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 寒鲲

  2016-07-08
  笔者推测“中正”一名最初大约起源于汉末的清议运动，并逐渐演变成为富有人望的评论领袖的专名。正如许多前辈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九品官人法的成立于汉末清议风潮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陈群在魏初规划设计九品中正制时，选择当时士人熟知并常用的“中正”一名，并将其作为一种职名固定下来，纳入国家选举人才的系统中去，或许是一个颇合逻辑的推论。
• 寒鲲

  2016-07-08
  西晋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结起来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加之魏晋之际玄学清谈的兴起，这些官僚家族除了政治利益外，在文化上也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与认同。
• 寒鲲

  2016-07-07
  安田二郎的看法颇有见地，缺乏政治基础的武帝，身处宗室、功臣两股既成政治势力之间，在泰始年间更多地只能扮演一个政治平衡者的角色，而联姻帝室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筹码，是武帝笼络功臣，扩张统治基础的主要手段。
• 寒鲲

  2016-07-07
  笔者认为不断地出继与回嗣的复杂操作，打乱了司马孚一支的继承顺序，同时削弱了其房支内各分支之间的互相认同与亲缘关系，是导致司马孚大宗衰落的重要原因。司马孚一支内部奇特的化简为繁的继嗣选立方式不但与惯常的宗法秩序不尽符合，而且也未见在司马氏家族的其他房支中广泛推行，其背后或许蕴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事实上，司马孚大宗的衰落，多次面临嗣绝国除的困境，正是由这种繁复的继嗣规则所直接导致。
• 寒鲲

  2016-07-07
  而从他们（王基、裴秀）党于曹爽的经历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在司马氏家族掌控的朝廷中步步高升。特别是在晋初如此激烈的政治纷争中，也从来没有人将此“污点”提出，无论是司马氏还是他们本人对于这段经历似乎都并不在意，《晋书》各人本传之中亦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既不讳言，亦不渲染。此中情形与一般政治斗争之后，胜利者进行大肆清算的常规颇有不同。
• 寒鲲

  2016-07-02
  司马懿的权势网络的确对于司马氏家族在曹魏政治中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一网络会自行帮助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无论是司马懿的同僚、部属还是受他提携士人，司马懿与他们之间虽然存在着基于私人恩义的结合，但是这种私人关系最初是建立在忠于曹魏政权的基础上的，私人恩义并不能自行跃居国家权力与君臣名节之上。所以当司马懿是曹魏忠臣时，他们之间的私谊与对于曹魏政权“忠”的义务毫无矛盾，但一旦司马懿试图代魏自立时，“公义”与“私情”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冲突。
• 寒鲲

  2016-07-02
  司马氏与泰山羊氏、东海王氏的婚姻，都表明随着司马氏政治权势的增长，其家族的婚姻网络已经超越前期的同郡范围，有助于提升司马氏家族声望的两汉名族、经学世家成为这一时期联姻的主要对象。东汉以降，三公逐渐沦为坐而论道之职，但在两汉极重门生故吏之谊的社会风气下，辟举之权也是政治人物构筑自己人际网络的重要方式。同样对于司马懿而言，举荐、辟召才智之士，也是他在这一时期构筑自己权势网络的重要手段。
• 寒鲲

  2016-07-02
  以夏侯玄为首的名士圈，包含了大量曹氏贵戚子弟参与其中，是曹魏功臣后裔互相交游的重要网络，这点当无疑义。与汉末的清议风潮相似，他们也共同题表，形成了一个评论网络。但诚如阎步克所指出的那样：这批新的浮华之徒，与汉末名士已颇不同，他们既是“当朝俊士”，以才华智慧为当世所瞩目，同时又是当朝高官权门的贵公子，倚父祖势，少居清要，煊赫于时。他们在政治上已属于权势者一方，已无“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之信念，不再以清议的方式对抗专制皇权，而是利用优越的家族势位分割权势，奢侈享受，清谈玄理，虚无放诞，成为一种新式的文化贵族兼政治贵族。以夏侯玄为首的评论网络，聚合了曹魏贵公子们对于实际政治施加影响的渠道。利用这一渠道，他们将父祖的权势延及自身，以保持家族势力不坠。同时，贵游子弟之间的游处、结交、通婚，形成了一个潜在的政治权力网络。正是由于这些人与曹魏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朝廷虽屡禁浮华而不能止。只是后来，随着司马氏掌握朝政，这些青年时代共同游处的贵公子，逐渐分裂成了政治上互相对立的群体，这一潜在的政治权势网络，并未能真正成长为一个互相支持的利益共同体，反而趋向于分裂对抗，当年洛下共游的旧日情谊遂少人提及，我们现在只能从裴注的引文中窥见一鳞半爪了。
• 寒鲲

  2016-06-29
  西晋的失败，应该放在东汉以来政治社会与国家意识形态大崩溃的背景下来人士。魏晋之际错综复杂的政治人事关系，以及统治者面对高昂激化的舆论时应对失措，无能、不作为和用错药，变成恶性循环，加剧社会迅速断裂为碎片，“八王之乱”又勾引胡族参加到争权夺利的内讧中来，政治破产、信仰崩溃加上民族斗争，从而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分裂时代。西晋时这个大崩溃时代的庸医，非但没能救世，反而用老处方给气息奄奄的病人开了一剂毒药。
• 青菜豆腐水煮鱼

