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到来

• 西峰秀色

  2020-03-06
  我们发现，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可能真正与1933年第三帝国的登场直接相关的时刻，正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而不是久远的宗教改革中的宗教文化和等级制度，也不是18世纪的“开明专制”。俾斯麦建立的帝国所具有的几个特征为未来留下了隐患。首先，将新帝国称为“德意志帝国”的决定，不可避免地令人想起其前身——主宰了欧洲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帝国”一词在德国智识阶层中间所激发的联想，远远超越了俾斯麦所创建的体制：它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是对尘世中“上帝之国”的想象；宣示了其宗主国地位的普适性；用一个虽然没什么诗意但却颇有气势的概念来说，德意志国家将包括中欧所有说德语的人口——正如纳粹口号所说的“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帝国，同一个领袖”。他无视法统，重新划定国界，推翻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其激进态度与铁血手段给德国后来的发展之路投下了绵长的阴影。德国从此将武力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合法手段，其黩武程度远远超出了其他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在1920年代侵蚀德国的民主制度以及第三帝国登场的过程中，将起到重要作用。警察机关之类的政府机构的规章手册注重体现军队的行为规范，坚决要与公众保持一定距离，并保证在街头游行和大规模示威活动中尽可能把人群当作敌军而不是集会的公民对待。[17]军队的荣誉观已深入人心，足以保证平民，乃至中产阶级始终斗志不衰，尽管俄国和法国的情形也普遍如此。到1914年，社会民主党的发言人或党报编辑几乎没有谁没坐过几次牢，罪名是冒犯君主或者侮辱政府官员；根据法律，批评君主或警察属于犯罪，就连批评那些维持国家运行的公务员也算犯罪。在1914年之前，打击社会民主党人成了整整一代法官、州检察官、警察头子和政府官员的事业。……在他们眼中，法律的作用是维护现有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不是在对立的政治派别之间担当中立的裁判者。在1914年之前，德国的主流政党不是两个，而是六个，即...
• Anrean

  2020-02-14
  认为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社会相比，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社会似乎不那么容易坠入暴力与毁灭的深渊，这样的假设是有问题的。德国孕育了贝多芬，俄国孕育了托尔斯泰，意大利孕育了威尔第，西班牙孕育了塞万提斯，而这几个国家在 20世纪都经历了残暴的独裁统治，两者之间毫无关联。拥有数世纪高度文明的社会坠入政治野蛮主义，并不比文化成就乏善可陈的社会的堕落更令人费解 ;文化与政治根本不是以如此简单和直接的方式相互作用的。
• Anrean

  2020-02-14
  马克思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 WalrusTuTu☮

  2021-08-16
  几乎所有德国人都觉得这些条款不合理，视之谓国耻。条款的执行 ，尤其是法国的行动，又极大地加深了德国人的怨恨情绪。许多德国人不肯相信他们的军队真的战败了，以这种心态看待停战协议，其条款之苛刻也就愈加明显。在高级军官的协助和怂恿下，种引起致命后果的说法很快在中间和右翼政治派别的广阔论阵地流传开来 - 很多人从瓦格纳的音乐剧《众神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the Gods）得到灵感，开始相信军队之所以战败，完是因为国内的敌人从背后捅了刀子，就像瓦格纳剧中勇敢的主人公齐格弗里德（ Siegfried）所遭遇的那样。德国的军事领导人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战争结東后不久宣称，军队是一场“秘密的、有计划的蛊惑运动”的受害者，这场运动注定了德军的全部英雄壮举以失败告终，“一位英国将军说得对：德军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德皇威廉二世在192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重复了这个说法：“在30年里，我为军队而自豪。我为之而生、为之操劳，可是如今，在辉煌的、取得空前胜利的四年半战争岁月之后，在和平手可得的时刻，革命者的首从背后捅了一刀，瓦解了我军！” 甚至社会民主党也参与制造了这个自我安慰的说法。1918年12月10日，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Friedrich Ebert）对陆续进人柏林的归国部队说：“你们没有被任何敌人打败过！
• 鎮長

  2020-08-18
  1932年12月，有人看到孩子們在玩“失業登記”的遊戲。一位調查員請其中幾人寫下簡短的自述，孩子們寫的主要內容也是失業。“我爸爸已經失業三年多了”，有位14歲的女生寫道，“我們全家以前一直相信爸爸總有一天能再找到工作，可是現在就連我們這些小孩兒都不抱什麼希望了。”
• 西峰秀色

