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案重审

• 雅典菠萝

  2024-06-10
  很明显，洪、袁之间及洪、应之间的紧密关系至此已清晰显现出来，袁、应之间通过洪述祖牵线搭桥，也建立起了关系。在袁、赵、洪、应四人中，袁、洪是一个关系圈，洪、应是一个关系圈，两圈交叉，洪述祖成为关键人物，赵则处于两个关系圈边缘略微偏向袁世凯一侧。宋案后来的发展情节虽然复杂，但其基本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由此时所确立的人物关系所决定了。
• 雅典菠萝

  2024-06-10
  宋案发生前的洪述祖说到底只是内务部的一个小秘书，却可以“时往总统府”,“声势炫耀，各部司员同为侧目”，以至于听说其与宋教仁被刺有涉后“人人称快”,足见洪、袁关系密切程度。这样一种最高统治者和“小人物”之间的关系，看似不可思议，实则与传统中国政治的实际运作十分相符。政府运转首先要解决人事问题，其中往往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权者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平衡各种力量，通过安排“场面人物”来组织政府，使政府得以运转;另一方面，当权者为了达其真正所欲达到的目的，又需要通过安排“内线人物”来进行幕后政治运作。场面上的运转需要“红人”，幕后运作需要“私人”。洪述祖声名不佳，属于“小人”之流，郑孝胥称之为“小有才之邪人”,但因系袁之“私人”，故袁用之，目的之一就是要其在幕后对付政敌。但用“小人”者，往往又要冒受制于“小人”之风险，这是分析袁世凯与洪述祖的关系，特别是分析洪述祖的所作所为给袁世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 雅典菠萝

  2024-06-10
  这一疑问其实不难解释。宋教仁被刺若为应夔丞单方面所为，则其杀人后自然不需要存留相关函电。但事实是，应夔丞杀宋背后尚有主使之人，如此则存留相关函电对应夔丞而言就很有必要，一方面手握主使者把柄，一旦案发，有可卸罪之地;另一方面则可据此以索取回报。由此可见应夔丞之奸诈，亦可见其人办事胆大心细面又颇有条理。总之，应宅所获函电文件不仅自身真实性、可靠性不容置疑，而且可以之为基本依据来判断该项证据正式披露前后出现的其他各种文字记述的真伪、可信程度及真实内涵。该项证据是研究宋案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材料，任何研究者，倘若无视或轻视该项证据，便是无视或轻视宋案基本事实，其研究便不能称之为严谨科学的研究，离宋案真相也就会越来越远。
• 雅典菠萝

  2024-06-10
  研究宋案，资料并不缺乏。有关宋案的资料，大体可分为四类:一原始档案，二各种史料集，三各种报纸，四私家记述。其中有大量极有价值的史料，研究者迄今未加重视，或竟全然不知。
• 雅典菠萝

  2024-06-10
  如果说宋案研究长期得不到推进是由于研究者对宋案核心证据缺乏足够重视的话，那么重口供而轻证据、重空论而轻实证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宋案研究离真相越来越远，这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
• 雅典菠萝

  2024-06-10
  应当承认，将寻找刺宋主谋作为宋案研究的主要方向，并没有问题。但须引起研究者高度重视的是，从应宅搜获的函电文件实际上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极为明确而重要的信息，即“宋案”≠“刺宋案”。宋案案情错综复杂，其中至少应当包括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一系列情节或环节。另外，在宋案证据中仅仅提到过一次的未遂“除邓”案，对破解宋案谜团亦极为关键。这些情节，环环相扣，次第演进，而又交错进行，“刺宋”是宋案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整个案情发展的最终结局。因此，倘若我们不对刺宋之前各环节的来龙去脉，及其相互之间的演进关系进行详细深入的考证，刺宋的发生绝无可能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案件发生后出现的一系列矛盾现象也无法得到解释。然而，纵观百余年来的宋案研究，研究者无一例外，皆将重心放在了刺宋这个环节上，而对此前诸多环节，要么毫不在意，要么轻轻放过。宋案案情实际上被严重简单化，宋案研究之所以一直得不到推进，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 雅典菠萝

