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的第三帝国

• 西峰秀色

  2020-03-08
  在纳粹当局眼里，法律不是为了维护人类长期以来持有的公平正义原则，而是为了消灭国家公敌和表达种族感情。1936年，以德国司法理事、纳粹律师联盟负责人汉斯・弗兰克（ Hans Frank）名义发表的一份宣言这样解释纳粹法律观：法官不是位于公民之上的国家权力代表，法官是德意志人民生活共同体的一员。他的任务不是强制推行凌驾于民族共同体之上的法律，也不是推行一系列普世价值。他的任务是保卫种族共同体的具体秩序，消灭威胁性元素，起诉危害共同体的一切行为，裁决共同体成员内部纷争。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党的纲领和元首讲话中传达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是阐释法律的基础。
• 西峰秀色

  2020-03-08
  最夸张的恐怕是1934年4月24日的一项法令：图谋修改宪法，或意图以武力威胁或密谋分裂第三帝国将被判处死刑。于是，任何散发传单（这和“图谋”有关）批评独裁政体（这和“宪法”有关）的人现在都可能被抓起来杀了后来，按照1934年12月20日通过的某个法令，在某些情况下针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仇视性”言论（包括讲笑话）也能判处死刑。P72
• 西峰秀色

  2020-02-27
  要求教师紧跟纳粹路线的压力不只来自上面，他们还可能因为在课堂上不小心说错话而被捕。一次，鲁尔区的一个38岁老师在课堂上给一帮12岁的学生讲了个笑话，讲完之后她立马意识到自己的话可能被解读为批评政府；尽管她求孩子们不要告诉其他人，但还是有一个恨她的学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母，随后其父母向盖世太保报告。虽然该老师坚決否认自己有意辱骂政府，却仍被带走审讯。和她一同被带走的还有五名学生。P271
• 西峰秀色

  2022-05-15
  因违反《恶意传谣法》（Malicious Gossip Law）而被送进监狱的人传播的“谣言”多种多样：纳粹政权压制人民自由，文职官员薪水太高，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反犹色情报纸《冲锋报》（Der Stürmer）让德国文化蒙羞，达豪的囚犯遭到残酷殴打，希特勒是个奥地利逃兵，褐衫军有很多前共产党员（这是天主教保守派最喜欢讲的），赫尔曼·戈林等领导人腐败透顶。这些所谓的传谣者并非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从原则上对纳粹政权持激进批评态度的人，他们的违法言论通常不过是在含糊不清地表达不满，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插图]有些官员内心深感不安，因为正如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在1937年时说，“特别法庭处理的人大部分是喜欢嚼舌头的人。”在他看来，根据《恶意传谣法》逮捕和审判的违法分子多是一些爱发牢骚的人，并非真正反对政府。“当然，严厉打击反叛言辞是必要的，”他接着又说，“但是对一些基本无害的闲聊也施以如此严厉的处罚，可能会使亲人和朋友之间互不信任甚至反目成仇。”但是他没说到点子上。诚然，讲纳粹领导的笑话和对他们不敬的言辞不会演变为原则性的抵抗运动，多数时候人们只是在发泄过剩的精力而已。但是，纳粹党可不仅只是想镇压主动抵抗，还想消灭哪怕只有一丁点的不满，不能出现任何表明人民没有万众一心和全心全意支持自己的迹象。因此，恶意传谣和政治笑话与直接批评和抵抗对它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
• 西峰秀色

  2020-03-15
  魏玛时期的两大经济难题——通胀和失业问题都已得到解决。这都是因为国家在不断加强经济管控的力度，到1939年管控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不管“战胜失业”的宣传口号是怎样吹嘘的，纳粹的经济政策是受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的战争意志驱动，并为军方支持的。P410掠夺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腐败、敲诈、没收和明火执仗的抢劫成为纳粹政权的标志，在雅利安化中的主子和奴才眼中，非雅利安民族的生活资料和财产就是他们掠夺的对象，掠夺是他们对待这些人的核心态度。P411政府和军方常常会欠款超过一年，而这又是一笔隐性贷款。对于许多参与武器生产和武备计划的中小型企业而言，这会造成严重的现金流问题，以致无法给工人按时结款。[210]对此，政府常见的说辞就是为日耳曼种族共同体的更高利益做出牺牲。但是人民接受所谓的共同体吗？P412
• 西峰秀色