  2020-03-07
  共产党不断就警权问题发起论战，社会民主党也试图抑制警权，导致警方与共和国渐行渐远，加上受困于晋升的缓慢，许多年轻警察感觉职业前途受阻。……警方开始认同纳粹党对魏玛共和国的抨击，也就不足为奇了。P294全面取缔褐衫军的时机到了。在其他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的强大压力和忧心忡忡的军方的支持下，布吕宁和格勒纳将军（布吕宁于1931年10月任命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格勒纳兼任内政部长）说服犹豫不决的兴登堡于1932年4月13日颁布法令，宣布冲锋队为非法组织。……取缔褐衫军仅稍稍起到了抑制政治暴力的作用，基层警察中的纳粹党同情者给了纳粹党准军事组织相当大的自由度使其可以继续运行。[105]因此，认为禁令如果能够持续执行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纳粹党及其准军事组织基本上就会销声匿迹，这样的说法是非常不着边际的。P296在施莱谢尔这类人看来，把政府的群众基础从社会民主党转移到纳粹党，似乎越来越成为更优的选择。军方越来越无法容忍布吕宁的经济政策对军工业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并且认为布吕宁取缔褐衫军的做法妨碍了军方将他们收编为后备部队，褐衫军招募到的人数越多，收编他们的计划就越有诱惑力。……兴登堡的幕僚使用诡计继续挖布吕宁的墙脚，除了辞职，布吕宁别无选择，遂于1932年5月30日递交辞呈。兴登堡任命的新总理是他的老友弗朗茨·冯·帕彭。……帕彭甚至比布吕宁走得更远，他是盛行于1930年代初整个欧洲的天主教政治独裁主义的代言人之一。在布吕宁辞职之前，帕彭与施莱谢尔在讨论中一致认为，他们应该把纳粹党争取过来，从而为新政府的反民主政策提供广泛的民意基础。他们征得兴登堡的同意，解散了国会，下令重新选举。这是希特勒一直要求的事情，他期待借此进一步增加纳粹党的得票数。选举定在1932年7月底。此外，他们还答应希特勒的要求，解除了对褐衫军的取缔令。施莱谢尔认为，这样做可以驯化纳粹的极端主义，再加...
• PabloHoney

  2020-04-02
  在思考这场灾难的过程中他（希特勒）所学到的是，宣传必须始终面向大众：一切宣传都必须通俗易懂，其知识水平必须要适应宣传对象中知识最有限的人。因此，想要发动的群众越广大，宣传中纯知识的水平就必须越低……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力非常有限，他们知识不多，但忘性极大。因此，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限定于极少的几个要点，还必须在口号中反复强调它们，直至每一位听众都理解了你想要借助口号让他理解的东西。而且宣传必须激发情绪，而不是理性，因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性情和态度都过于女性化，以至于冷静的说理对其思想和行动的影响，远远小于情绪和感情的作用”。最后，宣传中的观点必须是持续不变的，决不允许对己方的主张有一丝的怀疑，也不能承认对手的主张有一毫的合理之处。
• 西峰秀色

  2020-03-07
  德国越是陷入政治混乱和极端主义暴力局面，军队的地位就会变得越重要。P269布吕宁在内心坚信回归俾斯麦的体制将造福全体国民，但并没有制定恢复君主制的具体计划，更别提让皇帝复位了。然而无论如何，他在本质上是专制的。……布吕宁还开始限制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例如他在1931年3月严令限制新闻自由，尤其限制媒体对其政策发表批评意见。到7月中旬，据自由派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估算，全国每个月被禁的报纸多达上百版。到1932年，共产党的《红旗报》（The Red Flag）不到三天就会被禁一次。早在纳粹上台之前，新闻自由就已受到了严重损害。所以，纳粹党当政期间对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不遗余力的破坏，其实在布吕宁执政时就已经开始了。布吕宁在有其他可行方案可用的情况下仍然长期坚持通货紧缩政策，并非仅仅基于这个原因；关键的原因是，他还希望利用持续的高失业率来彻底瓦解魏玛福利制度，削弱劳工的影响力，使之无力反对他当时正在酝酿的计划——朝着独裁、复辟的方向修改宪法。希特勒及其政党用语义含糊但铿锵有力的措辞，向民众承诺了一个团结而强大的德国、一场超越社会界限和社会矛盾的运动、一个全体德意志人携手合作的种族社会、一个能够重建德国的经济实力和恢复德国应有的国际地位的新帝国。这番话深深打动了许多人，他们眷恋着俾斯麦所缔造的帝国，梦想有一位新领袖能够恢复德国已然失落的荣耀。这番话全面总结了许多人所认为的共和国的失误，为人们表达对共和国的绝望提供了机会：投票给一个在各方面都反其道而行的政党。P277纳粹党持久而狂热的行动力以及宣传的密集程度，都超出了其他所有政党。1930年9月之后，民族党中基本上已无人反对胡根贝格的政策——谋求与纳粹党合作，颠覆共和国，由立场更趋右翼的人物取代布吕宁出任总理。P279事实证明，在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根基深厚、工会化程度高、劳工...
• 西峰秀色

