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的焚毁

• 这里跳个预言家

  2021-12-05
  德国反犹主义就是极为突出的例子，它导致了大屠杀，企图杀光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然而，每个共同体在试图毁入侵者的同时，也产生自掘坟墓的自毁倾向。德国的大屠杀最终促成第三帝国自毁。他们屠杀的六百万人包含了无数潜在的学者、科学家、艺术家、诗人，以及无数良善的普通人，甚至这也是第三帝国自毁的表现。他们冷酷无情地执行灭绝计划，企图实现帝国主义扩张，而这却导致他们政权的终结。大屠杀是极度猛烈的自免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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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05
  在与南方社会相比的更小范围内，黑人“共同体”本身一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也是这样的结构，它为支离破碎的黑人家庭所撕裂，而且对于既定的奴隶群体可能发展出的任何团结一致的情感，都会因其对白人构成威胁而遭到系统性破坏，这也是黑人共同体遭到撕裂的原因。这种对共同体的刻意破坏，是奴役者、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征服者的常见行为，就如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尽可能地铲除了当地可能存在的任何对部落或宗族的忠诚，为西式民主的“自由”开道。辛辛那提黑人共同体与其自身的关系是《宠儿》的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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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05
  对于活着的人来说，稳定和安全似乎在于把他们自己隔离开、围起来，免受任何阴魂骚扰完全和“另一边”割裂。叙述者说，“他们忘记她，就好像忘记一个噩梦”，“那天看到她在门廊里出现的人，在编造、打磨和修饰他们的故事之后，又有意迅速忘了她。小说的结尾似乎明确地宣称，共同体现在恢复了和睦、安宁与活力，因为它完全忘记了宠儿。遗忘、放下过去的鬼魂，是存活的代价。这甚而似乎是在呼告，人们最好不要记住美国奴隶制的可怕细节，不要记住莫里森将小说题献给的那“超过六千万”的人，不要记住他们的血泪和苦痛，不要记住他们死于奴隶制，死于从非洲来美国的路上，尽管这么说有可能意味着，无论白人或黑人，如果我们要过下去，可能不读《宠儿》会更好，“这不是一个流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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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05
  塞丝打破不可杀人的戒律，这可与圣书的三大宗教，即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创立时刻相比。在这个时刻，亚伯拉罕愿意杀以撒献祭。也许莫里森写《宠儿》时，想起了这个故事。塞丝和亚伯拉罕之间的相似和不同都同等重要。两者的献祭行为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都超越任何法律或处于任何法律之外。因此，两者都是原初性的首创行为。它们标志着与过去脱离，奠定了共同体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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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05
  那么所谓的后现代叙事又有什么特点呢？我将詹明信提出的类特点稍做修政，列出后现代叙事最突出的特点：拼盘杂烩（pasihe），即不同时期的风格混用，缺乏连贯性[与戏仿（ parody）相对；用典（ allusion）文类混合；深度感消失（depthlessness）；问题化地思考固定、统一的自我观念；缺乏情感（或者，我更愿意认为存在种特有的转向，朝向所谓“酷”的反讽情感）；“全知叙述者”弱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有心灵感应能力的叙述者并不发表评判或提供阐释：缺乏连续性，即叙事通过间断的片段组合，打破连续性；运用错层叙事（ metalepsis）、预叙（ prolepsis）或倒叙（ analepsis）、闪回（ flashbacks）、闪前（ ashforwards）等“反常的”（词源学意义上）时间切换方法；插入故事，通常由故事中某一人物来重述；突兀的语体变化或语调切换；采用高度间接的叙事，以至于真实的故事似乎通过暗示、映射，以故事隐含另一个故事的形式，在后台被讲述出来；具有一定程度的反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或最近所称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幻觉色彩，即用明确的现实主义风格讲述不可能发生的“魔幻”事件；或者，换个稍微不同的说法，作品对宗教、迷信、魔幻和超自然内容的坚持，带有一种奇怪的半反讽态度，但仅仅是半反讽；热烈而夸张地运用喜剧、闹剧或失范的社会动荡；运用某种框架故事形式，既控制、阐释故事，又同时反讽性地削弱故事本身；聚焦局外人和失败者，即“大地上的不幸者”的经历；表现一种自我牺牲式的一一或自杀式的，即通过德里达所说的自免疫的自我摧毁过程一共同体转而反对共同体自身的感觉以一种问题性的眼光看待做出伦理选择或承担伦理责任的意义；直接或间接地请读者注意虚构性或虚拟性的问题，即叙事转向自身，对自身的存在模式及其社会功能提问；因某种根本的含混性或道德上的不可判定性而抵制明晰直白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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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05
  凯尔泰斯选择反讽作为久尔考一贯的言语模式，这使小说的意义基本上“无法确定”，反而不利于作者的表达。这部小说体现了弗里德里希・施格尔所称的“永恒插叙”（ permanent parabasis），即永久地推延确定的意义。“插叙”是希腊修辞用语，指舞台幻被剧中某个人物打破的时刻，这个人物走向台前，告诉观众这部剧是出戏。①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的结尾即为一例。反讽是“永恒插叙”，而非暂时离题，因为反讽言语通篇搁置了对外部事件和人物进行直接再现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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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05
  之所以说卡夫卡的作品预示了大屠杀小说和莫里森的《宠儿》（本书第四部分的研究主题），第三个原因是这些作品都抵制明晰的阐释。比如，约瑟夫・K与神父探究《法的门前》这则寓言的意义，没有得出确定结论；久尔考不明白自己怎么能活下来，而其他那么多人却被无情杀害；莫里森《宠儿》中的塞丝锯断了她爱女的喉咙，我们很难判断她的做法是否合适。奥斯维辛的一个显著问题是，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无法解释的。这么可怕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无法理解，难以说清。即使想到汉娜・阿伦特借用卡尔・雅斯贝尔斯（ Karl Jaspers）的“平庸”一词，提出平庸之恶，即官僚化和现代技术促成了恶的产生，人类一一特别是“文明”国家的公民一一肯定也不会以如此庞大的规模被带向作恶的路径。
• 这里跳个预言家