  2020-03-10
  徳语成了一门“最‘’语言，纳粹当局干的每一件事都成了“最好的”和“最伟大的‘’，它的成就史无前例、独一无二、开创历史、无可比拟。……各类纳粹机构以缩写和简称驯化自己的语言，使这些新词能够在平时脱口而出。也许最为关键的是，纳粹政权使德语充斥着战斗比喻：就业之战、生存斗争、文化战役纳粹宣传机器令德语变得尖锐刺耳、咄咄逼人，有浓厚的军事色彩。 战争中的词汇被用在了日常生活中：语言也被纳粹动员起来为战争做准备。P217
• 西峰秀色

  2020-03-15
  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首先把手伸向了总统基金。这部分开销在之前已经经过财政部内部审计，并最后获得了国会同意。总理的个人预算也经过了类似处理。而在国会被有效阉割、报纸和大众媒体被完全禁止批评政府行为之后（更不用说围绕在希特勒周围的狂热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使得从任何角度批评领袖都变得不可能），希特勒便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基金。P401供希特勒个人支配的政府开支稳定增长，到了1942年其数额已经达到惊人的2400万马克。除了这笔钱，希特勒还有《我的奋斗》赚得的版税，这本书的销量靠两个方面支撑：纳粹党组织成批购买，并强制普通德国市民书架上必须有这本书。这项收入在1933年一年就达到了120万马克。从1937年开始，希特勒的版税多了一种来源：印有自身头像的邮票——这是兴登堡都不曾干过的事情。根据当时在现场的施佩尔事后的说法，邮政部划给希特勒的一张支票面值高达5000万马克。P4031934年，慕尼黑税务办公室提醒希特勒他从来没有上交过个人所得税，那时候他已经欠了40万马克了。立马有人向这帮胆大妄为的税务官员施压，后者很快同意将这40万马克一笔勾销，并销毁和希特勒税务相关的所有档案。P403即便是没什么本事的人，只要是纳粹党员，就更容易找到工作。P406曾经有一个叫罗伯特·舍佩温克尔（Robert Schöpwinkel）的官员和另外两名高级官员——三人都是德国旅馆和酒店协会的高级官员——因为侵吞10万马克的公款而遭到调查和起诉，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腐败行为在业界太过臭名昭彰，……纳粹高层借助类似案件把自己描绘成不同于魏玛政府的坚决反腐的执政者。但实际上更多的腐败都没让媒体知道。同时，报纸对党和政府没有影响力，公众对党和政府缺乏监督，政府的权力大多都被攥在个人手里，纳粹分子对形式化的行政结构和行政制度普遍没有好感，这些因素都助长了腐败行为。在3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经济危机中...
• 西峰秀色

  2020-03-14
  魏玛宪法真正的问题是经独立选举产生的总统，他能够援引宪法第48条宣布紧急状态，因此可以获得巨大权力并直接发号施令。一战的最后一份遗产是暴力崇拜。还特别体现在年轻一代身上。他们因为年龄不够不能上战场，但却喜欢在家里模仿长辈的英雄作风。P5政治宽容最终为极端暴力主义取代。……最后，共和国的合法性被其司法偏见进一步削弱。P6宪法第48条赋予总统的命令权，它使决定绕开了国会。这时，国会的政治权力一方面上移到了总统兴登堡的圈子中，因为他有命令权，另一方面下移到了街头，街头暴力飞速增长，暴力的背后是希特勒的褐衫军在煽风点火。P8纳粹党的成功与任何具体政策无关，而是基于它为德国未来规划的远景：人见人恨、只会制造悲剧的魏玛共和国必须消失；德国人民将再次团结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不分政党和阶级，就像1914年那样；德国必须在国际舞台上重振雄风，再次成为一股领导力量。这些多多少少就是纳粹党纲。……当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街头激战正酣，兴登堡周围的阴谋家竞相给老总统吹耳边风时，第三股重要势力开始介入政治斗争：军方。军方对共产主义不断崛起和街头日益混乱的局面高度警惕；同时，它也将此看成一个机会，一个推翻魏玛民主、实行威权主义军事独裁的机会。军方希望军事独裁政权能够废除《凡尔赛和约》，把整个国家再次武装起来，夺回德国丢失的领土，甚至可能不止于此。P9军方和许多保守派团体都希望和已经是德国最大党的纳粹党合作来推翻魏玛民主。1932年5月，布吕宁被迫辞职，总理位置被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取代。巴本是一个天主教贵族地主，是兴登堡的朋友。本来只涉及范德吕伯一个人的行动，被后来的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描述为共产党人武装夺权的阴谋，这使很多中产阶级选民坚信兴登堡的命令完全正确。P11国会通过了《授权法》（Enabling Act），规定内阁可以不经过国会和总统，...
• 西峰秀色