  2020-03-06
  许多德国普通选民，无论有着怎样的个人政见，都认为防止德国建立苏维埃式政权、抵御布尔什维克革命威胁的最好办法，是投票给这三个民主政党。因此，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派民主党和中央党在制宪会议的选举中毫无悬念地赢得了绝对多数票。制宪会议于1919年初在德国中部小镇魏玛召开，……宪法不仅从法律上赋予总统独立于立法机构的地位，还支持总统行使宪法第四十八条所授予的宽泛的紧急处置权。在危机期间，只要总统认为哪个州受到了威胁，就可以通过总统令的形式行使专制权，动用军队恢复那里的法律与秩序。然而艾伯特作为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却非常广泛地行使着这一权力，在不少于136种情况下使用过。……专制权都被用于镇压所谓左翼对共和国的威胁，而几乎未被用于应对在很多人看来严重得多的、右翼对共和国的威胁。……但是第四十八条并未包含适当条款，用以约定立法机构最终有权在总统专制权被滥用时收回此项权力。艾伯特领导了魏玛共和国的创建，功不可没。前任艾伯特的例子，让兴登堡相信行使总统的紧急处置权是正确之举，他开始认为要想摆脱共和国在1930年代初面临的危机，唯一的出路是以他的名义实行保守的独裁统治。……从长远看，他的当选对于魏玛民主制度完全是一场灾难。商业化大众休闲方式的出现，即主要发布耸人听闻的消息和丑闻的“林荫道小报”、电影院、廉价小说、舞厅以及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在1920年代开始为年轻人提供身份认同的替代来源，因此年轻人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与政党关系密切。……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政治动荡，主要是因为对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代政治结构的承袭，而不是因为魏玛宪法的新条文。尽管共和国与各州之间存在种种尚未解决的矛盾，但联邦制度似乎并不是破坏魏玛共和国稳定与合法性的主要因素。总体而言，魏玛时期的德国宪法并不逊色于1920年代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它远比许多国家的宪法更加民主。教宗庇护十一世（Po...
• 西峰秀色

  2020-03-06
  奥地利的反犹主义，远不是独立于德国反犹主义的现象。奥地利与德国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而且奥地利曾在1000多年里属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又归属于德意志邦联，直至1866年被俾斯麦粗暴地逐出邦联，这意味着思想影响与政治影响可以不费力地跨越国境。……如果奥地利有朝一日灭亡了，那么它境内的少数德语人口将面临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他们是希望加入德意志帝国，还是单独组建自己的国家？假如出现这种情况，泛日耳曼主义的时机就可能到来。更多的民族主义协会随之兴起，各类心怀不满的显要人物，他们正在为施展政治抱负而在日趋民主的世界里寻找新的出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对有产者和智识阶层的尊重已不再发挥作用，……此外，相当程度的社会焦虑也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或许是过分的认同，赋予了各种民族主义协会中的所有领军人物一种自豪感与归属感，以及一种奉献和动员的目标，而不论他们的背景为何。遍认为俾斯麦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工作远未完成，而亟须促成它的完善；他们也越来越觉得帝国领袖在此方面未尽其责。泛日耳曼联盟及其民族主义者盟友有选择地借用尼采、朗本、达尔文、特赖奇克等作家的作品，而且在借用过程中屡屡将他们的思想进行庸俗化解读、断章取义或者简化到不可辨识的程度，然后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建立在这样一种世界观之上：以斗争、冲突、“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反犹主义和权力意志作为其核心信仰。德国需要一个新的俾斯麦——他应该强硬、冷酷，在国家需要拯救时，不惮于对内施以铁腕政策、对外奉行侵略政策。这些极端民族主义压力团体，并非威廉二世统治集团的任何一种操纵策略的产物，而是通过在底层进行政治动员所产生的真正民粹主义运动。反犹主义的成见就这样渗透进了政权的最高层，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甩开平民政客，在德国建立起一种“幕后独裁统治”（silent dictatorship...
• WalrusTuTu☮