  2024-06-10
  记述和探究宋案真相的文字，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各种史学专业书籍当中关于宋案的记述，第二类是各种专业学术期刊当中关于宋案的论述，第三类是各种非专业性书刊及网络文史爱好者对宋案的解读。
• 雅典菠萝

  2024-06-10
  时至今日，宋案探究至少存在四大问题:一是严谨的学术性探究屈指可数，二是案情分析严重简单化，三是核心证据从未真正受到重视，四是大量已刊未刊史料未被研究者利用。正是由于存在上述严重问题，宋案探究非但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反而离真相越来越远，甚至出现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等问题。因此，宋案探究已到了需要彻底清理并切实向前推进的时候。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07-01
  与此同时，洪述祖于4月底在青岛做了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以1.5万元的价格，从德人警长威尔慈手中购得楼房一座。这一举动透露了三点重要信息。（1）洪述祖与政府之间似乎已经达成某种交易，政府不急于引渡洪述祖归案，因此，洪述祖可以购房久居青岛。（2）洪述祖手中并不缺乏金钱。犹记上年11月29日，洪述祖在给应夔丞的信中，尚称“待款孔亟”，仅仅半年之后，洪述祖忽然出手如此阔绰，其中秘密，洪的妻弟史蓉生曾于5月中旬在京“亲口告人，谓洪于宋事，实得政府报酬金二十万元，现已在青岛购置巨宅，极园亭之胜，以为终老计”。这就再次证实，洪述祖居留青岛，的确得到了袁世凯得金钱支持，袁是不会将其迅速引渡的。（3）洪述祖购买的是德人警长威尔慈的楼房，这就使他和青岛德国租界当局之间建立起了关系，不仅有利于保障自身安全，而且可以在引渡一事上与租界当局私下进行交易。这一切看起来都是经过精心盘算的。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07-01
  在此段讲述中，最值得主义的是，言、程到青岛后，当德人来诘问时，言敦源竟谎称“系来探亲”，程经世则谎称“来购德文书籍”。可以说言敦源在不经意间泄露了此行的一个重要秘密——原来二人并非受政府正式委派，去青岛与德方交涉引渡洪述祖归案之事，否则二人完全可以光明正大，何用鬼鬼祟祟？这个秘密的泄露让我们知道，后来发表的《公出日记》所谓“公出”不过是谎言，日记所记并不完全可信，将日记公开刊出，也不过为了敷衍世人而已。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07-01
  据表5-1，2月22-26日洪述祖在北京，但当时他尚未产生杀宋之意，因此不可能向袁提出“收拾”反对党一二人的建议。2月27日以后，直至3月6日（包括3月6日），洪述祖一直在天津，也不可能有面见袁世凯提出建议之事。因此，他谒见袁世凯只能在3月7日回京后三四天内，洪述祖这十几日的行踪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即他3月6日致函应夔丞，唆使其对宋教仁“乘机下手”，系在其天津私宅发生的事实，这是杀宋造意于洪述祖而与袁世凯、赵秉钧无关的又一铁证。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07-01
  从“宣告文“也可以看出，不论袁世凯、赵秉钧、国民党人，还是后来研究者，都犯了错误。因为在”三月初九日“，”副法官叶义衡“和”陪审员薛圣渡“等，就已经将宋教仁”判决死刑“了，比3月13日”若不去宋“函发出早四天，恰在洪述祖3月6日函发出后三天。显然，应夔丞是在收到洪述祖3月6日来函后才于3月9日决定杀宋。而且，由”叶义衡“（即应夔丞）自称”特别法庭“之”代理主席、副法官“，也可以看出，应夔丞背后另有主使之人，即有所谓”正主席、正法官“在。联系应夔丞在准备寄往各报馆的装有”宣告文“的信封寄信人位置写下”京江第一法廷〔庭〕缄“七字这一信息，可知应夔丞所谓判决宋教仁死刑的”特别法庭“或”神圣裁判机关“，就是”京江第一法廷〔庭〕“。这个名字当然也是虚构的，却非凭空捏造，它实际上暗示杀宋是由“北京”决定的，“京江”之“京”即指“北京”，“江”则指“江苏”。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07-01