  2020-03-15
  音乐是最抽象的艺术，因此也是独裁制度之下最难监管和控制的艺术。……大多数作曲家都在两个极端之间游走。他们必须在被接受和被拒绝之间保持微妙平衡，也必须依靠地方或中央的党内大佬支持，以抵挡别人的批评。因此，保罗·欣德米特和维尔纳·埃克这类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戈培尔、罗森博格和其他长官之间权力斗争的棋子。而如果一个作曲家或音乐家越界踩了政治红线，即使戈培尔对现代音乐充满同情，他也无能为力。P206与戈培尔对其他文化领域的认识一样，这一次他仍然清楚地意识到音乐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避难所，人们可以借此逃避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混乱。……他意识到广受欢迎的古典音乐能够抚慰人们的心灵，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接受生存在第三帝国这一现实。戈培尔自己是柏林斯卡拉剧院（Scala）的长期支持者。……演出经理会根据戈培尔是否到场来调整节目，以防其不合纳粹口味。获悉这一情况，戈培尔和从前一样直截了当地将经理撤职，清洗了管理层，并强行重新制定了一份节目单。后来他的副手赞扬这份节目单“顺从听话”。P209纳粹音乐政策既混乱又不合理，对不合法音乐的定义通常非常随便，接受或拒绝往往都是拍脑门决定的。P210审查、控制和内部斗争使音乐世界陷入僵局。到头来，就连口琴这种小乐器都无法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世界中得到明确归类。P211当然，纳粹德国从法西斯意大利那里学到了不少仪式和符号；通过规训把许多作为个体的人打造成一个整体也是斯大林统治苏联和弗朗哥统治西班牙的特征。这些政权都把艺术当成宣传工具，试图消灭所有创新性异见。它们摧毁了现代艺术中复杂和精英化的方面，强制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采用风格简单、易于为大众接受的艺术形式。苏联的社会现实主义在很多方面都和第三帝国的种族或民族现实主义颇为相似。……借助视觉和声音煽动大众的情绪诉求就已经成为有力的政治手段。……都试图挑动群众情绪，他们相信，在这个人民至上的时代...
• 西峰秀色

  2020-03-04
  每个学校都可能有两三个教师是狂热的纳粹分子，随时准备举报观点与主流不符的同事。一些更“体贴周到”的甚至还公开警告自己的同事，如果他们说了出格的话，他们有义务进行举报。老师们对公共休息室避之不及，不再在那里讨论知识性的问题。不来梅的一份报告称，一位校长“痛斥了泄露秘密和给政治警察写匿名信的行为”，呼吁停止“这类损害我们荣誉、应受谴责的做法”，他的话反映出了笼罩在德国教师公共休息室的阴云。但像他这样的教师极为罕见。学校管理委员会和家长协会从民主机构变成了管控工具。从1936年开始，校长不再从学校员工中提拔，而是从外面空降，强化了1934年树立的领袖原则：校长现在是学校的领袖，老师是他的跟班。跟班不能参与学校事务，只能接受上级的命令。P273
• 西峰秀色

