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感

• 萌二

  2020-03-21
  政府强迫民众顺从,用各种方式控制言论,比如恐吓的方式,这在美国是前所未闻而且也是后无来者的。法案使得邮电部长伯利森( Albert Sidney Burleson)有权拒绝递送任何他认为是不爱国或者是受到政府批评的期刊。并且,国内的大部分政治演说在电视台和电台播出之前都要通过邮件接受审査。新的《镇压叛变法》规定,“发表、印刷、撰写或发行任何反叛、亵渎、贬低或侮辱美国政府言论的行为”,可判处20年监禁。人们会因为咒骂或批评政府而入狱,即使他们所说的是事实。霍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起草了最高法院意见,认为该法案一战后其仍坚持对被告判处较长的刑期一一是合乎宪法的,并提出,《第一修正案》( The FirstAmendment)并不保护那些“措辞······产生了明确、直观危险性”的言论。 国家明令禁止教授德语，同时，爱荷华州的一个政客也警告说：“教德语的人中十之八九都是叛国者。”在街上或在电话中用德语进行交谈是可疑行为。德式酸菜改名为“自由卷心菜”。《克利夫兰老实人报》（ Cleveland Plain Dealer）评论道：“国家迫切想根除叛国行为，不管这种行为是比较隐蔽还是明目张胆。”《普罗维登斯日报》（ Providence Journal）每天都登出警示标语：“除非结交多年并且彼此深入了解，否则每一个在美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都将被视为间渫。””伊利诺伊州律师协会宣布，那些为拒服兵役者作辦护的律师是“不爱国的”和“违反职业道德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Nicholas Murray Butler）是一位有影响的共和党领导人，他鼓动对政府心存不满的全体教员群情奋起，认为：“原可容忍的如今再也忍无可忍。曾经的执迷不悟成了现在的煽动叛乱。过去的愚蠢荒唐成了现今的通敌卖国。
• 云淡风不清

  2020-01-27
  在第二轮流感爆发期间，许多地方政府都无力支撑大局，于是那些真正执掌社会的人们——从费城的贵族到凤凰城的市民议会——取而代之。但总的说来，他们行使权力是为了保护整个社会而不是将其瓜分，是为了广泛分配资源而不是牟取私利。尽管人们努力着，但无论是市政府还是一些当地的私人组织掌控了权力，他们通常都无法将整个社会团结起来，因为他们隐瞒真相而失却了民心。（旧金山是少之又少的例外，它的领导人对民众开诚布公，而这个城市也毫无畏惧地应对疫病。）他们为了战绩、为了威尔逊创建的宣传机器而撒谎。我们无法估算有多少死亡是由谎言造成的，也无从知晓有多少年轻人是因为军方拒绝听从他们的军医署长的建议而白白送命的。但是，当那些权威人士向人们保证这是流感，只是流感而已，同通常的“感冒”没有什么不同之时，至少有一部分人对此深信不疑，至少有一部分人因此将自己暴露在病毒之下——倘若知晓事实，他们一定不会如此轻率。这些人当中至少有一些已经死去——倘若知晓事实，他们兴许还能活着。恐惧的确会夺人性命，那是因为人们因为恐惧而不敢照料那些需要看护但求助无门的人们，因为恐惧而不敢照料那些只需要水、食物和休息就可求得生存的人们。
• Anna

  2020-03-16
  埃弗里说，研究才是头等大事，而生活不是。研究的生命如同任何艺术的生命一样，存在于人的内心。正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将人们引领向艺术或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就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与这个消极的动机并存的还有一个积极的目的。人们总想以最为适当的方式勾画出一幅简明易懂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世界，并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以此取代它。这正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中心，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无法找到的安宁和平静。”
• 勤劳de小懒熊

  2020-02-19
  所以1918年大流感的最后一条教训，即那些身居要职的权威人士必须降低可能离间整个社会的恐慌，可谓知易行难。如果社会将“人人为己”作为箴言，它就不再是一个文明社会了。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林肯是第一个这么说，也做的最好的人。无论真相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之于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
• 云淡风不清

  2020-01-27
  确定是力量之源。确定能给人籍以依赖的东西，而不确定则使人软弱。不确定若不令人畏惧也会使人犹豫，即使行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战战兢兢的步伐也是无法跨越重大障碍的。成为一名科学家不仅需要智慧和好奇心，而且需要激情、耐心、创造力、自足和大无畏精神。不是无畏地闯入未知领域，而是敢于接受事实上是拥抱不确定。正如19世纪法国伟大的生理学家伯纳尔所言:“科学教我们怀疑。”一名科学家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他（或她）所有的工作，甚至是信念，可能会因一个独立的实验室发现而崩解。就像爱因斯坦在自己的预言被检验之前一直拒绝接受自己的理论一样，一个人必须寻求这样的发现。说到底，一名科学家能相信的就只有探求知识的过程。为了积极有力地前行——即使面对的是不确定——需要比不怕牺牲更甚的信心和力量。所有真正的科学家都是冲在前沿的。他们中哪怕最没野心的也在涉足未知领域，只要能超越已知；最出色的则深入对他们来说知之甚少的空白领域，而能用来扫除这片空白领域里的迷雾并理清其脉络的技术工具偏偏并不存在。他们在那里进行训练有素的探究；单单前行一步就能使他们透过窥镜观察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只要他们有几分正确，他们的探测就如同结晶一样，促使混沌趋于有序，进而出现形状、结构和趋势。当然，单单一步也可能使人走入死胡同。
• Apiarist

  2019-12-30
  所以1918年大流感的最后一条教训，即那些身居要职的权威人士必须降低可能离间整个社会的恐慌，可谓知易行难。如果社会将“人人为己”作为箴言，它就不再是一个文明社会了。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林肯是第一个这么说，也做的最好的人。无论真相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之于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