  2021-12-05
  然而，卡夫卡的作品，就像天方夜谭中谢赫拉莎德讲故事的情形，在不确定的意义中推延，）用以延类似约瑟夫・K所面对的确定判决，他在《审判》的最后一章中被判处死刑（哈马赫，298-300；本雅明，807）。
• 这里跳个预言家

  2021-12-05
  在本章结東之前，我再简要地讨论一下第三种共同体，更准确地说，讨论一下共同体的复数形式。这种共同体有几种表现，后文分析的小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现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根据史蒂文斯和南希的观点，我似乎谈到了一个共同体要么是由与外界隔离而彼此相互关联的人群构成，要么可能由彼此无甚关联的人构成。这第三种共同体模式，则将一个既有社会视为诸多共同体的集合，这些共同体之间彼此交又、相互联系，没有任何一个共同体完全隔绝在其他共同体之外。按照这种思维模式，我们谈论的共同体就总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循此而论，任何一种现代社会集群，比如国家，都由大量的机制、机构、组织，即由米歇尔・福柯所说的机制或机器dispositifs； apparatuses）交织而成。福柯用装置（ dispositif）词，来命名某个具体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对社会、法律、政府、金融和行政进行整合，使得这些方面如机器般整体协作。
• 这里跳个预言家

  2021-12-05
  南希将人看作独体”（ singularities），而不是个体（ individualities），也就是将每一个人视为在根本上不同于其他所有人的能动者（ agents）。每一独体都拥有隐秘的他异性（ alterity），无法向其他任何独体传达。这些独体以他们的有限性和必死性为本质特征。每个独体都是瞬间即时的，从一开始即被其终将死亡这一事实所义。
• 韧勉

  2019-11-25
  《城堡》是典范，且不仅仅是典范、它精湛地展现了人类生活在某种状态下的后果，人们在这种状态下无法确知他人的想法和感受，无法确认他人的言语、眼神、脸色和体态姿势所传达的信息。这种人类生活的后果表现为共同体崩溃，叙事随之难以甚至无法保持完整和连续，结局也让人不满，在此意义上，人类生活的这些结果预示了奥斯维辛。卡夫卡似乎已经知道在奥斯维辛之后，就创作有机完整的文学作品而言，写诗是野蛮的也许正是这种隐隐约约的想法，阻止他写完任何一部小说，尽管正如前文提到的，他没写完小说，也可能是因为担心小说一旦写完，会以可怕的方式践行我曾多次提及的小说的施行力量，把他的噩梦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