  2020-03-15
  政治生活和有组织生活在政府的镇压下日益碎片化，致使人们更倾向于追求个人享乐和实现个人目的：获得稳定工作、结婚、生小孩、提高生活品质、度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力量来自快乐”提供的各种旅游项目才会在战后受到德国人的怀念。不过当人们回忆起那段时间时，他们发现很难想起当时发生了什么公共事件，就连按时间顺序重述记忆都很吃力。从1933年到1939年，甚至到1941年的这段时间在回忆中都十分模糊，毕竟日常生活的庸庸碌碌很难让人印象深刻。对很多人来说，经济上的成功才是真的，是生活唯一的意义：政治是无关的打扰，人们无法独立自主地参与政治生活，所以还不如不参加，除非不得不去。从这个角度看，1939年引发了一种怀旧情绪，那是德国一头扎进战争、毁灭、贫困、崩溃之前相对和平繁荣的最后一年，直至1948年才恢复。实际上正是30年代中后期为50年代的德国打下了基础。50年代整个德国社会工作努力，政治化程度不高，出现了“经济奇迹”。30年代末，多数德国工人虽有程度不同的犹豫，但都已经融入第三帝国。他们可能并不信服其主要的意识形态教条，对纳粹政权频繁要求欢呼和支持也感到厌烦，对其没有带来更高程度的经济繁荣感到恼怒。他们可能在很多方面都对生活牢骚满腹，私下讽刺和挖苦元首和某些纳粹机构。但是就像很多人的回忆呈现的那样，无论是借助怎样的手段，第三帝国至少给了他们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魏玛时期的经济困难和经济灾难都被克服了。就凭这个，德国工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觉得纳粹政权可以忍受，尤其因为有组织抵抗的可能性很小，表达异议的代价太高。二战爆发前夕，德国工厂和各种工作场所确实广泛存在着非正式的、个人化的不服从现象，但这绝对不是什么“反对”，更谈不上是“抵抗”，这些不服从现象从来没有让第三帝国统治精英感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危机。P482
• 西峰秀色

  2020-03-15
  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争论不休，有一个目标却是从一开始就很明确：纳粹政权决意削弱，如果可能的话就根除教会这个真实或潜在的意识形态竞争者。……德国有一个规模很小但内部十分团结的宗教团体叫“最热忱的圣经研习者”，又称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团体的成员已经起过誓，只遵守耶和华的教诲，坚决拒绝再起誓忠于希特勒，不行纳粹礼，不参加政治集会，拒绝参加选举，拒绝被征召入伍。P257纳粹党的各类组织和盖世太保官员粗暴地恐吓和胁迫他们，强迫他们屈服。然而这样做反而使他们更加顽强。1936年，耶和华见证人在卢塞恩召开国际会议，强烈谴责德国政府。受此鼓舞，德国的见证人开始散发在政府看来带有煽动性质的传单，遭到警察的逮捕和起诉。p258在监狱里，见证人们坚持信仰，拒绝和世俗政权妥协。……这些见证人相信惩罚和审判是上帝在考验他们的信仰。许多人即便遭到反复惩罚，也拒绝在监狱工作。所以说，法律压迫对耶和华见证人不起作用。家庭和群体之间的纽带令他们意志坚强、团结一心。因为他们拒绝服从，在被释放之后，警察和党卫队直接把他们送进了集中营。P258到第三帝国末期，共有1万名见证人在监狱服刑，2000人在集中营里，其中950人死亡。不过和之前一样，他们承受的苦难反而让他们更加虔诚地牺牲和殉难。从某些方面看，见证人是监狱模范，他们干净、整洁、工作勤劳。……党卫队军官鲁道夫·霍斯后来报告说，见证人拒绝列队立正，拒绝参加广场操练，拒绝摘下帽子，拒绝向集中营警卫表示哪怕一点点尊重，因为他们说，尊重只能献给耶和华。警卫用鞭子抽他们，他们反倒还要求警卫多抽几下，因为受难更能表现他们的虔诚。有些见证人因为拒绝从事军事相关工作或者拒绝在军队服役而被处死，一些同伴被迫前去现场观摩，但在观摩之后他们也要求殉难。霍斯说，希姆莱对见证人的狂热印象深刻，多次让党卫队以他们为榜样。p259耶和华见证人是所有宗教团体中唯一拒绝向纳粹政权妥...
• 西峰秀色

  2020-03-15
  德国的科研团体实力非常强，如果从科研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1933年的德国很可能冠绝全球。尤其是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部门，其科学和技术创新在第三帝国治下依旧领先全球。这些研究成果包括1938年奥托·哈恩（Otto Hahn）和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的核裂变、重要药物美沙酮和德美罗、神经毒气沙林，此外还包括喷气推进引擎、电子显微镜、电子计算机，还有冷钢挤型技术、航空红外线摄像、电源断路器、录音机、X射线管、彩色电影制作、柴油发动机、洲际导弹等。甚至还有人说历史上第一个覆盖全球的电视广播信号就是希特勒在1936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因此，虽然第三帝国在学校和大学都倾向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即使损害了其他学科发展也在所不惜，但是只要最现代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德国即将在欧洲发动的战争哪怕有一丁点关系，纳粹当局都会毫不吝啬地对其进行全方位支持。P314
• 西峰秀色

