卫兵小将对扫院子人的判断最终还是正确的：在扫院子人的外表下面藏着一个著名的诗人。相比之下，倒是诗人没有能够识破外地来的红卫兵：在革命小将的外表下面藏着一个诗歌爱好者。红卫兵小将“悄悄”私语更是构成了另一层次的隐藏。
• 然诺

  2017-10-08
  有些批评者以为杨绛的回忆没有能够描述出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的残酷性。这样的批评者没有意识到，在“文革”结束之后，很多批判“文革”的作品，本身正和“文革”批斗会的精神一脉相承。我把这样的文风成为“文革体”，它的特点是夸张的修辞，戏剧化，极端化，充满道德判断，缺乏自省，毫无幽默感。革命可以大笑，可以冷笑，可以嘲笑，但是没有微笑。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幽默的反动。
• 然诺

  2017-10-08
  “文革”中的集体诠释行为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一旦语言的透明性成为追求的目标，它就变得不再可能。
• 然诺

  2017-10-08
  这种对个人动机的追问与发掘，是对透明度的追求转向内部的一种表现。而当这种追求成为集体焦虑的时候，就连内在情感的外在标志，比如说眼泪，也被人的高度自觉扭曲了。六十年代初期，一个小学教师给《北京日报》的编辑写信，信中提到她在给班里的学生讲述高玉宝的故事时，四十九个学生中有将近三十个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这里最耐人寻味的，不是多少孩子的眼泪是真实的，而是老师在计数有多少孩子流了眼泪。在如此密切的监视下，一个人对外在事件自然和本能的反应长长被转化成政治觉悟的自觉标志，可以对之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以求达到私人的目的。然而，又因为人们深知这些“本能”反应可以人为控制，于是格外强化了辨别真假的欲望，这种欲望反过来导致了更多的虚伪行径，比如在“睡梦”中高呼毛主席万岁之类，和更多“真伪难分”的焦虑。
• 然诺

  2017-10-08
  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暴力，在根本上体现了对透明度的追寻。…对于一个以公有制为特点的政治结构来说，任何具有私性的东西都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必须用公有的理想和精神，淹没个体的声音。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里，不允许隐晦，一切都必须是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