  2021-08-15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暴力合法化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俾斯麦在1864-1870年统一战争中所达到的程度。一战前，就连彼此政治信仰南辕北辙、针锋相对的德国人，也能够不诉诸暴力地讨论彼此的分歧。然而到了1918年之后，风气彻底改变。气氛的变化已经可以从国会的议事过程中观察到：在帝国时代，国会议事一向比较稳重得体；但1918年之后却频频沦为不体面的吼叫比赛，一方公开表示对另一方的视，议长无法维持秩序。不过，街的情形远比国会糟糕，各派别组织了流氓别动队，打架和骂战已成家常便饭，痛殴与暗杀是常见手段。采取这些暴力行动的，不仅有以前的军人、还包括十八九岁和二十多岁的男子，他们之前因年幼而无法上战场、此时平民暴力成了他们证明自己有资格与传奇中的老一代前线战士相提并论的一种方式。青年雷蒙德・普雷策尔（ Raimund Pretzel）的经历比较有代表性，这位富裕的高级公务员之子后来在1930年代回忆说，1914-1918年，他和同学们一直在玩战争游戏，热切地关注战报，他们那一整代人都“觉得战争是伟大的、激动人心的、迷人的国与国之间的游戏，它带给人的兴奋与情感满足远远超出和平所能给予的一切；而那种体验现在成了纳粹主义的根本看法”。战争、武装冲突、暴力和死亡对他们来说往往是抽象的概念，他们从中读取到的信息是杀戮，然后在青春期的头脑中进行信息处理时又受到宣传的影响 - 这种宣传将杀戮描绘成英勇的、必要的爱国主义行为。
• 西峰秀色

  2020-03-06
  德国许多地方的司法官员当时大量使用“寄生虫”或“害虫”之类的词语描述罪犯，以一种新的、生物学的方式，把社会秩序的概念表达为一种生物体，它如果想茁壮成长，就必须把有害寄生虫和外来微生物从身上清除掉。为了寻找更精确、更全面的方法来定义和运用这些概念，医学专家特奥多尔·菲恩施泰因（Theodor Viernstein）于1923年在巴伐利亚创建了“罪犯生物学信息中心”（Criminal Biological Information Centre），收集所有已知罪犯、他们的家人和背景的信息，从中鉴别出偏常人格的遗传链。……许多专家认为，甄别出这种世代相传的“劣等”人之后，防止他们继续繁衍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强制绝育。这类专家中的两位，律师卡尔·宾丁（Karl Binding）和法医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霍赫（Alfred Hoche），于1920年迈出了超越上述观点的关键一步，他们在一本薄薄的、创造了“不值得过的生活”这个短语的书中提出，那些被他们称为“压舱物式的存在者”，即毫无价值、只会给社会增加负担的人，应该一杀了之。……这是关于如何对待精神病患者、残疾人、罪犯和行为偏常者的论辩中令人不安的新动向。只要经济状况还允许人们想象共和国的社会理想有朝一日可以实现，强制绝育和非自愿的“安乐死”的持续争论就依然不会有结果。克伦佩勒日记：“我为什么要写如此庞杂的日记”，对此他并无真正的答案：这只是强烈的冲动使然——“我就是停不下笔。”[187]日记不见得会出版，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只是记录人生。一直记录。印象、知识、阅读、活动，什么都记。别问为什么或有什么目的。”而且，我没必要书写我这个时代的历史。我提供的信息是枯燥的，我对这个时代半是厌恶、半是恐惧，我不想任人摆布，对任何政党都全无热情。一切都毫无意义、不成体统、令人不快——没人敢作敢当，个个皆是傀儡……希特勒即将上位，...
• 西峰秀色

