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体制

• 月の出

  2022-05-10
  永生的塞壬海妖们在自己的岛屿上与世隔绝，她们除了自己的受害者就没有别的听众：与受启示的行吟诗人不同，她们从不为“未来之人”而歌唱。她们的歌声不仅“埋葬”死者，还让生者 “消逝”——这是一种奇特的葬礼。谁要是听到被她们以第三人称来歌唱，就要为这片刻的欢愉付出最沉痛的代价。她们子然矗立在渺无踪迹的岛屿上，生活在凝滞的当下中，永远不能启迪任何诗人唱起回忆的歌谣。与其说她们是哀悼的缪斯，毋宁说是某种反哀悼的缪斯，是消亡与遗忘。海伦给客人倒上“抗痛苦药”，她们则反其道行之。任何禁不住她们歌声诱惑的人，不仅无法返回，还不能成为诗人们歌唱的从前之人。（41）
• 月の出

  2022-05-09
  在其名著《摹仿论》的开头处，奥尔巴赫实际上将荷马风格与《旧约》的风格对立了起来。……他认为荷马（25）的风格特点是“前景”（premier plan，或近景），虽然有多次前瞻和回顾，但叙述始终表现为对纯粹当下的呈现，没有透视（perspective），“没有给历史和人的展开留下什么位置”。《圣经》的重要人物都“负担着更多的过去”，他们总是受到上帝之手的“揉捏”，与他们相比，荷马的英雄们的命运显然已经确定，“他们每天醒来都像是第一天”。因此在荷马那里，人物完全浮在表面，都是传说的素材，而《旧约》则呈现出一种历史性，它贯穿在人物生平之中，并且是叙述的组织线。历史本身已然存在于《旧约》之中，或已崭露头角。（26）
• 月の出

  2022-05-09
  宇宙神话存在于“每一天的事件中”。在这个意义上说，事件就是神话。不过更准确地说，事件不是单一的神话。这里的事件不是从欧洲现代史学的意义上说的，后者以事件是独一无二的理念为基础，认为只有将事件融入目的论的视角中才能理解（并掌握）其新颖性，根据这种目的论的视角，“如果没有过去的话，也还会有未来”：这是进步和进程所要求的。这里的事件也不是从一度自称为非事件的历史学的意义上说的，这种史学否认事件有任何实在的价值，认为它只是巨浪破裂时抛出的泡沫留下的痕迹（而计算泡沫的数量是无法理解大海的运动的）。而这里的事件正相反，它是被直接感知的，“依据的是被认可的结构秩序，这种秩序与创始事件是一致的”。它不是突然降临的，而是复归；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重复出现的。（15）
• 月の出

  2022-05-09
  如果说每种文化秩序都有其特有的历史性，甚至特有的历史性体制，斐济就代表着“英雄历史的范式”：包括其得以可能的条件，它的某种“历史意识”形态。这种意识为“穷人的年鉴”和“英雄的年鉴”所共同分享，前者有关习性和小故事，后者则将神话与历史连接在一起，确切言之，“清楚明白地将历史像神话性实在的隐喻那样组织起来”。（13）
• 月の出

  2022-05-09
  借用列维-斯特劳斯的原话，即便各个社会的历史性之度都是一样的，但“它们关于自身认识的主观意象”，以及“它们感知”这一历史性的“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关于历史性的意识、对历史性的利用，都是不同的。换言之，历史性的模式，或曰体验、思考和运用历史性的方式，过去、当下和未来之间的扭合方式，都是参差有别的：这就是它们各不相同的历史性体制。（5）
• 月の出

  2022-05-09
  历史性的体制这一假说是从我们当下的世界出发而提出来的，目的是让历史学家就我们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这里说的历史学家是指这样一种人，他要面对好几种时间，他在当下与过去之间建立某种来往关系；不过，这里的过去毋宁说是复数的过去，它有时还很遥远，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这种往来运动有其独一无二的特性。历史性的体制从不同的时间经验出发，志在成为一种解释学工具，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各种时间或整体意义上的时间——而不是单数的唯一的时间——但主要是各种时间危机的时刻，当过去、当下和未来之间的关系不再确然无疑，这种危机便到来了。难道这不首先是某种时间的“危机”吗？因此这是近乎一种从内部阐明今日关于时间之追问的方式。诸种范畴的含糊给今天的时间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们究竟是面对一种已被遗忘的过去，还是一种被过分唤起的过去？是面对一种几乎从视阈中消失的未来，还是特别阴森逼人的未来？是面对一种不断在即刻中耗尽的当下，还是几近停滞和没有尽头——如果不是永恒的话——的当下？这还是一种澄清各种争辩的方式，如关于记忆与历史、记忆反对历史、遗产仍然不够还是已经太多，等等。（xxix）
• 月の出

