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未来

• 沉璧

  2020-07-27
  目前，衡量幸福最好的实践方法是使用一种描述“生活阶梯”（从最糟糕情况到最理想情况的十级量表。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比直接询问幸福感更稳定的方法，后者会受到被访者当时情绪的影响。《2017年世界幸福报告》记录了用“生活阶梯”做的调查的结果。（注释）
• 沉璧

  2020-07-27
  因为没有更好的术语，我姑且把我提出的这些弥合分歧的政策统称为“社会母爱主义”（ social maternalism）。我主张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但政府不能公然给自己授权。政府的税收政策应遏制强者攫取其不应得的收益，但不能热衷于把富人的收入分给穷人。政府监管应赋予“创造性破坏”（竞争驱动经济进步的过程）中的受损者索取补偿的权利，而不能试图阻挠这个赋予资本主义惊人活力的进程本身。政府倡导的爱国主义应当具有凝聚力，取代对支离破碎的受害者身份认同的强调。
• 沉璧

  2020-07-27
  公共选择理论认识到，公共政策决定通常不是由超然的圣人做出的，而是通过平衡包括官僚集团自身在内的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而形成的只有当决策者像二战那一代人一样对国家利益充满激情时，才能确保社会规划者是无私的。
• 沉璧

  2020-07-27
  尽管左右派的新意识形态呈现出截然对立的面貌，但它们都强调个人，并推崇精英统治：左派推崇的道德优越的精英与右派推崇的经济能力优越的精英竞争。左派眼中的超级明星是很有德行的人，右派眼中的超级明星则是极为富有的人。
• 沉璧

  2020-07-27
  罗尔斯反驳边沁对自然权利的批评，提出了另一项总括性的理性原则：判断一个社会是否道德，要看其法律制度是否有利于最弱势的群体。
• 沉璧

  2020-07-27
  最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人们的这种反对态度。乔纳森・海特（ Jonathan Haidt）在一本精彩著作中考察了世界各地的基本价值观。他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珍视六种价值观：忠诚、公平、自由、等级制、关爱和圣洁。合作运动（co- operative movement）构建的互惠性义务是基于忠诚和公平的价值观。推倒12社区这种由功利主义先锋队实施的父爱主义管理手段，违背了忠诚、公平、自由的价值观。而且在神经科学帮助下进行的最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规划者钟爱的现代主义设计违背了人们共同的审美标准，故而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
• 沉璧

  2020-07-27
  所有的道德义务都由顶层的国家承担，责任由道德上可靠的先锋肩负。公民不再被视为负有责任的道德行动者，而仅仅扮演消费者的角色。社会规划者和作为先锋的功利主义天使们是最高明的一一父爱主义的社会管理取代了社群主义。这种自信的父爱主义管理的典型例证是二战后的城市政策。汽车越来越多，需要立交桥，人越来越多，需要住房。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用推土机把成片的街道、居民区夷为平地，代之以现代化的立交桥和高楼大厦。但令功利主义先锋困惑的是，这样的做法遭到了强烈抑制。假如改善穷人的居住条件是唯一的间题，那把社区推倒重建就是合理政策。然而，这一政策危害了真正为人的生活赋予意义的社区。
• 沉璧

  2020-07-27
  经济人（ economic man）完全自私，无限贪婪，只关心自己。这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但为了评估公共政策，经济学需要一种衡量方法，把所有这些心理反常的个体的幸福感（或日“效用”）加总。功利主义成为这种计算的理论基础：“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条原则，碰巧适用于求最大化的标准数学方法。“效用”被认为来自消费，随着消费的增加，效用的增量越来越小。在社会总消费量固定的情况下，要实现效用最大化，只需以一定方式进行收入再分配，以使每个人的消费完全相等。
• 沉璧

  2020-07-27
  在边沁的功利主义中，道德从理性原则中推导出，与人的本能价值观相分离一一判断一个行为是否道德，要看它有没有促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人的本能价值观达不到这条神圣标准，所以社会需要道德健全的技术官僚作为先锋队来治理国家。
• 沉璧

  2020-07-27
  人们很快用各种旧意识形态来解答新的焦虑，导致左派与右派陈腐而过激的对抗再次出现。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诱人的组合，简单的道德确定性和无所不能的分析，能够为任何问题提供自信的答案。几种复兴的意识形态，诸如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17世纪的宗教原教旨主义，都曾引诱着社会走向悲剧。由于这些意识形态失败了，失去了大多数追随者，所以能领导这场复兴的意识形态型政客少之又少。仅存的一些此类人从属于小型的残余组织：他们持狂热的偏执心理，太过沉溺以至于不愿直面已经发生的失败。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己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 late capitalism）的时代，这使得共产主义复兴成为可能：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书又开始大批出现。
• 沉璧