  2020-03-02
  纳粹党还摸索出一种办法，在褐衫军以及纳粹运动的其他参与者实施暴力或者犯罪的时候，能够让党的领导层规避法律责任：希特勒、戈培尔、地区首长等领导人在下命今实施暴力时，措辞要含糊，他们的下属自然听得懂弦外之音，会立即投入战斗。这个招数很有效，它让越来越多的德国中产阶级乃至一些上流社会人士相信，对于褐衫军的街头喋血、酒馆斗殴以及集会上的惹是生非，希特勒及其直属下级并不真的负有责任，这个印象又因揭衫军头目的说辞而得以强化，他们一再坚称自己是独立行动的与纳粹党上司无关。P249
• 托托

  2022-04-21
  从德国历史中为纳粹主义的起源与崛起寻找一种解释，无疑存在着这样的风险，即可能将整个过程视为不可避免的。然而，几乎在每一个转折点，事情都有可能发展到另一个方向。纳粹主义的胜利，直到1933年最初的几个月，都还远远不是必然的结果；但那也绝非历史的偶然。有人认为，纳粹的上台在本质上属于欧洲发展格局的一部分，持此观点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他们甚少注意到这一事实，即纳粹主义虽然远不是德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它的成功确实得益于特别符合德国人天性的政治传统、意识形态传统以及发展方式。这些传统也许追溯不到马丁·路德那么远，但肯定可以溯源到德国历史在19世纪的发展方式，尤其可以溯源到1871年俾斯麦领导德国实现统一的过程。
• 托托

  2022-04-21
  另一种思潮所强调的，不是意识形态和信仰在德国历史中的重要性，而是它们的无足轻重，持此论者与上文提到的那些历史学家有时竟是同一批人。德国人有时候被说成对政治缺乏真正的兴趣、从未适应平等交换意见的民主式政治辩论；然而在所有被用来解释1933年第三帝国登场的关于德国历史的错误观念中，没有比“不关心政治的德国人”更缺乏说服力的了。这个概念多半出自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创作，德国中产阶级智识人士后来将它当作遁词，即接受自己“不曾反对纳粹主义”这个不那么严重的罪名的批评，以免遭“支持纳粹主义”的谴责。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历史学家断言，德国中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即从政治活动中退出，转而在赚钱生财或者文学、文化与艺术中寻求慰藉。他们还断言，德国智识人士把效率与成功看得比道义与意识形态更重要。然而如我们在本书后面将会看到的，有大量证据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无论1920年代德国的问题出在哪里，都一定不是缺乏政治责任感和政治信仰，情形甚至刚好相反。
• 托托

  2022-04-21
  像德国这样一个先进的、极有教养的民族，怎么会如此迅速、如此轻易地屈从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野蛮力量？纳粹攫取政权过程中所受到的认真抵制为何如此之少？一个无足轻重的极右翼政党怎会如此戏剧性地突然上台掌权？为什么如此多的德国人没能意识到无视纳粹运动的暴力、种族主义和杀戮天性，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国籍的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德国孕育了贝多芬，俄国孕育了托尔斯泰，意大利孕育了威尔第，西班牙孕育了塞万提斯，而这几个国家在20世纪都经历了残暴的独裁统治，两者之间毫无关联。拥有数世纪高度文明的社会坠入政治野蛮主义，并不比文化成就乏善可陈的社会的堕落更令人费解；文化与政治根本不是以如此简单和直接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如果说第三帝国的经验使我们得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对伟大的音乐、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文学之热爱，并没有赋予人们任何道德的或政治的免疫力，从而拒绝暴力和暴行、免于听命独裁统治。实际上，1930年代以来的许多左翼评论家认为，德国文化和社会的先进性本身就是纳粹主义胜利的主要原因。德国经济是欧洲最强劲的，德国社会是发展最完善的；在德国，资本主义企业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组织化程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意味着资本家与他们的剥削对象之间的阶级矛盾不断加剧，直至濒临崩溃的边缘。不顾一切地渴望维系其权力和利益的大企业主及其依附者，利用他们的全部影响力以及任其支配的全部宣传工具，创造出一种专门服务于其利益的群众运动一纳粹党，然后操纵它攫取权力，并在纳粹掌权之后，靠它谋取利益。这种观点在1920年代至1980年代被各派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相当精妙的阐述，不应仅被当作宣传而草率否定。在1945年至1990年冷战期间，分裂欧洲的“铁幕”两边都有数量可观的学术著作受到这种观点的启发。然而，作为一种宽泛的概括性解释，它也受到了不少质疑。...
• 西峰秀色

