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隐喻（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

• illusion626

  2024-06-05
  在索绪尔之后人们对隐喻的考察似乎表明，《普通语言学教程》既构成了语词语义学纲要中的中间环节也构成了一种断裂。这一特点可以通过《普通语言学教程》显示的方法论危机来进行十分清楚的说明。这场危机实际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普通语言学教程》通过本质上单纯的活动消除了混乱和模糊性；另一方面，通过它所确立的二分法，它留下了令人困惑重重的遗产。在索绪尔之后，这种甚至限于语词语义学的隐喻问题仍然是检验这些困惑的试金石。隐喻实际上保持着索绪尔所造成的大部分裂口并且揭示了在何种程度上这些二分法在今天构成了需要减少或调和的矛盾。
• illusion626

  2024-06-05
  其次，联想心理学使我们能将分类与解释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将分类学原则与操作原则结合起来。迪马尔塞与丰塔尼埃根据对象之间的不同关系或它们的观念之间的不同关系将比喻区分开来，从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丰塔尼埃的相似关系被原原本本地保留着，只有接纳与排斥这两种关系既在操作层次又在修辞格的层次被浓缩为邻近性的观念。因而，换喻与提喻都被归结为隐喻。另一个优点是，隐喻与换喻的相似性源于联想本身：唯一的不同表现在联想的本质上。修辞格之间的区别被归结为同一种普遍机制内的心理学差别。至于隐喻本身，它保留与两个词项构成的明喻的深刻联系应归因于它与相似性联想的接近。换言之，心理学化的语义学使显性隐喻优先于隐性隐喻。我们将会看到，在割断与心理学的所有联系的语义学中不再会出现这种情形。明喻的优先性实际上是狭义心理学的优先性。埃斯诺[插图]强调“隐喻是一种浓缩的明喻，心灵通过这种明喻肯定了直观的具体的同一性”（第277页）。在他之后，厄尔曼评论说：“隐喻归根到底是一种简略的明喻。我们并未明确地指出那些类似性，而是把这些类似性浓缩成形象化比喻，这种比喻看上去是一种认同。”（第277页）对两种观念之间的相似性的感知的确是隐喻的关键［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词（homoïon theôrein）］。[插图]相反，与联想主义心理学的这种联姻不会不碰到严重困难。除语言学对其他学科的一般依赖性之外，即，除了以后的语言学不再容忍的依赖性之外，两门学科的混合不会不妨碍对话语的修辞格的分析。它首先会损害其复杂性。对两种联想的区分可能是一种简化并因此满足了经济性要求。这一点很快显示出是一种限制。在以邻近的名义将接纳与排斥关系结合起来时，联想主义原则会使这种活动以及从中产生的修辞格变得空疏贫乏。将提喻归结为换喻就是将逻辑差别（并列关系对从属关系）归结为相同的心理过程的明显例证，亦即归结为邻近性的明显例证。讨论两种修辞格的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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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05
  首先，正是词汇与系统的本性使得意义的变化成为可能：正是意义的“模糊”性质，语义界限的不明晰性，尤其是我们尚未揭示的多义性的特点，也正是与词义相联系的累积性质，使得意义的变化成为可能。实际上，仅有以下这一点是不够的：在一个系统的某种状态在某个特定时刻，一个词具有几种意义，也就是说，具有属于几个语境类型的变体。此外，它必须能获得新的意义而不丧失以前的意义。这种累积能力[插图]对于理解隐喻是必要的，因为后者描述了这种双重图景的性质，描述了我们在前一篇研究中已经描述过的立体图景的性质。语词的累积性质比所有东西都更能使语言容易更新。我们以后再考察这种意义累积概念对讨论索绪尔假设的意义。我们要记住这一主要特点：一词多义性，突显的描述性事实使得意义的变化成为可能，并通过多义性使得意义的累积现象成为可能。一词多义性证明了语词结构的开放性：一个语词有几种意义并且能再次获得意义。因此，意义的可描述性特点被意义变化理论所采纳，这一特点就是，一个名称可以表示多种意义，一种意义可以用多种名称来表示。意义变化理论在上面指出的“可描述性”特点中——在对每种意义的补充以及对“联想场”的每一个名称的补充中获得了新的支持，而这种“联想场”使得在名称层次、意义层次或同时在两个层次出现的转换和替代成为可能。由于这些通过联想而进行的替代是由邻近性或相似性造成的，于是出现了四种可能性：在名称层次上通过邻近性而进行的联想与通过相似性而进行的联想，在意义层次上通过邻近性而进行的联想与通过相似性而进行的联想。后两种情形规定了换喻与隐喻。
• illusion626