  这样一种最高统治者和“小人物”之间的关系，看似不可思议，实则与传统中国政治的实际运作十分相符。政府运转首先要解决人事问题，其中往往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权者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平衡各种力量，通过安排“场面人物”来组织政府，使政府得以运转；另一方面，当权者为了达其真正所欲达到的目的，又需要通过安排“内线人物”来进行幕后政治运作。场面上的运转需要“红人”，幕后运作需要“私人”。洪述祖声名不佳，属于“小人”之流，郑孝胥称之为“小有才之邪人”，但因系袁之“私人”，故袁用之，目的之一就是要其在幕后对付政敌。但用“小人“者，往往又要冒受制于”小人“之风险，这是分析袁世凯与洪述祖的关系，特别是分析洪述祖的所作所为给袁世凯带来的负面影响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07-01
  这些报道多在赵秉钧“真电”发出后出现，其情节多为电报内容之反映，但也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于此事非常重视。而北大历史学系所藏“真电”底稿的发现，恰好可以证实这一点。该底稿后有“五月十日清”“已缮送呈”字样，说明此电最终由袁世凯定稿。由该底稿笔迹也可看出，袁世凯的确亲笔对电文进行了多处修改。将该底稿与最终发出之“真电”字句比较，可发现二者差别甚大，透过这些字句差别，我们将会看到袁、赵二人在应对出庭对质一事上既有共同目的，又有不同考虑，并可由此注意到袁、赵关系中一些很值得注意的特点。……要判断赵秉钧在宋案中究竟扮演怎样一个角色，必须结合宋案基本史料，对他与袁世凯的关系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袁、赵在政府中的地位不同，与宋案关联程度也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处理宋案问题上的想法不可能完全相同。在二人关系中，袁世凯无疑是强势一方，这就使赵秉钧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思来应对宋案。“勘”“真”二电底稿的发现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这就提醒我们，对赵秉钧公开发表的“勘”“真”二电一类的辩驳文字，不能只做单纯字面的理解，而应细致辨析其中何者为其真实意思之表达，何者为其言不由衷之发露，如此方能把握一个真实的赵秉钧。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07-01
  其实，人们对“勘电”的认识，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误区，不论批驳者还是支持者，都因为“勘电”系以赵秉钧名义发出，遂将其完全视为赵秉钧个人真实意思的表达。但实际上，袁世凯亦被指为刺宋案嫌疑人，而他和赵秉钧所处政治地位不同，与宋案关联程度不同，这就决定了赵秉钧在辩护时，不可能只顾自己而不考虑袁之意思，袁亦不可能任由赵自辩而不考虑自己处境。袁世凯在4月28日给谭人凤的电报中曾有“昨据程都督等报告各项证据，约同幕僚详加讨论”等语，可见他非常关心该项证据。…………不管“勘电”的具体起草人是谁，这些消息均说明，总统府不可能任由赵秉钧完全按其意思辩驳。当然，总统府完全不考虑赵之意思，不经其阅便以其名义将电报发出，也是不可能的。准确的理解应当是，“勘电”虽以赵之名义发出，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反映袁之想法，或者说，“勘电”既不完全反映赵之意思，也不完全反映袁之想法，它其实是袁、赵二人协商的结果，而这是由他们在政府中的不同角色及与宋案的不同牵连程度所决定的。因此，搞清楚“勘电”中与赵秉钧直接关联的部分是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达，就成为准确把握赵秉钧这个角色，以至最终破解宋案谜团的一个关键。而北大历史学系所藏“勘电”底稿的发现，为这一突破提供了可能。北大历史学系所藏“勘电”底稿有两个版本，姑且称之为“勘电甲”与“勘电乙”。“勘电甲”和“勘电乙”的区别在于，前者为最原始的底稿，后者则是将前者的一些字句修改及前后段落调整誊清而形成的稿子，但有些修改“勘电乙”并未敲定，依旧保留了“勘电甲”的修改原样，所以它仍是底稿，而非定稿清样。不过，“勘电乙”与最终发出的“勘电”比较，内容上基本没有区别，因此，我们只需要将“勘电甲”与最终发出的“勘电”定稿逐字比较，就可以看出其变化，并由此进一步分析这些变化背后的含义。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07-01