  2020-03-07
  希特勒及其伙伴每次都为他们的行动找一块合乎法律条文的遮羞布。……希特勒格外重视国会纵火法令和《授权法》；戈林在普鲁士把褐衫军和党卫队编为辅警，而不是随便让他们继续横冲直撞，行动时一点儿合法的掩护也没有；纳粹政权在执行第一批政策时，坚持由国会通过法律授权或者由总统令予以批准。“合法革命”的策略奏效了。希特勒一再保证说要采取合法行动，这使他在联合政府中的盟友以及对手都以为可以用合法手段与纳粹党打交道。纳粹党人的行动有了合法的掩护，于是公务员可以按照他们的要求起草法令和法律，比如在1933年4月7日的《公务员法》中，他们甚至打破行政部门所应遵循的中立准则，要求解除犹太裔和政治上不可靠的公务员的职务。P482
• 西峰秀色

  2020-03-07
  他（雷蒙德·普雷策尔）还认为，许多人觉得他们的政治领袖，从布劳恩和泽韦林到胡根贝格和兴登堡，因软弱而背叛了他们，所以他们加入纳粹党属于一种任性的报复行为。令有些人印象深刻的是，纳粹党所预言的一切，似乎都将实现。“还有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相信，他们加入纳粹党，可以改变纳粹党的面貌，甚至可以立即扭转它前进的方向。不过，许多人紧跟潮流，当然是为了加入他们所认为的胜利者一方。”在大萧条的环境中，时世艰难，工作难寻，人们依赖着每日上班下班的刻板生活，把它当作唯一的安全模式：不跟着纳粹党走，就意味着拿自己的生计和前途冒险；进行反抗，则意味着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 西峰秀色

  2020-03-07
  社会先是被简化成一群不知姓名、无法区分的大众，然后被重构为一个新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任何事情都是以纳粹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公开的异议和抵制都成了不可能之事，甚至讨论和计划发表异议也不再可行，除非暗中进行。……德国社会一体化进程的深度和广度依然是惊人的。而且其目标并不是仅仅消除反对党的发展空间；新政权让整个德国归附纳粹党，是为了便于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思想灌输和再教育。几年后反思这个进程时，律师雷蒙德·普雷策尔……他的结论是，“最简单的原因是恐惧，如果你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导致人们屈服的最根本原因，几乎总是恐惧。与暴徒同流合污是为了免于挨揍。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原因，就是沉醉在万众一心氛围中的亢奋感，即从众心理”。P415
• 西峰秀色

  2020-03-07
  警察突袭了他们从前默许的知名同性恋集会场所，并在汉堡逮捕了数百名港口区的妓女，颇为怪异的是，其执法依据的是国会纵火法令“保护人民和国家”。这些突袭行动即使不说明其他问题，至少显示了国会纵火法令几乎可以用来为政府采取的任何种类的镇压行动提供法律依据。……纳粹党在短时间内全面瓦解了性法律改革运动，并且把对于性行为的法律限制从既有的惩罚同性恋关系的法律，扩展到惩罚不以提高生育率为直接目标的许多其他种类的性活动。P401由于民主派各政党已被取缔，市议会和州议会已被接管，变成了当地纳粹头目的啦啦队，报纸已被剥夺自由调查权，不再有能力调查人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此时在纳粹掌控的各级政府机构新任命的高级官员的鼓励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偏见。P403大规模失业的紧迫问题首先是通过强迫手段处理的。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方案是1933年3月的“农场援助”（Farm Aid）计划，它沿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启动的乡村经济帮扶项目，挑选失业的城镇青年到田间劳动，以换取食宿和象征性的工资。防范性拘禁越来越被认为是摆脱惯犯给社会造成的负担的长久之计。P405恐怖行动针对的远远不是特定的、普遍不受欢迎的少数人，而是无远弗届地波及每一位公开表达异议的人，包括偏常人士、流浪者以及一切不符合传统规范的人。……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社团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从国家到乡村的每个层级无所不包。纳粹党对联邦各州的接管，是这个进程的关键环节。P406法律废止了联邦各州的自治权，并且为每个州配备了一位由柏林任命的帝国行政长官，其中除一位以外，全部是纳粹党的支部书记。……在每个层级实现公务员的纳粹化——的障碍所剩无几。这种大规模清洗的法律依据，来自4月7日颁布的所谓《恢复专业公务员法》（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