  2024-06-05
  厄尔曼把他对意义变化（隐喻是它的一种）的研究置于“描述”语义学（索绪尔意义上的同时性语义学）的这种基础上。由于隐喻被置于意义的变化中，它因此并不属于“描述语义学”，而是属于“历史语义学”。[插图]因此，我们越过了《普通语言学教程》在过去常被混淆的两种观点之间坚定地划定的方法论界限。语义的构成与语义的改变属于“虽然相互依赖但彼此并不一致的两个系列的事实……”（《法语语义学纲要》，第236页）。厄尔曼仍然相信索绪尔，他写道：“我们肯定可以把两种观点结合起来——我们甚至应该在某些情形中，比如说在同音异义词的冲突的整合性重构中这么做。但这种组合决不会导致混乱。忘掉这条教训意味着歪曲现在和过去，描述和历史。”（第236页）而且，在将对意义变化的研究作为他的著作的宗旨时，这位作者与第一批语义学家保持着距离，这些语义学家不仅一口气把语义学定义为对词义及其变化的研究，而且主要强调这些变化。相反，通过结构语义学，这种描述性观点提供了研究这些变化的主线。的确，意义的变化本身就是更新，也就是说，是言语现象。这类更新常常是个人的，甚至是有意识的：与通常很少有意进行的语言变化不同的是，“语义的改变常常是创造性意图的结果”（第238页）。而且，新意义的出现是突然的，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在人的咽喉（gorge）与山谷（montagne）之间有什么中间环节呢？”（第239页）就像从朱庇特的头脑中产生的密涅瓦[插图]一样，隐喻完全源于“直接的感知活动”（同上）。社会融合可能是缓和的，但更新本身始终是突然的。但是，如果意义的变化始终是更新，那么，后者可以在描述性观点中发现它们的解释的基础。
• illusion626

  2024-06-05
  描述语言学的主要现象是一词多义，在此，我们把它称为词汇的模糊性，以便把它与模棱两可性或意义的含混性区分开来。在历史语义学中，意义变化理论本质上有赖于对多义性的描述。这种现象意味着，在自然语言中一个词相对于其他语词的同一性同时承认内在的异质性、多元性的存在，以致同一个语词可以随着语境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意义。这种异质性并不破坏语词的同一性（不同于同音异义），因为（1）这些意义可以被列举出来，也就是说，通过同义词统一起来；（2）可以对它们进行分类，也就是说，它们可能涉及各种语境用法；（3）可以对它们进行有条理的安排，也就是说，它们描述了某种等级体系，这种体系确立了相对的邻近关系，因而确立了最外围的意义与最内在的意义的相对距离；（4）尤为明显的是，说话者的语言意识不断从词义的多元性中发现意义的某种同一性。因为这些原因，一词多义不仅属于“模糊性”的情形，而且是一种秩序的开始，并因此成为模糊性的对抗手段。一词多义并不是一种病态现象，而是语言的健全性的特点，这一点已被相反假设所证实：一种无多义性的语言违反了经济原则，因为它无限地扩充词汇。它也违反了交流规则，因为像人类经验的多样性和经验主体的多元性原则上要求的那样，它大大增加了名称。我们需要一个经济的、灵活的、对语境敏感的词汇系统，以便表达和交流各种各样的人类经验。语境的任务就是筛选适当的意义变种并用多义性的语词去形成各种话语，这些话语被看作相对单义的，也就是说仅仅提供一种解释，即说话者有意赋予这些语词的解释。
• illusion626

  2024-06-05
  正因为如此，替代理论与相互作用理论在隐喻层面的对立反映了语词语义学和语句语义学所从属的符号一元论与符号学和语义学的二元论之间在语言学的基本假设层面上更为根本的对立。而在符号学和语义学的二元论中，语句语义学是根据所有运用符号的活动的不同原则而形成的。
• illusion626