  这一疑问其实不难解释。宋教仁被刺若为应夔丞单方面所为，则其杀人后自然不需要存留相关函电。但事实是，应夔丞背后尚有主使之人，如此则存留相关函电对应夔丞而言就很有必要，一方面手握主使者把柄，一旦案发，有可卸罪之地；另一方面则可据此以索取回报。由此可见应夔丞之奸诈，亦可见其人办事胆大心细而又颇有条理。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07-01
  宋案证据宣布后，应犯及其死党仍挖空心思，力图伪造证据，帮应脱罪。前引“剑农”所言曾基于对宋案证据完整性的怀疑，设想将来辩论公开之际，若洪、应二氏坚以证据不完为词拒绝审判，则该当如何。这一幕虽然因为引渡洪述祖失败而未能在其身上应验，却在应夔丞身上惊奇地出现了。先是1913年4月11日租界会审公廨第六次预审时，应夔丞所聘律师爱理斯问应：“除呈堂证据外，汝想还有何种？”应答：“没有完全。”5月30日上海地方审判厅预审应夔丞时，应又忽然对检察长言：“厅中以桂馨为宋案之教唆犯，其是否教唆暂勿申辩，惟所获证据尚未完全；于证据完全之时，即判决余罪，虽死甘心。”检察长回：“尚有证据在何处？”应答：“在余家中办事室写字台下之白皮箱内。”检察官得闻是言，欣喜若狂，如获至宝，退庭后即拟前往查抄。但因应宅在法租界，不便越界查抄，遂函商法捕房，由蓝总巡禀明法领事前往查抄。在该室写字台下，果然发现白皮箱一只，内中满藏文件，当即取回捕房，“箱中文件内有各种委任状多张，秘密信十余封，最诧异者，内有一函，系某君托应暗杀宋教仁，应不允，作函答复，并附有底稿一纸，书写甚为端正，特用绿色皮包保护，藏于相中上层。尚有稿簿两本，所叙之事与前日获得证据均属相反”。或许有人看到此则材料，会因其内容与程、应披露证据正好相反而产生疑惑，但当我们了解捕房当初对应宅搜查及时而彻底之后，便立即可以判定，时隔两个多月之后才出现在应宅白箱中完全有利于应之所谓证据，必定为其死党所伪造。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07-01
  又据《顺天时报》报道，应夔丞被拘押约两个小时后，即24日凌晨“二时许，即有应之党羽纷纷以电话警告，令将家中所藏信件、军械藏匿。此电话均为捕房中人所接，因将室中所有重要对象一一搜出，其余均加以封识”。……宋教仁遇刺系在华界所属沪宁火车站，而应、武二犯被擒分别在英、法两国租界，故二犯应在何处审理，中外意见不一。上海地方检察厅“以起案地点系在铁路华界，不涉租界范围，且敢暗杀民国伟人，不法已极，亟应并解地方官，按律严办”。英捕房意见则“以年来暗杀迭见，迄未一破，今既自罹法网，应将各人证移送英廨，归案澈究”。而法捕房则提出“应家宅、羽党均在法界，自应先由法界讯明，再行核办”。最后经协商，决定先由英、法公廨会审讯明，然后再移交华界法庭审理。从3月31日起，至4月12日止，英、法公廨先后对二犯进行了七次预审。其间，因审讯需要，会审公堂曾启示应宅所搜出铁箱内证物。为防止证据调包，国民党及政府方面代表进行了严密防范。铁箱启封时，“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公推陆惠生君等前往监视。其铁箱中所贮藏之物件，一一以簿列号登记之；其重要之证据，程雪楼、黄克强两君暨交通部之特派员陆君，均于其上捺印，预防未来之更换也”。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07-01
  但这些函电文件能否作为“铁证”，必须以其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前提，为此，就需要对该项证据的搜查、移交、保管与宣布各个环节进行具体考察，并对真实性做出判断。
• 夜深歌

  2019-06-16
  由此可见，洪述祖之所以要杀宋，原因甚为复杂，既有迎合袁世凯对付国民党人的心理，并借机谋取个人利益的一面，又与其担心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打破袁世凯统治现状，从而使自己失去这个强大靠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可以说，洪述祖杀宋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和维护以袁世凯为首既得利益者的权利，但他又披了一件维护共和、维护民国的外衣。这就出现了民初历史上极为吊诡的一幕:一个自称“革命元勋”“手创共和”的人，杀害了另一位真正的革命元勋、共和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