  2020-03-08
  据估计，从斯大林在20年代末夺取最高权力一直到他在1953年死去，苏联一共有75万人被执行死刑，另有至少275万人死在了集中营。……数千名在苏联寻求庇护的德国共产党人被捕，或是被送进劳改营:或是被流放西伯利亚。超过1100人被控以各种罪行，遭到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的残酷折磨，被长时间囚禁在条件恶劣的劳改营中。不少人遭到杀害。……德共政治局在1920-1933年间总计有44名成员，其中死于斯大林迫害的比死在盖世太保和纳粹政权手上的还多。——《当权的第三帝国》P66
• 西峰秀色

  2020-03-09
  一个叫夏洛特・贝拉特（ Charlotte Beradt）的人听一个社民党的朋友向她讲述了1933年2月做的一个梦。在梦里戈培尔前去那个朋友的工作地点拜访，可他却发现自己的胳膊举不起来了，因而无法向戈培尔行纳粹礼。一小时后，他终于成功行了礼，戈培尔却只是冷冷回应道：“我不需要你行礼。”自我的异化、认同的丧失、孤立、惶恐、犹疑，所有的感情都在这个梦中表现得淋滴尽致。贝拉特因此决定搜集不同人做的梦。在1939年最终离开德国前往英国之前，她一直坚持不动声色地向朋友和相识之人（特别是医生，因为医生询问患者的梦一般不会引起怀疑）询问他们都做过什么梦，搜集了大量资料。即使去掉其中政治色彩明显的内容，也足够让她以“梦”为主题写出一本书来。贝拉特搜集的很多梦可以证明人们对监视充满恐惧。（略）……夏洛特·贝拉特在记录和分析所有这些梦的内容时回忆起劳工前线（ Labour Front）领导人罗伯特・菜（ Robert Ley）的一句话：“在德国，只有梦中的人才享有私人生活。”她悲观地下结论说：从她搜集的这些梦的内容来看，就连莱的这句话也是错的。
• 西峰秀色

  2020-03-09
  在幽默中表现不敬而被抓的人只要没有前科，一般就会被无罪释放。只有在他们身上有反对纳粹的记录时，警察才会继调查，结果通常是蹲几天监狱。真正关键的是讲笑话的人，而不是笑话本身，被依法（《恶意传谣法》）关押的人多数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前共产党人或者前社民党人，这点并不令人意外。
• 西峰秀色

  2020-03-09
  来自普通人的举报很重要。……被举报的言论往往出现在小镇酒吧中，这在德国其他地方也一样，体现出德国人在这类社交场合讨论政治的长期传统。最让人震惊的是，1933年送到法庭处理的批评性言论中有3/4来自……酒吧……人们意识到酒吧隔墙有耳，不敢再在酒吧畅所欲言了。就这样，纳粹魔爪又毁去了一种社交生活。让人们明白在公共场合说话不检点就有被举报的危险，对于在人群中散播忧虑和恐怖气氛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心怀忐忑，”……重要的不是举报者是否真的无处不在，而是人们认为他们无处不在。当时已经幻灭的作家兼记者弗里德里希・雷克一马列策文（ Friedrich ReckMalleczewen)……他在1937年9月9日的日记里质疑，德国境外的人“是否知道我们完全没有法律地位，是否知道随时可能被偶遇的疯子举报是什么感受”。他反问道，外国人怎么可能理解不支持纳粹政权的人感受到的“死一般的孤寂”？当然，人们可以在私下里开讽刺时局的玩笑来缓解恐惧。……政治笑话给高压政治的人们提供了无法抗拒的喘息机会，但每个人都清楚它可能招致危险。……一个叫约享・克菜珀的记者认为，“尽管人们会讲政治笑话和心怀失望情绪，但他们依然生活在所谓第三帝国’的幻想中。”
• 西峰秀色