  2024-06-05
  反思的修辞学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它至少可以在着手讨论信念问题时澄清这个问题。我们应当为了充分理解一个陈述而去相信这个陈述所表达的东西吗？我们应当把《圣经》或《神圣的喜剧》以隐喻方式说出的东西看作真的吗？关键性的回答在于区分四种可能的解释方式，因而也在于区分四种可能的信仰方式，其根据是，后者涉及以对“内容”的抽象为基础的陈述，或者涉及源于唯一的“表达手段”的陈述，或者涉及与它们的关系相关的陈述。或者，“我们可以接受或拒绝它们试图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所指引的方向”（第135页）。理解隐喻陈述的最后一种可能性似乎（以批判的方式）大大增加了上面引用的对世界的隐喻把握的自发活动。我们自己将这种理解方式看作隐喻的诠释学观点的范式。[插图]正如理查兹指出的那样，“掌握隐喻也就是掌握我们为了生活于其中而创造出来的世界”（同上）。作者并未继续走向这一方向。他仅限于引用精神分析的案例，在这里，“转移”——隐喻的另一种说法——并不能归结为语词之间的游戏，而是在我们思考、爱和行动的方式之间起作用。正是在密切的活生生的关系中，我们根据形象化表达，比如，根据类似的形象化比喻，对新的情境进行辨认，这些形象化表达对被视为“内容”的新情境起着“表达手段”的作用。解释过程是在存在方式的层次上进行的。前面简单地援引的精神分析的例子使我们能发现修辞学问题的视域（horizon）。如果隐喻在于以另一个事物的语词来表示某一种事物，它难道也不在于以另一个事物的语词来理解、思考或感知某个事物吗？
• illusion626

  2024-06-05
  隐喻的唯一标准是，语词同时提供了两种观念，[插图]它使“内容”与“表达手段”相互影响。相比之下，这一标准有助于给字面意义下定义：如果我们不能区分内容与表达手段，语词可以被暂时视为字面的东西。字面义与隐喻义的区分并非不可接受，但它并不属于语词的固有特性。它属于在语境意义定理的基础上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式。但字面意义与本义毫无关系。此外，除了科学的技术性语言之外，仅有字面意义的语言非常少见。适用于隐喻才能的思想明晰性很大程度上在于考虑到隐喻的基础，在于考虑到它的“根据”。不管是涉及死板的隐喻（椅子的脚）还是生动的隐喻（作家的隐喻），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在一种共同的性质中寻找根据。但后者并不必然取决于“内容”与“表达手段”的直接相似性。它可能源于一种共同态度。两个极端之间的间接情况的广泛性由此展示出来。一个关键的新问题源于前一个问题：“内容”与“表达手段”的关系必然属于比较的层次吗？比较是什么呢？比较可能是把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以便让它们一起发挥作用。这可能是发现它们的相似性，或者，是通过一起出现的另一个事物把握一个事物的某些方面。正在衰亡的修辞学将隐喻定义建立于其上的相似性仅仅是接近的特殊形式，通过接近，我们以另一种事物的措辞来描述一种事物。“表达手段”有各种方式支配对“内容”的理解形式。但是，有一种观点采取完全相反的立场，即，把隐喻严格定义为相似性，以便像勃勒东那样通过提出两种异质观念“突然强烈地”[插图]替换明喻（comparaison）——这种观点只有产生对古典修辞学的负面印象的价值。理查兹坚持认为，比较始终是重新联系，“心灵是进行沟通的器官，它只有在进行沟通时才能发挥作用，它能以不同方式对两个事物进行千变万化的联系”（第125页）。我们可以看到，“修辞学的哲学”由于对本义抱有敌意，它不会为可预先估计的混乱进行辩护。弓可以张开到极点，箭则指向某个目标。没有语言不为一开始就让心灵...
• illusion626