  2022-05-09
  在整个历史的长河中，从不缺少伟大的“时间学"（chronosophies），一种混合着预言和年代分期的学问，一种关于普遍历史的言说——从博须埃到马克思，中间还有伏尔泰、黑格尔和孔德，还有后来的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这些建构的驱动力来自对未来的探究，不管支撑它们的假设前提如何不同（但大体上都倾向于某种循环论或线性视角），从根本上说，它们都试图把握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都试图发现和确定这种关系，进而控制它们，以便进行理解和预见。（xxiii）
• 月の出

  2022-05-09
  记忆与遗产……作为我们与时间之关系的某种形迹，某种征象，即反映、折射、遵循和反抗时间秩序的各种方式，它们是当下时间秩序的不确定或某种“危机”的见证者。（xxiii）
• 月の出

  2022-05-09
  该与过去一当然是复数的过去维持怎样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与未来是何种关系？不要忘记还有与当下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不要冒只看到当下的风险：那么，从当下一词本身的含义而言，如何寓居于当下？应该摧毁什么？保留什么？重建什么？构建什么？如何构建？如此多的决定和行动都必然涉及与时间的明确关系。谁会对此视而不见？（xxi）
• 月の出

  2022-05-09
  不管怎样，记忆（Mémoire）已经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一个元历史的、有时近乎神学的范畴。有人声称要让一切都成为记忆，并很快就认为记忆优先于历史，记忆的承载者已成为我们公共领域的核心人物：证人。人们在反思遗忘，人们在强调并援引“记忆的责任”，但有时也开始斥责记忆与遗产的滥用。（xvii ）
• 月の出

  2022-05-09
  这种当下主义的当下远不是统一的、单义的，对它的感知因为人们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而大不相同。一方面是各种流溢的、加速的、强调流动性且不断增强流动性的时间；另一方面，对社会学家罗贝尔·卡斯特尔Robert Castel）所称的 “不稳定劳动阶层”（précariat）来说，是一种处于全然的减速状态的当下，这里没有过去除非是某种复杂形态的过去（对移民、流亡者和移居者更为明显）也没有真正的未来规划的时间对他们是封闭的）。因此当下主义可能是一个开放或封闭的地平线：对日益剧烈的加速和流动而言是开放的，对苟延残喘的生活和停滞的当下而言是封闭的。还应补充一点，我们的当下还有另个维度：未来不再被视为一种应许，而是一种威胁以灾难的形式呈现，这是一种灾难的时间，而我们自己就是灾难的制造者。（vi）
• 一块红布

  2020-10-27
  “记忆之场”一说本身还指向记忆之术，后者又将人们引向古代的演讲术。古代演讲术的经典定义是西塞罗给出的：场所（locus）就是演讲者准备其演讲词（discours）的地方（比如房屋中的房间，或者柱廊），他需要在这里将自己想讲的意象（images）组织起来。他尤其应该选择那些活生生的意象 （imagines agentes）。从这个意义上说，《记忆之场》是对关于场所和记忆的修辞概念的一次运用。虽说演讲者的场所总是人造物，但根据诺拉的定义，场所绝不是简单给定的：它是建构起来并需要不断重建的。对于研究记忆之场的历史学家来说，应该寻找那些依然活跃的场所，即西塞罗的活生生的意象，但与选择场所以便记诵其演讲词的演说家相反，历史学家是从场所出发找回“话语”（discours）， 因为场所曾是话语的载体。造就记忆之场的，说到底是因为各种不同的记忆之路交会于一个十字路口。所以只有被反复提起、重温、改造和重组的场所才依然活着（agentes）。
• 一块红布