  2020-07-27
  大自然厌恶真空，选民也一样。现实与可能性之间的鸿沟导致的挫折感为两种伺机而动的政客提供了动力一民粹主义者和意识形态分子。
• 沉璧

  2020-07-27
  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怨恨中夹杂着恐惧。他们认识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群体在社会上和文化上都在疏远他们。他们断定：这种硫远以及（被视为利益攫取者的）更受偏爱的群体的兴起，都在削弱他们求取援助的呼声。正当他们更需要社会保障的时候，他们对社会保障的前景却日益失去信心。
• 沉璧

  2020-07-27
  新的成功者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普通劳动者，而是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新技能的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阶层，他们在大学里相遇，形成新的共同身份，基于技能对彼此心怀尊重。他们甚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道德，将少数族裔、性取向等特征上升为群体身份，将其视为受害者。他们宣称只有自己关心受害者群体，从而对受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人主张道德优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组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层，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更信任政府并彼此信任。
• 沉璧

  2020-08-02
  面对新的焦虑，我们应当看到，真正重要的经济威胁是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命运发生的新的严重分化。面对极端宗教与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崛起，我们应当看到，真正重要的社会威胁是社交媒体的回音室效应导致的对立身份群体的社会分裂。在英国脱欧事件和唐纳德·特朗普崛起后，我们应当看到，真正重要的政治威胁是排他的民族主义。自由派放弃共同归属感及本可由这种归属感支持的良性爱国主义，也就是放弃了唯一能把我们的社会团结起来共同寻求解决方案的力量。自由派大意而不负责任地将这种力量交给了江湖骗子式的极端派，他们正得意洋洋地为实现自己的偏激目的而扭曲这种力量。
• 沉璧

  2020-08-02
  社会民主主义的源头是19世纪人们为解决当时的焦虑而发起的合作运动。以团结叙事为基础，人们结成不断深化的互惠义务网络，解决了当时的焦虑。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领导者逐渐从合作运动变成了功利主义的技术官僚和罗尔斯主义的职业法律人。他们的伦理观让大多数人缺乏共鸣，于是选民逐渐收回了对他们的支持。
• 沉璧

  2020-08-02
  工作应该给人生的核心岁月带来目标感。目前，对许多幸运者来说，工作有这样的效果，但并非对所有人都如此。许多人发现自己从事的工作几乎不提供获得尊严感的机会。因为这些工作的技术含量太低，不足以成为自豪的来源；或者这些工作无法让人觉得对社会有贡献，因此无法产生满足感。这才是失败的症结，而不是因为简单的薪酬差异；由于这样的失败，家庭的分化变成了工作的分化。
• 沉璧

  2020-08-02
  花旗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比特（ Willem Buiter）恰如其分地指出：三分之一的律师创造我们称为“法治”的巨大社会价值。还有三分之一的律师在处理本质上是零和博弈的法律纠纷：各方都会为赢得这场博弈而过度投资，所以这些投入对社会无用。法治代表着巨大的公益，但没有任何商业律师致力于实现“正义”，他们只想努力在博弈中胜出。法律纠纷的当事人购买的最后一小时的律师服务，其产生收益的方式不是创造更多正义，而是以牺牲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增加赢得博弈的机会。最后三分之一的律师是社会掠食者：他们受雇借助法律骗局从高生产率者那里分一杯羹，是终极的寻租者。
• 沉璧

  2020-08-02
  学校里最重要的活动不是教学，而是同学群体内的互动。学校在社会构成方面的差异，会复制和放大最初的家庭间差异。硅谷人土认为他们的科技为低受教育程度家庭的孩子打开了知识世界，但事实与他们的期望恰好相反：互联网扩大而不是缩小了机会方面的差距。现在所有人都能上网，但近期的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孩子学会利用互联网来扩展知识，而低受教育程度家庭的孩子则用互联网来消遺。
• 西峰秀色

  2021-06-09
  整个过程中，所有人只是在努力把自己获得的尊重最大化。但由于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一道裂痕出现了。高技能水平者把突出的身份改成了自己的工作。……“工作很有成就感，已经与身份密交织在一起。”同时，受教育程度较低、自身工作较缺乏成就感的人会继续突出国籍，但开始感到被边缘化。因为自鸣得意的高技能水平者比被边缘化者得到更多尊重，所以他们热衷于向其他人表明他们的确更突出自己的技能身份。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迈克尔・斯宾塞的信息传递理论中的一项重要洞见来预测他们将如何突出这种身份。为了让别人相信我已选择放弃将国籍作为我的突出身份，我需要做一些在未放弃的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我需要贬低国家。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精英频繁地贬低自己的国家他们是在寻求尊重。这能把他们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清楚地分开。通过退出共同的国家认同，他们减少了继续认同国家者得到的尊重，所以别人对他们产生怨恨就不足为奇了。我希望你会觉得这里的一些描述很眼熟。——《资本主义的未来》P57