  2024-06-05
  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妨碍一个语词表示多种事物。既然语词反映了语境缺少的部分，那么，后者属于相反的语境。语词以其“词义的限制”表达了“语境之间大范围的竞争”。对迷信的独一无二的真正意思进行这样的批评为对隐喻的作用进行积极评价做了明显的准备。但这一看法适用于各种形式的双重意义，这些意义可以与意向，与内心的想法，与语境的缺乏部分所传达的约定俗成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语词与句子之间的优先顺序被完全颠倒了。我们还记得在丰塔尼埃那里观念与命题之间的一致性以及观念在《话语的形象化表达》中的最终特权。在理查兹那里，犹豫不再存在。句子的意义不再源于语词的意义，但语词的意义出自句子的分解以及把句子的某个部分分离出来。《泰阿泰德篇》的方法优于《克拉底鲁篇》的方法。在意味深长地以“语词的相互激活”为题的会议上，理查兹提出了话语成分的相互渗透的理论，适用于隐喻的相互作用理论就建立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这种相互渗透的形式本身就是词义的稳定度功能，也就是说，是被省略的语境的功能。就此而论，技术语言与诗歌语言构成了同一层面的两极：一端是在定义中被固定的单一意义，而在另一端，任何意义都无法在“意思之间的游移”之外被稳定下来。毫无疑问，一些杰出作者的这种做法往往将语词固定于习惯性的意义。通过习惯性用法来固定意义无疑是这样一种偏见的根源：语词具有意义，拥有意义。惯用法理论并未颠倒而是巩固了有关语词本义的偏见。但与固定语词的惯用法相反，语词的字面用法恰恰在于恢复在陈述整体内解释的可能的作用。正因如此，语词的意义每次都必须“猜测”，我们决不能信赖既有的稳定性。翻译的经验具有相同的倾向：它表明句子并不是拼凑物，而是有机体。翻译就是创造一个具有同一性的词集，在其中，每个单词获得了所有其他单词的支持并且逐步受益于全部语言中的亲近关系。
• illusion626

  2024-06-05
  这种计划不仅因修辞学的雄心而且因它坦率地反对所有分类方法而偏离了衰落的修辞学的计划。在这本小书中我们并未发现任何对修辞格进行分类的尝试。隐喻在这里占支配地位，但并未暗示像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所表明的那样将隐喻与换喻或提喻对立起来的那些东西。这一消极特点并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不能对偏离进行分类还能对什么进行分类呢？偏离的存在如果不是相对于固定的意思而言又是相对于什么而言呢？除了名称之外，话语的哪些成分基本上是固定意思的载体呢？但理查兹的全部修辞学工作致力于通过牺牲语词的权利而重新确立话语的权利。他的探讨从一开始就涉及古典修辞学对本义与转义的基本区分，涉及他在考察“对本意的迷信”时所作的区分。但语词并无本义，因为它们并没有固有的意思。它们也没有任何自身的意义，因为被理解为整体的话语以完整的方式拥有意义。因此，作者根据有关意义的明确的语境理论［“意思的语境定理”所概括的理论］对本义概念进行指责。至于这种语境规律，作者把它建立在下述因素的基础上。首先，正是变化的事实规定了语境的优先性：“我们是能回应其他事物的事物。”话语的语境本身即是由问答的情境构成的更广泛的语境的一部分。此外，在一部分话语中，语词不应将其意义仅仅归于具有“被赋予的有效性”的现象。这种现象是语境概念的关键。语境是“许多一起出现的事件组成的网络的名称，它包括既定的条件，也包括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原因或结果而分离出来的东西”。因此，语词只有通过语境的省略才有意义。“符号所指称的东西表达语境的缺少部分，而它正是从这种语境中获得了被赋予的有效性”。因此，语词的确意指……，表示……，但并不代表某个事物或观念。相信语词具有本意乃是魔法的一种残余，是“具有魔力的名称理论”的残余。所以，语词丝毫不是呈现给心灵。与给与性的任何固定的联系都不能构成语词。语词限于反映语境缺少的部分。因此，意义的恒常性不过是语境的恒常性，这种恒常性是自明的...
• illusion626

  2024-06-04
  语词和句子构成了对思想的表达的不同两极，对意义和涵义概念的定义证明这一点。对意义的定义首先与语词相关：“相对于语词而言，意义就是使我们借助涵义而理解、思考和感受的东西，它的涵义就是它所指称的东西，也就是说，是语词所表示的东西，语词是这个东西的符号。”（第55页）但“意义这个词也可以用来描述整个句子，有时甚至可以用来描述整篇文本”（同上）。此外，“只有当一个命题因有某种结构而表示完整的意义时，它才会成为一个句子”（第53页）。关于命题的整体，我们可以区分客观意义、字面意义与精神意义。客观意义并不与其他两种意义相对立，它是命题的基本意义，即“它与它所适用的对象发生关联的那种东西”（第56页）。归于客观意义之下的重要范畴是观念理论所提供的范畴：名词的意义或形容词的意义，及物（动词）的意义或不及物（动词）的意义等等。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区分字面意义与精神意义。与客观意义不同的是，它们形成了一对范畴。这两种意义适用于命题，但它们因语词具有的一个特点而区别开来：“字面意义是这样一种意义，它们取决于从字面上理解的语词，取决于那些要根据它们在日常用法中的意义来理解的语词。因此，这种意义直接呈现给那些理解语言的人的心灵。”（第57页）精神意义、语词组合的引申义或转义就是通过语境、声调或观念的结合（这些结合以非观念的东西来表达）由字面意义在心灵中引发的意义（第58—59页）。语词理论最终比语句理论占优势对我们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实际上，比喻理论将最终以语词为基准而不是以语句为基准。比喻学的意义概念与字面意义概念直接对立，但它受到了明显的限制，重要的是孤立地理解的语词的字面意义：“只涉及一个单词的那种字面意义要么是原始的、自然的和固有的意义，要么是派生的意义，如果必须这么说的话，是比喻的意义。”（第57页）形象化表达概念本身被引入了相同的轨道，但它首先不是作为以比喻为种的属，而是作为比...
• illusion626