  2020-10-20
  根据马塞尔·德蒂安的看法，“荷马及其史诗远不是率先揭示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分离（séparation）的见证者，对希腊本身而言，它们可以被视为将过去理解为已发生之事，且呈现与当下不同之面貌的最难克服的障碍之一”。这一决然的论断印证了埃里希·奥尔巴赫 （Erich Auerbach）以前提出的一个重要看法，尽管他采取的是不一 样的视角和途径。在其名著《模仿论》（Mimesis）的开头处，奥尔巴赫实际上将荷马风格与《旧约》的风格对立了起来。通过比较关于以撒（Isaac）献祭的叙述和奶母欧律克勒娅（Euryclée）认出终于回到 伊萨卡的尤利西斯（幸亏野猪在他身上留下的一块伤痕），他认为荷马的风格特点是“前景”（premier plan，或近景），虽然有多次前瞻和回顾，但叙述始终表现为对纯粹当下的呈现，没有透视（perspective），“没有给历史和人的展开留下什么位置”。《圣经》的重要人物都“负担着更多的过去”，他们总是受到上帝之手的“揉捏”，与他们相比，荷马的英雄们的命运显然已经确定，“他们每天醒来都像是第一天”。因此在荷马那里，人物完全浮在表面，都是传说的素材，而《旧约》则呈现出一种历史性，它贯穿在人物生平之中，并且是叙述的组织线。历史本身已然存在于《旧约》之中，或已崭露头角。
• 越轨者阿龙

  2021-04-27
  汉斯・夏隆（ Hans Scharoun）宣布，“无法在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同时又重建旧建筑”，这一宣言在两边都可以得到赞扬。夏隆是著名的建筑师，大战刚结東时曾担任城市规划和建筑委员会的主席，并建造过著名的柏林爱乐音乐厅。21世纪初的柏林是整个欧洲的记忆之场。简言之，是徘徊在失忆和记忆的责任之间的典型城市。在那里，不同时间秩序残留下的碎片、标记和痕迹，时时映入我这个漫步其间的历史学人的眼帘，就像人们所说的建筑物中的不同柱式那样。因此，历史性的体制这一概念形成于太平洋诸岛的海岸边，完成于柏林这个欧洲现代历史的中心。正是在柏林，这个概念经过一番加工之后，在我看来终于成形了。在“时间的秩序”中，我们将首先从斐济群岛前往斯克里埃（ Scherie），即从萨林斯研究过的太平洋岛到荷马笔下的主人公尤利西斯穿越的那片海。这是两次运用“远距离视角”，是对这一概念的首次尝试。在一次长途穿越将我们几乎直接送往18世纪末的欧洲之前，我们将在中途稍作驻足，这个中途站题为“尤利西斯未曾读过奥古斯丁”，此处将对基督教的时间经验、基督教的时间秩序或曰基督教的历史性体制稍加阐述。随后，我们来到欧洲一个剧烈的时间危机的时刻，这个时刻以法国大革命为中心，而夏多布里昂（ Chateaubriand）将是我们的主要向导。他将带领我们从旧世界走向新世界，从法国走到美洲，然后再回来。这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在《墓畔回忆录》的末尾写到，自己是一个“游水者”，他碰到了“两条河的交汇口”，他好像处于两种时间秩2序之间，在两种历史性体制之间挣扎：旧的和新的、现代的。因为他的著述总是从这场体制变革开始，也总是回到1789年撕开的这时间缺口。
• 越轨者阿龙