  2015-09-07
  以夏侯玄为首的名士圈包含了大量曹氏贵戚子弟，其在形式上模仿汉末清议品评人物。但是……其在政治上已属于权势者一方，与“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汉末名士有着质的区别，不再以清议的方式对抗专制皇权，而是利用优越的家族势位分割权势……这一亲贵的评论网络试图干涉国家的选举，无疑对皇权构成了挑战，因而魏明帝曾以抑制浮华为名，加以打击。
• 青菜豆腐水煮鱼

  2015-08-31
  曹爽伐蜀之举，带有控制关中与建立功名的双重目标。司马懿……安排次子司马昭为征蜀将军，副夏侯玄出骆谷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举措，骆谷之役的失利，或许有司马懿从中掣制的因素。
• 海拉鲁

  2019-11-14
  钟会与邓艾冲突的实质是司马氏集团内部功臣子弟与出身低微的事功型的官员之间的矛盾。
• 海拉鲁

  2019-11-14
  伐蜀之役实际上是一场服务国内政治目标的对外战争
• 海拉鲁

  2019-11-14
  伐蜀之役的胜败不但对魏、蜀两国的国运兴衰关系甚巨，更牵连到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权力的现固与魏晋嬗代进程的展开
• 果心居士

  2017-12-25
  乡大夫饮宾于庠序之礼，其目的在于明尊贤养老之义。以乡饮酒礼的实践建构的乡里秩序的核心在于明尊长、明养老，进而教化庶民入孝悌之道，对于“齿序”先后的尊重是构筑这种秩序的基础，所谓“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
• 寒鲲

  2016-07-07
  贾充反对伐吴的原因在于当时齐王攸正处于服丧守制期间，武帝通过伐吴的胜利带来的权威，可以在内政处置上享有独断的权力，从而打破西晋政治的原有格局。作为官僚贵族力量代表的贾充试图将武帝的权力限制为“宽仁”的贵族首领，而不是一个专制的君主。
• 寒鲲

  2016-07-02
  明帝执政十二年，正是整个曹魏国家逐渐从开国君臣的生气勃勃走向守成之业的安定有序的转型时期。一方面随着追随曹操创业的元老功臣日渐凋零，国家机器的运作更加依赖于普通的行政官僚；另一方面三分天下之局已定，整个帝国的重心从外部转向内在，由军事转向文治。因而，作为嗣成之主，明帝所考虑的中心问题当是如何完成国家体制的转型，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消除政权建立前后所遗留的各种内政与外交上的隐忧，笔者以为这是我们理解明帝时代一系列政治变动的关节所在。从平定辽东一事而言，明帝干预授司马懿专征之权，正是源于其具有驾驭司马懿的政治能力的自信，能够将司马懿排除出顾命大臣名单的考虑，则是源于明帝并不认为年幼的曹芳同样具有驾驭司马懿的政治能力，所以他宁可任用同样缺乏政治经验，但少年与其共行止，关系密切的燕王曹宇。明帝这一政治安排，由于受到刘放、孙资的妨碍而未能实现，最后形成了司马懿与曹爽共辅政的政治格局。尽管这一人事安排秉承了曹丕在安排顾命大臣时注重功臣与宗室势力平衡的方针，但是，魏明帝并没有达成“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的既定政治目标，司马懿控制的部分军权以及丰富的政治经验为其最终战胜曹爽，奠定魏晋禅代的基础埋下了伏笔。这种国家体制的转型自文帝时代便已开始，但文帝在位仅六年，且故老犹在，整个政治运作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曹操时代的惯性。而明帝时代曹魏政治内外的两大隐忧，一个是嗣位之争所造成的皇权与宗室、功臣关系的问题，因而如上文所论明帝对于身后事考虑的核心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皇位继承关系。此外······其实如果从加强皇权的角度而言，明帝对于中书这样侧近政治机构的重视，不但符合魏晋以来宰相制度演变的一般规律，更有助于提高皇权运作的效率。至于在外，则是吴、蜀在政治、军事上威胁，当然明帝无力解决统一的问题。事实上，自文帝后期开始，曹魏国家从开国转向守成，已不再将平定吴蜀作为政治上的主要目标，在军事上以防御为主...
• 寒鲲

  2016-07-08
  这场（关于齐王攸之国的）政治争论随着齐王攸在三月的暴病身亡而戏剧性地画上了句号。从表面上看武帝似乎取得了胜利，齐王攸的去世消除了太子继位之后最大的政治隐患，但是在胜利背后，武帝却在西晋政治中留下了无法弥缝的裂痕，君臣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这场西晋政治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对于西晋政治未来的走向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 寒鲲

  2016-07-07
  历史学家在观察历史时，已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后见”之明的地位，由于后世史家早已知晓了历史变化的种种后果，往往倾向于根据事件的结果来建立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从而为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寻找合理的解释。但对于身处特定历史情境的当世人而言，他们是雾中之人，所面对的不是历史，而是纷繁复杂、利益纠结的现实政治，他们每一个政治抉择的背后都蕴含着种种复杂而细微的考量。
• 寒鲲

  2016-07-07
  毫无疑问，史料是史家照亮过去世界惟一的镜子，但这面镜子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史料特别是正史的书写绝非是没有预设立场的，在编撰形成的过程中早已受到了种种有意或无意的扭曲与改写。因此，我们除了要继续透过史料这面镜子来了解古代世界之外，更有义务对镜子本身的作用机制保持警惕，追问我们透过镜子看到的形象是否已被扭曲变形。······特别是当史书中的某个人物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出历史的复杂情境，塑造成一种单向度的形象，那么对这种单向度的形象的可靠性的追问便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