  2024-06-04
  修辞学的衰落源于影响到比喻理论的最初错误，而不管比喻学在修辞学领域中的地位如何。这一最初错误取决于语词在意义理论中的独霸地位。从这种错误中，我们仅能发现最遥远的效应：将隐喻归结为单纯的修饰。在起点（语词的优先性）与终点（作为修饰的隐喻）之间一系列的假设得以展开，这些假设逐步将以命名为中心的初级的意义理论与关于比喻的纯修饰理论紧紧结合在一起，而关于比喻的纯修饰最终证明了被柏拉图置于与“美容术”同等地位的一门学科的有用性。我们可以以下述方式恢复这一系列的假设，它的整体构成了比喻学的内在模式。a）某些名称本身属于某些种类（属和种）的事物。我们可以把这些语词的意义称为本义。相比之下，隐喻与其他比喻乃是引申义或转义：这便是关于本义与引申义或转义的假设。b）我们用一个非专有名称而不用相应的专有名词来称呼某些事物。在现实的话语中缺乏专有名称，要么源于具有风格学特征的选择，要么源于缺乏实在性。但在这两种情况下，诉诸引申义旨在填补语义空白，或更确切地说，填补词汇在现实信息或信码方面的空白：这便是语义空白假设。c）语词空白是通过借用外来词来填补的：这便是借用假设。d）借用词被用于相关事物，其代价是在借用词的引申义或转义与本义之间出现了偏差：这便是偏差假设。e）从转义上来理解的借用词代替一个未出现的词（这是它缺乏的词或人们不愿用的词），而这个未出现的词可能被用于本义上的相同地方。当存在专有名词时，这种代替是通过自愿而不是通过强制来进行的。我们谈到了严格意义上的比喻。当替代对应于词汇的真正空白并且这种替代是出于强制时，我们指的是词的误用：这便是替代公设。f）在借用词的转义与借用词所代替的那个不出现的语词的本义之间，存在着某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转换推论的关系。这种推论构成了对语词的替代的范例。在隐喻中，范例的结构乃是相似性的结构，这便是关于比喻的范例假设。[插图]g）说明（或理解）一种比...
• illusion626

  2024-06-04
  本研究的主线从修辞学延伸到语义学，再从语义学延伸到诠释学。我们在此关注的正是从修辞学向语义学的过渡。我们试图证明导言中提出的假设，根据这种假设对隐喻的纯粹修辞学考察源于在意义理论中一开始就给语词赋予过多的特权，更确切地说源于给名称、命名活动赋予了过多的特权。而纯粹的语义学考察始于将句子认作基本的意义单元。在第一种情况下，隐喻就是转义，即影响语词意义的偏离——在第二种情况下，它是一种述谓行为，是话语—句子层次的异常归属活动（我们将会看到我们是否能——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谈论这一分析层次上的偏差）。
• illusion626