  2021-04-27
  汉斯・夏隆（ Hans Scharoun）宣布，“无法在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同时又重建旧建筑”，这一宣言在两边都可以得到赞扬。夏隆是著名的建筑师，大战刚结東时曾担任城市规划和建筑委员会的主席，并建造过著名的柏林爱乐音乐厅。21世纪初的柏林是整个欧洲的记忆之场。简言之，是徘徊在失忆和记忆的责任之间的典型城市。在那里，不同时间秩序残留下的碎片、标记和痕迹，时时映入我这个漫步其间的历史学人的眼帘，就像人们所说的建筑物中的不同柱式那样。因此，历史性的体制这一概念形成于太平洋诸岛的海岸边，完成于柏林这个欧洲现代历史的中心。正是在柏林，这个概念经过一番加工之后，在我看来终于成形了。在“时间的秩序”中，我们将首先从斐济群岛前往斯克里埃（ Scherie），即从萨林斯研究过的太平洋岛到荷马笔下的主人公尤利西斯穿越的那片海。这是两次运用“远距离视角”，是对这一概念的首次尝试。在一次长途穿越将我们几乎直接送往18世纪末的欧洲之前，我们将在中途稍作驻足，这个中途站题为“尤利西斯未曾读过奥古斯丁”，此处将对基督教的时间经验、基督教的时间秩序或曰基督教的历史性体制稍加阐述。随后，我们来到欧洲一个剧烈的时间危机的时刻，这个时刻以法国大革命为中心，而夏多布里昂（ Chateaubriand）将是我们的主要向导。他将带领我们从旧世界走向新世界，从法国走到美洲，然后再回来。这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在《墓畔回忆录》的末尾写到，自己是一个“游水者”，他碰到了“两条河的交汇口”，他好像处于两种时间秩2序之间，在两种历史性体制之间挣扎：旧的和新的、现代的。因为他的著述总是从这场体制变革开始，也总是回到1789年撕开的这时间缺口。
• 一块红布

  2020-10-27
  在米什莱强有力的语言中，历史学家就是档案馆里的丈量员，亡灵的造访者，他应该懂得如何倾听“众多被窒息的灵魂的低语”——对于所有这些亡灵，当下是有所亏欠的。这些致死者的哀歌也涉及认识论问题，它们拒绝割裂过去与当下，而这一割裂正是现代历史学的肇始。
• 一块红布

  2020-10-27
  那么纪念呢？它首先是宗教性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就在纪念发生的那一刻，即在最后的晚餐上， 它从一开始就像想要在将来被人纪念，这样就将从此之后应不断回想和模仿的这个人的缺场，也就是说他的不可见的在场包含了将来。
• 一块红布

  2020-10-27
  但这里有个悖论。罗马是艺术圣地，但艺术并不是罗马的，而是希腊的。罗马人只是模仿了希腊人。但为什么温克尔曼去了罗马而没有去雅典呢？要知道，他曾好几次憧憬着去雅典，但从未成行。在回罗马的途中，他在的里雅斯特被谋杀，他无须再为离开罗马而狠下决心了。因为雅典是一个理想，而不是或不再是一个有一天可以到达的“地方”（lieu）。而罗马，用《约翰福音》中的话来说，是值得“你来看”的，温克尔曼曾好几次用这句话激励他的通信者亲自前来参观这些地方。然而，在场并不以完整性的模式而出现。在场也是由缺席构成的，因为懂得去观看的人所看到的是已经看不到的事物的痕迹。在这种条件下，懂得去看就会产生对历史的选择：采取历史学家的视角，以适应各种缺失。这就是《艺术史》那令人震惊的结论：“可以说，我们拥有的只是我们意愿中的物体的影子；不过它的缺失会增强我们的渴望，我们思索其复制品时的专注，甚至高于如果 拥有原作时的专注程度。”因此，任何诞生，即使是新生，也是一种分离，一种距离意识的产生，这种距离是今后任何事物都不能填补的。人们认识到了断裂，但否认断裂，更确切地说，这种距离可以产生一种审美愉悦，但也可产生一部艺术史规划。时间转变了。
• 一块红布

  2020-10-27
  从时间关系的角度来看，遗产的激增作为一种迹象，反映了过去和现在的何种状态？当然它是当下与过去之间断裂的迹象，人们经历的加速感就是体验这种断裂的一个方式：从一种记忆体制转向另一种，皮埃尔·诺拉的思考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的。这个概念的历程确定无疑地表明，绝不会是连续性滋生了遗产，恰恰相反，它来自时间秩序的断裂和被质疑，还有随之而来的缺席与在场、可见与不可见的各种规则，后者标志并引导着持续不断但始终在变化的符号载体的生产方式。遗产是一种经受断裂、认识断裂、减轻断裂的方式，它标示、拣选并生产出符号载体。遗产概念的出现内在于西方历史的长时段中， 它有过多种状态，每一种都与时间秩序受到质疑的动荡时代相关联。遗产是危机时代的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