  2020-03-09
  诚然，讲纳粹领导的笑话和对他们不敬的言辞不会演变为原则性的抵抗运动，多数时候人们只是在发泄过剩的精力而已。但是，纳粹党可不仅只是想镇压主动抵抗，还想消灭哪怕只有一丁点的不满，不能出现任何表明人民没有万众一心和全心全意支持自己的迹象。因此，恶意传谣和政治笑话与直接批评和抵抗对它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很多所谓违法分子被推上法庭纯粹是因为倒霉。……还有一些人上法庭是私人矛盾所致。……不管举报是如何发生的，在公共场合随便说话显然是比较危险的，人们永远不可能确定说出口的话会被谁听了去。正是举报的不可预见性而非举报发生的频率让人觉得盖世太保的特工——不管是拿钱的还是不拿钱的——无处不在，不管发生了什么警察都一清二楚。
• 西峰秀色

  2020-03-09
  ……处理其他一些违反纳粹法律的事情时，比如偶尔发发牢骚、讲个政治笑话、表达个人不满等，各式纳粹间谍的报告和群众举报更为重要。比如在萨尔布吕肯（ Saarbrucken），经盖世太保地区办公室处理过的“恶意中伤”政府的案子中至少有87。5%源于各种群众举报，……让盖世太保失望的是，许多举报并非为了捍卫纳粹意识形态，而是为了挟私报复。党内高层也许曾鼓励群众积极揭露别人的不忠、不满和异议，但他们希望群众这样做是为了效忠纳粹政权，而不是为了发泄私愤和满足私欲。……住在同一幢大楼里的一些居民会去告发另一些吵闹不守规矩的邻居，办公室职员会去控告挡了他们升官路的人，小商人会检举妨碍自己的竞争对手，朋友或同事之间吵架时也偶尔会把向盖世太保举报对方当成撤手铜。中学和大学的学生有时会控告自已的老师。在惩治“恶意传谣”时，警察、盖世太保和法院倾向于对中产阶级宽容以待。但如果违法者是个工人，那么惩罚就严重得多。但传谣者多属于中下层阶级，因为来自这个群体的举报是最多的。在法律支持下，特别法庭会严厉惩处并非认真的政治异议（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没有人会在意这些异议），1933年判了超过3700人，其中多数都被关进监狱，平均刑期达到六个月。……在1933年和1934年摧毁了共产党和社民党的抵抗意志后，便开始履行新的职能：消灭对政权的任何公开批评。
• 西峰秀色

  2020-03-15
  一次，鲁尔区的一个38岁老师在课堂上给一帮12岁的学生讲了个笑话，讲完之后她立马意识到自己的话可能被解读为批评政府；……她的学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母，随后其父母向盖世太保报告。虽然该老师坚决否认自己有意辱骂政府，却仍被带走审讯。……在日常的教学场景里充斥着各种政治义务，对举报的恐惧四处蔓延。受嫌疑的老师可能经常被警察拜访。若老师想要降低日益纳粹化的教学对学生的影响，“就得在说话前再三思量，因为老‘党员同志’的子女们一直在密切监视，随时可能举报”。P2711934年末，一个社民党观察家用激烈的语言描述了当时学校的状况：教师行业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建起的一切已荡然无存。教育事业只剩下一个空壳，校舍、老师和学生都还在，然而其精神实质和内在构造都已经消失了。上面的人随心所欲地摧毁一切。他们根本不关心适当的教学方法或者教学自由。他们只负责向学校塞任务，欺负学校，指定教学方法，绞尽脑汁地限制教学材料。没有自由探索，有的只是对老师学生的密切监视。老师和学生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同理心。一切都被军事精神和训练取代了。每个学校都可能有两三个教师是狂热的纳粹分子，随时准备举报观点与主流不符的同事。……老师们对公共休息室避之不及，不再在那里讨论知识性的问题。不来梅的一份报告称，一位校长“痛斥了泄露秘密和给政治警察写匿名信的行为”，呼吁停止“这类损害我们荣誉、应受谴责的做法”，……学校管理委员会和家长协会从民主机构变成了管控工具。从1936年开始，校长不再从学校员工中提拔，而是从外面空降，强化了1934年树立的领袖原则：校长现在是学校的领袖，老师是他的跟班。跟班不能参与学校事务，只能接受上级的命令。……每所学校都有两三个协助老师的“学校助理”，总是待在教室中。老师对他们恨透了，认为他们是政治间谍（他们当然是政治间谍！）。这些人大多没有经过训练，很多人甚至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他们的意识形态干预臭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