  2024-06-04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修辞学和诗学的这种二分，因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隐喻属于这两个领域。修辞学和诗学的这种二元性反映了话语的运用和语境的二元性。我们说过，修辞学首先是一种雄辩的技巧，它的目标也就是雄辩术的目标，即起说服作用。但是这种功能不管如何广泛都无法涵盖话语的所有用法。诗学，写诗的艺术（主要是悲剧诗的艺术），不管从功能上讲还是从语境上讲，既不取决于修辞学即辩护的艺术，又不取决于商谈的艺术，也不取决于指责和赞扬的艺术。诗歌并不是雄辩术，它的目的并不是劝说，相反，它是要净化恐惧和怜悯这类情感。诗歌和雄辩术描述了两个不同的话语世界，然而隐喻却涉足每一个领域。就结构而言，它仅仅在于一种词义的独一无二的转移过程；就功能而言，它追求的是不同于雄辩术和悲剧的目标。隐喻因此有着独一无二的结构，但是具有两种功能，即修辞学功能和诗学的功能。这种功能的二元性表达了雄辩术的政治世界和悲剧的诗歌世界之间的差别，这种功能的二元性也表现了意向层次上的更为基本的差别。对我们来说，这种对立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着，因为正如我们通过现代人的近著所认识到的那样，修辞学缺乏其主要部分，即有关论辩的论文。亚里士多德把论证定义为发明和寻找证据的艺术，但诗歌丝毫不打算进行论证，它的目的是模仿。我们以后将会充分地说明，我们应该明白，它的目的在于对人类行为进行基本的描述，它的适当的方法就是通过虚构、寓言和悲剧性的情节来表达真实。诗歌——模仿——净化这个三重结构以独一无二的方式描述了诗的世界，它不可能与修辞——证明——劝说这种三重结构相混淆。因此，我们必须依次将隐喻的独一无二的结构重新置于模仿的艺术的背景下以及说服的艺术的背景下，这种功能和意向的二元性比诗歌和散文的区分更为根本，它构成了这种区分的最终根据。
• illusion626

  2024-06-04
  也许是因为自然本身对希腊人来说是有生命的，mimêsis才不至于成为役使性的活动，在写作和创造时模仿自然才是可能的。这难道不是《修辞学》这一最晦涩的文本所表达的见解？他之所以说，隐喻是“使……浮现在眼前”（met sous les yeux），是因为它“表示现实中的东西”（Ⅲ，11，1411b24—25）。《诗学》作了这样的回应：“……在进行叙述时……或在将所有人描述为行动着（hôs prattontas）的人，描述成现实中的（energountas）人时，我们能够进行模仿。”（1448a24）在“指称现实”与道出“自然”之间难道不存在隐含着的亲缘关系？如果这一假设有效，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诗学》决不可能脱离“模仿”也不可能脱离“自然”。“模仿”这个概念归根到底可以作为理解语境的索引。这意味着，任何话语都不能排除我们对世界的归属性。所有模仿，甚至创造性的模仿，尤其是创造性模仿，处在“在世”[插图]的领域，就它上升到情节而言它显示了这种“在世”。我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中所看到的便是想象物的真实性，是诗的本体论发现的能力。陈述因模仿而生根，隐喻的偏离属于表达现存事物的伟业。但模仿不仅意味着所有话语都属于世界。它不仅保留了诗歌话语的指称功能，作为“自然的模仿”，它把这种指称功能与将实在表现为现实的过程联系起来。在“自然的模仿”这个术语中，“自然”这个概念的功能是将此一“线索”用作现实性的方面，这个方面并不出现在对被给予的事物的简单描述中。将人描述成“行动着的人”，将所有事物描述成“活动着的”事物很可能是隐喻话语的本体论功能。在此，存在的所有静态的可能性显现为绽放的东西，行为的所有潜在可能性表现为现实的东西。[插图]“活的”这个词语就是道出“活的”存在的东西。
• illusion626

  2024-06-04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讲些什么呢？“明晰而不含混”（1458a18）就是陈述的特点。这种明晰是什么呢？这种含混性又是什么呢？既明晰又含混的诗歌作品恰恰是仅仅包含日常语词的作品。那就是对偏差的恰当运用。它在于新奇与典雅（semnê）的结合。怎样才能不使这种结合走得更远呢？如果新奇与典雅不能在“恰当的隐喻”中结合在一起，那不是因为语言的典雅适合于表达被描述的行为的高尚吗？如果这种解释有价值——我乐于承认它创造了作者不想要而又被文本认可并通过阅读而产生的东西——那么，我们必须追问，作为语词层面上的意义转移，隐喻的秘密是否不在于意义在陈述层面上的升华。如果可以这样想，隐喻不仅是对日常语言的偏离，而且通过这种偏离成了提升意义的特殊工具，而意义的提升造成了模仿。在诗歌层次的情节所引起的意义升华与语词层次的隐喻所引起的意义升华之间所发现的这种类似性无疑应当扩大到净化，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情感的升华，这种升华与行为的升华，与语言的升华相似。从功能的观点看，模仿构成了整体。在这种整体中，向情节的提升，通过隐喻对语言的转用，与对恐惧感和怜悯感的净化并行不悖。
• illusion626

  2024-06-04
  在下面的文章里，我将表明，在亚里士多德本人那里，名称转移并不包含这些不同的解释，至少隐喻的这种不确定性为解释提供了自由发挥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在将隐喻称为名称转移时对隐喻理论不抱偏见，那么我们就可能很快发现，不以隐喻的方式（在“借用”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意义上）来谈论隐喻是不可能的。简言之，对隐喻的定义是循环的。这种警告当然适用于通过分类来掌握和支配隐喻以及一般修辞格（我们将会发现，“修辞格”这个词本身就是隐喻性的）的修辞学的最终要求。它也是针对那些为了非隐喻概念而试图摆脱隐喻的所有哲学。并不存在这样一种非隐喻的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我们可以把隐喻以及所有其他的修辞格看作是在我们面前进行的游戏。这篇文章的续篇在许多方面将成为与这种悖论进行的漫长战斗
• illusion626

  2024-06-04
  这里涉及“善于使用隐喻”，涉及“适当地使用”lexis的方法。这种用法的使用者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表示：恰恰是他求助于这个“重要的东西”，求助于“隐喻性的东西”；这个使用者可能学会它，也可能学不会。c）善于使用隐喻是无法学会的，这是天赋，也就是天性：在这里我们难道不是处在新发现的层面，也就是说处在我们所谈到的这种启发式方法的层面？关于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它仅仅是为了创造另一种秩序才违反一种秩序，它仅仅为了重新描述才进行解构。所有现代的发明理论证明，并不存在发明的规则，也不存在提出好的假设的规则：仅仅存在使这些假设有效的规则。[插图]d）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会“具有隐喻性的东西”呢？因为“善于使用隐喻”也就是“发现相似性”。
• illusion626

  2024-06-04
  隐喻定义引导我们从陈述下降到它的“部分”并由这些部分下降到名称，隐喻则是名称的转换。对隐喻功能的研究要求我们现在从陈述回溯到它的条件。最直接的条件是诗歌本身——在这里指悲剧（它被视为整体）：“因此，在悲剧中必定有六个要素（merê），它们使悲剧成为悲剧。这就是情节、性格、陈述、意图、场景与歌唱。”情节是“已完成了的行为的集合”。性格就是通过一种隐含在行为之下的独特偏好而给行为赋予一贯性的东西。陈述是“韵文的组合”。意图就是一个人为给其行为作论证而说出的东西。它之于行为就好比修辞学与政治学之于演说。因此，这就是悲剧诗的狭义修辞学的方面。场景表示外在的和可见的秩序。最后，歌唱是“润色的主料”。正如语词被称为陈述的一“部分”一样，陈述乃是悲剧的一“部分”。通过对诗歌本身的考虑，策略的时效发生了改变；隐喻，即语词的冒险，通过陈述而与悲剧联系起来。或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那样，与悲剧诗“联系起来”。悲剧要根据一种特点即“对活动着的人的模仿”来定义，这种特点提供了陈述的第二级条件。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概念留到以后去讨论，这一概念为诗歌提供了指导性概念，就像“说服”概念为公开演说提供了指导性概念一样。当我们致力于列举悲剧诗的要素时，为了理解陈述的作用，重要的是把握其中的所有这些因素的联系。它们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所有这些因素围绕一种主要因素——情节（muthos）。实际上有三种因素共同起着工具的作用：场景、歌唱、陈述，“因为这些东西是进行模仿的手段”。两种其他因素——意图与性格——被称为行为的“自然原因”。而第二种因素给行为赋予了偏好的一贯性；第一种因素则给行为赋予了根据的一贯性。所有因素都在muthos这个词语中结合起来，一些译者把它译成情节。实际上正是在这里实现了行为的转换。亚里士多德把它称为高尚行为的模仿：“情节是对行为的模仿。”在情节与悲剧之间不仅存在...
• illusion626

  2024-06-04
  我们可以有保留地说，“注重修辞的话语的主要优点”是给话语带来一种“陌生感”，但它完全掩盖了这一过程。修辞风格以适当的比例将明晰性、愉悦性和陌生感混合起来。我们在前面借隐喻转换中类的关联所提到的距离感和亲近感有助于这种陌生感的形成，而这种陌生感与明晰性的要求相对立。恰当的隐喻的谜一样的性质也有助于陌生感的形成（Ⅲ，2，1405b3—5）。[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